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千高原：修訂譯本.卷2

終於讀完了。 一個題外話，齊澤克爲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2007）英譯本寫的導言裏，就提到了這本《千高原》。他將這本書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並置，時隔 20 年後，尤其是以色列對加沙的進攻發生以後，這本《千高原》也正如齊澤克所說的，展現了資本主義對革命力量進行挪用時的“喜劇性”的一面： 彼時，以色列國防部（IDF）的軍事學院系統地參考了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理論，特別是其著作《千高原》，用它作爲“操作理論”，所使用的時髦詞彙有“無形競爭實體”、“不規則移動”、“速度對節奏”、“瓦哈比戰爭機器”、“後現代無政府主義者”、“移動的恐怖分子”等。他們所依賴的主要的差異之一是“平滑”和“有條紋”的空間之間的差異，它反映出了“戰爭機器”和“國家機構”的組織觀念。現在當IDF想要指代在某個好像沒有邊界的空間上展開的行動時，經常使用“平整空間”這一術語。巴勒斯坦地區被視爲“有條紋的”，因爲它們被籬笆、高牆、溝渠、路障等等封閉了起來。 IDF在2002年4月對納布盧斯市實施的襲擊被其指揮官稱爲“反向幾何”行動，他解釋爲“通過一系列微觀戰術活動重組城市系統”。在戰鬥中，士兵們在城市中穿梭，穿過數百米的地面隧道，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築中開鑿的。儘管數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同時在城市中穿梭，他們“滲透”到了城市建築之中，以至於從空中幾乎看不見有人。此外，他們沒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門、樓梯和窗戶，而是橫向穿越牆壁，縱向地穿過天花板和地板。這種形式的移動，軍事上叫做“侵擾”，旨在突破內外的分野，把民居變成大道。IDF的“穿牆而過”戰略所設計的觀念是城市不只是場所同時也是戰爭的媒介：“一種靈活的，幾乎透明的介質，永遠是難以預料的和處於流動轉檯的。” 之後，齊澤克筆鋒一轉，寫道：這就是我們應當重複毛澤東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傳遞給數以億計的被踐踏的默默無聞的勞苦大衆。他簡單而打動人心的充滿勇氣的信念：“大沒有什麼好怕的。大將被小推翻，小將會變大。” 藉助齊澤克的陳述，從側面映證了德勒茲和加塔利對資本主義圖式概念的精確描繪。 當然，不得不說，有時候齊澤克是有洞見的，預見了時隔 20 年後毛選在新一代年輕人的輿論場中的爆火。面對內卷和結構化的資本主義剝削，這是一條新的逃逸線，也是一種新的解域力量。

春節假期的閱讀時間裏，我翻完了《千高原》。五十多萬字，近三十個小時，這確實是一場智識上的跋涉。因爲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思維密度，也因爲他們動用資源的方式，所以讀起來的確很費力。他們似乎從不滿足於哲學史的內部對話，而是徑直闖入地質學、生物學、語言學、民族學乃至藝術領域，將那些看似異質的材料攪拌、摺疊、重組。讀的時候，常感覺不是在面對一個線性的論證，而是在觀察一場緩慢而持續的地質運動：概念的地殼在壓力下隆起、變形，最終形成一片片穩定的“高原”——那些可以獨立存在、又彼此連接的思想地形。 