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的幻覺

風險管理領域的一本經典之作，一週讀了兩遍，但是還不過癮，打算三讀。 一、分析： （一）量化交易與市場波動性 火雲邪神曰：天下武功，無堅不摧，唯快不破。如果一個對手，出招比你快，閃的比你快，內力還比你強大的多，還打什麼勁？只有被秒殺的份，更何況類似的對手還是個龐大的羣體，那端的是翻雲覆雨，在江湖上掀起一陣陣腥風血雨，這就是當前個體在市場上面臨的窘境。 程序化交易，即量化交易的出現，大大強化了市場波動的幅度和頻次，當著名的“美林時鐘”變成電風扇，吾輩該何去何從？ 某個笑話，當一個東方不敗掌握了葵花寶典，他就“東方不敗”，那如果把葵花寶典複印一千一萬份江湖傳閱，那會是什麼情景呢？卷、卷、卷，捲到後來，當上武林盟主的反倒大概率是不會武功、人緣頗佳、身段柔軟的某人，比如韋爵爺小寶。 面對強大的量化軍團，我們或許最應該做的不是跟隨，而是找個堅固的地洞睡大覺，等量化“不敗”們殺的屍山血海、系統崩潰的時候，出來撿“兔子”。 （二）看的見的數字看不見的風險 某哲人曰“一切皆可數字化”，然後，風險計量模型出現了。 老闆說“忒複雜…！”，然後，模型就“體制化”了。 然後，一些理應被冠之“風險”的“其他事項”像蟑螂一樣，在某個陰暗角落，猥瑣發育、伺機發芽… （三）翹尾的不只是蠍子 五代名人馮道說過一個故事“他以前在河東當掌書記時，曾經奉命出使中山，在路過井陘之險的時候，害怕馬會失蹄摔倒，不敢加快速度，等到了平地，覺得沒啥危險了，縱馬馳騁，然後就摔傷了” 颱風來臨的時候，大家萬衆一心衆志成城，堤壩絲毫無損，然後等過了颱風眼，大家剛想鬆口氣，這時候更兇猛的第二波暴風驟雨過來了… 風險也是有翹尾效應的！ （四）安全帶與剎車管 一輛汽車的最大速度取決於剎車系統的上限，一個人在車禍中能否倖存取決於安全帶的下沿，車禍中受傷最嚴重的，往往是那些一開始看起來毫無損傷活蹦亂跳的，需要關注風險的次生災害。 （五）救護之道與預期引導 奔跑摔倒後，最重要不是立馬支撐起身，而是先趴好，危機衝擊過後，監管層的首要工作是降低市場波動率，那種第一天跌停ICU第二天漲停ktv，對市場傷害最大，不但不利於平復市場恐慌情緒，反而容易引發市場進一步崩潰，正確的做法是先把波動率降到合理區間（窄幅震盪），平復情緒，然後引導逐個平臺打好地基延伸向上，形成明確的上升預期，拾級而上，那種直接拉上去的纔是隱患重重。 （六）量價關係與安全墊 一種商品如果市場缺口是10%，你覺得價格要漲多久才能達到供需平衡，10%，20%？答案是，無極限，可能是1000倍，也可能是100000倍甚至更多，直到供應放量達到平衡爲止。 反過來亦然。 這也是在股災時，發生斷崖式下跌的原因。 應對措施是構築安全墊，到達該區間時拋盤大減、買盤大漲，起到有效對沖。

風險源於未來，但我們只知道過去。監管是後顧性的，旨在防止過去的錯誤。 金融體系是必要的，它提供了金融中介服務，即跨越時間和空間將資金從一人轉移至另一人。金融重新配置資源，分散風險，使我們能夠爲老年人建立養老基金，也可以幫助公司進行數十年的投資。金融也是危險的：金融機構利用客戶牟利；銀行倒閉並引發危機；銀行家缺乏同理心，傲慢自大，卻在搞砸時心安理得地要求救助——將利潤私有化，將損失社會化。除了以此爲生的人，金融並不受歡迎。金融被需要，因此被忍受，但不被接受，社會對其的態度是一邊享受金融體系帶來的好處，一邊又對其進行嚴格監管。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當然就如何做到這點也沒有達成共識。 驅動經濟活動的是不確定性，而不是風險。投資活動和投資損益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我們不能完全預測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每個人對未來都有不同的預期，這些預期導致了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推動了經濟活動。 許多金融危機和鉅額損失，是由善意的規則與市場參與者自我保護的本能之間的惡性反饋造成的。 海曼·明斯基在40年前觀察到，穩定具有不穩定性。如果我們認爲世界是安全的，我們就會想要承擔更多風險，這最終會造成世界自身的不穩定性。