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

伍爾夫的《海浪》之於我，就像聖埃夫斯之於伍爾夫。弗吉尼亞·伍爾夫曾說，“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記憶。 葉芝認爲，每個人心中“都有某個場景，某種冒險……這就是代表他隱祕生命的意象”。聖埃夫斯於弗吉尼亞來說，永遠是美好的、歡樂的，那裏的每一縷陽光都是溫暖的，每一抹顏色都是多姿的，每一種聲音都是悅耳的。在那裏，她尋找到了美，並記住了美。每當回憶起童年的聖埃夫斯，都能使弗吉尼亞的內心在蒼白、痛苦的人生中充滿色彩。 伍爾夫，她是一個強健的步行者，一個“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一個反對強權的抗議者。她身上帶着刺，但她也有感受友誼和愛情的非凡天賦。她的日記表明，在大部分時間裏她比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要快樂。 《作家的一生》寫的是伍爾夫的一生，伍爾夫的一生是如海浪般起落，最後留下了很多浪花，有意識流先驅、女性主義、布魯姆斯伯裏團體、存在的瞬間……這些浪花在時光裏沉澱成了一個個值得探索的海洋。 伍爾夫的“海浪”，它構築了她最初的記憶，承載了她遠航探索的願望，形成了她創作生命的模式和節奏，象徵着“存在的瞬間”流動翻湧的樣態，言說着人與自然同呼吸共命運的和諧統一，同時，也代表着宇宙大化永恆而無情的流轉。 一、成長曆程 “海浪”便是伍爾夫的創作生命的模式：“一波浪潮湧上頂峯，接着是一次低谷，但總有另一個浪頭從遠處湧起。” 第一個階段是童年的場景——那些地點、人物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也是她某幾部小說的主題。她說：“書籍就像……一棵樹上到處結出的果子，而樹根深深扎進我們最初的生命和最早的人生經驗的泥土裏。”這部傳記的第一部分將重點關注朱莉婭和萊斯利·斯蒂芬，以及他們的女兒如何在《到燈塔去》中回憶他們。儘管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日記和書信裏多次提到，萊斯利·斯蒂芬就是那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暴脾氣父親拉姆齊先生的原型，但將一個活生生的人與小說角色畫等號仍是件有風險的事。 第二階段的人生中繼續。從弗吉尼亞經歷喪親之痛到她自學成爲作家，再到她構想出塑造了她的小說的種種理論，大約有二十年的時間。這是蟄伏與成長的階段，她開始將自己視爲一個探險家、一隻沉入海底的海怪或一位勇敢的航海者。她漫長的學徒期、精神世界的孤獨、反覆發作的疾病以及她的自我教育，都將作爲一個年輕女子艱難走向覺醒的歷程，在《遠航》中得以呈現。 第三個漫長的人生階段屬於行動與成就。弗吉尼亞·伍爾夫譜寫生命的成熟嘗試、她如何放棄了體面的肯辛頓而去布魯姆斯伯裏尋找新的自由、她與倫納德·伍爾夫不同尋常的婚姻，以及她在全新階段的實驗與努力，都將在《海浪》所描繪的生命圖式中呈現出來。 二、只有通過小說，她才能展示內心深處的東西。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說，“一位作家靈魂中的每個祕密，一生中的每段經歷、每種思想品質，都清晰地寫在他的作品中。” 《遠航》的素材不僅包括1905年和1906年她去葡萄牙和希臘旅行時的表面細節，還有她對死亡和精神折磨的認知，以及她通過家庭教育獲得的獨特的成長曆程。 《到燈塔去》構築了弗吉尼亞·斯蒂芬對童年的最終看法；《遠航》展現了一個年輕女子對知識的探索；在《海浪》裏，這位成熟的小說家將爲意義非凡的生命勾勒出一個經典的輪廓。 《夜與日》恰恰是畫布圖案的中心，它把弗吉尼亞·斯蒂芬最早的小說中那些“聚集在暗影下”的家庭女性和後來更廣爲人知的家庭主婦——達洛維夫人和拉姆齊夫人——串聯在一起。 寫作就像揮舞一把刷子。沒有什麼人會因爲太渺小或太粗鄙而不能成爲她筆下的人物。每一句話都傾注了她全部的智慧，以最快的速度拋擲出絕妙、恰當的措辭。 三、她探索的改變傳記寫作的方式： 第一種方法是拒絕用文獻記錄的虛假完整性來彌補生命中的空白（比如雅各的生命）。 第二種方法是，我們可以選擇值得記錄的無名人士作爲寫作對象。 第三種方法與敘事有關。《海浪》發明了一種頗具革命性的書寫生命歷程的方式。在這部作品中，她與傳統傳記模式——從出身寫到墳墓的普遍流程——距離最遠。《海浪》裏不僅沒有出身，也沒有姓氏，沒有值得一提的社會背景，因爲她探索的是生命的既定基因，在大自然永恆的背景下（太陽和大海），她展現的是人性的本質。 第四種模式是去關注不同生命的共有元素，不僅僅是可預見的相互影響，更是人們彼此創造的方式。她開創了超越公共記錄的種種創作形式。小說中的人們常把拉姆齊夫人的晚宴稱作一件藝術品；而友誼中的創造性元素也是一樣，這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從布魯姆斯伯裏獲得的東西，她將其融入了《海浪》。