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北角

推薦係數：⭐⭐⭐⭐⭐ 在日寇侵華、全民抗戰箭在弦上的危急時刻，新聞人範長江敏銳洞察時局：東南沿海恐難堅守，西南、西北或將成爲抗戰總陣地。這份前瞻性，促使他以《大公報》旅行記者之名，於1935年開啓西北考察——從成都出發，穿越川西、隴南、甘肅、青海，踏過祁連山、河西走廊、賀蘭山，直抵內蒙古，歷時10個月、行程6000餘里，將沿途西北百姓的苦難與土地的凋敝，真實地刻進了文字裏。 翻閱資料才知，範長江堪稱中國現代新聞史的“破局者”，創下三個“第一”： • 公開報道紅軍長征的第一人； • 突破封鎖、還原“西安事變”真相的第一人； • 以記者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主席等領導人並如實報道陝北根據地的第一人。 書中最讓人揪心的，是舊西北積重難返的沉痾： 1.YAPIAN氾濫：從西南到西北，沿途所見，漢人十之八九，皆受煙土所害，骨瘦如柴，良田荒廢，亦不見五穀雜糧，大多都爲煙土。整個社會，早已處於崩潰的邊緣，而民衆與行屍走肉無疑。 2. 苛捐雜稅繁重：書中所揭示的稅費之繁重，已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稅收常常預徵到了數十年之後，讓農民世代爲奴。各種名目的“捐”——如駐軍捐、修路捐、保甲捐——層出不窮，官吏催逼如狼似虎。民衆在鴉片和天災的打擊下本已奄奄一息，這些苛捐雜稅更是徹底剝奪了他們恢復生產、維持基本生存的可能，將整個西北地區推向了赤貧的深淵。 3. 高利貸喫人：與苛捐雜稅相伴相生的，是喫人的高利貸體系。農民爲了繳納捐稅或度過青黃不接的時節，不得不向地主、士紳借貸。利息高得驚人，“驢打滾”利滾利，使得債務永無還清之日。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變賣僅有的土地、房屋，甚至賣兒鬻女。高利貸如同一張無形的巨網，將底層人民緊緊束縛在貧困的循環中，世代難以翻身。 4. 投機倒把橫行：在正常的經濟秩序崩塌後，投機倒把成爲一部分人攫取財富的手段。甚至是政府、軍隊人員等囤積居奇、操縱市場。尤其是在煙土成爲硬通貨的地區，商業活動帶有極強的投機和掠奪色彩。這種經濟模式不僅無法創造真實的社會財富，反而加劇了物資短缺和物價飛漲，讓誠實勞動者陷入絕境，進一步毒化了社會風氣。 5. 貪官污吏禍國：這一時期的整個統治階層的腐敗，是上述所有問題的總根源。許多地方官員，關心的並非民生疾苦，而是如何中飽私囊。他們與地方豪強、駐軍勢力勾結，形成了盤剝百姓的利益集團。政令成爲斂財的工具，法律形同虛設。這種系統性的腐敗，使得任何改良或救濟措施都難以真正惠及百姓，也讓民衆對政府徹底失去了信心。 書中的所見所聞，現在看來，依舊觸目驚心，不敢想象當時西北人民是怎麼活下去的，也慶幸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安穩的時代。 在我看來，範記者的偉大，不僅在於他“記錄”了苦難，更在於他“理解”並“預見”了苦難背後的歷史軌跡。在當時整個社會極度動亂，政局複雜之時，他能夠意識到，西北的凋敝不只是天災，更是深刻的人禍，是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危機的集中體現。書中對地理、交通、民族關係、資源狀況的詳細考察，都具有非凡的戰略眼光。 即便時隔近百年，讀本書仍有震撼靈魂的力量：它是一面歷史鏡子，讓我們窺見民族曾承受的深重苦難；是一座紀念碑，鐫刻着中國現代新聞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職業良知與冒險精神；更讓我們讀懂，90多年來國家的變革與發展，來得多麼不易。 作爲西北人，讀此書更有切膚之感——幸好，範長江當年在書中暢想的“百姓安居、社會向榮”，如今已成現實。只是我們永遠要記得：勿忘來時路，方能明去路。