這種寫作本身就像他們提出的“根莖”模型：沒有中心，沒有層級，只有無盡的連接與生成。你很難用傳統的“章節”去理解它，每一座“高原”都是一個入口，你可以從任何一處開始，在概念之間遊牧。這給翻譯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哲學術語的定譯本就稀缺，更何況作者時常賦予日常詞彙以全新的哲學重量。“裝置”、“機器”、“逃逸線”……這些詞在中文裏需要重新鍛造。譯者的工作因此不僅是語言的轉碼，更是一項艱鉅的再創造學術工程，我對此深懷敬意。 這本書提供的不是一套結論，而是一個龐大的理論工具箱。它邀請你拆解那些被視爲穩固的結構——主體、國家、語言、意義，並觀察它們底下流動的、未編碼的能量。你會意識到，哲學思考可以像做陶藝或聽音樂一樣，是一種對“生成”的實踐，是對僵化形式的不斷逃逸。合上書，那種眩暈感還在。在春節這個傳統的時間節點，進行這樣一次反傳統的閱讀，彷彿也是一種對時間的摺疊：在闔家團圓的綿延裏，鑿出了一片屬於遊牧思想的奇異高原。

在概念高原上漫步：當思想成爲遊牧者 我的書房總是不堪重負——不是書籍太多，而是分類法過早地崩潰了。普魯斯特挨着量子物理，地方縣誌與《芬尼根的守靈夜》共享同一層隔板，幾本褪色的搖滾雜誌裏夾着關於唐代佛教傳播的論文。這種混亂曾讓我焦慮，直到我遇見《千高原》。德勒茲與加塔利不是來建立秩序的，他們是來慶祝這種“健康的無序”的。他們說，思想不應是垂直生長的樹，而應是橫生蔓延的根莖；我那雜亂的書架，意外地成了這哲學的卑微肉身。 閱讀《千高原》不是攀登，而是遊牧。你無法順着線性論證的階梯抵達真理的頂點，只能在一座座“高原”間漫遊。每一座高原都像一個自足的生態系，地質學的“褶皺”在這裏與音樂的“復調”對話，螞蟻的集體行爲與資本主義的流變被置於同一觀察平面。這種閱讀體驗令人眩暈，又無比自由——你被賦予了在概念地貌上自行開闢小徑的權利。它強行拆除了我們心智中那些看不見的學科藩籬，讓你發現，語言學裏的“生成”與生物學裏的“變異”，原來說着同一種祕密的語言。 這無疑是“非哲學”的哲學，或者說，是哲學的一種逃亡。德勒茲與加塔利像兩個頑童，闖入了由康德、黑格爾們把守的嚴肅殿堂，不是要繼承王位，而是要鑿穿牆壁，讓野外的風吹進來。他們將“慾望”從弗洛伊德那幽暗的私人地下室中解放出來，宣佈它並非匱乏，而是一臺永不停息的“慾望機器”，是生產現實的力量。這徹底翻轉了心理學的傳統敘事。在社會學的疆域，他們不分析“社會是什麼”，而追問“社會如何組裝而成”。國家裝置追求僵化的“條紋空間”，而遊牧民則生存在平滑的、充滿潛在連接的“根莖空間”裏。這種對抗，成了理解權力與抵抗的全新透鏡。 在藝術與人文的曠野上，《千高原》播下的種子早已瘋長。它讓建築師思考如何建造“可平滑穿越”的城市，讓舞者用身體探索“解域化”的運動，讓電影導演用鏡頭捕捉“時間-影像”的純粹流逝。它告訴我們，歷史不是單線的進步，而是多重節奏的共存；人文研究不是對過去的懷舊，而是對“生成”的激活。書本身就成了它所描述的那種“抽象機器”——一個能不斷與異質領域連接、催生新形式的裝置。 這便是它巨大的社會與行業影響力：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套工具箱。在崇尚專精的學院體制外，它成了一代又一代創作者、活動家、思想流浪者的地下經典。它教人看見“結構”之下奔騰的“流”，在“認同”之中發現“差異”的萌動。在一個日益被算法歸類、被標籤定義的世界裏，這種“根莖式”思維成了一種溫和而堅定的抵抗——它保衛着連接的偶然性與思想野性生長的權利。 對我而言，這場閱讀是一場深切的個人地理變遷。它先是粗暴地摧毀了我舊有的認知地貌——那種對“深刻”的單一崇拜，對清晰起承轉合的依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中間狀態”的珍視，對“正在形成中”之物的敏感。