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見的存在”。她的所有作品都在提醒我們，死去的人依然存在，他們打破了生命形態的限制。事實上，餘音繚繞的生命迴響永遠都沒有終結。 四、讀過的書籍所帶給我的曠野之息： 謝謝你的《牆上的斑點》，讓我讀到意識流的美妙；謝謝你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讓我感受到每個人都應探索自己的人生；謝謝你的《海浪》，讓我在詩意般的聲碎中聽見生命的起落；謝謝你的《到燈塔去》，讓我在時光的流逝中觸摸到永恆的瞬間；謝謝你的《寫下來，痛苦就會過去》，讓我懂得寫作本身就是療愈的方式；謝謝你的《她要自己買花去》，讓我懂得人需要不時卸下內心的枷鎖；謝謝你的《用日記與世界周旋》，讓我看到一個人如何用文字穩住動盪的內心；謝謝你的《論小說與小說家》，讓我窺見一位作家是如何閱讀書籍的；謝謝你的《普通讀者》，讓我知道閱讀需擁有自己的聲音；謝謝你的《伍爾夫讀書筆記》，讓我跟隨你的目光重新愛上經典；謝謝你的《達洛維太太》，讓我在時光穿行於一個人的一日一生；謝謝你的《伍爾夫閱讀課》，讓我學會如何像你一樣閱讀與思考。謝謝你的新作《她一個人也很完整》， 讓我傾聽內心深處的迴響。 寫在最後 今天是伍爾夫逝世85週年，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爲《作家的一生》這本書畫上一個句點。既是從旁感受她來時所走過的路，又是在重溫自己所讀過的她的書籍。 思想就像石頭下的草葉一樣生長出來，有生命力的文字留給我們的是像幼苗一樣慢慢生長的希望，她的作品依賴於生命源泉的持續湧流，小說是她貯藏靈魂之真的地方。 合適的讀者才能成爲作者的合作伙伴。這些讀者必須臣服於作者獨特的世界，敞開心扉接收作者的信號。這樣的臣服並不意味着被動接受；相反，它是一種永遠保持警覺的態度。作爲作者的“同謀”來閱讀，是爲了恢復心靈的自然功能：情感的湧動、好奇心的活躍、記憶的激發、平衡的需求，以及構建一個整體的願望。 伍爾夫的文字是靈動的，就以在名跡展上所讀到的她的一句話來結尾： “我有根，但我流動。” 寫於2026/03/28*14

我們爲什麼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 我對伍爾夫的印象之前完全來源於《時時刻刻》中妮可·基德曼戴着高高的假鼻子飾演的伍爾夫形象——總是緊鎖眉頭神經緊張，一手拿煙一手拿筆邊自言自語邊寫下那句著名的“Mrs.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t the flowers herself”，躺在地上與一隻死去的小鳥憂鬱而長久地對視，姐姐拒絕她出席自己在倫敦的晚宴，丈夫掌控着她生活的每分每秒，最後在口袋裏裝滿石塊走向烏斯河水深處一去不返……生活的大小一切似乎都在與這個充滿創造力的靈魂時刻角力，連女僕都要向這位“不合格”的女主人甩臉色，而偉大又飽經風霜的靈魂終於不再能與世俗爲伍。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中寫：“一個人需要有五十雙眼睛來觀望。她想，要從四面八方來那個女人，五十雙眼睛還不夠”，在《奧蘭多》中寫：“她又試着呼喚另一個自我，因爲她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自我可以呼喚。一個人可以擁有上千個自我”，讀過她的小說纔會發現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甚至憑空臆想中的那個伍爾夫形象是多麼片面，一個蒼白脆弱有瘋病的總是深陷於痛苦中的寫着多數人看不懂的實驗文體的天才作家，另人望而卻步聞之喪膽，我們爲什麼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或許是因爲這與其說是一個天才，不如說是一種刻板印象中的天才奇觀。 然而真正的伍爾夫究竟是什麼樣？恐怕沒有人能說得清，但是通過這本林德爾·戈登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我們能夠向真實走得更近一些，看到伍爾夫展現給世界的多個面向。 一、伍爾夫作爲現實中的人 伍爾夫並不是蒼白柔弱的，相反，她身材高大，並像她的父親萊斯利一樣熱愛徒步遠足，她喜歡沿着那些打破人爲界限、自然形成的小路探索，喜歡獨闢路徑穿過荊豆叢，喜歡野外的多樣與偶然，甚至兩次冒着狂風暴雨走向荒野，“我似乎走向了激流的源頭。這兩次大雨就像席捲海面的霧靄，讓所有明亮的形狀和色彩都蒸發了。”通過這種消遣，伍爾夫無意間構想出一種小說的結構原則，並在之後的寫作中將其付諸實踐，那就是忽略出生、婚姻、死亡等傳統觀念中的標誌性節點，而去尋找真正塑造了生命的不經意的頓悟的瞬間。 