（3）2025/0130（大年初二）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也是一個轉折的年代。1935年初，年僅25歲的範長江就產生了當時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　“瞭解紅軍”的願望。1935年5月，範長江從北平到天津《大公報》社，拜訪了《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1889—1949），胡很爽快地採納範的採訪計劃。從1935年7月起，範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從四川成都開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這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這次旅行考察，歷時10個月，馬不停蹄，舟車勞頓，行程6000餘里，足跡遍及四川、陝西、青海、甘肅、內蒙古西北五省區，歷盡艱辛採寫了大量的旅行通訊，陸續寄回天津在《大公報》發表，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大報上，真實地報道紅軍長征的行跡和西北近況，揭露了西北地區當權者的種種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民族等問題展現在讀者面前，字裏行間對西北民衆的悲慘生活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可謂所經所見皆是苦難，基礎設施無從談起，社會經濟凋敝，國人精神頹廢、散沙一片，毫無戰鬥力，閱讀過程中見到最多都是“鴉片”“妓女”，回頭又查了一遍，“鴉片”二字出現五十餘次，“妓女”也是多出提到、多地存在。新聞通訊有紀實、及時的特性，作者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找那麼多的旁證進行上綱上線的理論闡述，僅靠雙腿的行走，雙眼的觀察，幾乎原樣端給讀者諸君，請其自行判斷。書結集後，在那時的空間裏大獲讚賞，一印再印 10 餘次，發行十幾萬冊，就是明證。讀歷史，爲的是不忘本。一個世紀還未過完，坐擁今日生活，憶當年國之大事、民之生計，觀其精神、察其狀態，實在覺得，說什麼都是多餘。重整精神、塑造國格，奮力前行，方是民族立於長虹之根本。另，不知“西北角”與“西路軍”是什麼關係？（復建村）

🍃🍃2025 第 10 本，微信第 336 本 📖📖 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當時中國的西北角已經混亂不堪，已以完全崩潰。 範長江在這本書中以記者的敏銳視角，真實記錄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西北地區的社會動盪與混亂。這種混亂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既有政治權力的割據與傾軋，也有經濟崩潰、民族矛盾以及天災人禍的疊加。 一、政治割據：軍閥統治與權力真空 書中描寫了西北軍閥（如青海的馬步芳、寧夏的馬鴻逵）對地方的絕對控制。他們通過武力鎮壓、苛捐雜稅和宗教捆綁維持統治，例如：馬家軍以“保境安民”爲名，實際縱兵劫掠，對異己勢力實施殘酷清剿；農民需繳納“煙畝稅”（強迫種植鴉片）、“壯丁稅”等數十種雜稅，甚至預徵未來數年的稅款。而南京國民政府對西北的控制力薄弱，地方軍閥名義上歸順，實則自成王國。範長江觀察到：“所謂‘中央政令’，到此已成強弩之末。” 二、經濟崩潰：貧困與資源掠奪 軍閥爲斂財強迫農民種植鴉片，導致糧食短缺。書中記載甘肅部分地區“十畝田中七畝煙”，饑荒時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劇。 傳統手工業（如毛紡織）因洋貨傾銷而破產，經濟結構徹底畸形化。而西北無現代公路和鐵路，貨物運輸依賴駝隊，土匪劫掠頻繁，商路幾近斷絕。範長江描述寧夏商人“行商必攜槍械，如臨大敵”。 三、社會動盪：匪患、饑荒與民族衝突 軍閥混戰導致大量潰兵淪爲土匪，與地方武裝勾結，形成“兵匪一家”的惡性循環。例如陝西關中地區“白日土匪公然劫掠縣城，官兵閉門不出”。同時天災與人禍相互疊加，1930年代西北連年大旱，書中記載甘肅農村“樹皮草根食盡，餓殍塞道”，政府救災不力，賑糧多被官員貪污，饑民暴動頻發。另外軍閥利用回漢矛盾鞏固統治，煽動仇殺。範長江在青海看到“回漢村落壁壘森嚴，互不往來”，偶有衝突便演變爲血腥屠殺。 範長江基於這些現象，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總結，尖銳地指出混亂的結構性根源： 1. 政治腐敗：軍閥、官僚、地主形成利益集團，將西北視爲“私產”而非家園。 2. 經濟殖民化：西北淪爲沿海買辦資本與軍閥的原料掠奪地（如皮毛、藥材），毫無自主發展可能。 3. 文化矇昧：教育資源極度匱乏，民衆識字率不足5%，迷信與奴性思想盛行。 可以說《中國的西北角》不僅是一部優秀的新聞作品，更是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社會調查著作。通過範長江的筆觸，我們能深刻了解那個時代中國的一個基本情況，也能深感當下我們的時代的美好。

掩卷沉思，舊中國西北的苦難行，戈壁荒漠蒼涼，苛政重壓、鴉片氾濫，百姓賣兒鬻女、衣不蔽體，地方軍閥橫徵暴斂，底層民衆在絕境中掙扎求生，範長江以記者的客觀與知識分子的悲憫，記錄下山河破碎的痛楚與百姓求生的堅韌，這一片大地上掙扎的苦難不止這一點，也許還有更多更多在黑暗中尋求庇護的聲音在路上。

