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劍鋒
“趕超型體制”是理解我國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樞紐。該體制形成於計劃時期,但其基本架構及其影響下的政府行爲邏輯,一直延續至今而並未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這一體系結構對經濟增長模式及宏觀經濟結構的影響,會隨着外部條件的不同和意識形態的變化而出現調整。計劃時期政府偏向工業的政策設計及其帶來的高工業比重和短缺經濟、因面臨經濟封鎖而被強制平衡的對外貿易收支,與當下的政府工業偏好及高工業比重、貿易順差所反映出來的過剩經濟、居民消費比重偏低,都是同一體制對不同國際和意識形態變化而做出自我調適的結果。中央政府應着眼於政府行爲模式參數集的調整,利用目前積聚起來的“改革共識”,推動趕超型體制的有序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