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這份工作比命還重要？（譯文紀實）

我之前那份工作，一週上六天班，工作時間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但平日就算到十一二點，辦公室依舊燈火通明。一部分員工會留在公司工作到很晚，而另一部分員工則選擇回到家抱着電腦繼續勞動。 那家公司沒有“加班”概念，自然也沒有加班費。所謂“加班”不叫加班，叫“爲了完成任務自願延長工作時間”。比如給你一個案子，要求三個小時內做完，但你還要找資料、要和客戶溝通、要寫大綱、審大綱、要寫稿、要排版、要交給上級檢查、要改稿子……實際算下來時間根本不夠用，起碼要花四個、五個、六個小時……至於後面餘出來這些工時，都屬於你“自願延長”的部分，是你自己“能力不足”才白白耗費的精力，公司不會爲你的個人問題買單，所以加班費自然免談。 在這環境下，員工不敢輕易生病，生了病也不敢輕易去看病。因爲每一天都會追加新的工作，今天的完不成明天就要做兩份，要是生病請假三天，後天回公司就堆積了四天份，與此同時新的工作依舊會源源不斷加入進來…… 那時的我彷彿能理解西西弗斯的絕望，那種一眼望不到頭的煎熬，以及不時冒出的“死了比活着好”的念頭。 就像這本書所言：疲於奔命的生活真的會把人眼界變狹隘，明明簡簡單單辭職就能從地獄解脫，可當時的我居然完全意識不到。 總想着“撐一撐就過去了”，但所謂“過去”怎麼纔算過去？是撐到公司倒閉算完？還是撐到死纔算完呢？ 一直以來過勞問題非常普遍，也上過熱搜，但奇怪的是很少作爲公衆議題被大範圍討論，往往撲騰一兩聲便啞火，更別提出臺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我猜，是因爲面臨過勞危害的都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人，不是老人，不是兒童，也不是其他社會弱勢羣體。 青年人被視作“強者”。 而強者的痛苦不值得同情。 “我工作拼來又拼去，生活依然如故，唯有凝視雙手” 沒有人真的想死，只是不想像這樣子活着。

這本書涉及的案例主人公有公務員，新聞從業者，教師，銷售，體力工作者等，寫的比較深刻，真實，包含着對逝者的憐憫與同情，有幾個案例讀起來特別心疼。最主要的是，本書不僅對過勞死的當事人有憐憫，也對造成這個情況的制度、環境有反思與叩問。工作真的那麼重要嗎？是人重要還是事情重要？書裏講到需要多關注自己，人可以成爲過勞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成爲加害者。有一些自我診斷、自我保護的錦囊，以及如何支持身邊如果有人經歷過勞、職場霸凌的錦囊。 過勞，職場霸凌，隱含的kpi，義務加班，權位不對等…… 書中最讓我感同身受的一段話： 【每次寫到有關過勞死和過勞自殺的報道，都會聽到類似“要拼上性命的話還不如辭職”的感想。我以爲這是一種自我責任理論，即強調要“由個人承擔責任”，我希望大家能夠慎重地思量這個說法。但凡塚田浩先生的身心狀態正常，就不可能拋下摯愛的家人結束自己的生命。浩先生站在這山路上的時候，他根本沒有想過“辭職”這個選項，只是深陷嚴重的心病（抑鬱症）當中。這一點毋容置疑。對處於這等狀態的人大談自我責任論已經毫無意義。應該在更早之前，在他操勞過度罹患心病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 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入職不久，感到難以勝任，仍然強撐着自己去完成。那份工作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每小時有固定的工作量要求，剛入職的我加班到十點多，根本完不成，有同事和我說你一定要和組長說不能這樣安排，但是當時的我以爲是自己的問題，我再努力一下好了，後來高強度的加班，睡眠不好，工作效率低下，自我貶低，心想大家能夠完成我爲何不能完成，（後來才知道，當時給我安排的任務即便是老員工也很難完成）。那段時間經常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哭，情緒低落，什麼也不想做，只想完成工作，和家人說話沒有時間，家人感到我沒有耐心，情緒暴躁，提醒我要不要換一份工作，我不聽，我不甘心離開這個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後來情緒狀態越來越差，沒有信心做新任務，每次看到排班的任務都覺得害怕。