讀《中國的西北角》——山河有恙 本書著於1935-1936之際，彼時中國近代史上發生了諸多歷史大事件。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正熱心於對紅軍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正由西北而來，並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至1936年，三大主力紅軍相繼會師，長征基本結束。日本已徹底佔領黑，吉，遼，熱河四省，日本侵略勢力由東北向華北步步推進，華北危局日益加深，山西，綏遠等地亦成爲中日雙方角力的重要區域。日本侵略勢力不斷深入中國腹地，全社會不得不將目光西移尋求抗戰後方空間，而目之所至是中國的西北角。值此民族危亡之際，記者從北京大學哲學系走出，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身份進入西北腹地考察和採訪，由蜀起始，歷經甘，陝，青，寧，綏等地，行程萬餘里，終作成此旅行通訊。該書一經出版便引起巨大反響，喚醒國人救亡意識，激勵大批青年奔赴陝北，成爲中國近代著名新聞紀實作品。時年記者26歲。 記者從蜀地出發，一路實地考察偏僻險境與民族混居地區，多高山，草原，戈壁，河谷。路途遙遠艱辛，交通閉塞，信息隔絕。深入民族混居地區時，社會形態複雜多元，民族關係交錯糾葛，地方勢力割據相峙。加之猛虎苛政，兵匪橫行，餓殍遍野，民生凋敝，令人不忍卒讀。時看電子地圖時看文章，悲慘之景或如眼中重演! 記者飽讀詩書，堅毅卓絕之志出入險境而不懼，兼備文功武藝作得文章一流上，是謂胸有丘壑之熱血青年。記者之學，兼通自然人文，生物地理知識俱備，哲史政經才氣更高，引經據典亦高瞻遠矚，敬佩之至！北宋蘇子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記者如斯。 力薦此書，在於可讀歷史亦可讀山河，可見時代風雲，亦可見百姓疾苦。既有自然地理之壯闊，又有人文社會之複雜。讀之如隨記者同行，翻山越嶺，跋涉萬里，所至之處皆親身考察，所見之人皆親自訪問，所聞之事皆親筆記之。非坐於書齋之中憑空想象，遊歷萬里山河，入西北腹地，察山川，觀民情，問政事，而後成此一書。故讀之既可知西北山河之廣袤，亦可見彼時中國社會之真實面貌，實爲認識近代中國、西北山河與民生百態不可多得之佳作。 讀《中國的西北角》——角窺全局。

作者範長江是戰時第一個進入延安採訪的中國記者。他希望讀者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 慣常的眼光：西北窮、閉塞、落後、不想去，等等如雲。 另一種眼光：西北硬，堅強、戰略、承載了家國曆史。 西北是國家之前方，尤以日軍進犯之際，這片熱忱的土地肩負了“抵禦外侮、堅決取勝”的歷史責任，這是一種英雄的悲壯，要比農林牧副漁的中東部經濟發展的史詩來的更壯麗。 如果用現代發展的眼光——尤其是切入普遍唱衰北方經濟的環境或態勢——來觀察，西北地區或許自古以來就擔負了戰略、戰爭、政治與和平的宏觀格局，我們不妨用這種辯證的思維去構建中國區域發展的框架：或許會了解到整個國家對於地區發展的不同定位與不同實踐。 那麼迴歸到個人的發展——將視角落在“侷促於不同地區”的每個人——我們自然就要學會用國家戰略、歷史進程與個人取向的多重協同的視角來看待個人的生存、未來，抑或可能性。選擇一個道理，付諸一個長期的行動，追一個現實的夢。

新聞學神作終於上架了。讀一讀就知道爲什麼中國傑出新聞工作者的獎項被命名爲“範長江獎”。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作者冒着艱辛和風險（沿路有土匪，必須佩帶手槍），用10個月時間走過了中國最貧窮落後的地區，筆下呈現出一個相對真實的民國。這種不畏艱險、實地調查取證的求實精神，是每一箇中國新聞人的標杆。

作者是戰時第一個進入延安採訪的中國記者＿＿範長江。 一般人都認爲西北窮、閉塞、落後。而範長江確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 《中國的西北角》以記者的敏銳視角記錄了上世紀30年代陝甘寧等地的社會百態。書中既有對貧瘠山川的生動描摹，也揭露了軍閥統治下民衆的苦難，更隱現出時代變革的曙光。作者將地理考察與人文關懷相結合，文字質樸卻充滿力量，爲大家提供了理解中國西北歷史變遷的歷程。 西北是國家之前方，這片熱忱的土地肩負了“抵禦外侮、堅決取勝”的歷史責任，這是一種英雄的悲壯！

