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肯·韋爾登
英國經濟處於非常奇怪的矛盾狀態:它既是世界上成功的經濟體之一,也是歐洲落後的經濟體之一。就人均GDP而言,它是領先的,但生產率水平卻比發達經濟體要低得多。隨着新冠疫情的暴發,英國陷入經濟衰退,作者認爲英國的經濟衰退並非因這一件事造成的,而是由過去200多年的歷史形成的。在觀察英國經濟在過去兩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作者鄧肯·韋爾登探討了200多年來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採取的(或未採取的)選擇,並揭示了這些選擇是如何塑造了英國所有人所面臨的結果和未來的。 本書講述了從工業革命時期到2020年疫情期間,英國的經濟和政治如何相互作用的故事。皮爾、格萊斯頓、艾德禮和撒切爾等少數政治家成功地塑造了經濟,但被經濟影響的遠不止政治。19世紀40年代的皮爾和科布登關於經濟開放與主權之間的平衡的爭論在英國退歐後重新出現。自2010年以來,政府赤字的規模一直主導着政治,但自維多利亞時期起,對國家債務規模的擔憂幾乎是這個國家的後遺症。在勞合·喬治和阿斯奎斯的時代,對職業培訓失敗的擔憂和對德國製造業正在蓬勃發展的偏執是很常見的,現代社會對新技術對就業和不平等的影響的擔憂至少可以追溯到斯溫上尉和內德·盧德。隨着經濟從新冠疫情帶來的衰退中復甦,英國也開啓了脫歐後的新未來,理解過去對了解未來可能如何發展至關重要。
大英國經濟興衰的記述 作者鄧肯·韋爾登(Duncan Weldon)擁有多重專業身份,①資深經濟記者:曾任《經濟學人》英國經濟記者、BBC《新聞之夜》經濟記者。② 政策實踐者:曾在英格蘭銀行的工作經歷賦予其貨幣政策洞察力,英國工會聯盟高級經濟學家職位則深化了對勞資關係的理解,③爲《金融時報》《衛報》《政治季刊》撰寫的專欄,展現其融合學術嚴謹性與大衆傳播力的獨特文風。 因此本書好讀,並不枯燥,以工業革命爲起點,終於2020年新冠疫情,構建起跨越兩個世紀的經濟史譜系,集中表現近代部分和英國國家發展的軌跡。 • 作者認爲起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的本質,並不是因爲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是生產力要素價格結構纔是核心動力。1750年英國工資水平遠超法意,刺激機器替代人力;廉價煤炭則解決能源約束,歐洲對比案例:意大利因早婚傳統→人口快速恢復→人均收入回落;西班牙莊園制→勞動力過剩→工資停滯;英國晚婚文化(女24歲/男27歲)降低生育率+牧業資本密集特性→維持高人均收入→儲蓄轉化爲工業投資,此分析證明人口結構轉型纔是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而非單純技術積累。 •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一個封閉系統,最終都會歸於完全混亂和無序的死寂的。所以不停的給自己挖墳,打破舊系統,纔是在系統中的智能的存活之道。大英的《穀物法》造成愛爾蘭“天災人禍”,廢除後推動自由貿易→殖民擴張反噬本土產業,帶來兩次大戰,大英帝國也從日不落跌落,轉機在戰後新一輪的循環,艾德禮建立全民醫療→70年代通脹率達25%,新自由主義實驗 撒切爾私有化改革→2008金融危機→脫歐困局,英國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但生產率落後於主要發達經濟體,書中也講到英國12次的金融危機不斷重新洗牌,新世紀服務業佔比過高(79%GDP)的結構脆弱性,但根源在於去工業化遺留的產業鏈斷層。 • 作者提出“經濟塑造政治,政治反噬經濟”的動態模型: - 短期悖論:政客常高估自身影響力(如撒切爾私有化試圖快速扭轉國企效率) - 長期規律:真正改變軌跡的恰是持續性政策(如《工廠法》逐步改善勞工條件→百年後提升整體生產率)該模型完美解釋二戰後英國經濟的“三階段震盪”:從凱恩斯共識到貨幣主義實驗,政策搖擺導致增長軌跡斷裂。 《英國經濟史》最終揭示一個貫穿200年的悖論:英國既是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先行者”,又成爲難以適應新產業革命的“掉隊者”。可見任何“國家”都難逃“新城代謝”的興衰,遊牧民族更是漫長的遷移,“文明”會以信息的方式融合和沉澱被拾到者繼承,如同古希臘文明被後世傳承,英國雖然脫歐,但被移民綠化,難逃融合的命運。 2025年#404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而每一次危機或蕭條,都在重塑英國的經濟和政治。艾德禮和撒切爾夫人都將這個國家推向了徹頭徹尾的新方向,但在過去的兩百多年裏,大多數政府都滿足於得過且過。阻力最小的路徑通常是更容易的路徑,並且對經濟問題採取“縫補將就”的方法也是典型的英國式做法。一戰前,自由貿易、金本位制和平衡預算的三位一體,爲國家創造了一個“防濫用”的經濟憲法,一戰以後,失業和更廣泛的財政政策等核心宏觀問題成爲中心議題,國家對整個經濟進行了全方位的干預,經濟形勢最糟糕的時候就是政治形勢最緊張的時候,絕大多數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都是關於權衡的,短期來看,政治家們高估了他們的影響力,但是長期來看,他們又低估了這種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