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日記

《工廠日記》已經讀完半年了，每次想起這本書心情都很沉重，本想讀完漢娜·阿倫特的《人的境況》再一起寫書評，奈何後者斷斷續續看了四年多都沒能看完。 我也曾和薇依一樣，主動投身到一些低端勞動力的工作之中，並不是受她的影響，當時我還不知道有她這樣一個人，以及這本書。我本也不必參與那些低端勞動的工作，完全是抱着豐富人生體驗去的。 我是個物質慾望很低的人，懷着自我感動式的理想主義情懷，希望看到一個充滿真摯的人與人之間情感羈絆的世界，我深知在我有生之年，以及可預見的未來，這一理想都不會實現，可仍願爲推動這一理想的達成投入時間與精力。我並不自認爲高尚，也不願推崇及宣揚所秉持的理想主義價值觀，通常我都會力所能及地勸誡身邊的人要現實一點，多去享受生活，不要變得像我一樣，反而自己卻始終病態的無法拋棄自我感動式的理想主義。我這種人無論身處哪個時代，哪種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痛苦，難以自持地聚焦那些不公與苦難，並深深與之共情。 科技的進步使生產活動逐漸克服了自然的限制，不再受時令、地域、晝夜的制約，然而生產者卻始終無法擺脫自然的限制。以直觀的量化指標爲標準的生產活動將生產者捲入了永不停歇地勞作之中。每逢有新的科技進步，我們都幻想着改變人類的境況，然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新的KPI陷阱。貧富差距已成爲不可改變的，且不得不承認的社會現實，我們只能轉過頭來在個人的尊嚴問題上尋求政治解決。馬克思式的大型人類實驗已在多次實踐中以失敗退場，仍在苦苦堅持的也只是時間問題。馬克思發現了人在生產活動中的異化，但並沒有將這種異化迴歸到人本主義，而是推升到了更宏大的階級異化，幻想着通過鬥爭與消滅來實現一個理想化的政治目的，爲達成這一目的同樣忽視了個體的價值需求。只要尚有人類存在，就不存在終極的社會形態，人類始終要處於進步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努力的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對儘可能更多的個體給予人性關懷，而不是等達到某一程度才宣稱人類得到了幸福。 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小島上的伐木工的例子，在一個美麗的小島上，有用之不盡的樹木，十個伐木工十小時可以砍伐一百顆樹，並每人獲得一百元。科技的進步使生產效率提高了一倍，理想結果是是個伐木工五小時砍伐一百棵樹，並每人獲得一百元，而歷史實踐證明的結果卻是五個伐木工十小時砍伐一百棵樹，並每個伐木工獲得一百元，另外五人成爲了剩餘勞動力。在不受制約的競爭之下，更真實的結果也可能是五個伐木工十二小時砍伐一百二十顆樹，並每個伐木工獲得八十元。科技只改善生產效率，並不改善分配方式。 在90年前的法國已實現了五天八小時的勞動保障，至少在薇依的記錄中是這樣。計件工人的理想時薪爲3法郎，實際上經常達不到這個標準，薪資像被設計好的一樣，長時間來看無限趨近於某一數值，如今的計件工作仍符合這一規律。按每週40小時計算，一個工人一週可賺取120法郎。喬治·奧威爾在1928年底發表的《英國的失業》一文中提到，當時英國政府爲失業工人提供的失業救濟金，每週可領取18先令（約合110法郎），一個成年男子依靠每週110法郎很難維持生計，只能處於賴着不死的狀態。可想而知，在1934年的法國，每週工作40小時，依靠120法郎的收入，大概也是種入不敷出的狀態。 2019年夏天，我曾到某快遞中轉站做過一次夜班日結工，該中轉站在上海近郊，足球場大的彩鋼房大約有十幾個，園區佔地非常大。夜班日結工從晚6點開始，到凌晨1點結90元，到次日早上6點結220元。從下午4點開始園區就陸續聚集起日結工，這些日結工被稱作“小蜜蜂”，由專門從事人力的領隊召集，領隊從中賺取人頭費。當天大概有幾百人，基本都是男性，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居多。