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羣體研究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他和他主持推動的“萬曆新政”一同載入了史冊。梁啓超曾在《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張居正與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認爲他是“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整治家”，確實在其之前之後，明朝確無類似張居正般轟轟烈烈的革弊出新。但張居正生之多麼烈火烹油，身後就多麼身死道消。其名譽、其家族下場之慘，亦是中國改革家中也極鮮見的，《張居正改革羣體研究》一書，即詳細剖畫這一代政治家的人生、改革及改革中站在他身前身後的那一整個充滿革新之態的羣體。 張居正以“萬曆新政”名垂青史，但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卻是在嘉靖、隆慶兩朝度過的。 正德十六年（1521），那個民間流傳着“游龍戲鳳”傳說的明武宗英年早逝，留下一個荒廢了的江山。嘉靖帝登頂，早些年也有過短暫的革新之勢，也曾“叢蠹之弊十去其九”，但帝位坐穩之後，嘉靖也成了歷史上著名的昏君，青辭宰相是他一朝的，逼得宮女聯合絞殺一朝皇帝，也是他獨創的，其惡罄竹亦難書。嘉靖死後，隆慶帝繼位，這個軟弱皇帝也只能“無爲而治”，皇權弱，朝臣權起。“柄臣相軋，門戶漸開。”徐階、高拱、趙貞吉等閣臣爭權，張居正亦在其中。 權臣爭柄，國家面臨“北虜南倭”（蒙古、倭寇）之眈眈，宗室耗大，缺少軍費，盤剝百姓。這就是張居正掌權之前面臨的一個內憂外困的時代。 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入閣，作爲高拱的輔助，協助推動了“隆慶和議”，結束蒙古在北方的威脅，此舉爲“萬曆新政”奠定良好的外部基礎。隆慶六年（1572），隆慶帝崩，萬曆帝繼位。張居正聯手宦官馮保發動“壬申政變”，高拱敗退，張居正得任首輔。 轟轟烈烈的改革開啓。張居正的改革羣體包括初期對他支持、依賴的明神宗和李太后爲代表的皇室，以及以馮保爲代表的宦官，此外還有追隨張居正的朝臣。 朝臣又包括軍人、文臣。 張居正出身軍戶之家，他對軍人具有更有傾向的信任，提拔任用以譚綸、戚繼光爲首的將領，該二人分別在戰“北虜南倭”中立下戰功，軍人集團也對張居正付出了最大程度的支持。 此外，張居正在對中樞重要朝臣的人事調整中，建立自己的核心政治勢力。 據著者統計，張居正改革羣體大約有70人，核心人員65人，邊緣人員5人。見下圖。成分構成有同鄉、同年、同僚、姻親、朋友、師生等；按着重程度劃分，是楚人爲重、南人爲主，這背後有楚人在國家危難之際敢於行事的作風以及明代南方經濟文化發達，東南士人在政壇形成勢力之故；按官員職責構成，是以巡撫爲主。張居正改革構成體系的完備，是“萬曆新政”得以成功的一個很大因素。 在權力輻射如此完整的情況下，張居正推動改革涉及到了這個帝國的方方面面。吏治爲先；軍事防禦、平定叛亂；賦役改革，一條鞭法被學界認爲具有現代國家財政的基本精神；治理漕運，功德無量；錢法改革，足國豐庫。 張居正十年改革，將萬曆一朝拱上了有明一代的國力巔峯，唯一的遺漏之處是忽視了女真的興起，這也爲明朝滅亡埋下最大伏筆。 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同年改革廢止，萬曆帝發起對張居正的清算。這是長期相權對皇權權力空間擠壓的不可避免的下場。明熹宗時都御史鄒元標，如此評價張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 一代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在明朝末期終得平反。但此時，大明王朝亦走向末路。一切過往，身死國亡俱消散。

終究是學者而不是有實際政治經驗的人寫的書，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如果要從更高的高度就可以對比美國羅斯福或者俾斯麥首相，這樣就可以思考出究竟這種授權制下的最高權力，到底能夠把改革進行到什麼程度，以及就是說能不能和平交接，目前來看的話，對於張居正這個人的認識還是有所不足，就說奪情吧，張居正爲什麼更多就是說用奉迎討好的人，因爲他的執政合法性被徹底衝擊了，所以只能用聽話的人，而不是說遵循正道（即政治程序與規矩）的人，總之，這個研究的話，有一定的高度，但是我認爲沒有超過張居正大傳，同時，視野有侷限性，看看可以，但是如果能稍微發揮一下高度，就是說從這幾個點來改，可以成爲一篇更好的文章。

張居正改革其實應該是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範疇。但這本書吧，對於張居正改革的背景，政策，方式，困難，如何解決，效果，改革羣體等等，都非常粗淺，而且在史料運用上有點單一。沒什麼有價值的輸出。也對認識張居正改革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幾個改革成敗提供不了什麼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