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於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研究

最近因爲中mei貿易zhan的原因，一直在學習或思考“產業升級”與“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jingji問題，有很多心得與體悟，雖然很複雜也很關注guojia、個人、或後dai的命運和未來，但生活終歸是簡單的快樂、純粹、粗茶淡飯與平靜，因爲讀書或思考，精神是富足與豐盈的，這就足夠了！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筆記摘抄： 1）相比“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新近提出的概念，經濟學中更爲歷史悠久的“陷阱”是“馬爾薩斯陷阱”​。200多年前，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因此，在農業社會，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糧食緊缺和人地矛盾。多增加的人口將以瘟疫、戰爭和饑荒等方式被消滅掉，最終人口將下降到與生存資源的生產水平相適應的數量。以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觀點，在農業社會，作爲資本的土地資源固定不變，產出的增加僅僅依靠勞動力的投入增加，但由於勞動的邊際產量遞減，勞動力的增加對總產出的增益會逐漸減少，這會導致人均產出逐步下降，最終人均產出減少到不能滿足基本生活必需的時候，人口的上升將受到抑制，瘟疫、戰爭和饑荒就會爆發，此後，當人口消減到人地比足夠低時，新一輪的經濟繁榮期開啓，由此週而復始。​“馬爾薩斯陷阱”描述的正是農業社會勞動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2）“馬爾薩斯陷阱”帶來的治亂循環最終在“大分流”開啓後，被西歐首先打破。一方面，廣袤的美洲殖民地的出現，爲西歐提供了巨量的土地資本供給；另一方面，工業革命通過將蘊含技術創新成果的機器設備引入生產中，從而打破了土地資本固定的前提。從此資本數量可以通過儲蓄和投資不斷增加，隨着技術創新和資本的積累，勞動不再受制於邊際報酬遞減，​“馬爾薩斯陷阱”隨之被跨越，至此世界農業國先後開啓了工業化之旅。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就是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跨越“馬爾薩斯陷阱”或“貧困陷阱”​。 3）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通過引進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先進技術，採用技術模仿和吸收戰略，衆多低收入經濟體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升級，成功跨越了“馬爾薩斯陷阱”​，從低收入階段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然而，這其中還能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升爲高收入經濟體的，在101個樣本經濟體中僅有13個，超過87%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Agenor，Canuto and Jelenic，2012）​。這一現象的成因被歸爲這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喪失，投資又面臨嚴重的邊際報酬遞減。但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又是如何擺脫勞動力成本高企和投資邊際報酬遞減的呢？ 4）實際上，無論是低收入經濟體面臨的“馬爾薩斯陷阱”或“貧困陷阱”​，還是中等收入經濟體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高收入經濟體目前面臨的“長期停滯”或“高收入陷阱”​，所有一切增長陷阱的跨越方法都在於如何激發技術創新，並將技術創新的成果商業化，形成具備更高勞動生產率的高新技術產業，並將與之匹配的人力資本和物資資本投入其中，以克服勞動或投資邊際報酬遞減。“馬爾薩斯陷阱”的根本成因在於：在農業資本—土地的數量固定的前提下，勞動力不斷增加投入必然引發邊際報酬遞減。工業革命引入的機械化生產和化肥等新科技大幅提高了農業自身的生產率，並將農業勞動力轉移至生產率更高的工業，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破解了“馬爾薩斯陷阱”​。 5）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成因在於：發展中國家在承接發達國家的中低端製造業後，隨着農業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完畢，投資於中低端製造業的資本邊際報酬最終會出現遞減，而且中低端製造業競爭性強，無法形成足夠的市場勢力，利潤微薄且易於被競爭者替代。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大力促進技術創新，特別是從技術模仿到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將積累的資本投向具有壟斷勢力、利潤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高端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完成產業升級。並通過發展文教衛部門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以滿足高端產業的需求，緩解勞動力數量下降帶來的邊際報酬遞減。 6）高收入陷阱”的根本成因在於：發達國家的基礎科學研究停滯不前，從而未能將技術前沿進一步向前推進；或是雖然基礎科學研究取得進展，但科研成果短時間內還難以大規模商業化和產業化，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與此同時，現有的高端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市場趨於飽和，且受到來自新晉發達國家產業升級的競爭，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能力下降。因此，投資於高端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資本邊際報酬最終也出現遞減，同時本已較高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難以進一步提高。因此，跨越“高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通過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拓展技術前沿，並加快科研成果的商業化和產業化，以向具有更高生產率和壟斷利潤的高新產業升級。綜上所述，無論是“馬爾薩斯陷阱”​，還是“中等收入陷阱”​，或是“高收入陷阱”​，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是跨越一切增長陷阱的關鍵所在。因此，本書將聚焦於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這一視角，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機理和跨越路徑。 7）本書聚焦於以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視角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機理與跨越路徑。全書共分六章，研究思路如下。第一章是總論，介紹了研究的背景和意義、思路和內容、方法和創新點。第二章探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定量識別，並在總體上對“中等收入陷阱”各類成因的假說進行了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發現“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是技術創新不足與產業升級乏力。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從收入差距和自主創新，產業轉型和消費升級兩個角度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機理進行了深入解析。