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爾巴尼亞長大

萊亞·烏皮的《在阿爾巴尼亞長大》，比之前我讀過的任何一本書都引發了我更多的思考。本書以一個少女的視角講述了從童年向成年的過渡，而這正是她個性、認知與情感演進的關鍵時期，她的國家同樣經歷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嬗變。 在這部作品中，烏皮探討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之間的關聯。然而，對我而言，這本書更多的是探討了自由和平等之間的悖論。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思考自由和民主的本質，這種神祕的未來狀態似乎總是遙不可及。或許是因爲政治是如此宏大而殘酷，作爲一個個體，我們常常只能默默忍受它的恩賜與傾軋。 命運總是掌握在自己手裏，烏皮的奶奶這樣說道。然而，這真的是如此嗎？如果我們暫時抽離自己作爲棋盤上棋子的角色，便會發現生活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在影響着我們的人生軌跡。 我努力嘗試找回自己孩童時期看待世界的那種純真視角，“成長的挑戰之一，就在於發現哪些規矩會隨時間而淡出，哪些會被更重要的義務取代，而哪些又會一直保持不變。對我們小孩來說，理解遵守規則與打破規則之間的微妙界限，纔是成長、成熟以及融入社會的真正標誌。” 然而，時至今日，我都無法真正地成長、成熟和融入社會。我感受到了規則對我的束縛，它們阻礙我，限定我前進的方向。儘管表面上我已經接受了這些限制，但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感到一種深深的憤懣，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公正的。 在這個世界中，特權與尸位素餐的現象無處不在。我接受了這一點，我知道這是遊戲的一部分。然而，令人無法容忍的是，他們不僅要奪走我們的權益，還要剝奪我們的話語權。那些固有的財富觀念、富人的道德標準，以及對窮人的偏見——認爲他們是懶惰或愚蠢——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憤怒與不公。 “爸爸堅持說，不剝削沒錢的人，哪裏賺得到錢。有了許多錢，就會有許多權力，就能影響重大的決策，而那些起初不如你有錢的人要達到與你相同的地位就會變得極其困難。人只能量力而行，但最終，若要改變現狀，則需要一場革命，因爲如果不逼迫，沒有人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 的確，即使內心深處我極度反感暴力與戰爭，但我亦認同母親的觀點，即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競爭性的遊戲，沒有革命，沒有衝突，“沒有人會自願放棄特權”。 毛主席曾經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喫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激烈行動。”與烏皮的父親不同，我明白革命的鬥爭是殘酷的，有人會在過程中受傷，有時甚至是無辜的人，有人會失去生命。我知道自己無法承受這一切，我無法承受的恰恰是其他人的哀嚎和慘叫。因此，我讀老莊，所求的只是在這場競爭性遊戲中，能夠不輸而已。 因此，我不會稱自己爲無辜者，但我也絕不願將自己歸類爲惡人。我明白自己的每一次退縮背後蘊含的意義，也深知那些我無力承擔的責任如何悄然加重了我的人生負擔。 萬事萬物皆有代價，我不願反覆譴責自己身處的世界，也不想投身於任何具體的改革方案之中，但我願意爲這個世界的改善盡一份綿薄之力。做一點具體的事，哪怕是微小的事。我看見了自己的期盼與恐懼，透過這份期盼與恐懼，我看到了他們的感情。那是人類的感情，也是我們彼此的聯結。 這是在償還債務嗎？我想對我來說，這是一份傳承，是燃着微光的火炬，前輩將火炬交給我們，而我不想讓火炬跌入塵埃。

一本半自傳回憶錄吧，講述在冷戰前後地處歐洲東南部小國家（我也是第一次聽說，百度後了）如同大多歐洲國家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國家危機，信仰坍塌與重建，所見所聞所感，對真正社會主義與自由的探討。 這本書其實也讓我想起之前看過的一本書《二手時間》關於蘇聯解體前後不同羣體的感悟，相對來說那本書給我的感悟和新的理解會更多！

一個出生在1979年的阿爾巴尼亞女孩，親眼見證了國家從封閉、匱乏、充滿禁忌，到突然開放、選舉、自由，再到經濟崩潰、暴力衝突的全過程，她用自己的成長經歷告訴我們：自由到底意味着什麼。

