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文存：顧準日記

《日記》可以分上下二部分：上部寫於1959年的河南商城，下部寫於1969-1971林彪事件前的淮河地區。顧準秉筆直書記錄了餓死人事件，史實價值高於下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樂觀展望。顧準看問題很準：估計商城要死七萬人，後來的統計是九萬人。信陽是饑荒的重災區，顧記錄的僅僅是59年，冰山一角。三年困難期一般指60-62年。日記裏的數字和比例觸目驚心！顧的文字是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和遍野餓殍的墓碑。缺點是有錯別字校對不嚴，沒有註解。

一個“喪家之犬”的堅守 --讀《顧準日記》札記 1959年，11月二十二日，河南商城縣，清晨三點半，天色還沉在濃墨般的黑暗裏。 寒氣已透骨，霜凝在屋檐和枯草上，泛着微微的白。風不大，絲絲縷縷地從破舊的門窗縫隙裏鑽進來，鑽進單薄的被褥裏，45歲的顧準，蜷在鋪上，胃裏在翻攪，昨天那三頓紅薯葉還沒消化乾淨，整個腹腔都沉甸甸地墜着。 他翻身坐起來，披上洗得發白的舊棉襖，蹲在竈前，火光映在他臉上，頭髮已經花白了大半，從前在上海做教授時那股清俊的書卷氣，被這幾年的風霜磨得只剩下棱角分明的骨架。顴骨比以前高，眼窩也陷了下去，唯獨那雙眼睛還亮他，搓了搓手，指節粗大，指甲縫裏嵌着洗不淨的泥。伸手探了探昨晚埋進去的那塊紅薯——還硬着，得再烤一烤。 天漸漸亮後，他尋了個空當，從竈灰裏扒出那塊烤紅薯，外皮焦黑，內裏金黃，香氣撲鼻，簡直是絕美的一餐。等同伴早飯時問到紅薯烤的怎樣了，他含糊說有人偷掉了，其實在這裏，誰又能真正清白呢？只要有機會，下棚藏生紅薯，上棚存蘿蔔，他站崗時也偷偷喫過蘿蔔和花生。 白天，民工隊來買菜，人聲嘈雜。東風隊的人閒談時說起，如今每人每天只喫十兩，中午那頓叫“躍進飯”，是米麪摻着蔬菜做的糕。按這個消耗速度，倉庫裏的糧食大概能撐到明年夏收，這已經算是謝天謝地了。 上午還去撿了兩挑糞。這活兒着實讓人膩煩——簡直是要守着別人拉，佔着茅坑等，心裏說不出的厭惡。也是撿了糞才知道，此前在稻田裏看到的糞水中那些細長蟲子，原以爲是死蚯蚓，如今親眼見了，才認出那是蛔蟲。有些糞便裏，糞少得可憐，蛔蟲倒有七八條，扭動着，觸目驚心。 顧準是誰？ 1915年7月生於一個破產的中等資產階級家庭，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隨母姓。他父親姓陳，在上海經營棉花生意，後破產。　　 顧準上學至初中後，因貧寒輟學。但他自幼聰穎。 12歲，他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端茶倒水、刻制講義； 16歲，在立信會計學校講課； 19歲，撰寫了我國第一本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被各大學採用，同時開始在大學任兼職教授。 1935年，20歲的顧準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投奔革命根據地，直到1949年，隨陳毅的解放大軍重回上海。 當時34歲的他，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這是他一生中最顯赫的時日。 上海當時聚集着全國最多的資本家和買辦。如何完成稅收，如何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上海的稅收問題非常複雜。 顧準根據上海的實際，主張的是“稅收專管”。這是一套更接近現代稅收制度的做法。從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財政稅務工作爲實現全國財政統一，保證供給，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恢復和發展生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顧準又早於全國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舉動，引起了社會不小的震動。他爲上海的經濟恢復與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使上海成爲支撐新中國的最大財源。 1957年，計劃經濟全面啓動，舉國“躍進”之時，顧準逆勢而爲，提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要市場化改革。 這一提法是他罹難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兩頂“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殺，子女與之斷絕關係。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並自嘲爲喪家之犬。 但對於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獨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劍來挑戰人類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這本《顧準日記》是顧準在生命最後歲月中的珍貴日記，記錄了 (1959.10 - 1960.1)：“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後的困難時期在河南商城監督勞動的經歷以及 (1969.10 - 1971.9)“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期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接受改造期間，在艱苦條件下的生活適應與思想收穫。 顧准以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逆境中堅持思考，爲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74年，他留給病牀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並要他“待時守機”。後來，吳敬璉稱他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人們甚至發現，即使到今天，顧準的學術建構仍然部分停留在學術層面，這個國家並沒有按照先知的道路行走。“黑暗如磐，一燈如豆”，所以，當有人提問：“文革”十年，中國思想界還有什麼人在堅持思考的時候，李慎之先生能夠從容起座，慨然應對：“有，有一個，那就是顧準，他洗刷了我們思想界的恥辱！” 董曉莉Lily 2026.07.03

