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戰略——人口如何影響經濟與創新

文明的容器與解構者：人口保有量的歷史考察 人口，既是文明最基礎的載體，亦是其最深刻的產物。不同文明體系通過其獨特的哲學、制度與日常實踐，塑造了迥然不同的人口規律與歷史軌跡。 縱觀歷史，以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明爲代表的古典體系，與近現代主導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恰好構成了人類處理人口問題的一體兩面。前者是系統性構建與維持的典範，後者則是系統性抑制與重構的力量。 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文明光譜的另一端——那些在漫長曆史中與自然緊密相依的非洲原始部落——則會發現一種迥異於上述所有體系的、高度情境化與內嵌於生態的生存智慧。 更進一步，觀察那些成功“學習”並內化了歐美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非西方社會，如日本、韓國及部分歐洲國家，我們會發現一種獨特的、代價沉重的人口“現代性困境”。本文將五條路徑置於同一分析框架，揭示文明模式如何作爲“看不見的手”，從根本上決定了人口的命運。 第一部分：古典文明的構建——人口的系統性保有機制 以儒家和印度-佛教文明爲代表的古典體系，其核心成就在於，在相對恆定的農業生產力條件下，構建了一套將人口再生產與宇宙觀、倫理秩序和社會結構完美捆綁的超穩定系統。 一、儒家模式：基於家族倫理與官僚理性的精密設計 儒家文明貢獻了人類歷史上最精密、最成功的人口保有系統。 1. 哲學內核：它將生育從生物本能提升爲神聖的宇宙責任（“天地之大德曰生”）與至高的道德律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高生育率提供了終極意義。 2. 制度保障： 國家層面：“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將人口視爲核心稅收與國力資源進行管理，歷代推行獎勵生育、招撫流民的政策。 社會層面：強大的宗族組織通過族田、義莊、族規，構築了民間社會保障網絡，極大增強了家庭抵禦風險、避免人口流散的能力。 3. 實踐規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習俗與價值觀，最大化女性生育窗口，將高密度小農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轉化爲持續的人口動力。 歷史效能：這套系統使中國在兩千多年間，雖歷經週期性動盪，卻總能迅速恢復，形成了全球最大、連續性最強的人口-文明覆合體。其代價是對個體（尤其女性）的壓抑與人地矛盾的週期性爆發。 二、印度-佛教模式：基於生命哲學與社會階序的穩態維持 該模式貢獻了一種在精神層面維持人口存續的獨特智慧。 1. 印度教的穩態結構：種姓制度通過嚴格的社會分工，在低生產力時代減少了內部競爭性耗散；“業報輪迴” 與“達摩” 觀念將現世苦難合理化，增強了底層民衆的生存韌性；“非暴力” 原則在文化上抑制了無謂的殺戮。 2. 佛教的和平整合：佛教以完全非暴力的方式跨文明傳播，避免了征服性的人口毀滅。在藏、蒙、日等地區，它更成爲整合部族、穩定社會的精神紐帶，寺院在亂世中常成爲人口與文化的庇護所。 3. 共同的生態基礎：兩者都促進了集約農業與普遍素食傾向，這在能量轉化上能以更少的土地養活更多人口，極大提升了單位土地的人口承載力。 歷史效能：該模式確保了南亞和部分東亞地區，在相對和平的框架下，承載並延續了極高密度的人口，展現了精神秩序對人口存續的強大庇護力。 第二部分：生態的智慧——非洲原始部落的動態平衡體系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廣袤的土地上，衆多原始部落（如桑人、馬賽人、俾格米人等）發展出了一套與複雜生態系統深度綁定的、動態平衡的人口保有模式。這套模式的核心並非追求數量的最大化增長，而是尋求人口與本地生態系統承載力的長期微妙均衡，其運行邏輯與所有農業文明截然不同。 1. 核心哲學：作爲生態環節的“人” 部落觀念中，人並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態循環中的一個環節。人口規模被視爲必須與神靈、祖先及土地生產能力保持和諧的關鍵變量。生育不僅是家族之事，更是關乎整個部落與自然世界關係的集體責任與巫術-宗教行爲。 2. 關鍵調節機制：文化與生態約束 漫長的哺乳與性禁忌：普遍實行長達數年的哺乳期，並在此期間禁止性生活，這作爲一種天然、有效的生育間隔方法，顯著拉長了生育週期，避免了過密的生育。 殺嬰與殺老習俗：在極端資源壓力（如干旱、遷徙途中）下，部分部落會採取殺死新生兒或年老體衰者的做法。這在現代視角下殘酷，但在其生存邏輯中，是爲確保部落整體（尤其是青壯勞動力）存續而做出的殘酷但理性的集體抉擇，是控制人口數量與結構以匹配即時資源的最後手段。 年齡組與社會分工：以嚴格的年齡組制度（如東非的許多部落）來組織社會，將人口按功能分層，優化了勞動力配置，減少了內部競爭，使有限人口能發揮最大生存效能。 3. 流動性生存：分散壓力 狩獵採集或遊牧的生活方式，本質上是一種 “以空間換穩定” 的策略。通過不斷移動，避免對任何局部環境造成不可逆的消耗，從而使小規模人口能夠在廣闊但脆弱的生態系統中持續生存數萬年。 歷史效能與啓示：這套體系使得非洲原始部落在極其艱苦、疾病肆虐且資源波動巨大的環境中，實現了可能跨越萬年的超長期存續。它展示了在缺乏技術緩衝的前提下，人類通過文化習俗進行“前現代計劃生育” ，與自然達成殘酷而精妙平衡的驚人能力。其人口曲線並非增長型，而是圍繞環境承載力中軸進行低頻波動的穩定型。 第三部分：現代資本主義的解構及其東亞變體：學習歐美的代價與人口老齡化危機 資本主義對人口的影響是顛覆性的。它不僅重塑了兩方社會，更作爲一種“現代性模板”被非西方社會（尤其是東亞的日本、韓國）主動或被動學習。然而，這種學習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以加速和激化的形式，凸顯並放大了資本主義人口困境的代價，形成了獨特的“東亞低生育率陷阱”與老齡化危機。 一、歐美模式的代價：系統的“生育抑制劑” 資本主義通過重塑社會運行邏輯，系統性地抑制了生育意願。 1. 核心機制：勞動力商品化與家庭功能剝離 勞動力成爲商品，個體必須爲教育投入巨大時間與金錢，延遲家庭組建。 家庭的生產、教育、養老功能被市場和政府取代，子女的經濟效用歸零，養育成本飆升。生育從“投資”變爲“奢侈消費”。 2. 文化重塑：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 個人主義將自我實現置於家庭責任之上。 消費主義引導資源流向物質享受，擠壓養育空間。 3. 結構性壓力：就業不穩定與“時間貧困”（尤其對雙職工女性），使得工作與養育成爲零和博弈。 二、東亞變體：被壓縮的現代化與“超低生育率” 日、韓等東亞社會在二戰後以極快速度完成了對歐美模式的追趕，但其結果並非簡單的複製，而是在傳統儒家家庭文化與超級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結構的擠壓下，產生了更爲劇烈的人口坍縮。 1. 被壓縮的陣痛：歐美用百年完成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價值觀變遷，在東亞被壓縮到三四十年內完成。社會轉型的劇烈震盪沒有給文化心理和社會制度的適應性調整留下緩衝期。 