由於決策和糟糕的結果之間可能時隔幾年或幾十年，因此風險很難被控制。正如我的合著者查爾斯·古德哈特所說，“對於任何觀察到的統計規律性，一旦出於控制目的而對其施加壓力，它就會趨於崩潰”。古德哈特定律告訴我們，當風險管理者開始控制風險時，我們的反應方式往往會使風險測量不準確。 與溫度或價格不同，風險無法被直接感受或觀察到。相反，它必須通過價格過去的走勢來推斷。這需要一個模型。正如統計學家喬治·博克斯所說：“所有模型都是錯誤的，但有些是有用的。”我們有很多衡量風險的模型，它們彼此不一致，沒有明確的方法來判斷哪個是最準確的。即便模型有用，所有風險計量儀捕捉到的也都是短期數據，因爲這正是我們能夠獲得的數據。 內生風險是金融當局面臨的“金髮姑娘原則”（Goldilocks）挑戰的核心。我們希望金融監管恰到好處：既不要太嚴，以免所有的經濟活動都被扼殺；也不要太鬆，以免我們遭遇太多危機，損失所有的錢。我們需要一種平衡，但這並不容易。監管機構關注的是上一次出現的問題，而下一次危機往往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典型的危機包含兩個主要因素：過度的負債和相互關聯的金融體系。換句話說，就是過度的風險和充滿危險的網絡結構。但是，危機的發生並不需要極端的冒險行爲。1914年危機的爆發並非因爲風險太大。恰恰相反，不穩定的力量侵蝕了我們所依賴的非常複雜的金融體系，它爲我們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中介和槓桿，幫助經濟增長——但僅在好的時期。神奇的金融體系同時也是金融危機的催化劑。並且，這一切都與政治有關。 風險的圓形監獄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的作品。這一切都始於傑里米對其在俄羅斯工作的兄弟的一次拜訪。讓傑里米感興趣的是，他的兄弟想出了一種巧妙的方法來管理員工：在車間中央設立觀察哨，讓檢查員可以在不被人看到的情況下監視工人。傑里米認爲這是一個絕妙的想法，並提議將其運用於其他人類活動場所中，比如學校、工廠，甚至醫院。其中，在監獄的應用建議，即圓形監獄，獲得了最多的支持。圓形監獄一詞來自希臘語παν（全部）和οπτικος（看見）。如果你去倫敦，你可以看看仍在倫敦大學學院展出的傑里米·邊沁的遺體 在思考銀行資本時，尤其是那些接受過經濟學或會計學教育的人，應該忘記自己過去對資本的所有了解，重新認識資本。銀行資本是一種人爲的會計建構，與資本最常見的用法（比如斯密和馬克思所討論的定義）只有模糊的關聯。當我向學生講授資本時，我喜歡將其定義爲“銀行監管部門選定爲資本的項目”。銀行資本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普通權益，即資產減去負債；二是雖不是普通股但有助於實現監管目標的金融工具——類股權。 我們的社會充滿規制，風險的圓形監獄正在統治社會。傑里米·邊沁應該感到自豪。許多監管系統運作良好，尤其是在航空業，在空中交通量增長的背景下，持續改進和風險最小化的文化都使死亡人數大幅下降。我們在航空、交通、食品等最佳監管領域的切身經驗，影響着我們對監管效能的判斷。因此，儘管存在各種濫用、剝削和危機，我們仍然希望對金融有同樣嚴格的監管。不幸的是，這並沒有那麼容易，原因在於風險和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計量儀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我可以像使用溫度計一樣使用風險計量儀嗎？不可以。我們看一眼溫度計讀數即可知道溫度，但是對於風險我們卻需要進行三個獨立層面的分析： 1.對於哪種風險是重要風險的判斷。 2.如何量化風險的理論。 3.生成實際風險計量結果的統計技術。 後兩個層面構成了風險計量儀的概念，但選擇何種風險計量儀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要用計量儀測量哪些風險，即第一層面的判斷。 歷史學家要生存下去，歷史就必須是“正確”的。如果我試過足夠多的風險計量儀，我一定能很好地解釋歷史，也會事先預測出2008年危機。許多研究正是這麼做的。