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應對的道與術

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 轉自財新週刊 凌華薇 危機離我們有多遠？ 　　在危機爆發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經濟社會不可能沒有危機，甚至現實往往就是由一場又一場的小危機構成。危機化解得越多，經濟社會就在自我糾偏中走得越健康。大的危機，是經濟體系內在失衡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的大爆發，但也蘊含着在破壞後重建的機會，比如金融體系、監管制度的全面反省與調整。 　　因此，決策當局需要超越個體利益，從全局視野審視、預防，以務實的態度去化解種種危機。前提是能以積極的態度，深刻地認知危機，從過往的危機及處置中汲取教訓。這也正是人類的智慧所在。 人民日報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新書《危機應對的道與術》，就堪稱這樣一本人類現代經濟社會危機的處置手冊。此書出版後即入選了多個黨政幹部必讀書單。我近日翻讀此書，每每被書中的案例細節、精要的分析與現實意義所觸動。 　　此書從百年前的美國大蕭條切入，但主要收錄了最近三四十年來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其中包括20個國際金融危機案例，以及中國的10個案例，對中國當下問題亦不諱言，條分縷析，亦點到即止。 　　這些案例中，有些時間上非常之新，比如2023年突然爆發的硅谷銀行流動性危機；有些人們耳熟能詳，比如本世紀初中國國有銀行改革、德隆垮塌，2007年英國北巖銀行倒閉，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泡沫破滅等；也有些案例比較陌生，比如上世紀90年代的瑞典金融危機、塞浦路斯金融危機，以及巴西的兩次財政危機等。 　　有的案例對於當下狀況有很強的參照性。比如有關巴西財政危機處置的內容曾在近期的《財新週刊》上提前刊登過，並引發了相當關注。金融是經濟的血脈，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多是地產危機；而現代國家的財政危機則往往由產業轉型、基建、養老金危機等觸發，莫不如是。 　　如果讓我列出推薦此書的三個理由，首先是作者的專業身份。 　　此書的三位作者徐忠、朱滿洲、任晴，均供職於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領銜作者徐忠從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後，一直在央行工作、成長，是較爲典型的學者型司局級官員之一。他曾任央行研究局局長，學術功底紮實，近年來多篇署名文章在行業內引發關注；同時又有實務操作經驗，曾任金融市場司副司長，在金融穩定局工作多年，近年來參與過錦州銀行等棘手案例的處置；也曾負責籌建上海票交所；最近則在交易商協會副會長任上，推進了不少債市問題的公開查處，處置張弛有度。也因此，此書在理論框架、實操經驗上均頗有見地。 　　其次，是此書所具有的宏觀視角。 　　作者梳理了近幾十年來全球各類經濟危機的機理與風險處置的過程。在對危機策源、發生、處理框架梳理與反思之前，首先把危機處置放在更寬廣的宏觀視野之中，來觀察和探索危機發生的根源，這充分展現了此書的格局。危機的醞釀和爆發，勢必具有一定宏觀層面的共性，往往是經濟內外的失衡，疊加公司治理的失敗、監管真空乃至失效，道德風險迅速積聚，綜合構成了危機策源的土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如能抓住本源，就可以着手長遠，從糾正這種內在的失衡入手，進行宏觀政策層面的相應調整，部署結構性改革；同時能以宏觀政策配合微觀的應急性安排和框架性的改善措施，務實地來解決問題。 　　識別系統性風險時，特別需要關注金融穩定的臨界點。書中專門提到了系統性風險救助與道德風險的關係。非系統性危機的一般市場風險，需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出清，而不應去救市場主體；如果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就應首先防止系統性風險產生蔓延；道德風險及制度完善，則應該等到防住系統性風險之後。 　　道德風險令人厭惡，然而，系統性風險的危害遠大於道德風險，解決系統性風險應優先於道德風險。由此，決定風險處置時機如何把握，以及哪些機構應該救、哪些不該救，避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將問題簡單推給金融系統消化，因爲這樣只是自欺欺人——利用金融系統資產負債表的騰挪空間，暫時推遲風險的暴露，並非真正處置了危機。