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

1. “資本主義天生缺乏道德，它關注的是利潤而非價值。” ——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國經濟學家 2.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 3. “資本主義是一種令人驚奇的生產方式，但它也是一種令人驚訝的破壞力量。”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奧地利裔經濟學家，提出“創造性破壞”理論 4. “市場經濟中，市場看不見的手推動着經濟前進，但它同時需要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調整。” ——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5. “資本主義的命運在於是否能夠爲社會多數人的利益服務。”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 6. “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在於：它給予了少數人過多，而給予多數人過少。” ——富蘭克林·羅斯福，美國總統 7. “資本主義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會調整，以適應社會的需求和挑戰。”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法國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

本書從工業革命開始，系統梳理了資本主義在20世紀經歷的危機、轉型與全球擴張。全書以兩次世界大戰爲分界，剖析資本主義如何通過經濟大蕭條暴露制度性缺陷，又在戰後通過凱恩斯主義與福利國家政策實現"黃金三十年"的繁榮。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崛起推動金融化與全球化，但加劇貧富分化和經濟脆弱性。作者指出，資本主義通過技術革新、制度調適與地緣擴張不斷修復危機，但其內在矛盾始終存在。面對21世紀環境危機與民粹主義挑戰，資本主義體系需在效率與公平、增長與可持續性間尋找新平衡。 書中很多案例政策現在依然存在，美國共和黨的孤立主義、關稅貿易壁壘，金本位體系因兩次世界大戰崩塌，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及存在的美元國際金融體系危機。讀一讀近的經濟政治有利理解現代世界格局，制度讀一讀。

現在，全球資本主義幾乎是所有國家發展共識，但很少有人注意它所產生的社會制度成本，溫鐵軍《告別百年激進》就是一本探討全球化經濟問題的：高成本的西方政治體制造成債務危機，並轉嫁於發展中國家薄弱的經濟基礎，這是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矛盾，推薦看看，這是一種可能造成災難的做法，而在《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興衰》這本書裏作者也明確指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起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國用石油做了美元的錨定物，同期開啓去工業化，將中低檔製造業向低成本的落後國家轉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通過週期性的美元借貸潮不斷轉嫁國內風險，剪髮展中國家的羊毛，賺得盆滿鉢滿，正如《下沉年代》這本書裏說的，美國將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幾十年下來，自己的國內貧富差距懸殊，一半的底層人僅佔2%的財富，隨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與分配不平等的擴大，隨着“去工業化”與實體經濟的衰落，隨着社會組織和共同價值的式微，美國的底層社會正在逐步走向支離破碎，這一幕幕在《下沉年代》裏講的非常血淋淋，美國政治早已是建制派的內部遊戲，其中採訪的主角曾經審查08年金融危機中投資銀行的欺詐行爲，然而，華爾街最終並沒有一人被追責 整本書雖然經典，但給我感覺是非常一般般，1900到45年這階段的資本主義史呈現的政治和經濟的複雜互動，國家利益和貿易政策之間的互動描述講的還是太簡單，但講述是非常認同的，這有點波蘭尼《大轉型》的影子，經濟制度形態不是自然發展出來的，而是政治力嵌入的過程，但可能這階段的資本主義概念由於受到年代影響，只是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使用，一旦運用這種範疇思維，那隻能看作一種政治經濟制度，但其實就像丹尼爾特研究資本主義史一樣，現在的資本主義強調的應該是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現象之間複雜的互動，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爲什麼特朗普主義，根本上說特朗普的個性本質是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矛盾的具象化，比如他的高度自戀，那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裏自戀對應社交媒體時代的注意力需要，而他的憤怒對抗性，折射全球化資本輸家的憤怒，全球化的推進依賴“贏家對輸家的補償”，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嚴重分化，參考《21世紀資本史》，導致反全球化情緒激化，這與1930年代大蕭條後的民粹主義回潮邏輯一致，而特朗普的實用主義揭示資本霸權對於後真相時代的媒介支配，特朗普根本不是政治異常，而是這個資本主義時代結出的果實，如果說第一波全球化因一戰與保護主義崩潰，第二波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陷入停滯，那當前逆全球化（貿易戰/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主義（向右轉）正是這資本矛盾的延續 比較欣賞的是作者對現代技術和資本關係的思考，技術革命往往伴隨“資本形態”的轉變（如從工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現在AI可能催生“數據資本”的壟斷（如科技巨頭通過算法控制流量分配），加劇“資本勞動”鴻溝，甚至引發“無用階級”的社會危機，回到現實，如果普通人還在相信只有自由意志（自己努力）才能贏得“政治與技術之間的致命競賽”，那是徒勞的，現在整個世界關心的只是技術如何可以“不經任何人的許可就改變世界”，他們會說“這是時代的趨勢”把這種權力資本技術控制說的就像客觀事物一樣自然，他們寧可將手上成億的基金投向那些最爲激進的項目：人工智能/太空探索/尖端軍事/卻迴避了那些輾轉求生的普通人真正需要的東西，而另外一方面很多國家還必須保護本國人民，包括最不幸的窮人免受國際經濟變幻無常的影響，有些政府忽視它，因爲它們不是人民的代表，不用講民主，認爲只需要發展民族經濟就好，還有一類就是隻因爲政府相信經濟增長將會改善當代經濟趨勢下受害者的境況，唯經濟論都是錯的