臨近開工會有專人組織排隊，然後挨個收走身份證交給廠方。彩鋼房大門口的招工者拿着收上來的身份證一個個審覈排隊的人，看面相決定是否留用。審覈通過的人才能進入廠區，剛進廠區是一個大廳，沿牆壁排着一圈儲物櫃，大廳中央就地睡滿了人，頭對頭，腳對腳十分整齊，底下鋪着棉褥，有的有被子，有的合衣而睡，看樣子有上百人。進入工作區了前還有一道安檢，工作區不讓帶手機進去，所以我們得避開地上睡覺的人，把手機統一鎖進儲物櫃。 當晚我被安排到二樓的一條傳送帶邊上，工作內容是將大編織袋中的快遞倒在傳送帶上，然後推進傳送帶另一邊的方形管道里，就這樣一直簡單地機械重複，同我做一樣工作的還有三個人，我們四個負責十條管道，始終要保持每條管道都堆滿快遞。管道另一頭有人拿着掃碼槍掃描這些快遞，多是女性，然後將掃描過的快遞放進旁邊的小車中，另有人將裝滿的小車推走。中間有一餐喫飯時間，我們四個人輪流去喫，沒人限時15分鐘，憑着一張粉色飯票到工作區後面的餐廳喫飯，可以打一份兩素一葷的盒飯，固定只有三個菜，包菜、豆芽和豬腳，我懷疑豬腳是用別人喫過的骨頭做的，基本見不到肉。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廠房中迴響着持續的機械摩擦聲，不是高分貝的轟鳴，是那種低沉的嗡嗡的響聲，這卑鄙的聲音一開始會矇蔽人的感知，讓人對它放鬆警惕。從棚頂射下來的昏黃幽暗燈光，使整個環境倍顯壓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的力氣完全用盡了，在這裏得不到任何關於時間的信息，只得拖着疲憊的身軀無意識的重複着機械的動作，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生氣，麻木的看着那些推着小車的人晃來晃去。工作區中央的高臺上坐着個拿電喇叭的人，是不是猛的發出些令人爲之一驚的聲音，有時是斥責，有時是鼓氣。更令人沮喪的是精神上的絕望，源源不斷堆積起來的編織袋，讓這活計變得永無休止的可能，就在人最脆弱的時候，那惱人的嗡嗡聲開始顯現它真正的威力，從耳朵不知不覺地侵入腦袋，以詭異的頻率脅迫大腦與之共鳴。 經過無比漫長的時間之後，終於有人過來把我帶走了，我被帶到一張小桌前，是上學時的那種木質單人課桌，坐在桌子另一邊的人順手從桌上的一摞身份證裏隨便拿了一張，讓我照着別人的名字在登記簿上簽字。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黑工”，一個具象的華人豬仔形象浮現在了我的腦海中。一切就這麼結束了，我領了90元錢逃離了這座地獄。出來時外面下着小雨，我看了看手機，午夜1點40分。 如果不是這次經歷，我不會知道大都市的繁華表象之下，還掩藏着這樣一個不眠不休的羣體。我很幸運不必以這樣的方式生存，但並未爲此而慶幸，始終有人要去從事這些活計，時至今日，也許他們仍以不爲所知，不被察覺的狀態存在着。 與此相關的勞動者的問題還有很多，工作時長，人格尊嚴，生產安全等諸多方面，這是個系統性的問題，企業作爲直接的徵稅對象，放鬆了管制，勞動者成爲了生產活動中的犧牲品，繁重的勞動已將他們麻木，危系生存的收入使他們不敢去爭取應有的權益，空洞無味的苦難文學還要時不時的戲弄他們一番，冠之以榮耀。

看完很想感嘆一句，一百多年過去了，打工人的境遇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轉。也許休息的時間增多了，工資水平提高了，但上班帶來的那種深深的空虛和疲憊，依舊是困擾着每個人的問題。 薇依的觀察是十分細緻的，這種空虛的感覺來源於對思考的放棄。其實仔細想想，很多工作都還沒有擺脫“奴隸制”，老闆只是把員工視作工具而非活生生的人，所以爲了提升工作效率，就必然要剝奪他們身上人的屬性，去強化工具的屬性。 一個人作爲工具忙碌了一整天，這種精神狀態上的剝離是非常危險的。相比起體力勞動的繁複，如何從工作中發覺自己作爲人的價值，重新獲得思考的能力，或許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不過薇依對於工人也並非全是同情，在親身實際的過程中，他也意識到了工人本身的問題。