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女人、女孩、男人套裝三本

《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孩的回憶》（後簡稱《女人》《男人》《女孩》），安妮·埃爾諾獲得諾獎後，出版社就火速再版了這三本書。 我原本只打算淺嘗《女人》，卻在一小時的沉浸閱讀後被深深吸引，又接連打開了第二本和第三本。 相似的書名結構，相似的封面設計，相似的寫作手法，分別關於母親、父親和年輕的自己，以至於在讀之前，我一直以爲這樣三部曲的設計是埃爾諾有意爲之。 但事實上，三本書成書時間的跨度也很大。最早的是1983年的《男人》，1987年的《女人》緊隨其後，而2016年纔出版的《女孩》則與前兩作隔着三十年遙遙相望。 並且，原書名直譯是《一個女人》《位置》和《女孩的記憶》。 有趣的是，作者在“Femme（女人）”前用的是不定冠詞une，在“Place（位置）”前用的是定冠詞la，而在“Mémoire de fille（女孩的記憶）”前則無冠詞。我在讀完三本書後，隱約察覺到了這三種不同用法的意義所在—— Une Femme是非特指的每個女人。出生、成長、婚姻、奮鬥、衰老、死亡，故事圍繞着母親的一生展開，卻反射着每個女人的生命細節，我能夠在其中看到奶奶，看到媽媽，看到許多相識的女性，當然也看到我自己。 La Place是特指的固定位置。對父親來說，最要緊的就是站在他應該站的位置，那個似乎比工人階級高一點點的位置，那個既讓他覺得恥辱和恐懼，又讓他固守着不肯脫離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恰恰是“我”必須背叛、必須逃離、也最終掙脫了的位置。 Mémoire de fille是一種無定的、在浮動着的記憶。十八歲夏天的六個星期，成爲“我”人生的轉折，它極度羞恥、極度痛苦，在“我”體內蟄伏縈繞了六十年，終於噴湧而出，成爲寫作的養料。但即使我們說記憶猶新，當下與回憶又怎會相同？「當下發生的事情，具有駭人的真實性，多年後回頭看，發生的事情似乎不那麼真實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 雖然並非作者本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原名的深意，但我並不反感出版社這次將三本書成套出版的刻意安排， 首先，若非三者成套，我也許會放棄閱讀《男人》和《女孩》，因爲它們在豆瓣和微信讀書的評分都遠不如《女人》。 而讀完三部，我的感受是《男人》不弱於《女人》，並且在三本中我個人最偏愛的是各平臺都最不受好評的《女孩》。 前二作讓我感到熟悉，收穫共鳴，而《女孩》給予我切膚之痛，或許曾在青春期迷惘、破碎，又在漫長歲月裏拼合自己的人，更能被這部作品擊穿內心吧。我以爲早已被埋葬的過往的羞恥、不忿、懊喪、矛盾，全都洶湧而來。 其次，由於三本書共享了一些事件，我可以在不同書裏看到對同一事件不同層面的描寫，所以有時閱讀下一本書會更新自己對上一本書的認知。 例如，在《男人》中，當我讀到父親直到去世時還帶着女兒考上師範學校的剪報時，只覺得這是厚重的父愛。 但讀完《女孩》才知道，女兒後來放棄了在師範的學業，選擇出國交換、讀預科、然後讀文學系。