在由作家、畫家、藝術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們組成的布魯姆斯伯裏團體中，伍爾夫善於交際，具有旺盛的表達欲，有人將她的社交技巧比作“一流網球手的球技”，能接住最不預料或難度最高的球。 在與親人好友的信件中，伍爾夫表演慾旺盛，熱衷於某種“角色扮演”，她會爲自己和對方分別創造一個角色，由她的角色對着她給通信者們塑造的角色說話，並使用充滿奇思妙想、飽含誇張與諷刺的語言。比如在姐姐凡妮莎面前，她是小山羊或猿猴；在丈夫倫納德面前，他們互相稱呼爲“山魈”和“狐獴”；在追求者薇塔面前則扮演一個表達着狂風驟雨般情感的如癡如醉的情人。我們既可以認爲這是伍爾夫天馬行空的想象力的肆意釋放，也可以極將其看作一個極其敏感的作家爲自己設置的層層保護外殼，一種隨性卻不親密的坦率。 伍爾夫與丈夫的關係也不像大部分人想象中那樣只是冰冷的合作伙伴，一個是性冷淡（事實上性冷淡是一個極具男權色彩的詞彙，它僅以一位女性是否能激起或滿足男性性慾望爲標準來評判她的價值），一個是控制狂。實際上，倫納德盡力滿足伍爾夫的所有需要，他們在彼此身上可以找到一種“神聖的滿足感”，伍爾夫甚至宣佈，“沒有哪一對結婚這麼久的夫妻能達到並保持他們之間的親密程度”，“倫納德就是她生命的隱祕核心，是她活力的源泉”，倫納德非常支持伍爾夫與薇塔的交往，伍爾夫也絕不會爲了其它的感情而放棄她和倫納德的婚姻。當然兩人也分別感受到過背叛，對於倫納德來說，是看到伍爾夫與薇塔之間過於熱烈親密的信件，對於伍爾夫來說，一次是倫納德在自己的小說裏中傷了她，另一次是兩人對於一戰的態度背道而馳，這導致了伍爾夫兩次嚴重的發病，第二次或許也是伍爾夫真正感受到背叛的時刻，也是導致她最終選擇自溺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人心碎的是，伍爾夫在絕筆信中講述的都是她與倫納德在一起的生活是多麼幸福。 二、伍爾夫作爲傳家作家、小說家、文體家和文學批評家 林德爾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深刻挖掘了伍爾夫作爲傳記作家的一面，伍爾夫不僅有戲仿傳記體的作品《奧蘭多》《弗勒希》，事實上她的每一部小說都可以看作一次在傳記寫作領域的探索，記憶是伍爾夫生命與寫作的根基，北康沃爾海岸、與父母姐姐兄弟的關係、火山爆發般的瘋疾、不同尋找的婚姻、對同性情感的渴求，都是塑造了伍爾夫小說作品的隱祕事件，每經歷一次死亡，她對過去的感受就愈發強烈，這些事件是通向伍爾夫創作內核的隱祕通道，而伍爾夫的每一部小說，都是爲過去的記憶作傳，都是對已逝之人的回應。亡故之人是可塑的，活着的人是模糊的，傳記作家在觀察、塑造寫作對象的同時也被她的作品和人物反向塑造，伍爾夫具有迅速看透別人的天賦，這同時也是一種屬於不可知論者的徒勞感。 不僅伍爾夫的小說，甚至林德爾這本關於伍爾夫的傳記，都是伍爾夫“新傳記”理論的實踐樣本，它們消解宏大敘事，致力於從流動鬆散的生活素材中挖掘出“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那些隱藏在平淡日常中真正塑造了人物的普通事件，讓書寫生命的歷程更富有想象力也更連貫。於是我們也可以抓住在茫茫海面上偶然露出的閃光魚鰭，潛入暗流洶湧的意識深海，那是每個生命與白晝面孔相對的陰翳與沉默，一個楔形的黑暗內核。《達洛衛夫人》裏，伍爾夫通過克拉莉莎適應社會規範，又通過史密斯分析自己的精神疾病並審視社會對這些病人的摧殘；《到燈塔去》裏，伍爾夫把自我分解爲來源於父親和母親的不同組成部分，莉莉的創作又是對伍爾夫寫作的自指；《海浪》裏將死亡認作一次人生體驗，我們看到老年的傳記作家伯納德躍馬橫槍向死亡那個敵人衝去，彷彿重返青春，也看到羅達投海儼然是一次對伍爾夫自溺的預演，自殺，成爲了跨越時間阻隔擁抱過去的方式。 伍爾夫在文體方面的創造力也是非凡的，在林德爾的傳記中，伍爾夫的探索永無止境，感知的觸角無處不在，知識的海洋、文學經典、生活與生命的種種體驗、心靈深處不爲人知的隱祕異域，她從每個獨特的個體中提煉出的是抽象化的人，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每一個人，就像《貝內特先生與布朗夫人》裏寫的，“布朗夫人是永恆的，布朗夫人就是人性”，與此對應，伍爾夫最偉大的幾部小說結構都有清晰的、圖式化的、與內容高度契合的設計，《達洛維夫人》一天中十二小時內時間、空間、意識的三重流動；《到燈塔去》三個部分既是音樂中“曲式學”的三部形式，又與黑暗大海上燈塔之光的節奏吻合；《海浪》即像詩歌，又像舞臺劇，用九個章節太陽的升落、海浪的節拍隱喻人一生從生到死的過程，還有人物情緒、意識與思想的流動起伏，她探索的是在大自然永恆背景下的人性本質。 作爲文學批評家，伍爾夫雖然大膽卻不獨斷，不像很多男性作家與批評家那樣愛說教，拒絕權威性研究帶來的讓人噤聲的效果，她選擇簡短、有啓發性的寫作形式，希望把普通讀者從麻木謙卑、遵從權威的被動狀態中拯救出來，引導讀者建立獨立思維。她打破作者與公衆之間的壁壘，認爲讀者就像一位旅伴，但她也不會放下自己的武器，讀者與作者之間是一種合作與角力的關係。