僅僅幾個月前，她度過了快樂的勞動節，爲期兩週的少先隊夏令營生活更是讓她終生難忘。然而，1990年年底，隨着國家制度的轉變，塑造她童年的種種範式、賦予她生活崇高感的理想信念，她對世界的感知，一切的一切，都發生了徹底改變。家人不再隱瞞真相，萊亞終於明白，原來，她所憎恨的與她爸爸同名的前總理，那個跟法西斯合作的叛徒，竟然是她的曾祖父；原來，那個因家產被沒收而高呼“真主偉大”從市委大樓跳樓自盡的人，竟然是她母親的祖父；原來，父母多年來所說的爺爺“上大學”十五年，竟然是對其被監禁改造的隱諱表達。她引以爲傲的紅領巾變成了抹布，她信仰並立志捍衛的共產主義理念被丟進了垃圾箱，她所熱愛的國家卻是其父母畏懼的“露天監獄”。就在那一年，懵懂的她陷入了迷茫，“自由民主或許不是我們生活的現實，而是一種神祕的未來狀態”。就在那一年，年少的她忽然意識到：“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我們無法歸類，無法定義我們失去了什麼，又換得了什麼。”就在那一年，憤怒的她過早成熟，併發出了清醒的吶喊：“當自由最終到來時，就像上了一道沒解凍的菜餚，我們沒怎麼咀嚼，迅速吞嚥下去，卻依然感覺飢餓。……難道給我們的是剩飯剩菜？……這只是開胃冷菜。”《在阿爾巴尼亞長大》 這本書包含的政治社會內容太多了……作者還是政治教授，如果壓縮掉這裏政治內容，剩下的個人生活軌跡和家人故事可能也就兩三成吧，顯然，作者是以政治意識立場去看待自己在阿爾巴尼亞的童年成長，風格和“理想國”東歐系列很像，比如《耳語者》《布達佩斯往事》《檔案個人史》，裏面種種創傷記憶，背叛，體制人性以及家國撕裂都有，這些有的都有，基本也是東歐歷史給我們的感覺，但就已經讀到的，還是更推薦《馬裏烏波爾三部曲》，這個作者的書寫感覺更生活化，裏面有許多非常個人特殊化的回憶，她和父親的“扭曲”關係至今印象深刻，當然《阿爾巴尼亞長大》也有自己特點，就是作者本身的意識形態感覺很強，不知道是不是問題，這個讀者自己判斷，比如在後半部分剖析阿爾巴尼亞社會崩潰，描寫自由市場改革以及世界銀行來到阿爾巴尼亞時，作者展現出的態度是標準的左派風格，那種冷眼旁觀和理性審視很強，而在童年的洋娃娃，收集可樂罐這些童年記憶，是拿來論證“商品拜物教”……而母親的逃亡本身又很強和“哈耶克自由市場理論在東歐破產”敘事結合在一起 再節選一段，看看作者作爲女性對於阿爾巴尼亞家庭的感受，也是很有意思 “在家裏，男人就是休息，讀讀報，看看電視，要不就外出會友。很多男人都想當然地覺得自己的襯衫該有人給熨好，咖啡端來的時候不夠熱乎，便開個玩笑譏諷兩句。如果妻子也想外出去見朋友，丈夫有權知道爲什麼。他們有時會嫌理由不夠有說服力，或者直接拒絕。他們會命妻子留在家裏，或者不準再見這個或那個朋友。他們總是說這麼做是出於愛。在他們的認知裏，愛女人與控制她幾無分別。這一套他們繼承自父輩，而父輩亦承繼於自己的父輩，如此輩輩相傳。他們繼承來的，也將傳給自己的孩子。 有些妻子不願言聽計從。偶爾，施控與失控間，就像愛與控制，邊界會變得模糊不清。接着可能會有一出爭吵，結果是手腕斷裂或者鼻子淌血。鼻涕邋遢的孩子則躲在暗處，將一切看在眼裏，第二天到學校，會一點不漏地講給朋友聽。消息會傳到老師那裏，有時組織會出面干預。情況如果繼續惡化，單位或地方黨委便會開會。同志們會直言不諱地譴責這種行爲只是表象，究其實質是人性的侷限、社會習俗或宗教傳統。社會主義成功揭掉了女人頭上的頭巾，卻沒能揭掉男人心中的頭巾。它成功扯斷了妻子胸前掛十字架的項鍊，卻沒能扯斷禁錮丈夫頭腦的鎖鏈。對此，除了等待時代變化，或者如媽媽所說，自己捍衛自己，幾乎別無他法” 相比來說，那種純粹的，有血有肉的感動不是特別多，看個人喜歡吧，但因爲阿爾巴尼亞這個題材確實鮮有，也算了解這個國家近代轉型的窗口吧