但是，所有這些工作都是無用的，因爲存在統計學上的“僞相關”，即變量之間看上去相互關聯，但事實上並沒有因果關係。 正如門肯所言，“任何複雜的問題都有一個清晰、簡單且錯誤的答案”。 所有預測歷史能力不佳的風險計量儀都會遭到改動，留下的都是能完美解釋歷史的風險計量儀，就像蘇聯歷史學家一樣。問題是，這些風險計量儀在預測未來方面往往表現不佳。 許多早期模型最初的預測結果質量非常低，因而創建者遭到了不公平的批評。的確，這些模型最後被證明都是錯誤的，但有糟糕的預測總比沒有預測強。當模型變得相當準確時，我們卻不需要模型了。情況總是這樣。 凱恩斯的出發點是，人類並不像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認爲的那樣，天生是理性的，能夠完美地預見和預測一切。相反，人們通常遵循動物精神——引導人的行爲的本能。凱恩斯對統計分析變得不屑一顧，拒絕接受遍歷性，即可以根據過去事件發生的頻率來做出決策的觀點。相反，他關注的是在給定時點，人們根據自身的認知，對未來事件發生的“信念程度”。 漢尼斯·吉蘇拉森在他的新書中回憶了1980年他與哈耶克的一次晚餐，當時哈耶克對他說：“我們不應該成爲哈耶克主義者，因爲凱恩斯主義者比凱恩斯糟糕。” 摒棄不確定性概念而青睞風險概念的原因有很多。二戰後數據收集得到大幅改善，新的統計技術，以及計算機的普及與發展，都讓人產生了一種“手到擒來”的感覺。在不斷試圖控制環境的過程中，我們會不可避免地忽視不確定性。風險和對世界的數學描述對於控制環境至關重要，而不確定性恰恰成了阻礙。人們不想聽到不確定性的觀點：不確定性不是那麼容易衡量和控制的。風險的觀點始終勝出。 社會學家丹尼爾·揚克洛維奇巧妙地證明了這種方法存在的問題，他稱之爲麥克納馬拉謬論：“第一步，測量任何容易測量的對象。這一步沒有什麼問題。第二步，忽略不容易測量的對象，或者賦予其任意的定量值。這是人爲的且具有誤導性。第三步，假定不容易測量的對象真的不重要。這一步是盲目的。第四步，宣稱但凡不容易測量的對象，其實都不存在。這一步是自殺性的。”平心而論，麥克納馬拉只是試圖把複雜的問題結構化，在約翰遜政府的所有政治鬥爭中均將量化方法作爲工具。他不是第一個這樣使用統計學的人，也不是最後一個。 關於不確定時期如何做出決策的精彩觀點：“那些說某些事情沒有發生的報道總是讓我很感興趣，因爲正如我們所知，有些事情是已知的已知，我們知道自己知道。我們也知道還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但也有未知的未知——那些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縱觀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歷史，後一類往往是困難的。 沙克爾認爲，計算所有結果的概率分佈，從而做出理性的經濟決策是不可能的。經濟數據不具有遍歷性。 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是指，對於任何觀察到的統計規律，一旦出於控制目的而對其施加壓力，規律往往會崩塌。這一定律對於監管有着天然的意義。一旦政府試圖對某些活動進行監管，它們作爲反映經濟趨勢的指標，將立即變得不可靠。 數據驅動的風險管理流程只能捕捉外生風險，不能捕捉內生風險 這個故事也給我們上了一堂道德課。當出現問題時，我們總是想找人擔責或者懲罰。在千禧橋上，人們天生的自我保護本能——預防原則——導致了搖晃。沒人做錯什麼，他們只是不想摔倒。矛盾的是，做正確的事情可能會導致最壞的結果，這種情形在危機中屢見不鮮。市場參與者的自我保護本能導致流動性在緊張時期枯竭，將我們從危機邊緣推向危機深淵。 市場價格的雙重作用推動了內生風險。第一個觀點是我們熟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市場價格將經濟中的所有相關信息嵌入一個變量——價格。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本科金融學入門課程常用的一個簡單投資示例中，股票的價格由未來股利的現值決定，其中貼現因子包含了未來的不確定性。 