林德爾也爲讀者提供了一種閱讀可稱得上是伍爾夫最難讀的小說《海浪》的方法：改變閱讀習慣，調整閱讀速度，放棄習慣了結論性的線性邏輯，服從於海浪般的韻律，適應那個意識的節奏，傾聽不斷重複的語言，並且要運用想象力主動填充那些只說了一半的內容，伍爾夫拒絕意義明確的語句，因爲結論性太強的東西會歪曲事實，讀者必須像伍爾夫一樣，學會與“魚鰭”共處，與若隱若現或幾乎不可見的東西共處。 三、伍爾夫的歷史觀，伍爾夫的“女性主義”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第二章“歲月流逝”中用不到全書十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飛逝而過的十年，這期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書中幾位主要人物也相繼離世，這些普遍觀念中的重要事件僅僅出現在小說的括號裏，這對應着伍爾夫“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理念，同時踐行着她設想的一種“反歷史”（counter-history）的歷史觀。 伍爾夫認爲歷史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身體上的勇氣、榮譽對她而言是一種欺騙性的價值觀念，它們縱容了愚蠢的暴行，她更欣賞心智上的勇氣，反對歷史的軍事化傾向。因此伍爾夫的“反戰”表現地更爲徹底，她認爲不論是好戰主義，還是舉着和平主義旗號對好戰主義的反攻，其根本原因都指向所有戰爭的共性：愛國主義縱容的不當情感。因此伍爾夫將戰爭看作一段空白時期，一段人類創造性能量的休眠期，她要忽略它，進而重寫它，讓涅沒在國王和武士壯舉中的無名大衆的行動成爲歷史的中心。因此在“歲月流逝”中，時間取代人類成爲主角，大自然的行爲遮蔽了人類的活動，這一章出現的人物只有麥克奈布太太和貝茨太太，她們“緩慢而喫力地使用掃帚和水桶，掃抹沖刷，把腐朽和黴爛的過程抑制住了”，她們從時間的深淵中打撈起臉盆、搶救出碗櫥、撿起小說和茶具、征服了水龍頭和洗澡間、清理了書籍上的白斑和黴菌……林德爾認爲這兩位年老的女性、普通人、局外人，被伍爾夫塑造爲頑強不屈的生命、宣告和平的救世主、針對培養仇恨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一劑解藥。 伍爾夫的“反歷史”觀也指向她的“女性主義”，這兩者互爲補充，林德爾這本傳記的重點之一就在於引發公衆對伍爾夫的“女性主義”的再度探討。伍爾夫反對性別本質主義，反對父權話語對女性的傳統定義，也反對激進的女權主義，認爲崇尚權力的女性不過是男權社會的複製品，她們遵循的依然是父權文化的內在邏輯。伍爾夫堅持認爲所有女性都是潛在的“局外人”，做一個“局外人”，意味着必須漠視男人的雄辯、自大，尤其是好戰，要“把自己從男性和女性的虛假義務中解放出來，而去發現女性全新的社會職能：去抵制戰爭，並且，按理想的情況，在遙遠的未來禁止戰爭。”如果女性自己能從被男人潛意識中的希特勒主義所奴役的境地中解脫，女性將能把男性從父權的暴政下解放。 林德爾認爲伍爾夫的寫作始終從女性視角出發，然而，“它比二十世紀末以‘解放’爲旗幟的女性主義更微妙也更復雜，因爲後者把弗吉尼亞·伍爾夫侷限在一種簡單的、以女性的憤怒對抗男性權力的意識形態中。……在她的寫作人生中佔據主流的，是一種更具建設性也更有遠見的女性主義：對權力本身的拒絕，探索比‘雌雄同體’更深層的天性的需要。”伍爾夫不停地質詢“女人是什麼”，然而她沒有答案，我們也沒有，這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問題。女性的聲音與歷史被長久地遮蔽、異化，女性仍在形成中，像一個無法浮出水面的深海動物，穿過強勁水流，航行在未知的旅程中，探索黑暗領域中屬於自己的天性。 “我擁有女性的情感，卻只有男性的語言”，該如何在語言體系本身已經是父親體系產物的文化中直指女性真實的天性、建立女性傳統？林德爾認爲伍爾夫採用的方法是將沉默注入敘事，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表達，是未說出口的話，是生活的陰翳暗面，是某種真實。伍爾夫聽到那些沉默背後的吶喊，並通過沉默讓表達媒介“語言”失去作用。她創作了無數普通的女性——克拉麗莎、雷西婭、拉姆齊夫人、莉麗、蘇珊、珍妮、羅達等，無數“局外人”（當然也包括像賽普蒂默斯這樣患上戰後創傷應激障礙的退役老兵），用女性的家居日常消解外部世界的宏大敘事，就像拉姆齊先生朗誦英雄史詩時，拉姆齊夫人坐在窗邊沉默地編織那雙棕色襪子。 