觀此書，仿若踏入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20世紀，風雲激盪，全球資本主義在此間歷經波瀾起伏。初，資本主義猶如那初綻繁花的春枝，蓬勃向上。工業革命餘溫未散，技術的進步與市場的擴張，使其如虎添翼。各國經濟蓬勃發展，貿易日益興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奔湧，彷彿一片繁榮的景象讓人目不暇接。彼時，人們對資本主義充滿信心，以爲那便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模式，光明且無盡。 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如人們所預想的那般一帆風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相繼爆發，如狂風驟雨，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戰爭的硝煙瀰漫，使無數家庭支離破碎，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資本主義秩序也陷入混亂。書中的描繪，生動地展現了那段殘酷的歲月，讓人感慨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也讓人對戰爭的根源進行深深的思考。 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歷了一段痛苦的修復與調整期。各國紛紛致力於經濟的重建與發展，科技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資本主義經濟再次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的逐漸凸顯。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資源分配的不合理，階級矛盾的加劇，如同一顆顆毒瘤，侵蝕着資本主義的肌體。這些問題的存在，使資本主義的發展陷入了困境，也讓人們對其未來的走向產生了擔憂。

《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傑弗裏·弗裏登的代表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作者以國際金融史視角，把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劃爲四個階段，用大量數據和細節呈現其起伏，分析各國參與全球化的坎坷，尤其聚焦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遷。