第二個觀點是人們不太熟悉的，即價格也是行動的必要條件，迫使我們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甚至可能違揹我們的自身利益。這是因爲大多數市場參與者都受到其交易夥伴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所施加的法規、行爲準則和限制的約束。這些約束包括會計規則、法律義務、信息披露、銀行資本、風險約束和按市值計價的準則。 羅伯特和我提出了正確使用風險計量儀的五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風險來自未來，但我們只知道過去。風險計量儀所能做的只是將過去映射到未來，而且要想準確預測，許多條件必須保持不變。真實的歷史必能反映未來，沒有令人討厭的意外，這是遍歷性假設。與此同時，創造風險計量儀的人必須尊重歷史，避免數據探測。如果我們認爲歷史不是未來的可靠指南，就不要使用風險計量儀，去做些別的事情吧。 第二個原則是風險計量儀的意義不在於預測糟糕的結果。它的作用就是告訴我們不好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因此，即使所有事情都出錯了，或者什麼問題都沒有，我們也沒有足夠的理由來批評或讚揚風險計量儀。這是一個經常被違反的原則，例如在對重大損失進行事後分析時。當出現一個糟糕的結果時，每個人都成了專家，批評是很容易的，這就是“事後諸葛亮”。 第三個原則是如何計算風險取決於人們害怕什麼。在評估風險時，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一刀切”的方法，如VaR值。我們各自不同，有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風險計量儀。不幸的是，我們正在朝着“一刀切”的風險計量儀的方向發展。當每個人都使用同一個風險計量儀時，個體的失敗會爲集體的失敗所掩蓋。 第四個原則是不要發生概率偏移。 第五個原則是金融風險是內生的，是由構成金融體系的人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內生風險限制了風險計量儀的功能，因爲風險預測涉及預測人們的行爲。一般來說，當風險計量儀專注於短期和非極端結果，且目標資產被很多人交易時，它的表現最好。對於低流動性資產的長期和極端風險，風險計量儀是無效的，因爲其中涉及預測人類行爲，這對計算機算法來說要求太高了。 規制設計者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是採用基於規則的監管還是基於原則的監管。基於規則的監管着重防止不良行爲，就像防止我們超速的限速規定。基於原則的監管更注重結果，強調我們應當以一種不會造成交通事故的方式駕車，並綜合考慮天氣、路況、交通情況，以及所駕車輛的質量等因素。沒有一種監管方式令人滿意，需要將二者結合起來。如果固守一種方式，那我們很可能陷入麻煩。 失敗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沒有效率的公司退出舞臺，由其他更好的企業填補空缺——這就是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 我們看到的是大量的“風險表演”（risk theater）。我借用了布魯斯·施奈爾創造的“安全表演”（security theater）一詞，原意是指本想用一整套措施來消除安全隱患，實際上卻收效甚微。想象一個引人注目的安檢場景：檢查入口、安保人員、監控鏡頭、違禁物品。這限制了人們的行爲、隱私和自由。但是，當有限的資源用於表面的安全時，真正的安全卻被忽略了。 巴塞爾協議屬於微觀審慎監管，主要針對單個銀行的行爲，系統性風險則交由宏觀審慎監管當局負責：金融世界的預防犯罪警察。雖然宏觀審慎監管這一標籤是新的，但它始終是政府金融政策的四大中心板塊之一，現在僅是鑲了一個新名稱而已。 過去的經驗爲制定工具提供了信息，但威脅來自將來，就像盯着後視鏡開車一樣。 將貨幣政策交給獨立的央行比較容易，因爲這些政策非常明確。有一條毫無歧義的衡量標準（通脹），目標清楚（如2%的通脹率），另加兩項工具（價格和貨幣量）。如果央行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大家都能看到。