林德爾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並不是像昆汀·貝爾那樣按照編年體細細梳理傳主的一生（或許可以與貝爾那本同名傳記對照閱讀），也沒有做到包羅萬象般的事無鉅細與詳實細緻，它少了對隱私八卦的探祕窺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類型傳記的反對與解構，但她將一切落點都放在伍爾夫的作品上，去追索伍爾夫作品中每個意象每個細節幽微的源頭，同時旁徵博引同時代與前輩小說家們的作品對比分析，所以也可以把它當作一本作者論角度的伍爾夫文學批評來讀。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的第二部第3節寫道，“在一個陰暗的早晨，拉姆齊先生沿着走廊蹣跚而行，他向前伸出了胳膊，但拉姆齊夫人已於前晚突然逝世，他雖然伸出了雙臂，卻無人投入他的懷抱。”在這本傳記裏，林德爾同樣寫到一個細節：伍爾夫的母親去世那天，她的父親“步履蹣跚地離開朱莉婭的病牀時，十三歲的弗吉尼亞伸出手臂，但他不耐煩地與她擦身而過。這一幕永遠地留在她的記憶裏”，看到這裏，我的思緒被拉回《到燈塔去》，那張開的雙臂與無人投入的懷抱，原來源頭在這兒，一瞬間，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雖以“作家的一生”爲名，卻並未止步於按部就班的編年敘事，而是在真實史料與文學想象之間開闢出一條介於傳記與小說之間的獨特路徑，讓讀者得以窺見這位文學巨匠多維而鮮活的生命圖景。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亞·斯蒂芬生於倫敦肯辛頓的文學世家。父親萊斯利·斯蒂芬身爲學者與《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主編，母親朱莉亞出身名門，家中藏書豐贍，往來皆爲文壇名流。這般浸潤讓她自幼便博覽羣書，寫作的種子早早在心中萌芽。然而，溫暖的成長環境下亦潛藏陰影：母親早逝、異父兄長的性騷擾，再加上長期相伴的神經衰弱，都爲她日後反覆發作的精神疾病埋下了隱祕的伏筆。 受維多利亞時代女性教育受限的桎梏，弗吉尼亞未曾踏入正規校園，卻以家庭爲“自學圖書館”，潛心修習拉丁文、希臘文與經典文學。她還與兄弟一同創辦家庭刊物，發表早期評論與短篇小說，在文字實踐中不斷打磨自我。這一階段逐漸成形的“反辭典式”思維——對一切既定權威保持懷疑，執着追求個體真實體驗——成爲她日後所有創作與傳記寫作方法的堅實基石。 1904年父親離世後，弗吉尼亞隨姐姐遷居布魯姆斯伯裏，由此結識了利頓·斯特雷奇、E.M.納什等“布魯姆斯伯裏團體”成員，思想與視野得以進一步開闊。1912年，她與倫納德·伍爾夫結爲伴侶，二人共同組建“霍加斯出版社”。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出版事業，也藉此獲得了情感與經濟上的相對獨立。倫納德始終是她最堅實的後盾，在戰爭與創作高峰交替帶來的劇烈情緒波動中，始終陪伴照料，兩人既是相濡以沫的伴侶，更是彼此創作路上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 兩次世界大戰深刻重塑了弗吉尼亞的寫作語境。1914年後，倫敦屢遭轟炸，她遷居薩塞克斯鄉間，在動盪的時局中筆耕不輟，相繼完成《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奧蘭多》等傳世之作。1931年，即便因精神崩潰住進療養院，她也未曾放棄寫作與批評活動。在小說創作中，她大膽實驗“意識流”敘事，打破線性時間的束縛與傳統辭典式的人物塑造模式，以流動的內心獨白，精準捕捉並呈現現代人複雜多維的生存處境。 作爲女性主義先驅，弗吉尼亞始終深切關注女性的教育權利、財產獨立、選舉權與寫作自由，她提出的“女人要有每年500英鎊的固定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這一著名論斷，通過演講與隨筆廣泛傳播，深刻影響了當代女權運動的發展軌跡。 1940年，倫敦轟炸摧毀了她的住所，朋友的相繼離世、殘酷的戰爭壓力，再加上持續惡化的精神疾病，將她推入了更深的絕望。1941年3月28日，弗吉尼亞在大衣口袋塞滿石頭，毅然走向烏斯河，以決絕的方式結束了59歲的生命。她的遺體被安葬在蒙克之家的榆樹下，戰後，她的日記、書信與自傳陸續整理出版，爲20世紀文學研究與女性研究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重要材料。 傳記作者林德爾·戈登並未陷入簡單羅列生平大事的窠臼，而是將弗吉尼亞的日記、書信、小說與批評文本相互交叉拼貼，生動重現了“記憶與想象在一生中的持續流動”，以此對傳統傳記因果式、辭典式的敘事模式提出深刻質疑，完成了一場獨特的“反辭典”生命書寫。 歸根結底，這部傳記既是一位現代主義文學巨匠的生平實錄，更是一場關於女性命運、記憶本質與寫作邊界的深度探討論。通過將弗吉尼亞的“作家生命”與她所處的“時代處境”並置呈現，戈登成功塑造了一個始終在探索中前行、在創作中革命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形象，也清晰勾勒出她留給後世文學與思想界的深遠迴響。