一旦金融機構的基本商業原則與生態被破壞，實則在製造更大的危機。風險處置也不應該是“拉郎配”，比如讓壞機構打包成立一個大機構，或是讓健康機構付出過高代價來消化爛機構，抑或是簡單寄期望於以時間換空間，缺乏其他的根本性改造。這些做法均屬於風險延遲，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處置風險。 　　那麼，爲什麼我國之前20多年來多采取風險延遲法來處置風險還總是屢試不爽？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人人都知道在經濟上行期，能消化危機的空間比較大。然而，現在處於經濟增速下行期的開端，開始遭遇到宏觀政策抉擇疊加風險處置，難題變得愈發棘手。當宏觀經濟參數事實上已經變化的時候，過去更多依賴“以時間換空間”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會耽於無效？ 　　比如，當遭遇資產不斷縮水的週期時，風險處置的邊界也在被壓縮。值得一提的是，財富和資產並非是靜態的，只要不外流就行。經濟是動態的複雜系統，只有維持健康的循環，資產纔能有相對穩定的價值，否則財富很容易如流沙般毀滅。這提醒我們千方百計維持當前的經濟增速，保持經濟能達到潛在增速，一定要規避系統性風險的必要性；也提醒我們面對處置危機時要有宏觀的視野，才能重估風險化解的難度，作務實的權衡。 　　最後一點，解決危機也要有微觀的制度安排與分析框架。 　　也許絕大部分的危機處置都免不了依賴以時間換空間，但從微觀層面，其核心仍然在於能否重塑健康的公司治理機制，讓各個責任主體能夠歸位並各司其職，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上一輪國有銀行改革能取得成功，不僅僅是因爲比較徹底的重新資本化和正好在經濟上升期，更是因爲堅持了商業化導向和公司治理改革。正如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此書代前言的文章中提出，公司治理是促進金融穩定的核心。問題企業和問題金融機構，無不栽在公司治理失靈，爲一意孤行的大股東或管理層綁架，沒有建立起權力制衡、專業有效的良治機制，包括會計、審計體系形同虛設。這些關鍵點在目前的風險處置中最容易被忽視，或是流於表面文章、形式主義。 　　對於金融體系而言，有效監管是關乎風險的重要因子。處置金融體系風險的同時，往往需要伴隨對監管的反思，這就涉及在風險處置中如何擺正監管的角色。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乃至危機的時候，證明之前的監管已然失效，因此應該考慮將風險處置的專業機構與監管相對分離，而非將風險處置機構一律內置於監管機構之內，這樣前者很容易成爲掩蓋監管失效的工具，甚至可能繼續在風險處置中出現貪腐，如此前的包商銀行接管組副組長李國榮案、安邦保險處置組副組長符飛案等。 　　此外，央行要履行最後貸款人角色，應賦予其在風險處置方面獨立運作的權力，也與監管相對分離，有利於形成有效的風險處理和問責機制；同時，還需要警惕地方政府的不當干預等，促進司法的專業化和公平、公正、公開。這些都是危機處置後重塑市場信心的根本。這些內容都在此書中有所觸及，但比較剋制，有欲言又止之感。 　　以4萬億資金計劃等安排化解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後，中國經濟獨佔鰲頭，此後還有化解2015年股災、推進供給側改革、2017年清理加密貨幣、2018年治理影子銀行等行動，由此建立了應對危機的成功經驗與自信。“只要能看到危機的苗頭，就等於沒有危機”，因爲中國政府總會及時甚至提前採取措施化解，使得危機根本沒有機會真正發生。再加上國家出臺政策靈活方便，遇到問題可以特事特辦，火力全開，不受立法、聽證等可能冗長的程序制約。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應對化解危機的能力也頗推崇，包括一些美國前任財金官員。 　　回過頭看，能做到防微杜漸，前提是能準確識別危機的苗頭。這取決於決策者是否有超越種種侷限的判斷力，認知危機的本源，關鍵在於對風險嚴重程度的判斷。只要判斷準確，中國政府均有能力去化解；如果判斷不準確，尤其是把系統性風險當成一般危機，甚至爲了防範道德風險，讓市場自行出清，就可能會貽誤戰機。 　　如今情勢已變。曾經消弭於無形的種種風險，似乎總是想改頭換面、捲土重來。比如房地產的拐點之變與地方債務的一體兩面，另外疊加基建泡沫形成的債務壓力，諸多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累積，再加上國際關係面臨種種失衡而有待重塑，使得中國在經濟增速下降的通道中平添了化解危機的難度值。面對如此複雜的困境，亟須在一整套直面、解決危機的理論框架之下，推出一攬子改革舉措，化危爲機，推動中國真正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這一次我們準備好了嗎？