有時候站在工位旁邊的欄杆，甚至想跳下去結束。在我離職那天，我居然還有這樣的想法。離職之後我去醫院，才知道自己已經中度焦慮抑鬱。後來過了好久，我之前的組長有一天和我發消息，說挺虧欠我的，當時對我要求可能過高了。我說都過去了。 我也挺詫異的，自己會關注心理學的文章，也自認爲是一個自我覺察高的人，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考慮關照自己的身心健康，而是陷在這種自我否定，甚至想要了結的想法裏。借用《活下去的理由》裏的一句話：“當你身處深淵底部時，永遠都不會有清晰的視野。”有時候也許我們需要跳出來，停一下。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當下的困境，不是隻有一個解決方案。像另一位書友所寫的，我們不一定是想死，只不過是不想這樣活着。也許比起結束這一切，對於我個人來說，試着去接受自己做不到，接受自己可能會失信於他人，接受自己即便失敗也是有用的人，試着去和別人說一說，心裏會好過一點。但是每個人的困境不同。但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 如果遭遇職場霸凌，這不是你的錯。不要因爲別人對你的欺凌，而損害自己的靈魂。如果一份職業，關係，讓自己越來越消耗，越來越不對勁，儘早撤出來，提醒自己，也許哪一點不對了，也許離開這裏也是一種選擇，我不是非得有這個工作，但是我要先保留自己的生命。 今天也辛苦了。 你也很辛苦的走到今天了。 試着體諒一下自己吧！ 對過勞這個題材關注的朋友，也推薦《雖然痛苦到崩潰，卻無法辭職的理由》，還有是枝裕和的《雲沒有回答》。

【“工作至上主義”正在悄悄殺死你】 首先爲作者的悲憫點贊。這類不“和諧”的書籍，在我國恐怕沒人敢寫吧。 遺屬們的採訪，讀得我想哭。GDP增幅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哪個更重要？工作難道不是最終爲了生活？如果滿目皆是職場pua、超負荷工作，以及對過勞死的日益麻木，那我們還生孩子幹嘛？ 別再沉醉於“工作至上主義”，它正在悄無聲息地殺死你，請不要讓工作成爲你的全部。身處絕境的人，也請記得：人生沒有死局，要相信自己永遠手握退出鍵。自殺是一種壞的退出，你值得更好的退出。 書中幾組觸目驚心的數字： 1、日本“關注全國過勞死問題家族協會”1990年代初就開始組織全國範圍的活動了，說明日本過勞死問題早在1990年代初就凸顯了。前有大學生感謝室友不殺之恩，現有搬磚狗感謝僱主不殺之恩。 2、工傷認定非常困難，是一扇非常“狹窄的門”，日本過勞猝死、過勞自殺的工傷認定率只有四成。 3、六成過勞死可以說“白死”了，拿不到賠償，也無權獲得道歉。 第七章錄像帶上夜班的員工，猝死後父母堅持上訴15年，最後失敗告終。 四成成功認定爲工傷的，大概率也只能拿到民事賠償，幾乎討不到刑事制裁。 第九章，家裝推銷員曾經月入2萬（摺合人民幣），如此高收入能力者，僅僅因其身負幾十萬的債務，法院就認爲自殺動機不明，雖然工作時長符合過勞死標準，依然不予認定爲工傷。 4、民事賠償不易，刑事制裁更是難於上青天。爲逃避責任，僱主甚至在法庭上抹黑過勞死員工，製造二次傷害。 第二章牛排店員工自盡後，長期打人的領導拒絕道歉，死者家屬完全無計可施。律師天真地認爲，讓施暴上司當庭道歉，是對其心靈的救贖，可以換取其後半生安心。奈何後者竟問心無愧，認爲他和受害者關係挺好的，認爲“心懷愛意”的敲打不是施暴，“你這樣指責我，我有點難以理解。”和惡魔談道德，不是搞笑嘛。 讀到這裏，我擔心會不會有遺屬像德國復仇母親瑪瑞恩一樣，私自行刑。但事實是，本書中的惡魔係數全身而退，且大多堅稱自己沒越界，其中一位公務員甚至流露出自己也是受害者的意味，因爲霸凌醜聞曝光後，他慘遭降級。 5、日本因心理疾病而申請工傷的人在不斷增加，2017年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732人（有死有活）。獲得工傷認定的有506人佔比30%（含活人，工傷認定比例，比過勞死的還要低10個百分點）。其中98人曾蓄意自殺（含未遂者）佔比認定人數的17%。 6、年收入超過1075萬日元、研發諮詢等5個職業領域的高級專業人員，適用“零加班費制度”。換言之，日本法律支持，年薪50萬人民幣以上的打工人，加班沒有加班費，因爲你工資夠高的了，你就老老實實加班吧，要啥自行車，做人別太貪。 