這個決定讓母親感到驕傲，卻被父親視爲背叛，因爲這意味着女兒不會回到他們身邊了。 「父親很失望，好像我輕視了他的理想。他一生都把《巴黎—諾曼底日報》刊登的師範學校錄取通知放在錢包裏。沒有什麼能夠取代他這一最幸福的時刻，作爲一個十二歲就輟學在農場工作的小農民，這是他對世界的反擊。」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這三部作品有一致的內核。 寫父母親情、青春回憶，很容易陷入澎湃的激情和無止盡的修辭。但埃爾諾在這三本書裏，剋制住了情緒的張揚，甚至刻意保持了一種遠觀的距離感，文筆更是“自廢武功”式地簡潔質樸。 在《女人》和《男人》她像一個攝像頭，忠實地記錄下父母的一舉一動，而在《女孩》中，她更是解離了自己，將過去的自己化爲他者，用「我看到她……」這樣的句式書寫自己的過去。 不涉入情境的疏離，以及白描式的客觀敘述，使關於母親、父親和自己的私人敘事，變爲一種彷彿人類學觀察的記錄與分析。這是一個撥開自己記憶的每一個角落，用放大鏡探究細節，再爲細節賦予意義的艱辛過程。 但這並不意味着冷酷，相反，正是在整體的疏離感下，偶爾泄露的一絲情緒，才被凸顯得格外動人。 閱讀這三本書時，我彷彿看到一位優雅的老人在觀看一盤關於母親、父親或自己的錄像帶。 她一手托腮，坐在播放機前，播放、暫停、快進和偶爾倒帶。 我在她眼中看到隱忍的淚光。 在這三部作品中，包含着三層敘述，後一層是對前一層的反思。第一層是對母親、父親或自己的人生故事的講述，第二層是對這些故事的反思，第三層是對爲什麼自己要進行這樣的反思的思考。 閱讀自己，解剖自己，再反思自己解剖自己的手法——這是一種對自己極殘酷的寫作方式。 但或許只有這種寫作方式，可以讓主觀的個人記憶不再僅僅是故事和情感的抒發，而是達成了穿越時空和文化的普遍共鳴。正如她自己所說：「我這裏寫的既不是傳記，當然也不是小說，可能是介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某種東西。」 這三本書裏的段落無數次讓我想到前年讀過的法國社會學家埃裏蓬的《迴歸故里》，以至於在開始寫這篇書評時，我一度想以“女性版《迴歸故里》”爲這篇文章命名。但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狹隘，以及這對埃爾諾、對女性是多麼地不公。 一樣是在父親或母親去世後，產生了書寫父母人生的念頭；一樣是工人階級出生，最後成爲了跨越階層的知識分子；一樣在反叛自己階層時，體會到恥辱和不適；一樣在自己的初戀身上獲得痛苦的重生；一樣是對自我歷史的梳理和對社會階層的反思…… 甚至在細節上，父親對待選舉投票是一樣亂來的態度；一樣以不知道有大學預科班的信息差來展現階級劃分的殘酷；一樣在資產階級的同學羣體中因爲藝術審美的差異感受到區隔…… 而《女人·男人·女孩》中的頭兩冊，比《迴歸故里》早了二十年。 我覺得埃裏蓬必定是受到埃爾諾作品的啓發才寫出的《迴歸故里》，他在書中引用埃爾諾來表達相似的窘迫處境就是一個證據：「我只能援引安妮·厄爾諾在提到她開雜貨店的母親時所使用的簡單描述，來揭示這赤裸裸的現實：“我深知她對我的愛，以及我們之間的不平等：她從早到晚給我烹製土豆和牛奶，好讓我可以坐在階梯教室裏聽老師講柏拉圖。”」 埃爾諾和埃裏蓬的作品以一種近乎相互佐證的方式，呈現出了更確鑿的真實。