2. 儒家傳統與資本主義的“毒性疊加”： 極致的教育競爭：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在資本主義學歷至上的體系中，異化爲從胎兒階段開始的“教育軍備競賽”，成爲全球最高的養育金錢與精力成本。 僵化的性別角色：資本主義職場要求全職投入，而殘餘的儒家家庭觀念仍將育兒和家務主要默認爲女性職責。這種矛盾將職業女性推向“要麼全職工作，要麼全職母親”的艱難抉擇，大幅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願。 高度內卷的職場文化：長時間工作、等級森嚴的日韓職場，嚴重侵佔了個人生活與家庭時間，使得年輕人無暇也無心戀愛、結婚、生育。 3. 社會後果：深度的老齡化與結構性危機 數據現實：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多年全球墊底（2023年降至0.72），日本爲1.2左右，均爲深度“超低生育率”。65歲以上人口占比，日本（2023年29.1%）和韓國（預計2025年超20%）均位居世界最前列。 系統性危機：這導致勞動力急劇萎縮、社會保障（養老金、醫療）體系瀕臨破產、內需市場持續低迷、創新活力下降，以及沉重的“看護國家”負擔，形成難以逆轉的經濟與社會活力衰退的惡性循環。 三、歐洲的困境：福利國家也難以扭轉的頹勢 即便是建立了完善福利制度的歐洲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國），雖然通過慷慨的育兒補貼和父母假期緩解了部分壓力，但仍無法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這表明，低生育率是深植於現代性內部的系統性危機，單純的經濟補償難以對抗由個人主義、性別平等和職業發展等現代價值觀重塑的生命選擇偏好。 第四部分：比較分析與文明啓示 將非洲原始部落體系、古典農業文明體系、原生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及其東亞變體並置，可以得出一個關於人口與文明關係的全景式理解： 在覈心驅動上，原始部落體系基於生存與平衡；古典體系基於責任與秩序；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基於理性與選擇；而東亞變體則基於 “競爭與焦慮” ，是傳統責任與現代理性在高壓環境下的扭曲結合。 在調節手段上，原始部落依賴生物與文化習俗的直接干預；古典文明依賴倫理教化與社會制度；資本主義歐美模式依靠市場信號與個體決策；東亞社會則陷入 “國家政策激勵”與“社會結構性壓制”的激烈拉鋸戰，且後者往往佔據上風。 在終極困境上，原始部落體系極度脆弱，任何外部衝擊都可能導致其徹底崩潰；古典體系難以逃脫馬爾薩斯陷阱；原生資本主義面臨低生育率陷阱；而東亞變體則陷入 “超低生育率陷阱” ，其下降速度與深度前所未有，預示着更劇烈、更迫近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危機。 文明光譜的啓示在於：人類在擺脫自然約束、追求物質豐裕與個人自由的過程中，似乎依次用 “社會週期性危機” 和 “生育意願系統性衰竭” 替換了 “生存即時性風險” 。而東亞案例表明，當傳統緩衝機制被快速剝離，而現代性支持系統尚未健全時，這種“衰竭”會以更猛烈、更無解的形式爆發。這警示我們，人口問題從來不是孤立的經濟或政策問題，而是整個文明價值系統、社會結構與個體生命意義耦合方式的集中反映。 結論 人口保有量的歷史，是一部文明內在邏輯的外顯史。非洲原始部落展示了在絕對自然約束下，通過文化化身爲生態本能來維持極限平衡的生存藝術。儒家與印度-佛教文明，以其無與倫比的系統設計能力，證明了在農業時代，通過文化編碼構建超穩定結構，可以實現人口的長期穩態存續。資本主義的歐美模式，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也系統性瓦解了人口再生產的傳統基礎，開啓了全球性的低生育率時代。而日韓等國的道路，則揭示了在缺乏緩衝的急速轉型中，傳統與現代的毒性疊加如何催生出前所未有的超低生育率與深度老齡化危機，成爲“學習西方”最沉重的長期代價之一。 這四條路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悖論：文明在解決舊困境（貧困、高死亡率、自然風險）上越成功，似乎就越可能爲自己創造出新的、更復雜的困境（意義危機、社會衰老、可持續性挑戰）。理解這些路徑，不僅是爲了解讀過去，更是爲了在一個全球普遍面臨生育衰退和老齡化的時代，迫使我們進行根本性反思：在個人自由、性別平等、經濟效率與文化傳承之間，能否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新的、能激發人類面向未來繁衍意願的文明契約？這或許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深刻的文明命題。

梁建章執筆如秤，將“人丁”二字細細稱量。 昔年明太祖朱元璋詔令“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納妾一人”，康熙永不加賦、雍正攤丁入畝，皆是帝王術裏的添丁策。今人觀之，竟暗合書中警語“人口分母萎縮時，盛世根基便如沙上築塔”。 書中數據觸目驚心，我國生育率已跌破成周水平，較貞觀之治時十室九丁的景象，更顯悽清。梁公算了一筆千秋賬，若放任生育率滑至0.8，百年後神州人口不過六億。更堪憂者，“白髮竟比垂髫多”的老態，將抽乾創新活水。昔年《管子》雲“倉廩實而知禮節”，今人卻困於廣廈萬間反成生育桎梏，應驗了書中譏諷：“高房價是當代最隱蔽的避孕藥。” 然梁總非悲觀之士。其開出的藥方，頗有宋人“舉子倉”遺風。減賦稅、興托育、破母職之困。尤妙在“移民如借兵，生育如屯田”之喻，盛唐兼容蕃客，兩宋廣納歸正人，皆可爲今鑑。 古來丁稅折銀不過數錢，今人養育之費何止萬金？當學過往“民產子，免賦二年”的智慧，將孩童從“碎鈔機”變作“傳燈人”。 沒有新生命點燃的文明火把，終將在歷史長風裏明滅成灰。

｜爲之一振，而後思之 坦白說，讀完這本書，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爲之一振”。不是因爲書中給出了什麼石破天驚的結論，而是因爲它用一種清晰、系統的方式，把我長期以來隱約感受到但說不清楚的東西講明白了。 我們這代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人口要控制”，潛意識裏總覺得人多是負擔。但當中國經濟進入創新驅動階段，當人口紅利逐漸消退，當老齡化加速到來，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前提。梁建章的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在創新經濟時代，人口規模本身就是核心競爭力。 這本書也讓我意識到，人口問題的緊迫性遠超一般人的想象。人口萎縮不像經濟危機那樣立竿見影，它像大河的潛流，表面波瀾不驚，卻在幾十年的尺度上決定着一個文明的興衰。等到我們真正感受到勞動力短缺、創新乏力、國際地位下滑時，再想調整就已經來不及了——因爲人口結構的改變是以“代”爲單位的，一代人的缺失，需要幾代人來彌補。 ｜值得商榷之處 當然，這本書並非沒有可商榷之處。比如，GDP的2%-5%用於鼓勵生育，這個數字雖然經過了測算，但在財政現實和政治可行性上仍有爭議。又如，作者對大城市擴容的樂觀態度，可能低估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環境承載等方面的約束。