從留下的歷史文獻中，我們很難了解當時發生在農村的災情。從各省市報來的情況，從每天的《人民日報》上看到的消息，形勢一片大好。 幸虧，我們有《顧準日記》。 顧準，一個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原是學部經濟所的經濟學家。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監督勞動。在這裏，他時斷時續地寫下了一本“商城日記”[1]。他本來是不讓別人看的。在當時，如果真的示之於人，那於作者，只能是“罪上加罪”。正因爲不打算示人，也就去掉了粉飾、矯情、造假的苦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時代的實錄。

打成右派，說什麼都含蓄，這片土地上曾發生的一切，人類文明迄今爲止，也沒見過lbyd類！對生命摧殘，對人性蹂躪！

位卑未敢忘憂國，顧準大約就是這樣的中國人，格局高，見識遠，只可惜59歲便去世，離76年10月不到兩年，可惜。

在看完柴靜的博客《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後一直想讀讀顧準日記，但由於年代久遠，網上也只能買到影印本。終於在最近微信讀書上架了這本書，我也在2024年的最後一天讀完了本日記。 日記主要記錄了顧準在兩次被打成右派參加勞動改造的日常，一次在饑荒年間，一次在文革年間，他在書裏談及了他的日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思念妻子、家人以及他對社會環境的描述，以及思考和看法。從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努力在思想上有向着那個組織靠攏，但從別的書中看他最後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正義、堅持了人性。很好奇他真實的想法是如何，以及他想法是如何轉變的。 很感謝他的這本日記，雖然他在書中經常提到在妻子走後，覺得寂寞，想法無人可訴說，但他應該沒想到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想法通過這種方式教育着和激勵着後人。 柴靜在博客的最後提了一個問題，假如給顧準一張書桌以及一個還算安穩的年代，他會創造出什麼呢？我們無從得知，但身處於這樣年代的我們，希望沒有浪費機會。

兩度戴帽右派 顧準（1915‑07‑01—1974‑12‑03）生平、家庭與歷次運動遭遇 顧準，江蘇蘇州人，生於上海，是我國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思想家。12歲輟學做會計學徒，自學成才，青年時期即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地下黨與根據地財經工作，建國後曾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稅務局長，後調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做研究員。 一、主要人生經歷 1. 早年（1915‑1949） 出身小商人家庭，家境貧寒，小學畢業後12歲進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刻苦自學。15歲就撰寫會計教材，《銀行會計》是國內第一部銀行會計大學教材。 1930年代參加祕密革命團體，1935年入黨，從事上海職員救亡運動，歷任江蘇省委職委書記、文委書記。1940年赴蘇南敵後抗日根據地，輾轉蘇南、蘇北、山東從事財經管理；1943年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上海解放，作爲接管幹部，擔任上海市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主持上海財稅重建工作。 2. 建國以後（1949‑1974） • 1952年“三反”運動中被撤銷上海全部職務，調北京建工部工作。 • 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 • 1957年反右被劃爲右派，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經濟研究所，埋頭翻譯、研究。 • 1964年“四清”運動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 文革期間持續批鬥、勞改，先後在北京郊區、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回到北京。 • 1974年確診晚期肺癌，12月3日在北京病逝，終年59歲，至死沒有等到平反。 去世之後，1980年代得到徹底平反。留下《顧準文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準日記》等，在思想界影響深遠。 二、婚姻與家庭子女 妻子：汪璧（原名方採秀，1914‑1968‑04‑08），早年參加革命地下工作，1934年和顧準結婚。在顧準兩次劃爲右派之後，家庭承受巨大政治壓力。1967年被迫與顧準離婚；1968年不堪重壓自殺身亡，留有遺書，顧準不被允許參加後事。 兩人共育5個存活子女，另有兩個孩子早年夭折： 1. 顧淑林（長女）：中科院、清華大學科技政策方向研究員。 2. 顧逸東（二子）：中科院院士，載人航天工程應用系統總設計師、總指揮。 3. 顧南九（又名高梁，三子）：經濟研究者。 4. 顧秀林（四女）：高校經濟學教授。 5. 顧重之（五子），會計師，後定居美國。 特殊時代背景：第二次劃爲右派、文革爆發之後，迫於巨大政治壓力，子女與顧準公開“劃清界限”，斷絕往來。顧準病重直至去世，子女均沒有到場。顧準在日記中多次流露對子女的思念。後來子女各自事業有成，多年以後才重新回看這段家庭悲劇。孫輩公開資料較少。 三、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 1、1952年“三反”運動 在上海任財政稅務一把手，因工作方式、觀點分歧，被批判爲“個人英雄主義、目無組織”，撤銷全部黨政職務，降職調離上海。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尚未劃爲階級敵人，但仕途中斷。 2、1957年反右運動 1957年參加中蘇黑龍江聯合考察，在工作中堅持中方立場；加上平日學術觀點、私下談話，被揭發批判，定爲右派分子，開除黨籍。 1958年起下放河北贊皇等地農村勞動改造。這是第一次戴右派帽子。勞動期間，他仍然讀書思考，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現實問題進行觀察反思。 3、1962‑1964：摘帽與再次罹禍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經濟研究所，但仍是被控制使用對象。 1964年研究所開展四清運動，因外甥的青年學習小組被定爲“反革命小集團”，牽連顧準；被認定幕後操縱，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極右派），隔離審查，批鬥不斷。這直接成爲後來文革時期受迫害的基礎身份。 4、文化大革命（1966‑1974） 作爲“二次右派”，屬於重點專政對象： 1. 頻繁大會小會批鬥、寫檢討交代；被抄家，大量筆記手稿被沒收銷燬。 2. 1965‑1969在北京郊區勞動；1969年下放到河南息縣、明港五七幹校，從事重體力勞動。 3. 家庭徹底破碎：妻子被迫離婚而後自殺；子女公開斷絕關係，親情隔絕。 4. 1972年才從幹校返回北京，依然受到嚴密管控。在物質條件極差、人身受監視的條件下，祕密讀書、與弟弟通信，寫下大量讀書筆記，即後來傳世的文稿。 5. 1974年癌症晚期，組織上爲了讓他簽字，短暫允許子女探視，但沒有完成家庭和解，不久去世。 補充說明 顧準是老革命幹部，並非黨外知識分子；兩度劃爲右派、家破人亡，是那個時代悲劇的典型縮影。他的價值在於身處逆境沒有停止獨立思考，探討革命勝利之後的制度、民主、市場經濟、中西曆史等重大問題，這些文字大多是在被管制的狀態下私下寫成。