很值得一讀！ 摘抄媒體盛讚 《一個女人的故事》是每個女人的故事。它的力量不在於其主要事件的戲劇性，而在於那些可能被忽視的瞬間。 ——《紐約時報》 在《一個女孩的記憶》中，她梳理了一個充滿慾望和羞恥的青春期，一個內部和外部都被貶低的時代……她沒有試圖超越它們，甚至也沒有試圖“理解”它們，而是將它們牢牢地壓在這本鑽石般的書中。 ——-凱瑟琳·拉塞 《一個男人的位置》以其精確、冷酷的觀察，溫柔地描繪了一個羣體和一個階層的肖像，作者在他們絕望的無聲中賦予了文學的聲音。 ——德國《世界報》

這本書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個女人的故事》和《一個男人的位置》都是自傳體小說，講述的是作者父母的故事。 安妮以真實平實的筆觸，記錄了“我”在父母的期望與呵護下，在漸漸朝資產階級階層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內心世界和外在環境之間出現的不平衡。通過敘述“我”與父母親逐漸產生隔膜的過程，寫實性地再現了法國“二戰”後時期下層百姓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 那時候，父母的生存條件非常窘困，要麼破罐破摔，自甘貧窮，要麼通過不懈奮鬥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我”的父母選擇了後者。他們先是改變了自己的僱農身份，進工廠做工，接着又從工人轉成了小商人，小心謹慎地經營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們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託在他們唯一的女兒“我”身上，他們節衣縮食也要把女兒送到當地最好的，只有有錢人才進得起的私立學校。 女兒得到獎學金去國外留學，被周圍所有的人羨慕，這一切使父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有一種莫名的欣賞和仰視，而同時爲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對於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層的“我”來說，與父母的那份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們是生她養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親人；而另一方面則是這親人之間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靈上的無法溝通，因此，“我”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難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種深隱於內心的痛苦，是一種心靈的煎熬，“我”把這叫作“內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內心的矛盾來源於她同時生活於兩個階層。她在平民階層里長大，有着刻骨銘心的感受，同時她又跳出了出身階層的桎梏，邁入了一個更高的階層，然後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俯瞰她所曾經生活過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這“內心的流亡”，則完全有賴於細膩的心理描寫。 在語言的運用上，安妮·埃爾諾用詞之清淡是獨樹一幟的。她的作品語言自然，簡潔流暢，樸實無華，不飾雕琢，然而實際上卻是獨具匠心。由於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實性、典型性，這或許是許多作家所不具備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視角，更使這些作品帶上了特定的性別色彩，讀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第一次讀到安妮埃爾諾的書。她的語言極其乾淨、中性、準確。像黑白照片或者紀錄片旁白。 她寫母親，我就在她的母親身上找到了我的母親，她寫自己，我就看到我自己。這種人類的共通性被她用平時的語言表達出來了。 所以作家是一定要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素材才能寫一本優秀的小說嗎？ 顯然不是。人真的很神奇啊！我剛在喫饅頭的時候在想，爲什麼我是在這幾天才遇見安妮，而不是20歲或者30歲的時候? 或許現在纔是正確的讀安妮埃爾諾的時機。可能真的是隻有到現在的年齡，我才能聽懂她在表達什麼。

第二次看安妮的《一個女人的故事》，停不下來的淚流滿面。 或許一個女兒一生的課題就是學會對自己的母親感恩，理解她，成爲她。 或許我和她也並沒有區別，我來自於她，如同她來自於她的母親。她把自己所能給予的最好的東西都給了我，而我卻並沒有因此而更幸福。 一生的突圍，始自於她，一生的迴歸，再走向她。來自塵土，歸於塵土。