難以忘記一位死者母親的泣血自白：“從他去世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裏一直有一個空洞。10年過去了也還是一樣。我這一生再也不會感到幸福快樂了。”以及一位遭遇職場霸凌的死者妻子的話：“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隨口說的話也能奪走別人的生命。如果你覺得自己的下屬不能完成工作，我希望你可以想想爲什麼他完不成。他可能像我丈夫一樣患有精神疾病。也請周圍的其他人注意提供一些幫助，不要置身事外。” 我始終相信，每個人都帶着使命來到這個世界，在發現和實現天命之前，請好好愛惜自己哦。不要被惡魔打敗。

工作之外，誰替我留下退路？ 讀《過勞死》這本書的時候，我其實很難始終把自己放在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上很公正無帶入地去客觀審視，書裏寫的是日本若干年前發生的一系列過勞死案件，一個個已經離開的人，他們的家屬、律師、工會和民間團體，往往會爲了一份遲到的認定、一筆賠償、一句遲來的道歉，耗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這種價值追問讓我我一開始最明顯的感受反而不是哇塞日本人的工作怎麼這麼累還好我不是日本人，而是日本社會當中至少還有一些人願意替這些已經死去的人繼續追問下去，哪怕事情過去了二十年、三十年，家屬仍然可以找到一個組織，可以找到律師，可以有人告訴他們，這不是你們家自己的不幸，而是一個本來就值得被追究的問題。 這種感覺其實比書中的任何一樁過勞死案件都更讓我印象深刻，因爲它讓我開始重新想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個人究竟要在什麼時候，纔算真正擁有了離開一份工作的自由？ 以我身邊的人舉例，很多人聽到過勞自殺，第一反應總是這麼累，爲什麼不辭職，辭職就好了不要想太多……我以前其實也會這麼想包括我現在的比較親密的人同樣會在我覺得工作有點累的時候如此安慰，可書裏不斷出現的那些案例讓我越來越覺得，辭職這個動作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人當然可以遞交辭呈，可他辭職以後住在哪裏，靠什麼生活，下一份工作什麼時候找到，醫保怎麼辦，父母怎麼辦，家庭怎麼辦，簡歷上的空白怎麼辦，已經三十五歲甚至四十歲的人重新進入就業市場還能不能找到工作，這些東西都會反過來把一個人鎖在原來的位置上，所以那些所謂的自由勞動者，表面上是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的，實際上只有當一個人承擔得起退出的代價時，他才真正擁有選擇，而人在長期高壓之下最先失去的恰恰又是這種判斷和選擇能力，到了最後，他並非不知道自己會很累，可實際上這時候已經很難正常地想象我要是不幹了以後怎麼辦。 於是旁人眼裏最簡單的解決方式，在當事人那裏反倒可能成爲最難想到的選項，這也是爲什麼我越來越不喜歡累得要死不如直接辭職這種話（自從18年那次吧，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辭退鐵飯碗，到現在依舊有體制內的辭職案例在往上落地，這很奇怪也不奇怪，奇怪的在於如此形勢下還敢有人辭職，再一看辭職去逛逛的除了意氣用事就是攢錢完成的老登），它看起來是在勸人保護自己，實際上很容易把一個原本屬於制度的問題又重新推回到個人身上，好像只要你還有辭職的自由，公司、行業乃至整個環境就沒有繼續追問的必要了。而我最近剛開始工作，對這種感覺反而比以前更敏感一些，第一天上班的時候其實幾乎什麼也沒做，一個人坐在那裏，我倒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學生時代本來就是一個人一個工位，也習慣了長時間不和大課題組的人說話，真正讓我不太舒服的反而是回到出租屋之後，門一關，那種孤獨感突然從各個地方冒出來，再加上我習慣早睡早起，可工作之後最大的變化並不只是會不會加班，反倒是你很難再像學生時代那樣精確地決定自己什麼時候結束一天，如果一份工作有相當概率需要晚走，那麼哪怕今天沒有加班，人的整個生活也會圍繞着可能加班重新安排，這就讓你不能很放心地約朋友，也不能很放心地安排自己的時間，甚至連睡覺都要往後預留，時間表面上還是自己的，實際上已經被工作佔去了很大一部分，只是這種佔用沒有全部體現在工時統計裏，所以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勞動制度真正需要保護的其實不僅僅是工資和所謂八小時工作制，還包括一個人對自己時間的支配權，一個人究竟能不能知道今天什麼時候屬於工作，什麼時候屬於自己，這同樣是勞動權利的一部分。 