前100頁都是鋪墊…… 凡是貿易，都會有競爭；凡是金融，都會有風險；凡是投資，都要承擔責任和義務。 1873—1896年大蕭條結束，通貨緊縮戛然而止 。1896—1914年是國際經濟一體化高潮年，日俄在1897年，阿根廷在1899年，奧匈帝國在1902年，墨西哥在1905年，巴西在1906年，泰國在1908年先後採用金本位制。無論農業還是工業，在全球貿易的基礎上高效生產地區總要把底效生產地區淘汰掉。爲了在國際上保持產業競爭力，調控進口稅是各國慣用的手法，利用市場、財政手段保護自己，直到產業發展到足以與其他國家同類型產業形成競爭關係纔會逐步放開市場。 殖民主義分爲開拓定居型和暴徵掠奪型，殖民統治者爲了掠奪資源很少允許殖民地融入國際市場。在一些專制國家維持政治控制勝過經濟發展，如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印度。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預言，資本富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集約型產品和資本，勞動力富足的國家將出口勞動集約型產品和勞動力，而土地充足的國家將出口土地集約型產品。 一戰：1914-1918年 一戰後到1924年歐洲已基本復興，新產品和新的工業技術是1914年到1939年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最重要原因。 1914年前傳統的金本位制以倫敦爲核心，由英國維持着。1919年到1929年，每年10多億美元從紐約貸出，華爾街接替倫敦成爲國際金融中心，同時美國公司在全世界建立了幾千家分支工廠。到1929年，美國對外投資累計達150多億美元，約一半貸款，一半跨國直接投資。而直到二戰爆發英法在一戰累積的美債最後也沒還上，根源在於戰後的魏瑪共和國沒錢。 蘇聯在蘇維埃政權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推行國家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權，從小農經濟轉向集體經濟，在通縮背景下增加農產品出口，並實行五年規劃的經濟政策。中國全學過來了…1928年後的10年間，蘇聯完成工業化，但輕工業嚴重依賴進口。 凡爾賽和約，魏瑪共和國在1921年8月支付了首筆約20億金馬克的賠款後多次拖欠賠款。1923年拖欠導致法國舉兵佔領魯爾區；1928年“道威斯計劃”到期後，再次拖欠賠款；1929年“楊格計劃”將賠款再次削減至1120億金馬克，但緊隨而來的經濟危機讓魏瑪共和國的財政再次陷入危機。100億馬克的紙幣連片面包都買不到。1933年希特勒上臺。 大蕭條是因爲美元加息以抑制股市瘋漲而導致的美元回流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美債借貸下降，而國內因貿易保護主義扶持國內比較優勢處於困境的產業，沒有實行貿易逆差所產生的資本與實體經濟不對等的產業矛盾所導致的結果。金本位制妨礙了政府對危機作出反應，還加速了金融震盪在國際上的傳遞。英國率先與黃金脫鉤，隨後英聯邦、日本等跟進。各國競相貶值本幣以確保貿易出口上的優勢，美元與法郎等迫不得已跟進貶值本幣。 二戰：1939-1945年 出身於古典派和正統派的沙赫特爲納粹黨魁希特勒當選爲總理聯絡金融工商界起了關鍵性作用，併爲德國的債務奔走，爲德國的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德國在債務延後、閉關自守、外匯管制的前提下施行國家社會主義消除失業，發展基建、重工軍事等，直到1936年才把沙赫特踢走。 德法始終爭奪魯爾的煤、洛林的鐵礦砂和薩爾鋼鐵廠的控制權。德國的科學、美國的技術和日本的軍事實力使世界上原來的工業核心國驚歎不已。 從1929年左右到1953年左右，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切斷了與工業化世界的聯繫，經濟蕭條導致出口價格的暴跌與進口價格跌幅的不對等，國家淨收入還要支付外債利息等，部分國內商品替代進口。 瑞典在1934年率先實行失業保險，隨後普及國民健康保險計劃。向人民提供了接近於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社會保障待遇，即使保障的水平在當時還比較低。社會民主黨兌現了減輕市場經濟對社會影響的諾言。1938年底政府、企業、工會和其他代表達成協議以高工資高福利消除罷工等，簽署了全面的薩爾茨約巴登協議。 1944年7月初，來自40多個國家的近1000名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的芒特·華盛頓旅館開會。三個星期內在凱恩斯和懷特的領導下，代表們最終敲定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就是建立戰後貨幣與金融秩序的計劃。由此形成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十分獨特，產生的成果是經濟增長、失業率降低和物價穩定。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貨幣秩序允許、甚至要求各國政府限制跨國短期資本流動。這觸及佈雷頓森林體系維持貨幣方面和解的要害，該體系允許各國根據自己的情況實行貨幣政策。 經過一戰、二戰，歐洲和日本破壞慘重，美國卻富庶強大。1939—1946年戰爭期間，美國經濟增長50%。范登堡鼓勵杜魯門發表一次演講，以說服國會通過法案，使美國致力於全球性反對蘇聯及其盟國的運動後的三個月，國務卿馬歇爾開始推行經濟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美國向歐洲提供135億美元，幫助西方盟國經濟重建；與此同時給日本5億美元援助，藉此消化國內二戰期間積累的產能過剩。歐洲和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持續出現了以美國爲主要對象的出口熱。 