1931年，在一次面向職業女性的演講中，弗吉尼亞伍爾夫說道：“你們這些更年輕、更幸福的一代人可能沒有聽說過‘家中的天使’（Angel  of  the  house）。她極富同情心，極具魅力，毫無私心……幾乎每個體面的維多利亞時代家庭都有這樣一個天使。當我開始寫作時……她羽翼的影子落在我的紙頁上，我聽見她的裙子在屋裏沙沙作響。但這個物種……從沒有真實的生命。她：這是更難對付的，只是一個想象中的幻影，一個虛構的實體，她是一個夢魘，一個幽靈……”這個天使在初次撰寫評論文章的年輕女孩們耳邊竊竊私語，告訴她，如果她想成功就必須服從它。“而我轉向這位天使，扼住她的喉嚨。我用盡全力殺死了她……如果我不殺她，她就會殺了我—作爲作家的我。 對於伍爾夫一生，始終有個重要問題值得思考：在那樣一個女性權利地位與男性嚴重不對等的時代，究竟是怎樣的潛藏力量推動伍爾夫走下去，到底是什麼力量才能殺死“家中的天使”？ 從戈登的傳記看，家中天使是一種散發着一種女性特有的魅力，包容慈愛溫柔，但職業女性和家中天使有極深的矛盾，回到伍爾夫的童年，伍爾夫愛自己的母親和姐姐，但她們離世都對她產生很嚴重精神打擊，而她的父親以及兩個哥哥都是維多利亞時代價值觀的維護者，或者用現在的一個簡單的詞來形容，他們都是大直男，父親會教女兒讀書寫作，哥哥喬治甚至會給伍爾夫佈置一個整潔舒適的房間，還會帶着她去參加舞會去社交，但在哥哥喬治看來，妹妹去社交就是去找結婚的對象，嫁給一個有出息的男人，就是她的出路，但伍爾夫堅決抵制，她說感覺被哥哥拉出去社交，就像是一條瘸腿的狗被拉着去耍馬戲，她想搬出這個家，離爸爸和哥哥遠一點，她不想做家中天使，她想做自由的女人 可見，從伍爾夫經歷看，要獲得獨立力量，首先需要殺掉家中天使這個魔咒，堅決根除和家庭中維護父權價值觀態度的人，而走向這種力量的第二步就是結交有共同氣質的社交圈，伍爾夫後來融入了布洛姆斯伯里社交圈，這個社交圈裏有後來她認識的丈夫，她的丈夫倫納德會說，“女性對我說話我會感興趣，我會專注傾聽，捕捉到那種奇妙的女性化精神品質的一絲氣息。”而伍爾夫決定嫁給倫納德時，伍爾夫就說過，我要按照我原有的方式生活，你要給我自由，我要做到誠實，而在她自殺之前，她給丈夫留下一封短信，她說，你已經給了我可能的最大幸福…… 而在這個圈子裏最出名的莫過於結識了薇塔，同性戀友人，薇塔是一位小說家的妻子，自己也寫作，又跟丈夫奉行的是一種開放式婚姻，夫妻兩人都有各自的同性情人，關於這兩個人的關係，也有一部電影來表現，片名叫《薇塔和弗吉尼亞》 可見，融入到一個“貴圈很亂”的社交圈是助長這種獨立力量的很好機會，至少伍爾夫並不孤獨，能結交到靈魂伴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欣賞，都需要非常大的包容性，而伍爾夫的私生活會讓我們更好地體會各種關係中的親密性 而最後就是伍爾夫的精神奔潰 個人覺得，這是抵抗父權力量帶來的反噬，雖然說這個家族有疾病遺傳性，但是對一個過於敏感的女性來說，遭遇社會生活的強制與扭曲，肯定會有瘋狂的反應，而幸運的是，伍爾夫通過這種瘋狂讓自己文學創造力提高了，她的一個獨特症狀是幻聽，她能記述和描繪自己發病的狀況，並且將這種瘋狂表達在句子中，我們看她的作品《達洛衛夫人》和《海浪》，會感覺到伍爾夫獨特的敘述魅力，可以說，她的人生既表明了，創造性與瘋狂之間的奇特關係，也表明了，某些瘋狂其實是人類通常會有的情感，只是我們被壓抑住了，只能從現代標準的規範去看待 整本傳記是非常精彩的，甚至感覺比伍爾夫本人還更理解本人，在她的作品，出生，情感經歷，以及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對話裏不斷穿梭來往，這裏諸多因果關係都緊密圍繞伍爾夫的女性力量崛起

真希望全世界的女孩都去讀伍爾夫。ㅤ 如果讓我挑一本書給所有的女孩，我可能很難抉擇，畢竟這世間有如此之多的經典值得拜讀。但如果讓我選擇一個作家，那這個人只可能是弗吉尼亞•伍爾夫。 ㅤ 她身上的女性力量不是強硬的，而是溫柔中帶着力量。 ㅤ 她鼓勵女孩子去賺錢，去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她鼓勵女孩們去學習，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她也鼓勵女孩不必強做誰，但求做自己就好。 她告訴女孩們，不要憤怒，憤怒是內心的敵人。 她的忠告是：“保持耐心，保持愉悅。” ㅤ 今年終於有機會讀到關於她的傳記，這本林德爾•戈登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把一個更立體的伍爾夫呈現在了我的面前。 ㅤ 作者反對電影《時時刻刻》裏對伍爾夫的刻畫，因爲影視化把她的人生侷限在瘋癲的痛苦中，但其實她除了發瘋以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快樂的。 ㅤ 作者認爲，她不是脆弱的女作家，不是矯揉造作的唯美主義者。