他們可以罷工，但罷工之後卻又無所事事。如果稍微增加福利，對他們沒那麼嚴格，一些人身上的惰性就容易被激發出來，反而趁此機會渾水摸魚，不事生產。而更關鍵的問題是，工人沒有和技術人員團結在一起，導致老闆只需要拉攏技術人員，就可以不管工人，另起爐竈。 總之，薇依的觀察是面面俱到的，她所揭露的問題不是爲了一邊倒的批判誰，而是希望能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但可惜的是，即便是薇依也想不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最後，薇依在回答如何從工作中獲得幸福感的時候，只能求助於宗教。這一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她的無能爲力，也說明打工人要想改變自己的處境究竟有多難。 或許只能靠老闆們變得有良心吧…

其實有很多類似作品，比如範素雨的《勞動者的星辰》，有陳年喜的《微塵》，還有《做快遞員的日子》等等很多，其實這類作品和西蒙娜比起來，前者更可貴，因爲他們本身沒有西蒙娜這種系統的哲學和寫作訓練，更不懂得應該在怎樣的社會立場思考自己的事，論生動和感性具體，前者體現的血和肉更細節，但對西蒙娜參加工廠勞動生活，還是非常值得讚賞 西蒙娜進入工廠，從事低薪重體力勞動，這對於動作遲緩時常被頭痛折磨的薇依來說，這無疑是極大的考驗，而且她作爲一個女性，和工友們都在艱難應對無情的機器，對工作速度的苛刻要求，尤其是被壓迫、被奴役的屈辱感：“我自己也是竭盡全力才能維持尊嚴……幾周這樣的生活差不多足以將我變成一頭溫順的野獸，只有在週日我才能恢復點自我意識。” 這像極了同爲富士康打工詩人，也是我最喜歡的許立志《新的一天》那一段     沿着流水線，筆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動，如血般地     主板，彈片，鐵盒……一一晃過     手頭的活沒人會幫我幹     幸虧所在的工站賜我以     雙手如同機器     不知疲倦地，搶，搶，搶     直到手上盛開着繁華的     繭，滲血的傷     我都不曾發現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西蒙娜的許多書寫和許立志的很像，他們對於單一無聊，毫無自由意志，永無止境的工作憎恨以及恐懼，西蒙娜雖然沒有許立志那麼熱血，但她已經不錯了，至少不像現在很多象牙塔的教授，天天炒房炒基金，沒事的時候無病呻吟一下代表勞動者說說話，西蒙娜至少走出抽象的理論世界，走到真正人羣中間，用她的話說遍是 當勞工的生命經驗視爲“與現實生活接觸”，“與生命的直接接觸”，我想要摒除某種幻覺，不被生活欺騙，想接近“不幸”，進而尋求解脫的路徑。 其實，對於一個沒有能力表達自己，更談不上有發言權的羣體，去說他們是什麼或者站在他們的立場說話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他們是什麼從來都是謎，他們沒有歷史，沒有特點，他們的面目向來模糊不清。明明佔據國內生產力的主要代表集體，藍領，農民工，卻一直處於邊緣，是真的需要有像西蒙娜這樣的精英知識分子去站到他們人中間，，也有哲學家進入他們，並做了不一樣思考有優秀的，比如碼頭工人哲學家霍佛寫的《狂熱分子》，他又是和西蒙娜一樣，參加過真正的底層勞動，從工人出發作出思考，不過由於兩個人出身背景的巨大差異，導致霍佛結合他那個年代的法西斯，極左集體運動去思考勞動者這個集體，認爲他們很容易變成烏合之衆，這其實是他們羣體的雙重性特點 那如何解放工人？ 首先，西蒙娜非常明確認爲工人面臨的不幸與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無關，“我關於工廠的疑問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影響。它事關工廠從完全從屬關係逐步過渡至某種從屬和合作混合的關係，理想情況是純粹的合作”，而所謂革命，很有可能只是導致壓迫集團的更換，“只要生產是建立在被動服從的基礎上，工人們就要繼續被動地服從”。