2025第41本。連續讀了埃爾諾的女人、女孩、男人套裝三本。 第一本關於母親：記憶在埃爾諾筆下呈現出令人不安的流動性。她坦言："現在，我書寫我的母親，就像該輪到我重新讓母親降生一樣。"書中的階級敘事同樣呈現出埃爾諾式的矛盾性。當她通過教育躋身中產階級後，與母親之間產生了微妙而痛苦的距離。這種階級跨越帶來的親情異化，被她以近乎臨牀觀察的冷靜筆觸記錄下來。書寫，在這裏既是對母親的致敬，又是階級背叛的最終完成。在文體上，埃爾諾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平淡美學"。這種平淡風格恰恰強化了文本的情感衝擊力。她不僅展示了對母親的回憶，還展示了這些回憶帶來的愧疚與矛盾。這種羞恥感隨後又引發了對自己羞恥感的羞恥，形成痛苦的情感循環。通過書寫母親，埃爾諾既試圖縮短這種距離，又不得不承認距離的不可逾越。文字既是救贖又是犧牲，既是紀念碑又是墳墓。這種充滿張力的真實，或許纔是對一個人生命最好的致敬。 第二本關於自己：不是一部普通的自傳，而是一場對記憶的暴力挖掘。埃爾諾重返1958年的夏天，18歲的她經歷了第一次性關係，隨後是深深的羞恥與自我厭惡。這種羞恥感並非僅僅源於宗教或道德約束，而是來自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嚴密控制。但她的獨特之處在於，並未簡單將自己描繪成受害者。相反，她冷靜分析這種羞恥如何內化，又如何影響了她此後的人生。這種清醒的反思使她的敘述超越了個人經歷，成爲一種對女性集體經驗的記錄。本書不是一部讓人感到"治癒"的作品，而是一部讓人不安的書。她拒絕提供廉價的安慰，而是強迫讀者直面記憶的混沌、羞恥的根源和階級的烙印。她告訴我們，只有通過誠實地面對曾經的自己——那個充滿慾望、恐懼和羞恥的自己——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成爲今天的自己。 第三本關於父親：這一本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回憶錄，而是一場近乎殘酷的社會學解剖。父女間語言的分裂不僅僅是代溝，更是階級躍遷後的文化斷層。父親的沉默，因而成爲一種無言的抵抗，抵抗着那個將他排除在外的精英世界。 埃爾諾敏銳捕捉到這種不適感，並殘酷地承認自己曾爲此羞愧。然而，她並未沉溺於自我譴責。她的文字像手術刀一樣精確，既解剖父親，也解剖自己。父親的去世讓她的書寫獲得了更復雜的維度。死亡不僅帶走了父親，還帶走了他原本鮮活的粗糙感，留下一個被淨化的符號。她只是固執地還原他的矛盾：他的善良與狹隘，他的堅韌與侷限。這種還原本身，就是對階級敘事暴力的一種反抗。 本書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拒絕煽情，卻比任何煽情都更令人心碎。她不試圖美化自己與父親的關係，也不假裝完全理解他。她讓父親保持他的沉默，同時又爲他賦予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尊嚴。

安妮·埃爾諾的作品大多從自己的經歷中汲取題材，所以她的寫作和生活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這三本書寫的是有關父親、母親和自己的故事。按照這三本書的成書順序，應該是《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女孩的記憶》。這三本小說與《悠悠歲月》在內容上是錯開的，《悠悠歲月》是以相片的形式，呈現了法國社會二戰後幾十年變化的總體框架，寫出幾代法國人的集體回憶，相當於是這三本小說發生的背景。在這三本小說裏，作家個人的生活細節更多，個體之間的共鳴感會更強。

寫於一九八幾年的，關於自己父母和作者本人的類似生命主線回憶錄。父母都是農民出身，後轉變成小商業經營者。作者本人是一直通過讀書，變成教師和作家。 因爲作者描寫的是諾曼底出身的法國人生活，感覺共鳴度不是太高。

前幾天困得要死但是不捨得睡，點開了《一個女人的故事》，給我哭精神了。今天把《一個女孩的記憶》和《一個男人的位置》快速看完了。 爲什麼會在睡覺之前點開安妮埃爾諾呢？她的文字很好讀，對我來講有神奇的通感、共感，但即便如此還是看得比較慢，因爲每次被戳中了心裏面的感受，總要停下來，緩一緩。 後面兩本看得比較倉促。但是，《一個女孩的記憶》相對《一個男人的位置》，還要晦澀一點。我能理解。 面對自己的時候，再誠實也會有隱祕的傷痛，於是句子變得吞吞吐吐，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像個戰地醫生一樣，去面對這一切。 我想我會在一段時間裏反覆看安妮埃爾諾。

安妮埃爾諾的書讓我覺得很親近，在書裏的好多地方，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個自己。 揭露現實是埃爾諾的寫作特色，真實的東西不一定美麗，有時甚至是醜陋的，但是一定是有力量的。 有些書給人帶來震動，讓人感到精神的開闊和自由的釋放。安妮的書就屬於這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