埋沒了這麼好的一本書。 或許是寫的太過專業，讀起來有些喫力。 但如果你是省長、市長、縣長，這本書幫助就太大了。這只是視角問題，你我即便不是一把手，也可以學一學。 之前一些書，在分析國家與資本與市場的關係時，總是無端指責老百姓跟風。老百姓如果有甄別能力，那還養一堆坐在辦公室喫乾飯的幹嘛？國家出手完善市場機制，做的是管理工作，讓經營環境更健康。 這本書，出發點挺正，問題直指“中央”，直指“法理”，直指“環境”，一直緊抓問題的本質，即責任主體在於“氣氛不對”，不在於“人瞎搞”，值得深入學習，利國利己。

本書回顧了2004年震動中國金融危機的德隆系，該事件令中國股票市場出現危機。新疆總部德隆系實際控制人爲唐氏家族，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着兩百餘家實業企業以及十多家金融機構，業務涉及17個行業，分佈在全國二十多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形成了龐雜的金字塔企業集團結構。實體企業上下游關聯企業上千家，金融機構融資規模過百億元，與上百家市場機構有合作關係。 德隆事件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對金融控股集團及金融混業經營監管的缺失，導致德隆在資本市場可以輕易操縱大量資源進行擴張，最終爆發巨大的道德風險，陷入擴張—資金緊張—外部融資—再擴張—資金更緊張的惡性循環，外部信貸環境變化成爲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整個過程中，金融監管發揮的作用是不夠的，如何適應綜合經營趨勢，如何提高監管專業性有效性，如何發揮存款保險的及時校正作用，是未來監管改革需要考慮的問題。二是風險爆發後缺乏市場化處置手段。在市場化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缺失的環境下，國家爲了維護穩定通過行政手段負擔了大部分風險處置損失。但是，股東和債權人未完全承擔應有責任，市場約束軟化，容易引發市場道德風險。同時，市場化程度不高也加大了處置成本，降低了處置效率。

首先，這本書沒有過分的說一些討好話已經很不錯了，我們現在對國內關於政治經濟這一領域的書能說實話已經寬容到這個程度了，都不要求他們實事求是去抨擊某些現象。 但是，這本書不好的地方就在於，國內的案例數據少的可憐啊。讀者可能不看不細究你的數據，但你不能沒有。一談到美國英國，滿屏都是數據，你作爲一個作者，拿不到國內相關案例的數據，那你能不能給一些有深刻意義的觀點？也不咋深刻，一講國內就偏向於車軲轆話。最後，書的後面反反覆覆的在說重複話，這一點我不喜歡。我本來以爲啊，這麼少字數一定都是精華吧，沒想到其實反覆表達相同的內容。

1.偏向於技術，專有名詞太多，邏輯原理介紹太少。 2.各種例子，一直在說誰掏錢、掏錢掏的晚不晚，最後評述將來怎麼掏，而且當事人做決定感覺都是拍腦袋，比如系統性重要銀行，那個規模怎麼來的？ 3.最後關於我國金融監管的評述比較客觀。 綜上，不是總行總局搞金融穩定的人，可以不看。

對於想要了解簡單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還不錯，因爲他比較簡潔的整理了各個國家歷史上的危機以及演變和解決過程。但本書缺少深入的分析，其在表達觀點時也沒有強有力的數據支持。讀書過程中我有很多次都感覺到“這裏可以再展開一下”，“這裏要是有數據對比一下就好了”。最終有一種在看文獻綜述的感覺。整體來看適合入門小白，不太適合想要獲取深入解讀的讀者

大的危機雖不常發生，危機如何應對卻非常重要，危機應對的背後涉及國際治理體系是否健全。危機應對得好，市場體系恢復得很快、經濟損失更少；應對得不好，對經濟的破壞更嚴重、持續時間更長，甚至波及世界。這本主要通過國內外典型的案例來研究危機應對的規律。 危機期間的政策選擇：從中長期來看，結構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可以爲結構性改革爭取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危機時期的首位的政策目標是恢復經濟的正常循環，實施逆週期的財政政策或有助於穩定總需求的結構性改革，經濟正常運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正常時期的財政政策則以平衡爲目標，貨幣政策主要考慮通脹或資產價格泡沫的問題。 房地產危機是最主要的危機形式：從歷次房地產危機來看，金融機構相當於經濟循環的心臟，金融機構是不能出問題的。如果風險積聚到金融機構或未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速度要很慢；如果金融機構還比較健康或得到及時的救助，其從危機中恢復就要快得多。我國的房企更像金融機構、房地產在資產結構中的比重較大、不能將地產風險集中於金融機構、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 宏觀政策需要各司其職：應對財政危機的政策選擇在於當期的現實條件以及宏觀系統思維。財政危機的根源在大多數時候來自自身，這些國家的財政制度以及破產製度並沒有很完善，地方政府出問題也不是個別現象，中央在決定是否救助時需考慮道德風險。救助有效的一方面是力度要足夠，再是短期救助與中長期改革的切換。 處理危機不能拖延：拖延是應對危機的頑疾，且代價更大。拖延的背後既有主觀上的不願承擔責任、掩耳盜鈴，導致處置介入不及時，問題越來越大，處置成本更高；也有客觀現實的各種侷限，管理部門對信息或者風險缺乏全面的瞭解，多部門職責模糊、缺乏有效溝通，監管和處置機制的缺位導致風險堆積，充分的統籌和保障能力也是必要的。 危機中動用財政資金是比較難的，財政資金受政治壓力和程序決策的限制，還有不同階段財政狀況的約束，往往行動上不如央行較快。危機時期需要快速反應，發展中國家一般是財政弱、金融相對強的狀態，當金融機構出現問題，往往由央行牽頭處理，處理效果又取決於得到多少授權以及央行和財政的合作程度。歷史上，我國對問題金融機構的救助和處置通常使用金融資源。 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危機後進行重大改革更容易凝聚共識。金融安全是改出來的，良好的金融生態促進經濟金融的良性循環。

主要從貨幣和財政角度，也就是政府層面說明經濟危機的處理方法和經驗，並不是行業角度協助宏觀經濟問題，比如房地產如何度過衰退期，尋找新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