這顯示出薇依敏銳的洞察力，對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作出反思 但她認爲唯一能讓人忍受住單調的是永恆的光明，是美。”什麼是“永恆”的？只有“絕對存在”，那不生不死、涵容萬物的“在”，在西蒙娜眼中就是上帝。在對上帝的愛和信仰中，受苦者得以“生活在那超自然的詩意氛圍中”，整個生命因此改變。 這是太具有精神性超越的救贖方案了，其實我認爲這就是心態和精神的改變，《勞動者的星辰》裏體現的絕佳例子就是打工人有自己的文學，根本上，按照阿倫特《人的境況》裏說的，每個人在其生存的最深處都是工人，因爲其生活的意義來自這種“雖然艱苦，同時也帶來勝利”的與物的衝突。那些在現實中以體力工作爲業的人，因而是人性的集中體現。工人問題不是一個局域性問題，它只是集中地反映出了人的問題。 西蒙娜轉到了哲學方面的宏觀建構思考，薇依在這裏對大工業生產中工人境況的描述和救贖方案，已經是阿甘本《神聖人》“赤裸生命”的過程的描述，“苦役已讓我覺得自己已不再有任何權利。能夠在有些時刻不用承受他人的粗暴言行，在我看來都是恩賜。” 所以，工人的遭遇難道不是整個人類的遭遇嗎？工廠中的奴役模式從來都不會限於工廠大門之內，而是持續地毒害着社會，所以，在大工業生產和集中營的邏輯中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方面，納粹集中營的大門上寫着“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制度的揭露，人的尊嚴和工作環境節奏的思考中，西蒙娜的思考書寫讓我也重新去思考很多東西，她不停留在各種制度變化和革命的幻想裏，也不在馬克思勞動範兜兜轉轉，雖然，她和馬克思一樣最後將人類的理想光輝還是回到了勞動，提升勞動價值，讓勞動者主宰時間，但思考路徑不同，這是值得注意的，也不僅僅讓勞動者去改變自己精神狀態，和馬克思一樣，也重視社會關係的改變，如今，“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一樣，都被囚禁於目的不明而又無限重複的“狗屁工作”中，西蒙娜也在讓我們重新喚起人與人之間真正的聯結，而非總是通過財與物來聯結，更非淪爲物與物之間的工具性的聯結

寫黑天鵝的塔勒布對於現在僱傭關係的本質總結的很精妙，不過是一種新型的奴隸制。 ‘’那些不認爲僱傭就是系統化的奴役的人，要麼是看不見，要麼正在被僱用。 他們生下來被放在盒子裏，回到家住在盒子裏，學習時勾選一個個的“盒子”，乘着盒子去上班，工作時坐在盒子裏，開着盒子去超市買裝在盒子裏的食物，乘着盒子去健身房，談論跳出思維的“盒子”，死後被放在盒子裏。這些都是符合歐幾里得定義的、四四方方的、表面平滑的盒子。‘’ 不管是光鮮的政治家還是被大衆理解爲博學睿智的學者，尤其是學院派出身缺乏實際經驗但處於社會權力和文化組織結構關鍵位置的人，他們‘智慧的結晶‘’’落地時運氣好一點是垃圾，運氣差一點就是浩劫的誘因。 位於底層，制度結構上的暴力讓處於劣勢的個體遭受最不公和殘酷的對待。奴性本身也是一種對抗殘酷處境的策略方法。如果奴性是一種國民性，那麼國民的生存環境和統治階級設計的制度就是這類性格的培養皿。 對於工業生產場景下盛行的泰勒主義徹頭徹尾的批判更是讓人對薇依的哲學天賦有着直觀認識。對於個體的微觀政治統治不止於身體還有思想，而思想包含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灌輸最不易察覺但影響卻最爲深遠，你對自己生活路徑的選擇和對於自身的評價都依靠着這難以察覺的官方意識形態權力規訓搞出的那套價值體系。等個體什麼時候認識不知不覺被灌輸的把人異化爲耗材的普魯士教育理念在自己思想的位置時，並下狠手打碎和拔除時，個體纔會真正開始擁有自由。 對於薇依這本論著最感嘆的一點在於在遭受非人對待和異化後還能保持對於純粹價值理念，平等和幸福的追求，對於人尊嚴和價值堅定的信仰，而不是選擇在殘酷無聊的生活漩渦中沉淪，這是難得的心性，太多人因爲遭受他們承受能力的打擊和壓迫而選擇麻木...還有從中產的哲學老師轉化爲一個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工人，本可以繼續像其他文化精英一樣繼續在舒適環境中搬運書櫥裏獲得的知識和思想，本不必強求自己去切實的面對理論所涉及的實際狀況和問題，但是她勇敢的跨出這一步，不把信仰和尊重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選擇在實際生活中踐行它們。 難得。