而是強健的散步愛好者，是努力工作的職業作家，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ㅤ 這本傳記中不僅呈現了她精神世界的孤獨、反覆發作的疾病，也寫出了伍爾夫對自己終身的自我教育，以及一個年輕女子艱難走向覺醒的歷程。 ㅤ 她抗爭的是維多利亞時代女孩們的封閉生活，反對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禁錮與束縛，更是那種被引導的愚昧無知以及情感上的壓抑。 ㅤ 她的女性主義不是用憤怒對抗男性權力，而是一種更有遠見的女性主義：對權力本身的拒絕，以及探索“雌雄同體”的天性與必要性。 ㅤ 就像伍爾夫曾說過的話：“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 ㅤ 希望全世界的女孩們都去讀伍爾夫，越早讀到越好，因爲伍爾夫真的是一個可以改變女孩命運的偉大作家！ ㅤ

讀書筆記：《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英國作家林德爾·戈登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買回家已經快一年了，我反反覆覆閱讀裏面的細節。今天在讀全書的最後四分之一，準備儘快結束，現在翻到了正文第277頁。這一部分涉及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她的丈夫倫納德·伍爾夫之間的日常相處和關係。我們知道倫納德·伍爾夫是猶太人。他們兩人共同創立了一家出版社，作爲作家和實幹家，都爲出版社的工作付出了許多努力。每週的工作日，他們都充滿熱忱地工作，在布魯姆斯伯裏的地下室排版。弗吉尼亞穿着拖鞋和一側裂開一條大縫的睡衣。對倫納德來說，堅持不懈地工作是猶太人的傳統。他非常支持弗吉尼亞的工作以及那些“讓她有所收穫的友誼”（這裏的“友誼”需要打上引號）。後面的段落和章節花了較多內容描述弗吉尼亞與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之間的同性友誼，以及她與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的友誼。倫納德·伍爾夫並不認可弗吉尼亞的上流社會朋友，還試圖打消妻子偶爾產生的購買化妝品和流行服裝的想法。他認爲不一定需要買很多漂亮衣服，所以弗吉尼亞有時也遵從丈夫的觀點，穿着樸素的衣服去參加聚會。有一天，他在布萊頓看上一件藍色的維多利亞式裙裝，但倫納德卻勸她不要買。“爲什麼要買？”倫納德很生氣，大聲喊叫，這很荒謬。弗吉尼亞把倫納德的這種反應稱作是像火一樣的粗暴。但這並沒有真正傷害到她，因爲她理解自己的丈夫是一個清教徒，一個紀律嚴明的人。而弗吉尼亞自身性格中喜歡社交的一面，與這種斯巴達式的剋制清教徒的性格是對立的。倫納德譴責勢利和輕浮，但在弗吉尼亞和兩位同性朋友的友誼中，他卻沒表達不同意見。 我看來，這對於常態化的婚姻的一方是很獨特的。書中作者寫道，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是與弗吉尼亞產生affair的兩位同性朋友之一。曼斯菲爾德在世時似乎是更有天賦的現代作家。用弗吉尼亞的話來說，他們二人短暫的關係是忽近忽遠的。有時候他們一年幾個月都不會見面，因爲曼斯菲爾德經常出國，而一旦見面，他們便能夠很奇妙地完全互相理解。1920年5月，弗吉尼亞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談到了孤獨。我現在覺得，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表達我的感受，而我從未聽過這些感受被別人表達出來。於是我們不謀而合，像往常一樣輕鬆地聊了起來，彷彿8個月的時間就只是幾分鐘。我有一種與別人相似的奇妙感覺，不只是文學上，我可以對他直言不諱。”這是弗吉尼亞在日記中的原話。1920年夏天，他們的友誼達到了頂峯。弗吉尼亞認爲，像我一樣熱愛寫作的女人是相當罕見的。她給了我一種最奇妙的感覺，彷彿我剛說完話，她的心靈就傳出了我的回聲。從人物塑造上來說，弗吉尼亞最欣賞的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那篇充滿回憶的小說《序曲》。《序曲》寫於凱瑟琳的哥哥查理1915年戰死之後，她選取了凱瑟琳在新西蘭的童年時代的一串場景。凱瑟琳寫道：“我在樹叢和花簇裏，在氣味和光影中，都能聽到哥哥的聲音。除了這些遠去的人，還有其他人曾經爲我存在嗎？”用這些話來表達對死去的哥哥的哀思之情。弗吉尼亞描寫童年的輓歌式小說《到燈塔去》，可能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序曲》的啓發。拉姆齊夫人就像《序曲》中的母親琳達·博雷爾一樣，她們化解家庭危機，吸引並安撫着自己的丈夫，但內心深處是疏離的，渴望獨處。“這是唯一一部讓我感到嫉妒的作品。”弗吉尼亞承認。《序曲》是他們的出版社1918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排在伍爾夫夫婦自己的《故事兩則》之後，也是他們寄給書評作者的第一本書。弗吉尼亞曾經親自爲這本書排版裝訂。