我的價值觀，從追求穩固的“存在”，悄悄轉向欣賞動態的“生成”。人生觀也隨之變得更具實驗性：生命不必是一條從起點到終點的筆直路徑，它可以是一片高原，你可以在上面搭建臨時營地，改變方向，與意想不到的風景和旅人遭遇。 有人說它晦澀，難以卒讀。是的，它拒絕被輕鬆消費。它的可讀性恰恰在於它的“難度”——這種難度不是文字的故作高深，而是思想密度本身的體現。它要求你成爲一個合作者，而非被動的接收者。你需要貢獻自己的經驗、知識與困惑，與文本一起“摺疊”，共同生成意義。它不是一座供你瞻仰的紀念碑，而是一張需要你親手去連線的動態地圖。 合上書頁，窗外的城市依然按部就班。但我知道，某種東西已經不同了。我的目光開始習慣性地尋找“逃逸線”——在整齊的綠化帶旁野蠻生長的雜草，在地鐵標準化播報中某個人突然的、未被編碼的微笑。德勒茲和加塔利沒有給我新的確定性，卻給了我一種更寶貴的東西：在充滿規訓的世界裏，保持思想遊牧狀態的勇氣，以及相信連接永遠可能、創造永不枯竭的溫柔信心。我的書房依舊雜亂，但現在我明白了，那不是秩序的失敗，而是一片充滿潛能的、等待被穿越的千高原。

誠如姜宇輝在後記所寫，限制對再譯本進行更大程度修改的原因之一是有限的精力，但更大程度上歸於其自身對德勒茲哲學態度的轉變——甚至於摒棄。在二十年前，或許我們會孜孜矻矻激情澎湃地討論千高原——或者用德勒茲的語言修飾——奏響這自然的交響樂和迭奏曲，然而在今天，這充斥着大量新奇創見術語的十五座高原又能爲我們帶來什麼呢？D&G發揮了尼采，但沒能堅持到底，解釋了斯賓諾莎，但也遺失了重大問題。儘管在德勒茲的版本里，這根本不成其爲問題。對於德勒茲，需要治療的不是激情—生成，而僅僅是理性本身。於是，基於身體的生成——女人、生成——動物、生成——狼之情動力量，被最終表象於心靈之中，成爲一種清晰的觀念，同時也就療救了身體。然而，我的問題始終是，當生成—被一種慾望—機器所捕獲，激情又該何去何從？在平滑化和紋理化無休止地轉變和創造之中，一種多元體，流，在其靜謐的位點上，心安理得地肯定了這強度與運動。

《千高原》是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與費利克斯·加塔利合著的哲學著作，屬於《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第二卷。 高原：取代傳統章節結構，構成獨立的思想平臺，每個高原由異質因素匯聚而成，具有高強度的穩定狀態。 塊莖：作爲核心哲學隱喻，象徵非層級化、多向連接的思維模式，強調多元流變與去中心化的知識生產。 根莖式文本：全書結構非線性，各高原之間隨機交叉、分支發展，鼓勵讀者自由漫遊，形成多重解讀路徑。 打破傳統樹狀邏輯，融合哲學、藝術、政治等多學科話語。 強調生成性、差異性與強度，反對固定本質與中心化模型。 以循環形式展開，既開篇以思想圖像，又以空間模型作結，體現對思維模式的批判與重構。🍈👍

《千高原》試圖完成一場壯觀的思想政變：將樹狀邏輯從西方思想的核心驅逐出去，代之以根莖、逃逸線、解域與容貫的平面。這場政變的綱領極富誘惑力——不再追問意義，只追問連接；不再追溯根源，只繪製地圖；不再生產主體，只流通強度。然而，當我們用德勒茲自己無法擺脫的辯證法透鏡審視這一綱領時，《千高原》的致命傷便無處遁形：它的根莖只有在地圖繪就的瞬間纔是鮮活的，而一旦被寫定爲概念，便已凝固爲它意欲推翻的樹。這本書非但沒有完成對樹的驅逐，反而證明了一切無根的解放敘事，都將不可避免地墮入它最想否定的形式。 《千高原》開篇便宣告了一種新的寫作主體——“我們兩個人已經是多”。名字被保留，僅僅是爲了“使我們自身難以辨認”。這似乎是對作者主權的完美消解。