薇依的力量或許並不在她的哲學框架，而在於她的感受。她以一種如赤裸靈魂一樣的姿態站在崩潰的現代性前，她的哲學，或者更確切地說，她的情感，訴說着一種對世界的注視——這種注視，刺痛了我。 現代性的注視是工具性的，看一個東西是爲了用它，分析它，管理它。薇依的注視是她自己說的那個詞——attention，專注，不是爲了任何目的的純粹在場，讓對象如其所是地被看見。 這個姿態裏有一種認識論上的誠實，我以爲它和她後來發展出的神學結論是可以分離的。我認同的是那個姿態，所以我效仿了她1934年的行爲。 在工廠的第一天，身體還在反抗，意識有空間外溢；第十天，最先投降的是身體，身體開始適應 ，腰和腿不再疼痛，意識開始回收；第十五天，技能接管動作 ，我的注意力不再自由；第二十天，生產節拍佔滿時間思考開始消退。 我在自己的筆記本里畫下的一次次解離樣體驗，如果用薇依的語言重新說一遍，就是attention的崩潰。第十五天之後技能接管動作，鼻子不再對樹脂報警，一天像一下子過去——這些不只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自動化，這是薇依說的那種純粹在場能力，被生產節拍一點一點剝走的過程。 人不再能讓對象如其所是地被看見，因爲注意力已經不屬於自己了，它屬於生產節拍。 薇依1934年進工廠，是帶着她的理論去的。然後她崩潰了。她後來說自己被打上了奴役的烙印，那種羞辱感是永久性的。我覺得她的神學，她後來那套關於苦難與恩典的思想，某種程度上是她試圖爲那次attention徹底失敗的經歷賦予意義。工廠裏她沒能保持attention，工廠把她變成了另一種東西，然後她用後來的神學框架去解釋那個經歷——說那種被徹底清空的狀態或許是接近上帝的方式。 我可以不接受她的神學結論，但我可以看見她在做什麼：她在把一次attention的失敗重新命名爲另一種形式的在場。 我也帶着我哲學進去了，早期還能讓痛苦顯現，把注意力投注到自己的身體與周邊環，在12個小時的勞作後，在散步中看着Hapag- Lloyd的橙紅色集裝箱思考着全球貿易；工作時手上的雙面膠是不是《I, Pencil》裏讚揚的自由經濟的合作產物；夜班中偷懶中推一杯咖啡出來遙望星空想着康德的那句超級名言。 但是第十五天，只要15天，注意力開始不受控，我也不怎麼寫東西了，也不思考了。 如果attention可以被15天摧毀，那自由意志算什麼？ 如果注意力都不是自己的，“主體”這個詞還有沒有資格存在？ 我以前覺得覺得生命裏總有一種向外擴張、向上組織、超出眼前處境的力量，我現在依然相信這個，但尼采那套東西有一個默認前提，或者說至少有一個沒被說透的條件：人得先有一點點可供調動的餘裕。或許attention的抵抗是可能的，但它是局部的、耗竭性的、需要代價的。薇依的理論沒有充分處理這個代價，因爲她自己在工廠裏也付不起。 當霍桑實驗告訴世界一個真相：“人不是機器，心理因素會影響效率。”但是心理學的知識對象是人，服務對象是系統，於是弔詭的事情發生了，只在不明顯傷害利潤的地方給點心理糖果，以至於賣出去的不是“人性關懷”，是“更穩定的生產力”。這裏的世界是依然是封閉的，人工作十二小時全月無休，人睡覺八九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出廠不划算於是人生活的世界坍縮成工廠。 阿倫特曾經認爲，行動是抵禦工具化社會的最強武器。在她看來人是以複數存在的，這複數性只有在行動中通過言說、談判、交互、創造，纔會顯露出真正的意義。她在《人的境況》中天才性的對勞動（labor）與工作（work）的區分，即勞動使人屈從於生理和生存，而工作帶着某種對世界性的回應，成爲文化和意義的生成之地。 