再如，對移民政策的開放主張，在當前的社會輿論和政治環境下，推進難度可想而知。 但這些都不足以否定這本書的價值。恰恰相反，正是因爲這些政策建議具有爭議性，才更需要公開、深入的討論。正如作者所言，人口政策在過去是敏感話題，缺少對話和討論；而這本書的意義，正是要把這個話題從禁區帶入公共領域，激發更多人思考和參與。 ｜結語 梁建章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成功的企業家，又是斯坦福的經濟學博士；他創辦了攜程，又在北大做研究教授；他寫學術論文，也寫科幻小說。這種跨界的背景，讓他既有企業家的務實和行動力，又有學者的理論功底和前瞻視野。 《人口戰略》正是這種跨界的產物。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學術專著，也不是一本煽情的政策宣傳冊，而是一本既有數據支撐、又有理論框架、還有政策建議的“知行合一”之作。 對於一個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民族來說，人口政策是最基本、最長遠、最需要未雨綢繆的國策之一。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值得所有人認真對待的思考起點。無論你是政策制定者、學者、企業家，還是隻是一個關心國家未來的普通公民，我都真誠地推薦你一讀。 因爲這個問題，關乎你，關乎你的孩子，關乎這個民族能否在21世紀乃至更遠的未來，保持創新的活力和競爭的優勢。 爲之一振，而後思之；思之既深，而後行之。這大概就是一本好書的最大價值。

本書從創新和人口的關係出發論證，主要是在政府政策方面提供見解，並不是洗腦個人生娃。 作者論述了人口規模和創新之間的關係，更新了一個粗淺的人認知，大變更的創新需要大規模的人口基數做支撐，而並非個別人的單打獨鬥。 作者是基於公式來結構這一主題：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人口規模是很宏觀的事物，但又對每個人都影響息息相關，而中國未來人口的預判很不理想，這又嚴重影響到了我們的養老生活 ，未來很不明朗，值得每個人都關注起來。 首先，在空間維度分析，作者對比互聯網企業爲啥只有中美印度，壟斷了世界，爲啥別的國家沒有，核心原因是人口基數太小，創新很難自發而成，更便捷的是拿來主義，其中日本的例子最典型，日本本土互聯網企業都沒有成長起來，而是被其它國家互聯網企業所壟斷。 其次在時間維度，看主要國家的人力規模和結構變化，典型的就是日本，從廣島協議後經濟持續衰退已經三十多年，一蹶不振的原因核心是人口老齡化，老年人比例太高，而且政府相對鼓勵新生人口外，更大資本在保障老年人的福利，導致了新生人口持續減少，社會活力逐漸減退，看不到逆轉的可能。中國的人口趨勢是四十年前的日本，甚至滑坡更爲嚴重，書中用“人口塌陷”來說明中國人口趨勢，預計在2040年中國人口紅利耗盡，着也會導致創新能力達到頂峯，相比之下，美國依靠巨大的移民優勢，人口結構一直保持最佳，社會創新能力持續穩定，印度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也會持續向好，經濟實力和創新能力超越中國不是不可能。 作者在各維度分析了中國低生育率惡化的原因，作爲一個父親，我也非常感同身受，首先是育兒成本極高，政府財政支持還遠遠不夠；房價相比人均dgp在世界排名遙遙領先，多生孩子沒有辦法解決住房問題，而且最坑的是房價腰斬，還要還房貸；社會福利配套苛刻，育兒沒有額外多假期，而且還會被職場歧視，和嚴酷的職場衝突；教育制度和文化導致育兒教育內卷嚴重，消耗的是孩子和父母大量時光，這些全部都是要父母來承擔。我身邊二胎的家庭幾乎媽媽都是全職帶娃。可見生育的投資回報是有多低，人們理性投票，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作者也給出了一些促進人口增長的好想法。最本質的就是要大力增加生育福利的投入，要達到GDP的5%以上，而中國25年只有0.07%，可見鴻溝如海溝，不是差一點點的區別。其次在分配製度上可以稅收減免、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等。也鼓勵女兒跟着媽媽姓，既不影響父系傳承，也給予女性一種權利。還有就是促進人口交流，包括出國和降低引入華僑外國人等加入中國的門檻，允許華人持有雙重國籍等。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提倡敬租傳後，融合創新和傳承一體。

我看了序言和前三章，決定棄掉這本書。 如果完全作爲消遣，讀這本書不覺得浪費時間和浪費期待的話，可以；如果真的想理解國家的人口戰略經濟政策，這本書無論是嚴謹程度、理論水平還是對國家政策治理的理解，都遠遠不夠。 本文的序寫的還不錯，但是在更需嚴謹的正文中多次將相關關係、甚至主觀認定的相關關係描述爲因果關係，令人頭大，關於作者提出的核心模型也有概念模糊、存在理論假設漏洞以及缺少實證證據等問題，比如將經濟體的規模效應強行與人口規模效應做類比，將人口規模效應與創新力強行正相關討論等，作爲理論類書籍顯得大而無當、雜而不精，屢次將極端經驗和主觀臆斷作爲實證證據，實在是讓人很失望。 社會輿論常常將作者提倡促進放鬆人口政策與國家開放二胎三胎聯繫在一起，我認爲作者作爲成功且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家代表，的確在這方面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但對該問題以及相關戰略佈局有深刻見解的應該另有其人，至少如果我是政策制定者，在看到作者的論述後，並沒有被說服。

■創新的4個人口效應我們可以通過創新力公式來分析人口和創新的關係。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一個國家的創新力需要4個要素：人口數量、人口能力以及內部和外部交流量。我們從創新力模型的4個要素中可以推出4個相對應的人口效應：(1)人口數量→人口規模效應(2)人口能力→人口老齡化效應(3)內部交流量→人口聚集效應(4)外部交流量→人口流動效應人口數量越多，創新力基礎就越強，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規模效應。 ■另外，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蓋教育、經驗、年齡等維度。其中創新能力和人口年齡有很大關係，一個老齡化社會的創新活力會大幅度下降。公式中還有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內部交流量是指國內交流的強度，外部交流量是指國際交流的強度。內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過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實現所謂的“聚集效應”。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則需要保持國際交流的開放，尤其是保持人員交流的暢通，即所謂的“流動效應”。