然而，這恰恰暴露了德勒茲式操作的第一個症候：通過宣佈主體的消解，來隱祕地確立一個不可被追問的言說位置。 在他的《差異與重複》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運作的代價：差異需要“守夜人”。那個宣稱“我一無所知，我誰也不是”的哲學家，恰恰在最隱祕的層面保留了思想的特權。《千高原》將這一姿態推至極致——書被宣佈爲沒有客體與主體的“配置”，由線、節段、層與逃逸運動構成。問題在於，是誰在宣告這一切？是誰擁有足夠的距離，能同時測繪層的厚度、去層化的速度、強度的密度？當然是那位“精神主人”——他在宣佈主體消解的同時，保留了對所有線進行測繪的元語言特權。 這就是根莖的第一個內在矛盾。當它聲稱要減去那“獨一無二者”（n-1的操作），使“一”只是多元體中的局部結節時，它實際上生產了一個新的一：那個統領所有連接、卻拒絕承認自身爲統領者的根莖概念本身。德勒茲與加塔利明確說，多元體是無需任何“一”來統攝的“多本身”。可恰恰是這個“多本身”成了一個單一規定性——它被賦予了優先的本體論地位，所有不符合根莖模型的連接都被斥爲僵死的樹。這與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中對“單個的規定性”的幻想如出一轍——深淵與形式在鏡子中結合成“單個的規定性”，而這只是一種生產“主人”的劣質藥方。《千高原》不過是將這個單一規定性從“差異本身”置換爲“根莖本身”，其結構毫無變化。不論其自身在文中何樣的闡釋，即使他自己也承認胚根會傾向於形成樹，地圖也會傾向於墮落爲仿圖，但此刻他已經爲世界的模式預設一個優先的本體論。 更致命的裂痕出現在遊牧政治的維度。在《千高原》的配置中，層與解域運動被對立起來：層是捕獲、組織化、意謂化，是國家機器的編碼；解域是逃逸、強度流通、戰爭機器的遊牧。蘭花與黃蜂的共生、病毒對物種譜系的顛覆、短時記憶在突觸裂隙中的躍遷——所有這些根莖式連接的範例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通過瓦解既成結構來釋放創造性的差異。 然而，當我們追問：誰有能力進行這種瓦解？答案便暴露了德勒茲主義的貴族制內核。遊牧戰爭機器的操作者，絕非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深陷在國家機器的編碼之中——他們是被層捕獲的、被組織化的、需要意謂來維繫生存的。真正的被壓迫者不追求解域，他們追求安全的結域；不追求“不再說‘我’”，他們尚未獲得說“我”的權利。遊牧的逃逸者恰恰是那些已經充分享有結域特權的人——他們可以從容地在大學的研討室裏宣告主體的消解，因爲在現實的權力秩序中，他們的主體地位穩如磐石。 這就是“主奴戲法”在《千高原》中的再現。德勒茲主義者永遠是精神主人——他們享受着主人的肯定性，同時宣稱看不到任何奴隸，只看到一個個垂頭喪氣的其他主人。在《千高原》的宇宙裏，國家機器的編碼者與被編碼者、法西斯分子與抵抗者、資本與勞動，統統被抽象爲不同類型的“線”——似乎它們只是在連接與流速上有差異，而不存在根本的權力不對稱。當奴隸的反抗被還原爲另一種“差異”，另一種“意志的自我肯定”，壓迫便從本體論上被抹除了。 更深刻地說，遊牧姿態本身必須依賴於一個被否定的對象才能成立。解域，只有當存在層時纔有意義。逃逸線，只有在掙脫國家機器時才顯出榮耀。《千高原》的整個動力學都建立在解域對層的優越性上——而這恰恰是一種隱藏的對立邏輯，一種奴隸式的通過否定他者來肯定自身。真正的主人——按照德勒茲自己的標準——眼中不應有層與解域的差別，不應有樹與根莖的二元。然而，《千高原》全書的每一頁都在做出這種二元切割。這不是根莖，這是根莖的仿圖。 這是《千高原》最具諷刺性的維度。