作者的作品記錄着：童年的記憶，零散的教育，火山爆發般的瘋疾，不同尋常的婚姻。 她在59歲時（1941年3月），用石頭填滿口袋，投入家附近的歐塞河。 她是一位寫着儘可能像小說的詩人，她幾乎決定了英國小說的道路。 閱讀她的作品，是對她靈魂的崇敬。

以前我確實是只粗淺欣賞伍爾夫的文字優美性和意識流的細膩性的人，通過這本自傳對伍爾夫的分析，更完整的瞭解了作爲一個獨立、有思考、才華橫溢、敏感細膩，以筆爲武器的作爲女戰士的伍爾夫，或者更應該叫她弗吉尼亞： 關於她個人：青年時代，在她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外殼下有着一顆真實叛逆的心，她獨立自主，其實享受着非凡的快樂，能長時間保持“一種情感的感應狀態”，保持敏捷的反應能力，這也是她文字細膩的根源，她總是沿着未知的路徑，追隨思想的自由流動；中後期關注個人體驗，老年則是將關注點轉移到人類的生存境遇以及宇宙自然的神祕造化； 關於寫作：她善於抓住人生最關鍵的幾個瞬間，把最純粹的狂喜具象化。她認爲外在事實是無關緊要的標點符號，生命的重要時刻是在一些普通日子的普通時刻，是支配行爲的種種意識狀態。對她而言，抵禦時光流逝的唯一方式就是趕在身後的滾滾洪流衝上來之前抓住此時此刻，她筆下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物都有這種使往昔凝固的能力。她審視的是某個生命中的隱祕瞬間和鮮爲人知的成長經歷，而不是那些公共行爲。她用心理活動的連續性取代了機械行動的連續，用她自己的方式揭示了在聯想之流和習慣下面隱藏的東西，她通過寫作將時間凝固或加速，尋找到意識的對稱； 關於女權：真正的女權不是爲了對外宣稱自己的權利，挑起性別對立，而是在這個大時代裏向內看女性自我的意識覺醒和價值呈現。如同書中提到的：一名年輕女子僅靠自己會如何進化或突變爲新的生命形態？在女性生命的標準情節之外有沒有什麼未經探索的敘事？ 關於閱讀：去閱讀你喜歡的東西，只因爲你喜歡它，永遠不要假裝欣賞自己不欣賞的東西；用盡可能少的詞語，儘可能清楚地表達你想表達的意思； 關於人生：敬畏自然，每個人的一生不過是自然的樣本，人們做的事情一樣，人們開的玩笑一樣，人際關係一樣，最後大家都將死亡

作者摻雜了太多個人主觀的見解，其中對倫納德·伍爾夫的多次辯護更是讓人感到無語，明明已經在《聰明的處女裏》把弗吉尼亞伍爾夫塑造成性冷淡的瘋子，還在那裏歌頌他們的愛情有多美妙，我並沒有感受得到。不覺得性冷淡是什麼可怕羞恥的詞彙，男權社會用這些詞語困囿女性太久了。也不覺得能把書起名爲《聰明的處女》的男的有多愛女，更別提從心底裏尊重女性了。 或許弗吉尼亞痛苦的根源之一就是忽略了眼前男人對她潛移默化的傷害，以及過去的父親對她身心造成的不可磨滅的損傷，她通通忽略了這些，甚至催眠自己有多愛丈夫有多捨不得父親，反而把視野轉移到更宏觀的角度——團結解放男人。所以她總是無法疏解自己的痛苦。 明明已經清晰地感知到痛苦了，卻還在做着讓自己感到痛苦的事。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沒有選擇向倫納德求助歸根結底就是不信任啊。後面說倫納德整理弗吉尼亞的手稿發表。不覺得這是一件多麼偉大或者需要感激的事情，這是他身爲丈夫，一個無能的丈夫應該做的事。

牆面上的陽光像金色的水一樣顫動，生命不過是一串影子、記憶的根基、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一切不能被既定語言表達的事物都將隨風遠逝。 伍爾夫就像古老世界裏紡着命運之線的女性，她熱愛社交、散步和閱讀，她讀書追隨着自然興趣的引導。她的疾病像一種情感的感應狀態，她幾次陷入抑鬱，她自溺並留下了優美的話語，記錄她和倫納德兩個人的幸福。他們的親密關係平等、熱烈、真誠、持久，她認識倫納德才六個月，​“但從一開始我就發現，他是唯一可交談的人，比其他東西更重要的是，他讓我極其感興趣”​，這是一段慾望從屬於友誼的關係，樂趣也一直存在，只有兩個有能力不斷成長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薇塔與伍爾夫有着超越友誼的關係，她的代表作《激情耗盡》受到《一間自己的房間》的啓發而創作。 她的父親是傳記作家，她是傳記作家和戰後作家，她改變了傳統小說的結構，她寫自傳卻把它們稱作小說，作者主要通過她的作品解讀她的經歷和思想品質。她總是專注那些不被察覺的瞬間，一些隱藏在普通日子裏的普通事件，充滿韻律的意識波流穿過時間，就像穿過一條河道。她有一種接受觸動的能力，她的語言那樣敏銳，那樣溫柔，彷彿跌入了海浪的柔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