一個國家的創業活力和這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的關係，越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創業和創新的活力就越弱。 創新力模型：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創新力 人口增長的逆轉和低生育率危機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巨大變化。有史以來，人口一直在穩步增長，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人口快速增長，但是到了21世紀，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口增長的速度突然慢了下來，很多國家的人口在排除移民以後已經不再增長，世界上人口增長几乎都來自非洲和南亞地區，即使這些地區的人口在增長，世界的總人口數也很可能在21世紀就會發生逆轉，從正增長變爲漫長的負增長階段。甚至有些國家的人口，包括日本和中國，已經開始減少。這件事尤其令人震驚，因爲這種增長的逆轉是在人均壽命還在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發生的，背後的原因是生育率的急劇下降。 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人類越來越不願意生孩子了。20世紀60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是4.9，即平均每個婦女生4.9個孩子，到2000年，生育率只有2.7，到了2020年，只有2.4。 生育率下降的現象不僅出現在發達國家中，同樣也出現在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中。即便是被視爲未來人口增長動力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也會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更替水平生育率，是指爲了讓每一代人的規模大致相仿，需要達到每名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率，這個數字略超過2，因爲有少數兒童可能會在成年以前死亡。）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低於2.1的更替水平。2020年，歐盟各國的平均生育率約爲1.5。美國是發達國家裏少數人口持續增長的國家，主要是因爲美國仍然保持其強大的吸引移民的能力。東亞國家如日本的生育率已經低於1.5（2020年是1.4），而中國的生育率更低，已經幾乎降到了更替水平的一半（2022年不到1.1）。有很多原因導致人們普遍選擇少生孩子，包括婦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勞動參與率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對子女贍養的需求降低，以及現代生活方式擠佔了養育孩子的時間等。 全文共五篇： 第一篇將用創新力模型來分析人口和創新的關係，並分析影響創新的4個最重要的效應，即人口規模效應、人口老齡化效應、人口聚集效應和人口流動效應。 第二篇將介紹世界的人口趨勢，討論人口如何影響經濟的其他方面，如公共財政、失業和通貨膨脹等，澄清人們對人口、經濟，特別是對資源和環境等領域產生的誤解，並且介紹移民對經濟的影響和相關政策。 第三篇將探討未來世界的幾大主要經濟體的人口形勢和創新力預測，所涉國家包括日本、中國、美國、歐洲的幾個大國和印度等。 第四篇將展望中國的經濟和創新力，以及低生育率對中國創新力和中國經濟的影響，同時通過對中國生育成本的分析，來預測不同政策假設下的中國未來人口。 第五篇將討論中國的人口戰略，分析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並提出中國未來的人口政策建議，其中包括財政補貼等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建議，還包括教育改革、城市化策略等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篇，人口與創新 一，人口和創新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除了創新，還有許多關鍵因素可以使一個國家變得富裕。這些因素包括穩定的政府、產權保護、良好的基礎設施、健全的金融體系、良好的教育和開放的貿易。 目前高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之間的差異，往往是創新能力。創新之所以這麼重要：首先，全球化使創新的回報比以前更爲豐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創新的知識或產品傳播得更快、更廣，因此可以更快地創造更多財富。此外，一些技術創新已經可以取代人類的日常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創新就是創造新的工具來代替人類的工作。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人創造工具，卻只需要更少的人來操作它們。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都是當今的熱門話題，但它們遠不具有創新能力（即使機器人可以創新，人類可能也永遠不會允許它去做，因爲它實在太危險了）。因此，越來越多的資源將會流向工具的創新者而不是操作者。對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來說，能否達到高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創新。 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變革。首先是工廠的興起和工業化。隨着知識的增長，社會的經濟活動需要分工以及專業化，從而需要更多的合作，由此就產生了對工廠和現代企業的需求。其次是由現代交通和信息技術帶來的全球化。現代化的水運、鐵路和公路運輸渠道及集裝箱技術使得貨物以非常低的成本流動。再次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個人如果想創新，就需要有綜合的知識基礎。因此，人們不僅需要接受技術或職業培訓，更需要全面的大學通識教育。此外，主要的大都市地區已經成爲世界創新中心。 創新通常的定義爲一種有價值的新的知識、產品、生產方法、組織形式等。所謂的有價值就是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或者更好的用戶體驗。按照這個定義，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如果能夠被用來設計一個新的產品，也就是說商業化，那麼這個新的科學理論也是一種創新。 創新的類型主要包括適應性創新與前沿創新： 適應性創新普遍存在於一個經濟體處於追趕階段的時期。適應性創新指的是對現有技術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地的市場環境。 前沿創新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新的科學理論；(2)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3)新的商業模式和組織形式；(4)內容創作：音樂、電影、遊戲等。 