我們對於那個年代的瞭解，往往侷限於歷史書上宏大而冰冷的概括（動盪、曲折、浩劫），或是小說裏經過文學渲染的悲歡離合（如《狂人日記》的吶喊或《活着》的悲憫）。但《顧準日記》卻有着像紀錄片一樣的真實感，讓我感到一種徹骨的清醒與窒息。他似乎只當自己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剋制地只記錄、只描述，儘量不發表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即便是面對妻離子散，即便是經歷生離死別，他都給自己披上了理智的鎧甲，認真地留住了他看到的真相。 在河南商城的勞動改造中，顧準每天堅持着超過自己承受範圍的勞作。他的腰不好，拿着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裏，靠雙臂支撐着爬行，直到雙膝破損、臂膀紅腫、手掌血肉模糊。當氣溫升高、環境變得愈發惡劣時，他學會了先把臉送給別人打，學會了直接用手去撿糞，認真地紮根在了菜地組。在這段極度屈辱的日子裏，他眼睜睜看着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有人腫了，有人腫着死了，有人全家都死了。其中有他認識的，甚至有前兩天大家還一起見過面、說過話的人。面對這些慘劇，他強忍着內心的劇痛，逼迫自己從個人的悲憤中抽離出來，儘量不讓自己被情緒淹沒。 他之所以如此殘忍地對待自己的情感，是因爲他深知，如果連他的思想也淪陷了，如果他也像其他人一樣只剩下麻木或狂熱的憤怒，那麼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荒誕與殘酷，將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黑洞裏。他在日記中寫道：“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記錄的就多。” 在那個萬馬齊喑的年代，他痛苦悲憤，卻依舊保持思考，針對他們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針對當時的世界變化，他依舊依靠對人類進步的孤注一擲的勇氣在認真發出自己的質問？他敏銳地察覺到，某些被奉爲圭臬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其實並未脫離宗教氣味，不過是建立了一種目的論的“世界圖式”。他敢於在頭腦中對自己曾真誠信仰的東西進行“廝殺”，從“詩意的理想主義”轉向“冷靜的分析”。 面對當時封閉僵化的世界變化，顧準的質問更是直指核心——“娜拉出走以後怎樣？”他清醒地認識到，打破舊世界需要狂飆式的理想主義，但革命勝利後的建設之路，必須依靠審慎的經驗主義。在那個連“資本主義”三個字都能讓人神經過敏的年代，他冒着巨大的風險，通過研讀希臘城邦制度、鑽研經濟規律，試圖回答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政治和經濟究竟該向何處去。 病痛的折磨，世界的不仁，並沒有讓他麻木或者瘋狂，他就像一位在廢墟上獨自前行的思想者，用冷酷的“毫無人性”的決絕，在黑暗中爲後人留住了一束微光。現在的我們，到了他說的重振中國神武景氣的時刻了嗎？或者是，現在的我們，還能有像他們一樣固執的勇氣和對光明必將到來的信心嗎？我好像快要喪失了……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侷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這纔是真正的日記。有的日記是準備讓人看的，甚至就是爲了讓人看的，要不那麼多先進事蹟如何示人。顧準的日記是怕讓人看的，純粹的內心獨白，親歷的記錄，所思所想的記錄。讀完的最大收穫倒不是顧準的思想，而是一個人如何基於有限的資料和信息，分析時局，預測走向。還有顧準的文字，真是乾淨利落，毫無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