書評拖了好久才寫到這裏，那我又會想到現在正在讀《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時一直在想的主體性，浙江村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恰恰不是草根很能幹這麼簡單，如果普通人在正式制度並不充分的時候，仍然能夠依靠熟人關係、行業關係和自己的組織能力把生活維持起來，他們可以做生意，可以解決糾紛，可以互相照應，可以在正式制度之外形成一套實際有效的秩序，可問題也恰恰在這裏。這種能力並不天然等於權利，一個人能夠組織起來，不代表他擁有穩定的組織權，一個人能夠討價還價，不代表他始終有談判的資格，一個企業能夠在非正規環境下生存，也不意味着它最後能夠把自己的生存能力轉化成穩定的制度保障，所謂正規化到後來甚至可能變成另外一種東西，原來大家還能在灰色空間裏博弈，現在灰色空間消失了，可正式制度並沒有把原來所有人都能夠使用的空間重新分配回來，於是一些人獲得了更多資源，另一些人則被排除出去，這一點放到勞動關係裏其實完全一樣，一個人能夠拼命工作，不等於他擁有選擇工作的權利，一個人能夠忍耐，不等於他理應忍耐，一個人能夠自己辭職，也不意味着制度可以因此把保護他的責任統統推給他自己。這也是一方面我們一直說哎呀鄉土中國消逝了之類的，另一方面不斷說鄉土糟粕奪舍了民生治理，實際上如果用通體社會跟連體社會去理解（恰恰串起來禮治社會與法治社會），很大程度上我們生存在一個通體社會，但公司的公章制度講求的是某種聯體要求，人的價值被合同定義，信用被算法定義，安全感被餘額支配，那麼原本像我這種就會更加割裂，這種巨大的在價值觀上就敵對的兩種生存理念吧，本身就是我入職所有感覺的來源。 我一直覺得，主體性和自由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就是大家很容易把能夠承擔後果誤認爲擁有選擇權，可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一個學生當然可以決定自己讀不讀博士，也當然應該承擔相應後果，可如果他面對的是導師的權威、父母的期待、已經向親戚朋友宣佈的決定、自己此前投入進去的幾年時間，以及對未來就業的擔憂，那麼他說不讀了這句話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已經遠遠超過一句話本身，我那個準備讀博的同學就是這樣，他最開始聽到師兄介紹導師的時候覺得一切都很好，有車接送，有補助，實驗室環境也不錯，可真正進去以後卻是大量雜活、不斷責罵，甚至連正常的實驗都可能被拿來挑錯，最厲害的時候三天只能睡十個小時不到，頭髮也白了一片，可到了後來他想重新轉回碩士，最難邁出去的反而不是學校那一道手續，而是家裏那一關，他不敢告訴父母，因爲父母已經把孩子讀博士告訴了親戚朋友，在很多家庭裏這種話一旦說出口就已經不再只是孩子自己的決定了，於是導師那裏不能拒絕，父母那裏也不能拒絕，一個人的兩條腿同時忘了先邁哪一邊，結果就一起掉進了河裏，我後來越來越覺得，這其實和過勞死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遙遠，它們背後都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人有沒有真正的退出權。 真正的退出權不是說制度允許你嘴上說一句我辭職就行了，恰是當你說我不幹了的時候，你不會因此立刻失去生活的基本條件，不會因爲一次選擇就讓自己的家庭一起陷入風險，也不會因爲你沒有那麼強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善於拒絕、不善於和上司對抗，就因此比別人更容易受到傷害，一個制度如果把所有安全都建立在你自己足夠勇敢，發現不對就趕緊跑的前提上，那其實並不能算真正的保護，因爲現實中的人並不處在同樣的位置，有人有存款，有人沒有，有人父母可以兜底，有人必須自己養家，有人換一份工作很容易，有人離開現在的行業就幾乎沒有退路，所以勞動保護真正要解決的從來不只是壞老闆三個字，而是怎樣讓普通人在不夠勇敢、不夠強大、甚至已經非常疲憊的時候，也依然擁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安全空間 