由於創新力源於思想的交流，一個國家的創新力不僅取決於人口數量，還取決於其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一個比喻是，人類社會就像大腦，人就像神經元，神經元越多（人口），活躍（個人能力）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越多（內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腦就會越發達。用公式表示如下：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二，人口數量和規模效應 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我們從創新力模型的4個要素中可以推出4個相對應的人口效應： (1)人口數量→人口規模效應 (2)人口能力→人口老齡化效應 (3)內部交流量→人口聚集效應 (4)外部交流量→人口流動效應 人口數量越多，創新力基礎就越強，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規模效應。 另外，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蓋教育、經驗、年齡等維度。其中創新能力和人口年齡有很大關係，一個老齡化社會的創新活力會大幅度下降。 公式中還有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內部交流量是指國內交流的強度，外部交流量是指國際交流的強度。內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過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實現所謂的“聚集效應”。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則需要保持國際交流的開放，尤其是保持人員交流的暢通，即所謂的“流動效應”。 人口多就市場大，可以投入的研發人員也就更多。但這種人口越多、創新力越強的關係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遞增效應的，也就是說，人口越多，不僅總的創新力越強，而且人均的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 當一個行業沒有規模效應時，企業就沒有優勢，行業就很難產生大企業，就只有很多小微的本地企業，這些小微企業對國家的相對創新力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在一個行業有一定的規模效應後，就會產生大的企業。 一旦某家公司搶先取得了大量客戶，形成了網絡效應，其他公司往往就很難追趕。在一個網絡效應發揮巨大作用的行業中，贏家將是那些能夠率先跨越客戶規模“臨界值”的公司。 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就好像對一家公司來說，其市場競爭力最終取決於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那麼對國家來說，在教育等其他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人口規模就是一個基礎性變量。 三，人口能力和老齡化效應 人口能力包括人的認知能力、學習能力、溝通能力、領導能力等，這些又與天分、教育、年齡等因素有關。 提高高校的入學率很容易，但提高大學教育的質量則很難。此外，人類還沒有找到能夠教授創造力的方法。創造力是一項非常複雜的能力，直到目前爲止，沒有機構能夠準確地測量或測試創造力，也就更不用說試圖教授它了。一個國家將高校入學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後，進一步投資教育的回報率將會變低，導致教育軍備競賽（所謂內卷）出現。 一個低效和內卷的教育系統似乎也並不會對創造力形成太大損害。很多亞洲國家如日本和韓國擁有一個低效的高中教育應試體系，讓學生用一兩年的時間大量記憶以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然而，這似乎並沒有削弱這些國家的創新能力。梁建章認爲，一個低效和內卷的教育體制的負面效應是拉低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會在一代人以後造成年輕人口萎縮和老齡化，會對一代人以後的創新力產生負面影響。 增加對教育普遍投入的基礎上，如果提高學習效率，讓有天賦的學生更早畢業並提前開始工作，也是促進創新的一個方案。如果有天賦的人可以更早地開始職業生涯，他們將有更多時間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從而有更長時間用於創業。對有天賦的年輕女性來說，提前畢業會讓她們在取得職業成功的同時，也有更多的時間來組建家庭和生兒育女。 綜上所述，當一個國家在人口中普及了大學教育以後(50%)，加大教育投入並不能顯著提升人口的創新能力。這個結論似乎令人失望，但是這個結論一點兒都不奇怪。因爲幾乎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都有能力普及大學教育，但是變成創新性的富國要難得多。梁建章認爲教育對創新力的影響更大的是作用於對生育率和移民的影響。如果教育系統的效率很低、負擔很重，那就會拉低生育率並且流失留學生人口。這個問題在中國尤爲突出，中國的基礎教育深度內卷，嚴重影響了生育意願。 四，內部交流和聚集效應 創新力還取決於內部、外部交流量。如果以國家爲單位，那麼外部交流指的是國際交流，內部交流指的是國內交流。這種交流是廣義上的交流，包括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 在國內交流的最主要障礙就是距離，所以人口和企業相對聚集就會具有更好的內部交流性，從而有利於提升創新力，這就是所謂的聚集效應。 首先，供應鏈的聚集效應非常顯著。現代工業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區。中國的電子工業聚集於廣東和江蘇南部地區。一家公司在地理上靠近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比如運輸成本、採購成本以及溝通成本。 其次，相對於供應鏈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聚集，其可以促進交流和創新。高新技術企業的分佈比製造企業更加不均衡。聚集效應是典型的網絡馬太效應。如果一個區域成爲一個產業的創新中心，那麼這一中心的聚集效應將會趨向於自我強化。 還有就是大城市能夠爲人才提供更加高效和豐富的服務，這裏包括教育、醫療、家政、餐飲、娛樂等各種服務行業。例如醫療行業，大城市的醫院往往有更優秀的專科醫生和更完善的醫療設施。 總體而言，在經濟以農業生產爲基礎的時候，人類需要分散耕作；在工業革命期間，人類需要接近礦源和港口；今天，高科技和服務公司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因此，更多人將會聚集在作爲創新中心的大城市。 