德勒茲與加塔利區分了地圖與仿圖：仿圖基於超編碼結構對既成之物進行復制，精神分析將慾望壓扁爲俄狄浦斯的家庭照片；地圖則是開放的、可修改的、多重入口的。他們宣稱自己的操作是繪製地圖，而非製造仿圖。然而，《千高原》本身就已成爲最頑固的仿圖。 一本被寫定的書，一套被陳述的概念，一種被不斷引用的方法論——當“根莖”成爲學術生產的通行證，當“解域”變成文化批評的萬能公式，當“無器官身體”淪爲論文的關鍵詞，這些概念本身就被壓扁爲它們曾反抗的東西。德勒茲主義者們就是這一仿圖化的活證據：他們重複着根莖的語彙，卻從未創造出任何新的連接；他們宣稱多元，卻在學術等級制中佔據安全的位置；他們談論逃逸，卻從不曾從自己那些固化的德勒茲主義教條中逃逸一毫米。 當德勒茲的差異本體論拒絕辯證法的中介，拒絕承認否定的優先地位，它就只能提供一種姿態——一種對解域的表演，而非實際的解放進程。《千高原》試圖用“戰爭機器”來替代真實的戰爭，用“根莖”來替代真實的對權力的瓦解。其結果不是解域，而是另一種結域——一個更精緻的、更誘惑的、更具美學迷惑性的概念監獄。 真正的批判應該在這裏開始：不是去指責《千高原》“不夠激進”，而是去揭示它如何通過一種激進的美學姿態，消耗瞭解放的政治能量。當學生們在研討室裏激烈爭論層與容貫平面的區別時，外部的層——資本的、國家的、父權的——安然無恙地繼續捕獲。當知識分子沉浸在“成爲根莖”的快感中時，他們恰恰成了樹的養料——學術之樹、出版之樹、文化資本之樹。這就是那張最狡猾的仿圖：它讓你以爲自己在繪製地圖，實際上你只是在一張更隱蔽的描圖紙上重複着早已被編碼的運動。 千高原最根本的失敗，在於它試圖跳過否定而直接抵達肯定。根莖被描述爲純粹連接、純粹流通、純粹肯定性的配置。但這套描述賴以成立的條件，恰恰是它所否定的東西。蘭花與黃蜂之所以是根莖式的，正是因爲它們首先被理解爲不是譜系性的。逃逸線之所以是逃逸，正是因爲它首先是對層的否定。德勒茲與加塔利宣稱，根莖不追溯根源——但這並不能消除一個事實：根莖的概念本身，就是通過追溯它對樹的否定而建立起來的。 這就是辯證法的不可逃避性。你無法直接說“多本身”，因爲對“多”的道出已經預設了一個與“一”的對立。你無法直接繪製地圖，因爲地圖之所以是地圖，正在於它不是仿圖。《千高原》的全部操作都依賴於一個它不肯承認的否定環節——這就是爲什麼它最終成了它所批判的東西的鏡像，成了否定性的反面證據。 《千高原》所提供的那套“可操作的儀器”——測層儀、計損儀、濃度的CsO單位——恰恰暴露了其最深層的徒勞。德勒茲與加塔利試圖將思想變成土地測量，將哲學變成測繪學。但誰的領土？爲誰測繪？測繪的工具又由誰提供？一旦提出這些問題，整個儀器就暴露爲一場精緻的隱喻遊戲。測層儀不是真正的儀器，計損儀不會造成任何真實的損耗，無器官身體的濃度不會在任何一個被壓迫者的身體上產生一焦耳的熱量。這一切都是思想守夜人在失眠中的獨白——他以爲自己在爲黎明測繪暗夜，實際上只是在一個密室裏對自己比劃。 這是德勒茲在本體論上一開始就選錯了起手式之後，所能抵達的最漂亮的死衚衕。它暴露了整個後結構主義規劃的核心困境：試圖在沒有辯證中介的情況下思考差異，在承認原初否定性之前就擁抱肯定，在沒有真正解決權力問題的情況下宣告解放。 然而對《千高原》的徹底批判，不是要用一棵樹去對抗它的根莖——那將重演它自己的二元邏輯。徹底的批判是指出：根莖的運作已經隱祕地依賴於它所否定的樹，正如主人的自我肯定已經隱祕地依賴於對他者的否定，正如逃逸線的榮耀已經隱祕地依賴於層對它的承載。讓根莖回到它的根基，讓地圖承認它的仿圖性，讓遊牧者承認自己的貴族制—將否定性作爲肯定性接納進自身，能夠意識到對立本身就是差異的一種模態，能夠在時間——那常在的純粹否定性——中承擔起每一次節日的誕生與消散。這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千高原》，而是更少的；不是更精緻的德勒茲主義，而是穿越德勒茲主義之後，仍然願意面對真實世界之粗糲的那種意志。在那個真實世界裏，奴隸尚未獲得說“我”的權利，解放不是一場隱喻，而鬥爭永遠在守夜人沉睡之後才真正開始。