這也是爲什麼書裏讓我最受觸動的，反而不是某一位加班到深夜的員工，而是那些在他死後繼續留下來的家屬和民間組織，家族協會持續了幾十年，工會、律師和地方團體不斷介入，有人去收集簽名，有人調查事實，有人陪着遺屬打官司，這些事情看起來都很慢，甚至很多時候已經晚得不能再晚了，可我仍然覺得這種東西非常重要，因爲一個社會有沒有自我修復能力，並不只是看法律寫了多少條，也要看當正式制度沒有覆蓋到某個地方的時候，有沒有人願意去填那個空，一個人死去之後，如果最後只剩下一張死亡證明，那麼他的死亡就會被很輕易地理解成一個家庭自己的不幸，可如果還有人繼續追問爲什麼、誰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以後怎樣避免另一個人走到同一個地方，那麼死亡纔可能從一個私人悲劇變成一個公共問題，我過去會覺得工會、民間組織似乎都是很遙遠的東西，現在再看，反倒覺得它們是普通人維持主體性的最後一道緩衝，一個人如果只能依靠自己的勇氣和道德去保護自己，那麼真正能夠得到保護的往往只有那些本來就很強的人，規則真正需要保護的，恰恰應該是那些沒有能力永遠保護自己的人 我讀這些內容的時候，還會忍不住想到這些年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所謂人口通縮最早也是從這種感覺裏慢慢冒出來的，人在經濟系統中的議價能力下降，當一個社會擁有越來越多可以出售自己勞動的人，而能夠提供足夠穩定崗位的組織又沒有同步增加，那麼作爲一個單獨個體的勞動者就會越來越容易被替代，一個人如果很容易被替代，他就很難拒絕加班，很難要求更高工資，也很難在真正不公平的時候輕易離開，我不是說勞動人口增加本身就是壞事，戰後日本團塊世代進入經濟循環的時候，本身就構成了高速增長的重要基礎，可人口進入經濟體系會形成紅利，人口過剩同樣可能形成壓力，當勞動力供給持續超過能夠吸收它的崗位時，人作爲一種經濟要素的價格自然會下降，於是原本屬於個人的品質，比如勤奮、能喫苦、願意加班，慢慢就可能從一種個人美德變成一種競爭條件，誰更能熬，誰就更容易留下來，誰更能忍，誰就更容易被認爲可靠，到了最後，甚至會出現一種非常荒謬的情況，那就是一個人越沒有退出的能力，越容易成爲企業眼裏最穩定的勞動力 所以我現在再看努力這兩個字，心裏的感覺和以前已經不太一樣了，我當然還是要工作，也知道現實世界不會因爲我不喜歡加班就自動變得溫柔，更不可能幻想一種完全沒有競爭的職場，可我至少希望自己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價值都押在一份工作上，我可以認真做事，可以提高效率，可以爭取更好的崗位，但與此同時，我也需要保留一點不屬於工作的東西，保留自己的生活節奏，保留一點積蓄，保留重新選擇的能力，甚至保留在最壞的時候說不的資格。因爲能夠辭職的人，才真正擁有工作的選擇，能夠不依賴某一份工作活下去的人，纔不會把全部的尊嚴押在一張工牌上 我想這大概也是《過勞死》真正讓我不安的地方，它讓我開始意識到，一個人最危險的時候未必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時候，有時候恰恰是他已經把工作和生活完全混在一起，開始認爲自己除了這份工作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的時候，到那時，一個人不是因爲熱愛工作而留下，也不是因爲責任感而留下，而是因爲已經忘記了自己原來還擁有離開的能力，而如果一個社會最終只能依靠每個人都足夠堅強、足夠清醒、足夠有錢、足夠有退路，才能避免被一份工作壓垮，那麼它保護的其實從來不是勞動者，而只是那些有條件保護自己的勞動者，至於剩下的人，他們只能繼續工作，繼續忍耐，直到身體替他們宣佈這份工作終於結束了

《過勞死》 1.作者牧內昇平提醒:要檢查自己的工作時長，這很重要。牧內昇平在書中提到日本勞動基準監督局給出的一組數據，日本把一個月內加班100小時，每個月平均加班80個小時，視爲所謂的“過勞死紅線”，超過這一時間而累倒的人，普遍被認定爲工傷。也就是說，80個小時可被視爲一張紅牌，45個小時則可被視爲一張黃牌，我們可以以這個標準來校準自己的工作時長。 2.醫學研究證明，如果持續地無法保證每天6個小時的睡眠，人體的血壓會上升，並對大腦和心臟產生影響，死亡的風險會增加。也就是說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也是一個基準。假設我們每天喫飯、通勤、處理私事上要花5個小時，如果我們還需要確保每天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那工作上的時間就要限制在13個小時以內，超過13個小時的話，我們就要警惕起來。 3.除了工作時長，還講到了過勞死事故中，往往伴隨着霸凌和心理傷害。我們不僅要學會避免成爲受害者，也要學會避免成爲加害者，因爲當我們在職權上處於上位的時候，我們也很有可能模糊“業務指導”和“職場霸凌”的界限。 前路漫漫，也許只有遵從自己的內心，纔會走得更遠、更開闊。 當壓力實在過大的時候，牧內昇平說我們不妨嘗試從工作上逃走一小時，在這個逃走時刻，傾聽自己心中的真實想法。 推薦閱讀 ❤️❤️❤️❤️❤️