一個城市的規模到底能有多大，取決於兩種相互競爭的力量：其一，人們被大城市吸引，因爲這裏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公共服務；其二，人們對大城市裏高企的房價和漫長的通勤望而卻步。在這兩種力量之間形成的平衡程度，將決定一個城市的規模。 要發揮特大城市的規模效應，就要科學地做出土地規劃。中國的特大城市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城郊的土地資源，就還有很大的擴容空間。作爲經濟強國以及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中國應該具有最大、最繁華和最具創新力的特大城市。 五，外部交流和流動效應 從創新力模型來看，中國作爲一個創新大國的優勢是人口規模；人口能力也不差，得益於團結的民族和統一的文字以及良好的交通和通信設施；中國的內部交流性也很好。創新力模型中唯一相對不足的就是對外的交流性，尤其是相對於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 在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代也是國際交流最暢通的時代。 創新力爲什麼要依賴對外開放呢？其實因爲創新活動的前提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個肩膀是全世界人類知識的結晶，如果只有本國積累的知識，那麼這個巨人會矮很多，全球領先的創新力是培育不出的。 國際交流的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再大的國家，相對於世界還是很小的；再多的國內人口，相對於世界人口還是比較少的。而且遠方的物產、商品和創意，或許更具有多樣性或者顛覆性。 國際交流包括貿易自由化、信息和人員交流、資本的開放等。 第二篇，人口和經濟 六，人口對經濟的其他影響 爲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多種選擇：(1)提高稅收；(2)增加赤字；(3)減少老年人的福利；(4)延長退休年齡。 提高稅收會降低經濟的活力，尤其是年輕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問題，因爲赤字最終需要用更多的稅收來償還。減少老年人的福利在老齡化社會通常是政治上的“自殺”，因爲老年選民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延長退休年齡是減輕養老負擔的常用辦法。 2015—2040年，中國的撫養比將從37%上升到60%。撫養比的上升，特別是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會給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這又必然會導致更高的稅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齡。這會耗費政府的大量資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所有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人既是求職者，又是工作機會的創造者。人口減少，找工作的人少了，工作崗位也會變少。而且因爲人口減少，航天、高鐵等需要巨大規模支撐的行業將難以爲繼，這也會加重就業困難。如果中國人口僅有現在的1/5，那麼教師、零售人員、出租車司機等職位只有現在的1/5，而航天、高鐵這些由人口大國支撐的行業可能就會徹底消失。 隨着通信和交通技術的不斷提高，創新者獲得了更大的市場來獲取利潤。總的歷史發展趨勢是，技術進步和全球化使得更多的財富集中到創新者和企業家手中，因而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 在供給側，人力資本和高技能工人也在增加。在某些時期，如果人力資本（人均教育供給）的需求增長得更快，貧富差距就可以暫時縮小，但當人力資本的供給達到飽和時，貧富差距將會再次擴大。 總體而言：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的全面擴大，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技術進步和全球化造成的。此外，新的人口趨勢也會部分加劇這種趨勢，對此只能依靠人口政策來解決。所需的人口政策，基本上是一個聰明的移民政策，以鼓勵更多的高技能移民；還有鼓勵生育的政策，以促使高技能勞動者養育更多的孩子。 七，人口、資源與環境 人均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與人口密度密切相關。一般來說，低人口密度的國家的人均資源稟賦高。如果考察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關係，我們就會發現有許多人口密度高的貧窮國家，如印度和越南，也有許多人口密度低的富裕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然而，還存在許多人口密度高的富裕國家，如日本和部分西歐國家，以及許多人口密度低的貧窮國家，如巴西和非洲一些國家。總體而言，資源豐富與經濟發展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在過去幾十年裏，資源匱乏的亞洲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其經濟發展速度要比資源豐富的拉美和非洲國家快得多。在這裏，資源豐富與經濟發展之間似乎存在負相關關係。 如果觀察每個國家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通常人口密度高的地區比人煙稀少的地區更富有。 許多人仍然會擔心，隨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將變得越來越稀缺，因此會越來越昂貴。然而，實際的資源價格和供給數據卻與這一擔心相反。 數據得出的結論看似有些顛覆常識：人類使用的資源越多，新發現的資源也就越多。如果未來人類不能發現更多的石油，那麼會在2010年之後的54年裏耗盡石油。然而，早在1980年就有人預測，人類將在32年內，即到2012年時，用完石油，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預測錯得非常離譜。這是因爲儘管石油消費量在增長，可是新發現的石油儲量增長得更快。此外，開發新的替代能源仍有很大的空間。因此，從長期來看，石油價格相當穩定。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人們對於資源枯竭還有相當嚴重的憂慮，現在世界的人口數量比那個時候翻了一番，但對資源枯竭的擔憂已經逐漸消退。 事實上，如果價格能反映一種特定資源的供應和需求，任何一種資源的枯竭都不會成爲大問題，因爲隨着價格上漲，其他替代資源將會被投入使用。曾經有一段時期，石油價格超過了每桶100美元。然而，此後不久，太陽能和電動車行業就開始蓬勃發展，幾年之後，石油價格就回落到今天的每桶約50美元。 儘管世界的人口數量和糧食消費一直穩步上升，但世界糧食的價格一直保持穩定，並有所下降。 