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衰退：中國市場經濟（1000～1500年）（甲骨文）【挑戰關於中國市場經濟的常識】

國家爲什麼成功？ 宋代是19世紀前中國唯一的“稅收國家”，2/3的歲入來自間接稅（商稅、消費稅、專賣收入）。這意味着政府的財政收入與市場的繁榮程度深度綁定，宋廷有足夠動力鼓勵貿易、維護水運基礎設施、保證貨幣供應，即可以從流動的財富中分到更多的錢，從極度發達的長途貿易和城市消費中“抽成”。 11世紀的宋代經歷了由市場驅動的“斯密型增長”，達到了前工業化時代的繁榮頂峯；而明初朱元璋實行的“管制經濟”政策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大倒退。明朝的“榨取型”體系在短期內顯示出極高的動員效率（能動員數百萬人修築長城和都城，或維持龐大的軍屯、鄭和下西洋），但它極大犧牲了民間自由和生產積極性，這種效率是建立在剝奪平民權利基礎上的。明初稅收體制是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在一個衰弱的經濟體上進行過度索取的產物，它標誌着中國從宋元的“稅收國家”倒退回了“商鞅種農抑商國家”，不錯，把農民種在田地裏，等閒不叫移動；抑商，甚至於把國家法定貨幣—大明寶鈔當做掠奪從官員到百姓的手段，以至於一開始就把貨幣貶損，社會經濟流通水平和普通百姓生活水平腰斬，明初（1400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僅爲12世紀初宋代水平的一半。 劉光臨認爲明初的倒退主要是財政政策和政權性質的變異，莫基爾等人認爲“大分流”的出現不能只怪明朝……時勢比人強啊，是中國傳統君主堅持在社會組織和文化基因上追求一條“追求穩定而非創新”的道路，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和科舉制度通過循環鎖死社會，這種路徑差異在於歐洲形成了競爭性的政治碎片化，讓創新者有逃避審查的空間；而中國一直在大一統的官僚壟斷正統中，教育被科舉（儒家經典）鎖死，無法產生像歐洲那樣的自然科學突破等一系列突破。

劉的書對宋朝經濟的高水平提出了支撐性意見，認爲奉行市場放任的北宋是古代經濟的巔峯，而施行管制經濟的明朝遠不如宋朝經濟水平高，出現了兩百年的經濟蕭條，可見管制對經濟的傷害。劉光臨反思了宋代變革論、資本主義萌芽、大分流等議題，認爲宋代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推動宋朝向財政國家和資本主義轉型，但是這個過程被元代戰爭重創，又被明代“指令型經濟”打斷，可見宋朝纔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而非管制經濟的明代。劉同時批評了認爲古代中國經濟靜態無發展的傳統觀點，對1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動態的長期趨勢進行論述（宋朝高峰，明朝低估，明中後期到清朝恢復）。 雖然劉的一些趨勢描述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書中依然有不少問題。最大問題莫過於量化的問題，宋明兵制不一樣，士兵收入是否都可以作爲社會中間收入估算GDP？彭信威等人給出的宋明的物價是否就有可信度？宋明是否有全國市場，可以參考少數物價數據估算實際GDP？劉光臨在量化這部分過度不嚴謹，結果很可能誇大了眀和宋之間的經濟差距。 除了量化問題，宋朝巔峯期經濟水平強於明初、“管制經濟”阻礙經濟恢復的結論雖然沒有太大疑問，但是不考慮強多少的問題（這和上述量化材料選擇關係很大），“管制經濟”到底產生多大的影響？尤其是劉光臨計算下明朝中後期人均GDP都只有1080年一半不到的水平，在管制經濟衰弱的明朝中後期還大不如宋朝，這就令人疑惑了，可見管制經濟和市場經濟差異很難被認爲是明朝“長期蕭條”的罪魁禍首。 另外，選取某一年的數據研究百年來長期經濟趨勢也令人覺得不夠可信。無法保證宋朝每年經濟（或者每十年）經濟都達到這個水平，1080-1400之間經濟還是缺乏長期數據，無法對宋朝非管制經濟影響做出長期估算。 從觀念上，不建議用現代國家和經濟的關係套到古代進行討論，國家能力發展水平差異太大，“指令經濟”“財政國家”很難和現代指令經濟和財政國家一樣，對經濟真的有管理能力。現代指令經濟依託着國家對金融貨幣調控，在現代城市經濟產出主要依靠集中生產的工廠、農村依靠集約化農村形成。宋朝和明朝並沒有這麼強大的國家機器和集中的生產，討論指令經濟不合適。就算按照劉光臨估算的宋朝和明朝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也和現代國家相去甚遠，明代不可能真的是指令經濟。 最後，不建議直接照抄張仲禮估算清朝GDP的數據，該數據嚴重低估農業產值高估非農業產值，費維愷和王玉茹的估算更爲可靠——不知道爲何那麼多人喜歡使用張仲禮的數據；管漢暉也在用）。