41歲的方大同近日操勞過度去世，以及本書中種種過勞死的案例，無一不在提醒我們，去世和病痛並非只是老年生活的註腳。一副好身體，勝過萬貫財。除了健康都是浮雲。

我讀了一下，累的要死不如辭職的那個專欄一，這個寫的還挺有道理的。就是爲什麼有些人已經活得那麼痛苦了還不辭職？ 對這個現象解釋得很通徹，很透徹。然後整本書我看了一下目錄，因爲目錄裏面有詳細的一些內容，我看了一下都不是很感興趣，就不讀了。

長大以後 我想成爲博士 然後製造一臺時光機 就像《哆啦A夢》故事裏那樣 我就能 乘坐時光機 回到那一天 回到父親死前的那一天 然後 對他說 “不能去上班呀”

生而爲人，我很重要 作者牧內昇平作爲一名資深記者，冷靜地還原了11個家庭破碎的瞬間。當我們習慣了把“奮鬥”掛在嘴邊，習慣了爲了所謂的“前程”透支身體時，是否想過我們的家人？妻子變成了遺孀，父母痛失愛子，整個家庭的天塌了下來。這種“不可挽回”的重量，遠比一紙工傷鑑定來得沉重。我們的身體，不只是謀生的工具，更是我們承載愛與責任的基石。 書中那句“逃避並不可恥，人生只有一次”，如同一記警鐘，敲碎了對“完美敬業”的病態崇拜。人們要警惕的，不僅是那每月80小時的“過勞紅線”，更是那刻在骨子裏的“團塊式”的忍耐基因。在追求職業精進與自我實現的同時，更要學會給自己的精神鬆綁。 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不是自私，而是對愛人和家人最大的責任。 生命是一場漫長的修行，而非一場短促的衝刺。願我們都能在追逐夢想的路上，記得抬頭看看晚霞，懂得在忙碌的間隙，按下那個名爲“暫停”的鍵。 生而爲人，我很重要；好好生活，纔是終身的事業。 這本書在這個系列裏個人覺得還不錯，作者不僅真實記錄了不同職業過勞死的案例，還在最後一部分給出了對於家屬的部分建議，這一塊我覺得非常重要也有必要，雖然作者也提到家屬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真的能及時干預，就能換回一整個家庭的悲劇。向記者致敬。

生命只有一次，總是非常寶貴的，但是生活和職業也算是生命的組成部分，怎樣完美也是不存在的。每個人在社會之中的角色如何，很多時間似乎都是在固定，能夠實現改變的似乎總是非常困難，達到了一個全體的前百分之幾總是非常困難，非常類似於最近韓國股市處於熔斷時代了，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是一種喫瓜的心態，但是本身就是一種對於擺脫職業的幻想，因爲作爲職業來說收入總是非常固定的，似乎總是被線性增加，我們社會似乎對於職業本身的態度似乎就是時間的自由，很多職業都是非常困難，而在新生代，所謂 零零後整頓職場就是要求職業之中的時間自由，其實這個本身還是非常困難，因爲我們已經進入了職業與生活相互融合的時代，因爲使用了各種方便的交流手段使得我們實現時間自由就更加困難了。其實過勞死似乎來自於日本，但是在我們時代似乎也出現了很多，前一段時間就是一個程序員在進入 icu 之後，手機之中工作羣還在不斷髮送找他的信息，在這樣的狀態下，過勞死似乎實錘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即使不勞動會不會死去，似乎很多時間我們都會忘記這樣一條問題。其實選擇生活方式以及職業本身就是選擇生命方式，在現代職場之中似乎看起來比較惡劣，而且我們感覺惡劣的情況似乎更加容易傳播一些，但現實總是很骨感的，神仙的職業似乎不存在的，比如在某處招聘之中，看着大山，寫點文字就可以了，在比如阿里的波動被航空公司僱傭了寫點機場故事就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其實很多時間都是看到了賊喫肉沒看到賊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