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斌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裏,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主。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民營企業是我國收入分配中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主體。本書從社會學視角出發,系統分析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與企業行爲的社會基礎,重點探討企業主的社會出身與關係網絡對企業成長與社會責任行爲的影響,從而豐富和拓展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相關認識。
在改革開放之初,國有經濟佔絕對主導地位,體制內單位的員工工作穩定、福利優越,很少有人主動放棄體制內工作“下海”創業,此時主動創業者往往是那些在體制內難以大顯身手或者根本就難以找到體制內工作的人。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着第一批“喫螃蟹”的人大獲成功,成爲令人矚目的“萬元戶”,以及民營經濟合法性得以鞏固,越來越多體制內單位的精英蠢蠢欲動,紛紛“下海”創業。21世紀初,隨着國有企業改革,大量工人下崗,爲了繼續生存,許多下崗工人自主創業,但這一波創業潮的主體與20世紀90年代存在明顯差異,他們以體制內單位的普通員工爲主,而且很多都是被動創業。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隨着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興起,創業門檻大幅降低,更多一般社會民衆開始藉助互聯網平臺創業,出現了萬衆創業的場面。總的來看,創業者的社會來源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經歷了一個精英化過程,而進入21世紀以來,又出現了多元化趨勢。…與市場精英相比,體制內的技術精英與管理精英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後者也與體制內的決策者和管理者具有更多的聯繫,這使得他們兼具市場能力與體制資本,市場精英當然也具有市場能力,不過這種市場能力不完全是通過教育獲得的,更多可能是通過“幹中學”獲得的。事實上,技術精英與管理精英也是有差別的,正如魏昂德的研究發現,政治認同成爲選拔技術幹部與管理幹部的主要差別,這一差別可能深刻地印刻在二者的思維框架與價值觀念裏,這使得管理幹部即使“下海”創業,也會延續體制內單位的許多做法,這可使他們的企業獲得更多合法性,從而成長更快。…本書同時也發現精英內部存在分化,不過與伊亞爾、塞勒尼等人提出的“精英分化論”相反,我們發現管理幹部創業以後的優勢比技術幹部與市場精英的優勢更大。這是因爲管理幹部的文化資本並不比技術幹部的低;而且,中國經濟改革保持了政治體制的連續性,這使得“下海”創業者掌握的豐富政治聯繫以及合法性得以持續發揮作用。中國漸進式轉型也使得市場轉型理論的預測有偏差。市場轉型理論認爲,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伴隨的是社會資源分配權力的轉移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這裏的權力轉移是在再分配者與一般生產者之間轉移。但在我們看來,一般生產者不掌握任何社會權力,不同社會權力掌握在不同精英手上,因此要檢驗社會權力是否發生了轉移,需要觀察不同精英之間的優勢是否發生了變化。即使如此,管理型企業主相對於市場型企業主依然保持了優勢,也就是說,市場權力並未成爲社會中分配資源的決定性權力。誠如市場轉型理論所說,市場協調的資源越來越多,但市場中流動的資源主要是一般性的生產要素,一些稀缺的生產要素依然掌握在國家手裏,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這些稀缺資源可能是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故而那些具有更多體制聯繫,同時企業結構與行爲更符合國家需求的企業,在資源分配上能夠獲得政府更多青睞。精英型企業主的優勢越來越大,從另一側面也支持了“流動固化論”,也即隨着社會競爭日益激烈,人們的社會出身對其成爲社會精英的影響越來越大。但這一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也能解釋爲什麼民營企業主階層並未像西方學者所想象的那樣成爲爭取階層利益的社會力量,因爲許多企業主特別是大企業主本身從體制內工作轉出,或者父母是體制內精英,他們對中國政治秩序有更深刻的瞭解,這種社會出身也會影響他們的思維認知,他們即使有自己的階層意識也未必是西方企業主那樣的階層意識。—轉引自:朱斌《弄潮: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與社會責任》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民營企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已經能夠佔到了經濟體量的半壁江山。所以對於這樣一種經濟體的深層次認識也應該提上日程,也應該得到更爲廣泛的關注,也應該得到專門的研究。 朱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領域爲社會分層和流動。而他在讀博期間就對於民營經濟有了深入的瞭解,以後更是以此爲契機,從數據分析以及方法論方面深入探索着民營經濟的發展脈絡,探索着民營經濟的成長過程,探索着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責任方面所做出的貢獻。他的所有研究結集出版,也就有了我們正在閱讀的這樣一本著作《弄潮: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與社會責任》。 在這本書中,作者首先爲我們梳理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地位。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異軍突起,已經在中國經濟中佔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這就是我們必須要研究民營經濟的出發點。但怎樣進行研究呢?在這本書中,作者就對於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也讓我們感受到一位專業學者研究的嚴謹。 那麼到底誰才能代表民營經濟中的核心羣體呢?作者在這裏就用了大量的數據統計,爲我們揭開了民營經濟羣體的準確畫像。當然作者爲了區分的方便,也爲他們進行了分類,也就讓我們知道了民營經濟羣體其實可以分爲精英羣體和草根羣體,讓我們知道了從他們家庭來源類型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羣體。 當然在論述的過程之中,作者更是以大量的數據梳理着這些類型民營經濟體的優缺點以及變化趨勢,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整個脈絡,也讓我們對於民營經濟的成長有了清晰的瞭解。這其實就完成了爲我們中國民營經濟羣體畫像的職責。 那麼民營經濟體發展起來之後呢?它們的發展走向又與哪些因素有關係呢?作者在這本書中也就從家族紐帶、政治關係等方面爲我們刻畫了民營企業的多元發展模式,讓我們看到了民營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之中所具有的優勢,當然也包括其中不可避免的缺陷。 而民營經濟現在擁有了如此重要的社會地位,它同樣也要爲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所以作者在這裏也就有了一章專門論述民營經濟對於社會發展的反哺分析,讓我們能夠更爲清晰的認識瞭解民營經濟爲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 那就讓我們通過這本書的閱讀,以發展的、全新的視角清晰認識民營經濟,認識它們在我們中國社會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瞭解它們,並且爲它們的發展探索出更爲清晰的道路吧。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研究不能套用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工具理性,要探究內含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共識、關係網絡。其中,精英型、管理型企業具有較大企業規模和發展優勢,關係網絡則進一步促使企業組織形式的成熟、資源配置的優化。 只有持續推進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市場轉型,民營企業才能在更好地發展自身的同時反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