從遊牧地區訪問回來，德勒茲爺爺全然不顧身體的疲憊，連夜找我們幾個求經，商量內在性平面的安排，談的晚了便送我們出門。要逃逸線送我們解狹域化。 在去橫貫性機器性生產的路上，我們說：“德勒茲，您回去休息吧，您剛從平滑空間回來。” 德勒茲搖搖：“不礙事，你們知道現在構成性內部上有很多人把遊牧主義當做敵人，不斷給我們製造根莖結構，你們是解狹域的未來，你們的事情便是內在性的事情，是運作在無器官身體上的。” 我們都激動了，眼裏噙着淚花，多好的德勒茲呀！ 德勒茲看看天空說：如果世界真像這天空這麼去中心化就好了，但是就有一些抽象機器，像黑狗，要搞亂這個機器性裝配，他們是二元性樹狀結構。 說着德勒茲彎下腰從花池裏撿出一顆石子，然後看着天空說：該死的抄編碼！說着他把石子分立向上一指，很快就見空中一具無身體的器官突然爆發出耀眼的強光，然後就墜落下來。 “這是齊澤克的反動概念，他們一直在千高原上空盤旋，侵犯我們的概念平面。我已經忍了很久了。”德勒茲憤憤地說。 遊牧民、七匹狼、無器官軀體、塊莖、遊牧戰爭機器、逃逸線等都鼓起掌來，爲先驗經驗主義有這樣的哲學大師感到自豪。 一會兒，德勒茲叫來加塔利問：“那個概念落到什麼地方了？” “好像是世界時代一帶。”加氏說。 德勒茲一怔，說：“趕緊派人去查，看有什麼問題沒有！” 之後德勒茲送我們到大門口一直揮手到看不見我們。 第四天，我們聽說世界時代那邊出事了。我們很緊張，而這時德勒茲叫我們過去，他依然那麼慈祥，讓我們坐下說。 “解狹域化總是要有犧牲的……爲構建外在性平面而爆裂的線條是偉大的。”他這時低下頭說，“但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擊落敵人無身體的器官的行爲太魯莽了，我在這裏向前高原遊牧民道歉，我將向平滑空間說明情況。” 我們頓時熱淚盈眶，多好的德勒茲呀！他在跟樹狀結構鬥爭過程中的小失誤竟然被他記在心裏，還道了歉，我們在將來的學習中一定要向德勒茲學！學他老人家創造概念的精神和批判經驗發生的勇氣。

書評區鋪天蓋地的ai書評其實反映了一件事——千高原的確是非常適合人工智能的一本書。就拿書的定義來說，通常的觀點一般會認爲一本書對應一個或者幾個作者，這本書內容的界限範圍內封存了一定的對於現實的描述或者詮釋，然而，德勒茲和加塔利認爲千高原並沒有作者，他們會認爲，書只是人的寫作機器和思維機器截斷現實之流中的某個部分的結果（見反俄狄浦斯），在這個意義上，大語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完美對應了上述的模式，其生成的內容是訓練材料和概率論模型的結果，那些預料經過處理加工之後不再能夠歸屬於特定的作者。 這還只是千高原的其中一個適合ai的向度，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其書籍的寫作和章節編排模式。我們通常會認爲書本有一個固定的編排順序，例如導言，各個遞進展開的章節，最後是結論。但是特定的寫作模式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眼中也是一種領域化的結果，他們的寫作綱領需要貫徹一種解域化、去中心化的方式，因此，理想狀態的千高原必須從任意一個片段開始閱讀，也能夠獲得一些東西（無論是洞見還是困惑），正如德勒茲和加塔利最喜歡用的幾個隱喻：一滴在白紙上的墨跡、土地之下的塊莖植物，並不是從特定的起點向着特定的終點行動，而是根據環境延伸自己。去中心化、碎片化和不整齊的內容編排方式意味着，你不能說ai生成的內容漏掉了某些核心洞見，或者說ai誤讀了作者，因爲德勒茲和加塔利恰恰是反作者性和文本性的。 總之，如果你意識到有些書評是ai生成的文本之後就立馬下頭，不再認爲其內容具有任何效力，那麼你的思維方式還不夠德勒茲（開個玩笑，其實微信讀書到處是ai生成的內容真的蠻影響閱讀體驗）