但阿倫特的邏輯暗示當必要性佔滿一切，複數性就會消失，公共世界就會瓦解。所以問題不在於勞動髒不髒、累不累，而在於當人的全部時間都被必要性佔滿時，複數性的顯現會不會被擠扁。 如果人與人之間只剩下最直接的相同需求，比如喫飯、趕工、避錯、休息，那麼差異就不再需要被說出來，人也不再需要通過行動去彼此辨認。那時當然還有合作，甚至還有某種默契，但那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共同世界，而更像是 必要下的同步運轉。如果一個社會把所有人都長期關在必要性的循環裏，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失去公共世界，失去那種讓人以“誰”而不是“什麼”被看見的空間。 但我在場觀察到的不是這樣。我的工友講笑話、吐槽、護着新人、炫耀孩子照片、表達偏好和脾氣，哪怕是在宿舍牀鋪搖晃中不可言說的短暫溫情，——這些不是labor，這些是行動的微型形式，是複數性在縫隙裏頑強地存在的證據。或許它們不像阿倫特所描述的那種高尚的政治性的行動，但卻在被壓迫的情況下，讓人與人之間短暫地重新找回了彼此的“複數性”。在這些裂縫中，工具性被打斷，而一種不是爲了結果的敞開的互動悄然出現。 既然行動可以在裂縫中停留是可被確認的，那麼更大的問題在於：如何從裂縫中延展它？（懸置問題中） ——— 但是一個12小時夜班的盡頭，太陽的光透過窗戶灑下來，哪怕窗戶的柵欄像牢房，陽光卻依然穿越了它的陰影，毫不猶豫地灑在我的眼前，美極了 或許哪怕attention被奪走，世界還是會闖進來。

一天天、一年年，從早到晚只有金屬的聲音，這些聲音不是自然或生命的聲音，而是人類持續、不間斷地在機器上操作的聲音——轉動的車輪以及金屬焊接……長期從事一項單調的工作，厭惡感會侵入靈魂。早晨和晚上的黑暗時分，只有電燈亮着，所有的感官都沉浸在同一世界。燈光、傳送帶、堅硬而冰冷的鐵板，這一切將人轉變成了工人。從打卡進廠到離開的這段時間裏，你每一刻都在接受命令。通過感官和身體，從遍佈生命每一分鐘的千萬個細微變化，你體會到的都是作爲工人的被束縛感。你在這裏什麼都不是，只有承受一切並保持沉默。“工人與消耗自己生命的地方和事物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工廠使他們成爲異鄉人。”這是法國社會活動家西蒙娜·薇依對大工業制度下工人境遇的描述。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一個猶太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1931年，她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薇依原本可以像同窗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樣，成爲薩特名流知識分子圈和文學圈中的繆斯，但她卻選擇了殉道式的思辨與實踐之路。爲了深入瞭解勞動者的不幸，體驗他們的生存狀況，幫助他們改善處境。1934年底，薇依離開學校，進入阿爾斯通、雪鐵龍、雷諾等工廠，以聖徒般的意志從事低薪、重體力勞動。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她做過切割工、包裝工和銑牀工。儘管薇依歷經屈辱與失敗，但她依舊選擇身體力行，感知苦難，探尋真理。後來，她又赴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並在二戰時參加法國抵抗運動。1943年8月，因長期過度勞累、營養不良，年僅34歲的薇依在英國病逝。 在《工廠日記》中，薇依記錄下自己的觀察、工友的遭遇、工作時間和收入、肉體和精神的痛苦，以及她對這段經歷的哲學和道德上的思考。這本書就是一份原始記錄，沒有抒情，也沒有感傷。但她對社會普遍問題的揭露、對工人苦難的深切關懷，讓閱讀者感動。阿爾貝·加繆和切斯瓦夫·米沃什在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都曾提到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所給予他們的深刻影響。1948年，加繆發現了薇依的手稿，隨後出版了她的七部著作，其中包括這本《工廠日記》。