結論明確得不能再明確了：“宋代的市場經濟與明初的管制經濟的比較表明，市場可以在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也有助於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並使大多數人從中獲益。市場被壓制以至消失則意味着普通民衆的自由嚴重受損，同時他們的收入也會大幅下降。”全部章節都在反覆不斷回到這一點，以至於讀的時候感覺在繞圈，其實也是因爲論證過程中的量化部分完全看不明白。看得懂的部分還是挺有啓發的。多年以後再看到唐宋變革論，感懷無限。

這是一篇哈佛研究者旨在將歷史學研究中應用經濟學量化方法研究中國宋明時期（從1000年到1650年，宋元明清時期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動，而重點則是從北宋到明代中期這五百年）市場經濟的週期、結構、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變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劉光臨先生就此創作了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大體上來說，本書作者的觀點很難被反駁。他指出，一方面，中國在宋代（約960～1279年）經歷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同時各類市場在中國社會的作用也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試圖重建一個由基本上自給自足的、去貨幣化的村莊所組成的理想世界，相關的種種政策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中國用了很長時間才從明初的重擊中恢復過來。許多學者認爲，中國在1500年已經回到了至少與宋朝的繁榮程度相當的市場經濟。但劉光臨的看法不同，他認爲這種恢復至少要遲到1600年甚至更晚。將視野擴展到中國之外，劉光臨認爲這個歷史案例充分證明，各種市場制度在刺激經濟從極低的發展水平開始增長這一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他論文的前三個觀點——宋代的市場化、宋代的相對繁榮，以及明初政策的破壞性——獲得了廣泛認可。 劉光臨也建立了一套解釋“中國市場經濟”興衰，即宋代經濟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敘事。按照他的說法，宋朝政府是一個積極推動貨幣經濟發展的“親市場的國家力量”(pro-market state power)，反過來宋朝政府的稅收也絕大部分來自貿易和消費部門。明清時期的政治經濟被概括爲“農業家長制”，與宋朝不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拒斥宋朝的政治經濟原理，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始於元朝的各種發展趨勢並最終回到了“管制經濟”，這阻滯了市場的發展，造成從生產到收入的劇烈下滑。這一經濟衰退的災難性影響延續了好幾個世紀，一直到明代後期才隨着商業復甦而有所緩解。在劉光臨看來，中國經濟一直到18世紀才接近（但仍未超過）11世紀的生產和收入水平。光臨的結論說，1080年的國民收入比1400年高了8～10倍，也比1580年高了5倍。 無論如何，這是一部令人矚目的著作，它展示了宋代經濟市場化帶來的巨大活力，也展示了這些成就到明中葉時至少在部分地區所出現的深度衰退。同樣令人矚目的是，作者非常努力地將許多其他學者僅僅做出了定性描述的歷史趨勢數據化，書中的許多附錄經常和正文一樣富有啓發性。研究的結果雖然並不像書中有時候示意的那樣具有革命性或決定性，但肯定會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裏啓發更多富有成效的討論。 當今中國四十多年以來，在市場繁榮和經濟增長方面屢創佳績，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經濟體之一，而宋代中國在一千年前也獲得了類似的地位。劉光臨在這部大膽而精彩的著作中，利用非常珍貴的 11 世紀市場和人口數據，首次使用定量方法來探討中國早期市場經濟。宋代市場經濟的繁榮與明初管制體系導致的衰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根本性的變化不僅使市場規模縮小，也導致普通民衆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本書堪稱是對中國市場週期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研究。八個附錄組成的龐大數據（當然，論文引用大量數據並闡述建模分析的思路和方法，讀起來略爲枯燥，對數據的可靠性及準確性不同讀者也只能見仁見智了）集展現了宋元明三代的經濟發展週期，本書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各朝制度的運作效率和市場規模的長期變化，並啓發人們思考當代中國在經驗和理論層面的重要問題。

本書旨在從以下四個方面介紹宋明時期中國市場經濟的擴張與收縮：人口增長、城市化和耕地面積；貿易、水運和貨幣供應；稅收；物價、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

學術性書最大的毛病就是批評別人太多，有點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