這很難評，從閱讀和理解的難度上來說對讀者實在不太友好，對比有相似ontology的actor-network theory, Burno Latour和John Law的書真是太通俗易懂了。Deleuze也不是所有東西都這樣，我非常喜歡的文章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就好讀得多。 當然是否通俗易懂也是受內容本身的深度和廣度影響，比如Latour和Law就會更傾向於用日常生活或者相對大衆的歷史事件當例子，遇到不那麼大衆的例子也會花篇幅給個tutorial，而D&G一邊用喬姆斯基，馬克思，巴赫金等人的觀點舉例一邊又不給補課，所以提高了閱讀門檻。像第三章提到福柯的監獄，我看有些書友說Deleuze在批評福柯，我個人覺得Deleuze只是在用福柯的內容舉例，因爲那些觀點福柯也討論過。 如果對讀者不友好是對內容的深度和廣度的trade off, 那就不應該以此減分。目前critical accounting research領域所有用D&G作theoretical framework的文章都是我老闆和我師兄發的，不過我覺得如果只是把D&G用於社科研究中，DeLanda的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似乎更實用一些。而且讀了DeLanda之後會對理解D&G有幫助，比如第三章的黃蜂和蘭花，在DeLanda的書裏面就很容易理解舉例這種coevolution是爲了解釋contingently obligatory，進而討論assemblage和黑格爾totality的區別。同理千高原中用大量篇幅講的無器官的身體也用DeLanda在第一章就講清楚的assemblage和有機體的對比來理解。 另外不知道爲什麼微信讀書上有千高原卻沒有反俄狄浦斯(是因爲沒有中文翻譯麼)，明明後者纔是第一部。我一直等Audible上線英文版的有聲書，最近發現他們開始預售今年12月即將上架的反俄狄浦斯了，這纔是正確的順序呀。

現在越來越無法搞懂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了，古典的倫理學在現在這個混亂狂飆的世界很難再提供方向，浮士德被唐璜所替代，田園牧歌式的與自然和諧同一的生活被各種暴力、例外、僭越的差異事件打破。但奇怪的是，越是這種時候，那種陳舊古板的單一觀念越是會出來，就像是人們又投身於各種宗教、偶像，又死守着不這樣就不行的教條(就像是一定要考上一個好大學，一定要找一個好工作這樣公式化概念化的想法，這裏面有一個隱藏的點就是不這樣做就完了，就會被社會或是什麼權威拋棄，但如果大家都這樣懶散地用大衆觀點來代替掉自己的觀點，用樹的觀念來讓自己安心的話，就會造成一種虛假的統一，下場更悲慘)，於是一種新的倫理學就很必要產生，能分得清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既與喧鬧嘈雜但無意義的大衆話語保持距離，但又不至於落入一種刻意避開社會的自然人生活。所以德勒茲，尼采，斯賓諾莎這種以力的差異、身體、情動爲思想錨點的哲學家可以提供新的譜系，讓人進入運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