第五章和第六章則分別從技術創新視角下製造業創新升級和服務業創新升級兩個部分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徑進行了全面探索。本書爲中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目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參考。 8）除第一章是總論以外，其餘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二章利用“增長塌陷”的識別方法，對世界119個經濟體61年來的“增長陷阱”進行了定量識別，從統計角度證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觀存在。在此基礎上，對現有的識別方法進行了評估和修正，並識別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後發經濟體及其陷入陷阱的持續時間。進一步通過實證檢驗得出以下重要結論：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在兩個不同階段具有各自的風險特徵：​“下中等收入陷阱”與“低收入陷阱”的成因相似，當人均GDP在2706美元時其觸發概率最大，此後逐漸下降；​“上中等收入陷阱”與“高收入陷阱”的成因類似，但就後發經濟體的統計數據來看，其觸發的風險在上中等收入階段不斷上升，並在15480美元時達到峯值。這一收入水平處於高收入組的下限附近。因此，即使一個經濟體成功邁入高收入階段，在開始的5年時間裏也應該繼續推進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避免重新落入“上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二是“下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概率主要取決於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的進程，以及基礎設施這些看得見的硬件狀況；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概率則取決於收入分配、研發投入、消費升級、人力資本、產業結構這些關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軟件條件。因此，儘管中國在下中等收入階段表現優異，超越了“亞洲四小龍”的同期表現，但上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更強調創新驅動下的高質量發展，而不是經濟增速本身。這就需要在技術創新的“需求拉動”因素方面，更加註重當前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推動消費結構向知識消費升級，大力發展文教衛等關乎民生的公共服務業。而在技術創新的“技術推動”因素方面，應更加註重通過教育改革提升人力資本的數量與質量，加大政府與企業的研發投入力度；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此促進製造業的高端化；加強高技術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以此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向創新轉變。第三章聚焦於收入分配和自主創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內在機理和現實路徑構建了一個連續收入分佈和創新不確定環境下企業自主創新的數理模型，發現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消費者收入水平與收入差距的不同組合會對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行爲產生迥然不同的影響。對於內資企業而言，當其所在經濟體處於低收入階段時，不論收入差距如何，收入水平的提升均會對自主創新起到促進作用；但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如果收入差距未能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縮小，則內資企業自主創新會受到一定的抑制。這一微觀機制會導致貧富分化嚴重的後發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階段後，無法順利轉型爲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此時，由於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導致的要素價格上漲，還會促使外資企業逐漸撤離該經濟體，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內資企業若無法及時擔起驅動經濟增長的重任，將會使得該經濟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使用數值模擬的方法直觀地描繪了收入水平與收入差距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如果隨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不能有效縮小，則“中等收入陷阱”將必然出現。在此條件下，即使提高研發效率和產品質量上限也無法使得經濟增長擺脫陷入停滯的結局。但如果一個經濟體隨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能不斷縮小收入差距，則可以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章還使用中國的面板數據，驗證了之前模型推導的結論。基於上述研究結論，一個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並不一定能自動帶來內資企業自主創新水平的提高。若要提高內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議採取如下的政策：首先，政府應全面推進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其次，由於中國基尼係數偏高的主要原因在於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政府還應通過提升城鎮化水平來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實現包容性增長，增強農村居民對自主品牌產品的需求，促進內資企業在外資企業缺乏優勢的農村和小城鎮，進行面向中低收入羣體的技術創新。最後，政府還應當更加重視有利於創新的制度建設，以此促進研發效率的提高。 9）第四章聚焦於產業結構轉型和消費結構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內在機理和現實路徑。首先通過LOWESS擬合與典型事實的對比分析，發現拉美型“中等收入陷阱”的統計特徵在於低效率的消費性服務業對高效率生產性服務業的替代；而東南亞型“中等收入陷阱”的統計特徵在於文化、教育、衛生等知識消費比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在此典型事實的基礎上，本章提出了一個包含製造業、消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文教衛部門的多部門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通過其中蘊含的人力資本積累的循環反饋機制，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端製造業的互動融合機制，知識消費的效率補償機制，勞動生產率增長差異的價格傳導機制，揭示出轉型視角下，產業結構轉型、消費結構升級與“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之間的相互聯繫與內在機理。通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檢驗，對上述機制進行了驗證，闡明瞭拉美經濟體和東南亞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機理，並對比分析了中國跨越陷阱時可能存在的風險點。