至於空氣質量，則主要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當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時，它將有機會獲得更好的技術，並有能力對環境保護投入更多。 八，人口的歷史和趨勢 出生率是每1000人中的出生人口數量，即用年出生人口除以年平均人口。2022年中國的出生率是6.77‰，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總和生育率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中，所有年齡組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子女數量的總和。總和生育率簡稱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爲平均每個婦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數量。生育率要達到2.1才能維持整個羣體的人口規模穩定，所以我們把2.1的生育率稱爲更替水平生育率。更替水平生育率爲什麼不是2而是2.1？這是因爲有一小部分孩子未到成年就會夭折，所以生育率要達到2.1而不是2才能夠維持每代人口不變。中國2022年的生育率不到1.1，幾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僅僅略高於韓國。 由於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兩種因素的疊加影響，世界人口正在逐漸呈現老齡化的趨勢。美國人口老齡化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老年人口（大於60歲）佔世界總人口的8.5%；到2030年，預計這一數字將增長到1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15%，並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到2050年的時候，日本和韓國將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國民的平均年齡約爲53歲；在歐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國家中，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國民平均年齡約爲50歲，比2010年時增加了7～10歲；到2050年，中國國民的平均年齡將達到約46歲，比現在的平均年齡大9歲左右。 老年撫養比”這一概念，衡量了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部分（65歲及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年齡在15～64歲）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日本的老年撫養比由2010年的36%上升至2050年的72%，將成爲世界上老年撫養比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韓國的老年撫養比將會達到66%，是其2010年該項數值的4倍多；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國的老年撫養比也將超過60%；按照育媧人口的預測報告，中國的老年撫養比在2050年將超過50%，是當前中國這一數值的2.5倍。 第三篇，人口和國際競爭 創新力的源泉是人口交流，所以文明和創新的中心，往往是商品交換和思想碰撞最旺盛的地方。創新中心總是位於商品和人員的流動樞紐。縱觀歷史，由於運輸和通信的技術進步，這些中心的位置不斷髮生遷移。這種由技術進步引致的樞紐位置之變，可以用來解釋包括西方崛起在內的主要文明興衰。 綜合來看，由於日本已經進入嚴重老齡化，其人口規模和人口能力進入長期的衰退階段，將不再是創新力的強國。歐洲的生育率比日本要好，又有一定的吸引移民的能力，具有中等的創新力，短板是歐盟不同國家間語言和文化的交流障礙。美國擁有不錯的人口規模和生育率，很好的內部交流性和超強的外部交流性，尤其是吸引全世界人口的能力，未來仍將長期保持世界創新力的超級大國。印度現在還是一個追趕型國家，但是當其完成初步的工業化後，得益於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開放性，將是創新力的未來之星。 中國在人口規模、人口能力和內部交流方面都是非常有優勢的，甚至比美國還要好，但是在對外交流方面弱於美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育率持續低迷，中國的人口規模和人口能力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第四篇，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形勢 產業競爭是科技競爭的重要體現。很多產品的競爭首先在本土區域內進行，人口衆多的國家容易形成更細分、更多樣化、競爭更激烈、規模更大的市場。在有14億人口的中國，很稀奇的創意產品，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4萬人的市場，足以催生一個行業。對於成熟的產品，龐大的市場能容納更多參與者，讓優勝劣汰下的勝出者更強大。此外，龐大的本土市場可讓本國企業在全球率先形成規模效應，實現盈利，並嘗試和發展先進的技術，逐步佔領海外市場。 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還相對年輕，因爲在20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數是龐大的2500萬。他們現在正值30多歲，是收入和消費的黃金時期。他們對房屋和其他物品的需求，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然而，未來二三十年間，他們將變老、退休。20世紀90年代的出生人口比20世紀80年代的出生人口少40%。無須多少時間，這一代人也將達到30歲的黃金年齡，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也會放緩。 在創新能力方面，30～40歲是最具生產力的年齡，也是創業的最佳年齡。目前，中國30～40歲的年齡組是由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那個龐大的人羣組成的。然而，在未來10年之內，當規模較小的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羣體達到30歲時，創新和創業的整體水平將會受到影響。隨着年輕人口的規模在中國的萎縮，創新方面的規模優勢將從中國轉移到印度或者美國。 在日本，年輕工人的佔比迅速下降，從20世紀70年代的55%下降到今天的約40%。我們在前幾章中曾經論證過，勞動力老齡化會阻礙年輕員工的晉升機會，使他們缺乏創新和創業精神。由勞動力老齡化而導致的缺乏創新和創業精神，是日本過去25年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勞動力的老齡化與日本的趨勢非常相似。到21世紀30年代時，中國勞動力的結構將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相仿，而到2040年，中國勞動力將比日本勞動力的年齡更大。