1949年1月，馬歇爾計劃生效以後數月，蘇聯及其東歐盟國建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MEA或Comecon）以抗衡西方聯盟。赫魯曉夫上臺後，抨擊斯大林的政策，經濟發展轉向輕工業，從1953年到1957年，東歐實際工資增長30%到60%。不滿情緒煙消雲散。1964年，取代赫魯曉夫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府扭轉非中央集權化，繼續給予地方經理對企業更大的權力。 二戰之前，國際投資是把資金借給外國政府和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或銀行家。在佈雷頓森林時代，國際投資是在外國開廠的跨國公司。 在1939年和1973年之間，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內向的民族主義的進口替代型工業。拉美和其他少數獨立國家在1930年代開始走上這條道路。有三批獲得解放的殖民地緊隨其後：亞洲在1940年代；中東和北非在1940-195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1949年尼赫魯在新德里召開亞洲萬隆會議， 尼赫魯引導印度社會走向獨立和中立，1965年除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例外殖民主義已銷聲匿跡。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裏，亞洲殖民地基本獨立。（日本治下的朝鮮和中國臺灣，法國的印度支那，荷蘭的東印度羣島；法國和英國在近東的託管地（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和約旦），聯合王國治下曾經從伊朗延伸到老撾的英屬印度。） 國際金融的恢復，各國對美元的依賴較少。美元承壓導致通膨加劇，1961年到1968年，美元購買力下降，外國投資者和政府提前兌現70億美元，得到了美國黃金儲備的40%以上。1971年美元和黃金的兌換中斷預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 尼克松分別於1971、1973年分別增加進口關稅10%，變相的貶值本幣，美國貿易恢復順差，失業減少。 實行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的典型國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土耳其、菲律賓、印尼、墨西哥、印度都經歷了週期性收支平衡危機，開支長期超過政府收益，一般只能靠印發貨幣來彌補預算赤字從而陷入收支逆差、預算赤字、通貨膨脹和衰退的惡性循環之中。進口替代形成的緊張局勢導致經濟問題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發展主義等壓力的不穩定結合，最終造成政治動盪，常常出現獨裁政權。 許多政府對赤字開支情有獨鍾，原因1是宏觀經濟政策運行的基本情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相互替代。政府可以或者放鬆銀根，或者操縱赤字，或者雙管齊下，努力刺激經濟。2是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使赤字財政非常容易推行。 佈雷頓森林體系結束以後30年間，有三個涇渭分明的宏觀經濟階段。1970年代是通貨膨脹很高和不斷上升的10年。1980年代裏，發達國家戰勝了通貨膨脹，但是積累了巨大的預算赤字。到1990末，大多數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率低，預算赤字小，公共服務事業大，以及社會保障計劃覆蓋面廣泛。 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展是經濟國際主義支持者取得廣泛成就的一部分。經過1970年代初到1980中期這15年艱苦的鬥爭之後，主動權轉向與經濟一體化相關的利益集團、政治家和意識形態。 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在1974到1980年間借了2000億美元，部分用於opec進口石油，部分支持本國工業發展提高出口。拉美僅在1981年借到500億美元，至此該地區共欠外債3000億美元。整個第三世界欠外債7500億美元，其中3/4是借私人的。1970-8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印製或借錢投入到社會經費、失業救濟、企業補貼和創造公衆就業上去。發展中國家把借來的錢用於加速工業化進程。這兩種辦法都有助於避免進一步衝突，但是都未能持續奏效。1983年，34個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正式要求重新談判債務問題，其中10多個國家已被債務弄得焦頭爛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債務國要在抑制通貨膨脹、政府開支、預算赤字等目標方面達成一致意見。債務危機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倡導民主化以及放棄進口替代型工業。 戈爾巴喬夫努力設法實現西方式經濟和民主過渡時，蘇聯於1991年瓦解。卡翁達領導的贊比亞從含着銅湯匙到一黨專制，過分依賴單一產品而經濟衰敗。坦桑尼亞的莫羅哥羅皮鞋廠，尼日利亞的阿喬庫他(Ajaokuta)鋼鐵廠。在許多情況下，人道主義援助沒有到達原定受益人的手中，到頭來都落入第三世界富人的腰包。 不論是集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財富多數掌握在掌握資源的人手中。集權主義權勢領導一切，平民皆窮困。資本主義會加速財富分化，在資本家掌握資源的分配權後會竭力影響政策，更重視私權的保障，以維持自身的長治久安。