還通過對一般均衡模型的數值模擬，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在不同政策組合的邊界條件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10）本章的重要觀點有如下三點：第一，從產業結構轉型和消費升級的視角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邏輯是：當經濟發展接近高收入階段，隨着一個經濟體人均收入水平的繼續提高，消費者通過中低端製造業和消費性服務業完全滿足其衣食住行上的基本消費需求後，開始追求更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但受制於文化、教育、衛生體系未能積累起足夠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國內的高端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後，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有效供給繼續滿足消費者的消費升級過程。從總量上看，這會導致經濟缺乏新的消費增長點，增長乏力；與此同時，能爲國民帶來更高收入的高端產業的缺失，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制約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從而造成惡性循環。從結構上看，這一循環既催生了中低收入的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又造成了高收入的新興產業產能不足，從而形成結構性失業，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爲應對貧富懸殊問題，拉美經濟體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催化下，又實行了不切實際的福利趕超，進而導致了財政赤字、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最終使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11）因此，中等收入階段的產業結構轉型與消費結構升級問題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着力點所在。第二，通過對“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測度與實證分析，發現：​（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獨有優勢在於文教衛部門良好的效率提升效應，高層次人力資本優異的長期增長潛力，以及知識消費良好的效率補償機制。​（2）拉美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導致生產性服務業和文教衛部門規模萎縮，使得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於消費性服務業的過度擴張，從而導致“成本病”​。​（3）亞洲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於文教衛部門的效率提升不足，以及知識消費的效率補償機制存在問題。​（4）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主要風險點在於文教衛部門的效率提升不足導致人力資本積累的循環反饋機制存在失效的風險，此外，知識消費的效率補償機制也有較大的改善空間。第三，通過計算機仿真模擬發現，如果通過恰當的政策推動，使人力資本積累循環反饋機制的有效性提升20%，能使得10年後的人力資本積累率提升21%，並使得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在政策實施後的第6年從原有的“L形”轉變爲“U形”​。如果在此基礎上還能採用政策組合進一步將知識消費效率補償機制的有效性也提升20%，則人力資本積累率在10年後將提升35%。這與僅僅針對文教衛部門效率提升的單一政策相比，將使經濟長期增長提前1年時間完成探底復甦過程。 12）第五章聚焦於產品空間選擇與製造業轉型升級如何影響“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徑。首先運用大數據可視化分析的方法，對1968—2018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陷入陷阱的經濟體的產品空間演化的典型事實進行了對比分析。歸納總結了產品空間視角下，如何通過製造業轉型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規律。在此基礎上，通過構建包含“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的經濟增長模型，並使用中國1998—2013年的分行業面板數據，結合基於迴歸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探尋了推動中國製造業創新升級的各個因素的貢獻率，並發現對於不同行業而言，需求推動和技術拉動所起到的作用迥然不同：行業的技術密集程度越高，需求拉動因素對製造業創新升級的影響越大；行業的技術密集程度越低，技術推動因素對製造業創新升級的影響越大。 13）這一結論的重要啓示是：要想成功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該對不同類型的製造業予以不同的政策導向：對於高技術製造業和中高技術製造業，除了繼續投入研發資金和專業技術人員，鼓勵其自主創新外，加強市場宣傳和引導，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幫助企業培育有效的市場需求也同樣重要。而對於低技術製造業和中低技術製造業，政府則應該制定更爲嚴格的產業轉型升級規劃，藉助政策外力，用“看得見的手”推動企業投入更多的研發資金，從而促進企業創新和產業升級。 14）第六章聚焦於人力資本形成與服務業創新升級如何影響“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徑。基於人力資本匹配與服務業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動態博弈，探討在服務業已佔據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背景下，由服務業“成本病”引發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該章首先通過非參數LOWESS擬合，結合“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經濟體的案例對比分析，研究發現拉美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徵正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萎縮。與此同時，拉美經濟體消費性服務業沒有生產性服務業的投入支持，同樣快速凋零，並引發了嚴重的“成本病”​。而“亞洲四小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依靠其具備較高勞動生產率的人力資本，來推動服務業研發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從而克服“成本病”的。隨後推導了一個包含消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人力資本供給的匹配模型，揭示出人力資本與服務業研發投資的微觀視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機理：雖然消費性服務業的自身生產率提升有限，容易導致“成本病”​。但生產性服務業作爲消費性服務業的中間投入，卻可以通過與高層次人力資本相匹配，來投資於企業研發活動，從而提升其全要素生產率，進而間接提升消費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15）若員工不願投資於人力資本或者是文教衛部門的人力資本生產效率過低，將導致高層次人力資本的缺乏。沒有足夠的高層次人力資本支持，將會造成企業有效研發投資不足，無法支撐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製造業向高端轉型。而製造業低端化和過早去工業化的發展趨勢將引發低效服務業的蔓延和嚴重的“成本病”現象，從而使得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還通過對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獲得模型參數估計值。隨後結合上述數理模型，使用計算機仿真模擬技術，識別出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在未來10年可能的變化趨勢。並利用計算機仿真方法模擬了各類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模擬出在微觀的人力資本和服務業研發視角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優路徑。在此基礎上，提出微觀視角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