以腳步勘破虛妄，以文字留存真實，一部見證近代西北風雲的不朽紀實！👍

一部穿越近百年時光的新聞經典 ——讀範長江《中國的西北角》 一、一個記者與一片土地的相遇 1935年7月，26歲的範長江從成都出發，踏上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旅程。此後近一年時間，他穿越四川西北部、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等地，足跡遍及西北大地。這些通訊後來彙集成《中國的西北角》，於1936年8月由天津《大公報》出版，一時風行全國，九次再版，成爲那個年代最震撼人心的新聞作品之一。 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先生評價道：範長江的新聞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真實、珍貴地記錄了中國西部那個時代的歷史面貌，長久以來備受重視，被視爲中國新聞史上具有永恆價值的名著"。 二、鴉片之毒：西北社會的沉痾 範長江在書中以大量篇幅揭露了鴉片對西北社會的深重毒害。他記載，西北各省大量種植鴉片，武威、張掖、酒泉等地尤甚。武威的鴉片銷往山西供人吸食，酒泉的鴉片則運往平津作爲製造"白麪"的原料。 鴉片氾濫不僅摧殘了西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更扭曲了當地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秩序。在國民黨軍閥統治下，鴉片種植成爲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形成了一種畸形的"鴉片經濟"。範長江以記者的敏銳和史家的筆法，將這一社會沉痾置於讀者面前，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警示。 三、民族之殤：隔閡與危機 西北地區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漢、藏、回、蒙古等民族世代生活於此。範長江以細膩的筆觸記錄了各民族的生活習俗與精神面貌，更深刻揭示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 他在書中指出，西部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着激烈的衝突與摩擦，其根本原因在於漢族少數官僚、軍閥利用手中的權力，欺侮壓榨少數民族羣衆，導致少數民族仇視漢人。他敏銳地察覺到，這種民族隔閡若不加以解決，將成爲國家統一與安全的巨大隱患。 範長江坦言他"比較注意三個問題：第一，是國內民族問題。第二，是統一國家之途徑問題。第三，是社會各階級利益之調整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的西北角》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四、戰略之見：超越時代的遠見 除了對社會問題的深刻揭露，範長江還展現了卓越的戰略眼光。他提出，在未來的對日戰爭中，我國沿海對外交通線有被切斷的可能，呼籲應早日謀求打通西北國際交通線。這一擔憂在七年後的太平洋戰爭中得到了印證。 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侵略西北的真實意圖："記者以爲中國人必須根本認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們中國。其'防蘇'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他呼籲國人"用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 五、新聞之光：誠實的"在場" 範長江的寫作之所以震撼人心，在於他始終堅持"在場"的觀察。他坦言，相關報道曾引發馬步芳等地方要員的強烈不滿，甚至使他遭到驅逐，足見當時寫作環境之險惡。但他始終恪守新聞人的真誠，"勿以現實事實附會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現代事實"；"必對於實際之事物，加以體察，始能得乎知識之真詮"。 六、百年之變：從"西北角"到"新西北" 合上這本書，最令人感慨的，莫過於近百年間中國西北大地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範長江筆下的西北，是交通閉塞、水利荒廢、經濟凋敝、民生困苦的蠻荒之地；是鴉片遍地、民族隔閡、軍閥割據、外患內憂的危機之域。那時的西北，"政治腐敗，商業停滯，農工業不振，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漸趨於暗淡"；那時的西北，"前途缺乏光明"。 然而，僅僅不到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望這片土地： 交通之變：蘭新高鐵、青藏鐵路、包蘭鐵路縱橫交錯，高速公路網四通八達，曾經的"天塹"絕域變成了通途。 經濟之變：西北不再是落後的代名詞。甘肅的河西走廊成爲"一帶一路"的重要通道，青海的清潔能源基地、寧夏的枸杞產業、內蒙古的現代農牧業，都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 民族之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讓各民族真正實現了平等團結、共同繁榮。曾經尖銳的民族矛盾，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化爲民族團結的佳話。 生態之變：退耕還林、防沙治沙、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讓西北的綠水青山正在迴歸。 這一切變化的根本原因，歸因於新中國的建立，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中國共產黨以民爲本的發展思想，以民族平等團結爲基石的民族政策，以科學規劃爲引領的發展戰略，徹底扭轉了西北落後蠻荒的局面。 範長江在書中提出的那些在當時堪稱先進的見解——打通西北國際通道、解決民族問題、發展西北經濟——在舊中國軍閥割據、國民黨腐敗統治下，只能是紙上談兵的美好願景。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些願景一一變成了現實，甚至超越了範長江那一代人所能想象的最好願景。 《中國的西北角》不僅是一部新聞經典，更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它照出了舊中國的苦難與危機，也反襯出新中國的偉大與輝煌。範長江以一支筆，爲那個時代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而中國共產黨以百年奮鬥，爲這片土地書寫了壯麗的篇章。 讀罷此書，我們既爲前輩新聞人的赤誠與勇氣所感動，更爲今日西北之鉅變、今日中國之強盛而自豪。這就是經典的力量——它讓我們銘記來時的路，更堅定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