1927年波伏瓦在哲學高教資格證考試裏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薇依。作爲頂級學府高材生，薇依在工廠中的實踐本可以帶着一種“有退路”的心態，但我從文字裏感覺到的是，她沒有以觀察、研究和同情的視角，而像是一個普通工人一樣如接受自己的命運般理解着周遭。她真正把當時底層工人的生活變成自己的生活，讓工人的命運成爲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相信聲張工人福祉卻自己從未進過工廠的那些政治家，不認可懷着臨時體驗的心態去居高臨下“觀察”底層社會的那些學者。書前半部分對工廠生活詳細的記錄和不停歇的思考讓我非常欽佩，做過類似工作的人才會知道箇中不易，“一般在這樣的生活中，最難抵抗的誘惑就是完全放棄思考：我感覺這是唯一不再受苦的方法。首先是心理上不再痛苦”，不是虛言。後半部分中有些非政治、非革命的改良方案，我有比較多的疑惑，以後再重讀。《成爲波伏瓦》裏提到薇依和波伏瓦初次交談便以不快告終，薇依說波伏瓦不曾體嘗過飢餓的滋味。當時讀到，對薇依的好感就悄悄加了一分，不是贊同她這樣說，而是感覺腦海中她的形象更立體了，結合以前讀的她的書，覺得她似乎真正是堪稱知行合一的人。這本書也給我這樣的感覺。之後想要了解薇依更多。——230705邊畫邊聽，第一遍讀完。

相當有趣的一本書，讓我串聯起很多思考。薇依親身前往機械廠工作，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量與工作內容以及工廠相關事件。展現了二十世紀法國工廠的狀態：計件制、產量要求、每天十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一週一休乃至無休、無限制解僱等。 雖然知道工業革命時期工廠的殘酷與折磨，但是沒想到年代會離得這麼近，1934年的法國還是這般姿態。法國工業化自1851年起，與英國同出一轍；穀物貶值，農民大量進城，工廠開始如同蛛網密佈，吸納了無數勞動力的黑煙囪開始冒煙。初期對於生產，還是大量依賴於技術人員；然而隨着流水線的誕生，所有技術性步驟都被拆解，工廠發展速度就開始高速前進。 同時工廠的制度也開始對人異化，人們再也感受不到創造的樂趣；面對每天重複性的無技術重複工作，空虛的靈魂得不到學習，只有年齡一天天增長，恐懼着未來被替代拋棄，雙眼也就失去了光。 對比觀察現在的法國，讓我有了一些想法：中低端產業並不會消失，而是會轉移去低人力成本區域；比如我國，相關制度的工廠我也曾參觀過。但是轉移並不是好的選擇，如今的法國雖然經過160多年的發展以及掠奪殖民地資源建立了每週40小時的工作制度；同時也承受着外來人口的入侵，沒有足夠中低端產業的吸納；大部分人口就只能從事服務業或者失業成爲領取福利保障的遊民，導致地區穩定性下降以及產業發展畸形。 對於薇依有些傾向於選擇宗教來緩解機械工作導致的空虛反而覺得有些飲鴆止渴，讓我想到了朱利安捷恩斯的“心智兩分法”：將一部分理智寄託給“神”，從而緩解對痛苦的認知。受限於眼界水平，她也沒想到僅僅三四十年過去就誕生了互聯網以及如今發展完善、名爲“奶頭樂”的短視頻吧。 閱讀20世紀初期的理論，雖然很多都能觸動人心，至今還能對應的上，但同時科技的發展也導致不少理論的失真；即使是馬克思理論也要結合當今實際，資本家們也在吸收改變自己，讓剝削延續更久。