這本書有兩大缺點，首先是翻譯太差勁，不僅行文讀起來拗口晦澀，還有大量莫名其妙的、棄約定俗成的翻譯樣式而不顧的人名，比如“凱撒”被翻譯爲“凱澤”，“凱末爾”被翻譯爲“基馬爾”；其次是流水賬式的記述，廢話太多，乾貨太少，深度邏輯性都不夠，並且本書成書時間也相對太早了，從譯註裏可以看出本書被翻譯爲中文時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都還活着，所以作者很多觀點在現在看來難免有些老生常談。

歷時近一個月看完了這本書，對於金融小白來講，這本書還是挺難理解的，需要藉助豆包解釋，筆記都做了近300條。全球經濟一體化就如三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曲折起伏但最終還是向前進的，但也拉大了貧富差距。對於中國來講，靠着改革開放，確實讓無數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民擺脫了貧困，走向了小康社會，歷經四十多年，但也有諸多社會問題，但瑕不掩瑜。

從《置身事內》的推薦書目來，同時之前閱讀了美國的崛起歷史敘事書籍《光榮與夢想》，20世紀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從歐洲到美洲的核心轉移，金本位到佈雷頓森林體系，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抗與瓦解，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發展，南方國家的崛起與東亞四小龍，非洲國家的倒退。這裏的每一個主題都適合做非常深度的研究，而能給我們啓示和借鑑的，更多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過深度發展後的兩極分化與競爭力下降，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通過二次分配削弱大資本壟斷對社會創新與進步的阻礙，在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幫助南方國家找到合適自己發展的道路，也許是中國接棒美國，成爲新的世界經濟推動力量和領導者的責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幫助國內各個省份和地區找到融入世界經濟的切入點，解決自身持續增長的難題，同時利用已有的經驗，幫助南方國家融入一個共同發展的有秩序的世界組織，降低資本集中的缺點，解決兩極分化和跨國資本無法約束的痛點。看過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發現世界的無產階級是一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有各自的問題，都需要改革和發展，都需要不斷完善自身管理體系。這個世界還遠沒有找到福山所說的終極答案。

資本主義全球化或全球經濟一體化爲參與國家提供了發展機遇，並促進了參與國的經濟繁榮或騰飛。但由於與世界市場接軌，會因國際經濟波動帶來金融風險、市場風險，以及因貧富差距拉大帶來的社會風險，甚至還有因經濟發展、思想解放與原先落後的治理理念、管理體制衝突導致的政治風險。一言一蔽之，參與經濟一體化，參與國民衆受益，只是需要參與國進行相應的社會改革，不斷提升國家、社會治理水平以與經濟當展相同步。朝鮮不願加入全球經濟體系，並不是看不到加入後的好處，只是他們更在意加入後的弊端，他們的舵手不願意讓渡哪怕一丁點的政治權力，不願意損失哪怕一丁點的家族利益，於是他們閉關鎖國，讓全民受難爲他們特權羣體享受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