人們可以接受一個獨立的央行，如果它的行動和結果都在清晰的監督之下。 共同信念和共同行動是金融穩定的敵人。當我們作爲一個羣體行動時，多樣性的缺乏會造成不穩定。就像當所有行人都行動一致時，千禧橋開始搖晃一樣。當所有人都看似智慧、實則瘋狂地告訴我們風險很低時，我們就會覺得承擔更多的風險理所應當：明斯基時刻再次降臨。 我發現金融界有一點非常吸引人，那就是儘管金融體系的許多從業人員宣稱自己相信自由市場（實際上許多人將自己視作自由主義者），但卻以一種非常社會主義的方式行事，並且察覺不到其中的矛盾。危機紓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利潤私有化，損失社會化。 術語“三難困境”的定義是，當面臨三種選擇時，我們只能選擇其中兩種。金融體系是有風險的，在管理金融體系時，我們有三個選項：一致、效率和穩定。我們會選擇其中哪兩個？到目前爲止，金融體系中的掌權者、私營機構和監管者都傾向於選擇一致和效率。商業機構這樣選擇是因爲這可以減少競爭，增加利潤，而監管者是因爲這樣做會使他們的工作更容易。我們從中可以意識到我們有兩條路：要麼需要更好的技術，要麼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 就像2001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樣，許多基金經理、銀行家和監管機構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資源。導致他們折戟的是四種認知失敗，這些認知失敗使他們對威脅和機遇視而不見。他們讓事實屈從於他們的偏誤，做不到時就轉而尋找其他事實。 第一個認知失敗是合成謬誤，即如果一個整體的全部（甚至部分）構成要素是真的，就推斷整體一定是真的：“氫（H）不是溼的。氧（O）不是溼的。因此，水（H2O）不是溼的。”金融監管中的合成謬誤在於，如果所有個體微觀風險都得到了控制，那麼整個金融體系就是安全的，這意味着金融體系只是其所有個體活動的簡單加總，所以科學家所要做的就是研究海灘上的沙粒。 第二個認知失敗是不變性，即認爲金融體系在被觀察和控制時不會改變。畢竟，物理學世界是不變的，那金融體系爲何不是呢？這裏有一個關鍵區別：內生風險。任何與金融體系互動的人都會改變它，無論是資產管理者、銷售人員、監管者、記者、投資銀行家、大學教授還是財政部長都是如此。有些人帶來了較大的改變，有些人則不然。但是，儘管他們的影響可能很小，但永遠不會爲零。 第三個認知失敗是相信風險計量儀衡量的是真正的風險。 第四個認知失敗是將金融穩定本身作爲目標。這是不對的。金融穩定只是一種工具，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不出現太多代價高昂的危機。金融體系是一種工具，金融穩定只有在推動我們實現目標時纔是重要的。政策制定者過分關注金融穩定並將其視爲使命的核心要義和最終目的將會適得其反，對他們本應服務的社會造成損害。 這四種認知失敗使決策者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事情。這會產生許多現實世界的後果。 首先，當我們懷着好的意圖，試圖減少甚至消滅風險時，我們可能最終會轉移風險。 其次，認知失敗也使我們忽視了將金融體系中的每個人聯繫在一起的網絡。金融當局也生活在筒倉中，它們的任務是監管美國某個州的保險業或德國的市場行爲。沒有一家機構負責一個國家的系統性風險，更不要說整個世界了。因爲沒人得到授權控制網絡，所以也沒人這樣做。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只是一個拼湊體，政府機構只管其中的一小部分——自己的職責範圍——而且不喜歡與其他部門合作。如果你認爲這不可能是真的，那麼請向監管機構詢問跨轄區共享數據問題，它們都會告訴你數據共享遇到了多少阻力。雖然忽視網絡有助於決策者睡個好覺，但問題是網絡既會抑制衝擊又會放大沖擊。金融體系中一些最強大和最具破壞性的力量就位於監管轄區的邊界上，以大肆利用這些邊界。 認知失敗最具破壞性的後果是短期主義——短期和長期之間的不和諧。 金融穩定性及良好投資表現的敵人都是一致性。