辭職肉廠之後終於看完了也可以說自己是廠妹了 我幹了十幾天都覺得差不多得了而且我還上四休三，每天都琢磨着跑路，這還是我其實在學習有技能的螺絲釘時的情況，學習新東西掌握新技能總是愉悅的 成爲流水線的一環，我這個廠有點過於高負荷運轉了似乎是全澳牛數最多的廠… 只要有短暫的停歇和聊天其實就能好過很多？ 但沒給我分到這類崗位 但是人無疑除了成爲螺絲釘和速度，還需要很多其他的東西，認可、同伴、休息、價值感、鼓勵 但工廠因爲勞動力供給充足完全不需要激勵或者pua手段留人來幹 見證了同事工傷，反饋安全可以被提升的情況之後被惡意辭退，工會出面調解失敗，準備走最高法院 剝削在100年後也是存在的，因爲不對等，機會成本不對等，工人承擔的生存風險不對等，哪怕已經有fair work，有工會，有各類法規，簡簡單單的歸類爲這是勞動力供給模型裏的friction，friction這個詞裏的心酸也太多了吧 工會法規都是抗爭的結果啊，要保衛權益不要在辛苦抗爭來的框架裏還當奴隸 很難想象西蒙是怎麼也在生活有的選的情況下懷着怎樣的determination去幹了好幾個月的，還有工傷的風險 看前面純共情來了 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候有一節課完全是講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有的人羣天然不具備爲自己發聲的文字能力和exposure，這是知識分子可以發揮的地方 西蒙以理想主義去嘗試和工人感同身受，記錄體驗，記錄思考，嘗試做一些事情去請求改善，寫成書讓更多人看到這些被underrepresented的人羣 但我真的覺得沒那麼多人把人當人看，當自己屁股在別的地方的時候 這也顯出西蒙的可貴，她真的把每個人當人看，不去騙自己 後面看她寫給工廠主的信的時候已經愛上她了 多麼溫柔敏感禮貌，嘗試理解每一個人，對立面，堅持自己的看法，無比坦誠，看着就是有道德潔癖的人，而且真的知行合一表達力超級強，有一種大善，更沒私心的阿廖沙？ 我哲學什麼的學的不好get不太到西蒙的思想和傾向來源於什麼或者有更多的context 我單純覺得她有一種自稱非宗教徒的宗教信仰，suffering，有更高的東西存在，suffering不重要，能接觸到更高的東西、美、生活中的種種象徵、流轉的意象比較重要 我不覺得有這種永恆存在或者非要加什麼意義 但是宗教和革命都是安慰劑 知道有法則在這個世界但我沒有信仰之躍 所以 沒那麼堅定？ 但感覺她這一套文鄒鄒的到底有沒有用未可知，螺旋向上還是在向下 科技增加生產力但不改變分配方式 武力也會被握在少數人手裏 I see future as hell， maybe heaven later 看不到分配方式能怎麼改革.. 新富製造？ 星際征服？ 生產力無敵過剩之後發善心？外星人？ 戰爭？（戰爭還有用嗎） 討厭不知道在發生什麼，should put more time to read the world

2024-11-08《工廠日記》 作者：西蒙娜·薇依 譯者：王天宇 書說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西蒙娜·薇依所實踐的工廠活動，是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家的管理模式，工人和資本家是對立關係，工人就是幹活的機器，還要忍辱負重，其它好像一無所有，最終會積勞成疾。 如果我們努力了一個月、一年或二十年，到最後一天還是發現自己和第一天一樣，那我們所處的情況就和被奴役一樣。兩者的相似之處在於不能渴求除自己已有之外的東西，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獲得善。努力只是爲了生存。 馬克思將宗教稱爲“人民的鴉片”，這個名稱只有當宗教背棄自身的時候才合適，鴉片還是最適合用來形容革命。革命的希望總如同麻醉劑，人們只能聊以慰藉。 西蒙娜幻想讓宗教來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有點天真。 西蒙娜不贊同泰勒制，因爲它清除了靈魂中一切與速度無關的東西。 泰勒制的主要內容包括： 1.工作定額原理 2.挑選和培訓工人 3.標準化 4.差別計件工資制 西蒙娜提倡：讓勞動者快樂。不是那些需要付費的快樂，而是不傷害貧窮者心靈的無償的快樂。 感覺西蒙娜有點憤青，悲觀。 人生存得有本錢，如果你僅能出賣勞動力養活自己，那何樂而不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