如果把日本視爲前車之鑑，那麼中國的經濟將在2040年左右開始不容樂觀。 相比於發達國家，中國經濟具有很好的內部交流性，外部交流性則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不如它們，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已經有了迅速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是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的，而中國人口規模的優勢更是中國創新的最大優勢。但是，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形勢的惡化，使得中國有可能在今後失去正在取得的創新科技大國的地位，從而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造成不可逆轉的打擊。如何提高生育率來保持中國的人口優勢，是未來中國公共政策的最大課題。 最後，梁建章認爲，創新和傳承就是對生命意義的最佳詮釋。創新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做一些超越前人的事，大到改變歷史進程的科學發現，小到用新的辦法解決一個實際困難。傳承是指用這些新發現和新辦法幫助了別人或是後人。 隨着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技術大量取代重複性的工作，未來人類的主要工作都會有關創新。包括一線操作人員的工作，也會多少帶有一部分創新屬性，例如處理一些新的異常情況。而且一旦試圖解決一個新問題，無論是成功或失敗，其過程都會爲未來的人類或者機器提供值得借鑑的經驗。因此，隨着智能技術的發展，未來人類工作的更多內容將與創新和傳承有關。創新和傳承的另一層含義是基因創新和養育後代，很多人會把生育和養育孩子當作最大的成就感。 作爲生命的意義的一種詮釋，創新和傳承與其他說法保持了一致的方向，但更加本源、充實、長久和不可替代，而且是唯一邏輯自洽的。因爲在哲學意義上，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我思故我在”，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這裏思考生命的意義，是因爲祖先的創新和傳承。同樣，如果我們要留給後代什麼價值觀的話，創新和傳承似乎也是唯一長久的邏輯自洽的價值觀。再次仰望星空，不禁感嘆，相對於宇宙的浩瀚，生命固然短暫和渺小，但只要存在生死，渺小的人類就可以無限延續，從而孕育無限的創新，並將其在空間和時間上無限傳承。

五星推薦，建議細細品讀。 很難相信，這本書是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寫的。 人口萎縮和老齡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患.... 作者用觸目驚心的數據、權威機構的預測，2100 年以後 中華民族在全球的人口占有量可能不足 5%，要知道，中國人口高峰，佔據世界人口 40% 以上。 長期看人口，沒有人，就沒有未來！ 本書的結論邏輯性極強，所有數據、預測均來自各權威機構，值得采信。 中國人口危機，已經來臨！改善人口結構、逆轉人口衰退趨勢，迫在眉睫。

國內已經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預計2025年新出生人口將首次跌破900萬，在這個時間節點讀完《人口戰略》，的確有幾分危機感。 表面上是在講年輕人生不生的問題，實際上是在講房價、就業、教育、社會保障。如果不解決年輕人對未來預期的確定感，那其他鼓勵生育的政策邊際效用都是極低的。 這本書裏有幾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值得分享： 1.嬰兒潮與房價：嬰兒潮+城鎮化構成的住房需求，客觀上推高了房價，而房價也將和這代人一生財富週期相綁定。 2.創新力 = 人口數量 × 人口能力 ×（內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 比如，成規模的用戶基數有助於更快地打磨產品，提升競爭力 3.在撫養比不斷提升的進程中，對於未來的養老、醫療保障和退休年齡不要有不切實際的預期，早做打算。 4.在時代浪潮面前，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必過分苛責，明白什麼纔是最重要的——健康。 5.勞動力減少，存在放開移民的可能性，而移民的代價，將是底層普通百姓在承擔。 6.當前生育率1.0，僅高於韓國0.87。日韓的確是體驗服，很多趨勢值得重點參考。 書中的一些預測： 1.出生人口​​：2023年跌破900萬，2030年約600萬。 2.總人口​​：2050年約11.9億。 3.勞動年齡人口占比：2050年59.14% 4.老年撫養比：2050年52.44% 5.人口紅利結束時間​​：2036年撫養比跌破 50%，人口紅利結束，房地產也在這一年徹底熄火。

這本書，定義錯了問題，也給錯了藥方。 人口多，不是經濟繁榮和創新的必要條件，當然更不是充分條件。人口前十的國家，你們感受一下，印度，印尼，孟加拉，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墨西哥；美國，俄羅斯，中國算是例外。有足夠的科研基礎和人才，有可以支持科技大規模商業化迭代的市場，纔是創新的重要因素，也是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 所以，未來中國需要那麼多人嗎？人多的好處一，容顏個成材率，可以人才輩出；但是注重優生優育，也可以產出足夠的人才。現在的問題是，職場的卷，是僧多粥少，還缺人才嗎？ 人多的好處二，同樣消費能力的情況下，人多市場大；但是提高個人消費水平，也可以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啊。現在人均消費能力那麼低，有很大經濟提升啊。人多好處三，人多勢衆，關鍵時刻兵多，但是高科技戰爭下，小米換導彈了，還需要那麼多人嗎？還有啥人多的好處嗎？ 沒有的話，爲啥不從提高個人生活幸福水平出發，沒準還能提高生育率呢。 中國的生育率會一定一路下降嗎？不一定。其一，中國也有嬰兒潮，所以近些年的人口降低，有長期性的生育意願降低的影響，也有潮汐週期的影響，所以不能僅從近幾年疊加了週期因素的下降外推未來下降速度。其二，生育意願有現實因素，也有意願因素，目前是現實強過意願，未來人口少了，生育成本如果降下來了，那生育有機會自然回升一點。 再說藥方，爲父母祖父母在國內的華裔放開雙重國籍，這是給在國內撈錢撈資源同時在國外養下一代的權貴說話，讓其子女繼續在國內撈國外浪。取消中考甚至取消高考，你這是絕了寒門奮鬥衝破階級的路，固化階級啊。取消職校大家都上大學，這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原來上職校的改上本四，換湯不換藥，還浪費時間。拿出GDP 5%來補貼鼓勵生育，不知道這個數進行了什麼嚴謹的論證。 要提高生育率，讓居住成本降一半以上，讓雙職工家庭可以單職工，或者一個人半職，就可以生活的舒服愜意，那願意生的就自然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