很經典。解釋金融市場爲何無法避免風險；作爲監管者的政府和金融主體的銀行，在穩定、效率、一致這種不可能三角中的博弈；甚至探討了AI代替人類接管金融系統的可能性以及後果。 最後，和生物學領域一樣，擁抱多樣性，纔是風險管理的最佳手段。

正如所說：“所有的金融監管者都應該閱讀此書。這本書以妙趣橫生的非技術化的語言展示了風險的哪些方面可以被計量，哪些方面通常無法被計量。任何關注投資組合管理的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什麼是泡沫？只有他破了才知道，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不承認的吹大他直到破裂。 認識風險及計量風險，防控風險，讓他不再成爲危機而努力。

這本書對潛在風險如何積累的過程和細節的記錄十分詳盡，也因此獲得認可。 這就像歷史和實驗報告，我們記錄每一場實驗報告，處理茫茫多不盡相同的細節和噪聲後，我們獲得相對穩定的結論。 不足之處在於，這類記錄總結出來的定性結論尚未轉化爲可以固化爲定式的解決方案，或者說，這類經驗只是在記錄：我們製造風險計量儀，又不斷否定每一個風險計量儀的有效性，在“信/不信的動態搖擺”和“製造新的風險計量儀”兩條路上充滿糾結地探索。 在what is it獲得答案，不代表在how to do得到明確結論。 與其這樣，這類書籍用一句話概括即可：記住37%法則。任何時候我們都只是剛剛脫離新手村，所有已知都只是全部真相的37%，離對錯五五開的還差的很遠，不要過度自信。

【總體槓桿效應與財務槓桿效應、操作槓桿效應、銷售槓桿效應之間有什麼關係？】 總體槓桿效應指的是企業利潤與銷售收入之間的關係。財務槓桿效應、操作槓桿效應、銷售槓桿效應則是對總體槓桿效應的具體解釋。 財務槓桿效應指的是企業利用負債來獲得資金投入，從而擴大規模、提高效益的能力。具體而言，當企業的利潤率高於債務成本時，通過增加債務融資可以降低企業的平均資本成本，從而提高股東的收益率。這種利用負債進行投資的行爲就是財務槓桿效應。 操作槓桿效應指的是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等方式來增加利潤的能力。當企業的固定成本佔比較高時，就會出現操作槓桿效應。因爲固定成本是不變的，如果能夠增加銷售量，就可以分攤固定成本，從而提高利潤。 銷售槓桿效應指的是企業通過提高銷售價格、增加銷售量等方式來增加利潤的能力。當企業的變動成本佔比較高時，就會出現銷售槓桿效應。因爲變動成本是與銷售量成正比的，如果能夠增加銷售量，就可以分攤變動成本，從而提高利潤。 總體槓桿效應是由財務槓桿效應、操作槓桿效應、銷售槓桿效應三者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具體而言，當企業的財務槓桿效應、操作槓桿效應、銷售槓桿效應三者都很強時，總體槓桿效應就會更加明顯，企業的利潤增長速度也會更快。但是，如果三者中有某一個比較弱，就會對總體槓桿效應產生負面影響，限制企業的利潤增長。因此，企業需要合理地運用財務槓桿效應、操作槓桿效應、銷售槓桿效應，以實現可持續的利潤增長。

可以，功勞給翻譯，其次讓我也想繼續關注這個作者的其他作品，最後，個人也想有個風險計量儀的話，我們在交易上也不至於那麼被動。

控制的幻覺來源於通過風險計量儀對外生風險進行控制，但卻忽略了內生風險，而它本質上纔是系統性風險的根源。 對外生風險、微觀單體風險的控制帶來了風險得到控制的假象，感知風險降低的同時實際風險卻悄然堆積。 破除控制的幻覺需要辨識清楚內生風險與外生風險之別，監管機構需要明確監管的目的是爲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風險損失，並鼓勵市場的多樣性，以增加金融市場吸收損失的能力，應對週而復始的危機。

這本書梳理了金融危機發展的一些動因，並對金融監管的發展和作用進行了一些羅列。 然而，作者作爲倫敦政經的教授，在一些常識性的內容（如中國傳統節日春節之間股票市場休市）犯錯誤並將錯誤作爲其論述的論據的一部分，讓其學術的嚴謹性打了一些折扣。 綜上，看看還可以，但實質性的啓發不多。

沒有可行的解決方案，大而泛，可讀性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