曾經和我們有着最親密社會主義戰壕戰友的“阿鐵“國家，最後天鵝絨演變後，社會主義體系宣告終結，那麼，後來他們國家後來經歷了什麼？這一直是我們最關心的迷。 這本書是我們熟知的疫情期間寫得，作者以親身經歷，講述了兩種最先進社會制度都經歷了一遍的過程。他們國家1990年社會主義宣告結束，她引以爲傲的紅領巾變成了抹布，她信仰並立志捍衛的共產主義理念被丟進了垃圾箱，她所熱愛的國家卻是其父母畏懼的“露天監獄”。就在那一年，懵懂的她陷入了迷茫， 那麼好了，這個不行再換另一個最推崇的所謂西方民主的就好了嗎？於是，1990年12月阿爾巴尼亞來個華麗轉身，進入多黨制民主化過程，然而，只用“7年之癢“，1997年，在人人渴望離開、渴望擁有與歐洲其他地方一樣美好生活的第七個年頭，在人人相信資本主義多黨制的民主和自由制度這個特效藥方下、由於金字塔非法集資和貪污腐化，民族問題等原因也忽然崩塌，絕大部分家庭傾家蕩產，阿爾巴尼亞的民主社會又一次陷入了災難和混亂。民不聊生，難民流落…… 具體內容不再贅述了，且聽書裏敘述。 最後作爲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教授，作者發出感嘆到： “我的世界與我父母試圖逃離的世界一樣，都離自由很遙遠。兩個世界都沒實現自由的理想，但二者的失敗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如果不能明白這一點，我們將永遠分裂。對那些曾經爲社會主義犧牲了一切的人，她深表敬意，寫下自己的故事，就是爲了不讓他們的努力“白費”，爲了解釋，爲了和解，爲了繼續這場鬥爭“。

作者以童年經歷爲線索，呈現阿爾巴尼亞從封閉的社會主義到民主轉型的歷史圖景。萊亞·烏皮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教授，兼具哲學學者與作家身份，其學術研究聚焦社會正義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本書是她的首部大衆回憶錄。 全書以微觀視角串聯阿爾巴尼亞動盪年代，從斯大林銅像前的童真困惑，到物資匱乏年代的集體生存智慧，從1990年勞動節遊行的幻象，到1997年金融危機引發的移民潮等等。通過家族祕辛與街頭見聞，揭示社會主義試驗的複雜遺產，既有意識形態禁錮的創傷，也有超越物質匱乏的道德韌性。 歷史層面，該書填補了阿爾巴尼亞冷戰敘事的空白，以親歷者口述還原南斯拉夫決裂、中阿關係變遷等隱祕歷史，現實意義則體現爲對自由悖論的深刻反思，批判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虛僞性，揭露轉型期資本暴力對底層社會的侵蝕。 回到當下，作爲跨文化觀察樣本，書中“灰襪子”“可口可樂罐”等意象生動詮釋大國博弈下的文化滲透，而“鱷魚”資本的干預則將這種滲透擴展到經濟領域，這些在自媒體氾濫、中美全面博弈大環境下，非常具有警示價值。

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長大會對自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且家人還對自己掩飾真相？ 這本書和政治歷史過於相關，同時也是一本回憶錄。而在這麼嚴肅的主題下，卻還能看到作者用很有想象力的敘述中和這種沉重： “在我家，每個人都有自己鍾愛的那場革命，就像每人都有自己鍾愛的夏季水果。媽媽最鍾愛的水果是西瓜，最鍾愛的革命是英國內戰。我呢，則是無花果與俄國革命。” “我家的臥室變成了課室，配了摺疊桌椅、畫架、粉筆，黑板上始終寫着動詞變位，彷彿要令它們描述的動作垂之永久：我只是忘記了；你只是忘記了；他/她只是忘記了。我覺得自己好像永遠住在學校裏。” 我會感動於這種想象力，人就需要一點這樣的想象力纔會覺得生活不至於那麼殘酷，不管是在書裏還是在現實裏。 至於她的經歷，我無法總結，一半是出於和自已人生差距過大的震驚，一半是出於感覺評價別人的歷史不太禮貌：裏面出現的都是她的家人，她的童年，她的想法，這一切被裹挾在歷史大潮裏。 作者在後記裏說，“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卻屬於不同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只短暫地交疊過，交疊時，我們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一直想解釋，卻不知從何說起。我認爲，應該用一本書來作答”。原來這是她寫這本書的原因，她想記錄和解釋。 讓我想到，我前段時間和家人聊天時說我們不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時間的差距和經歷的不同會影響人的立場與視角，意識到這點我其實有點難過。 所以，她出於想解釋自已的想法給家人而寫的這本書，哪怕這個原因只佔一部分比重， 我也覺得真好。

“巴爾幹幾十年來最佳回憶錄”。 享譽國際的政治哲學家萊亞•烏皮首部面向大衆省思之作，一經出版即成破圈典範，全球24家媒體年度圖書，橫掃6項非虛構大獎。 一位少女親歷東歐劇變的成長故事，在不確定的世界，回望歷史如何形塑個體生命，于思想的陣痛中，找尋自由的意義。 以小說大師之筆，勾勒一段親歷東歐劇變的非凡成長往事，一起在謊言與真相中打轉，沉浸式經歷種種黑色幽默，感受荒誕與悲愴，跟隨哲學家，穿過時代的迷霧與廢墟，身臨一場生命與觀念洗禮。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當時代許諾自由，一代人只活成了裂痕 讀完《在阿爾巴尼亞長大》，最大的震撼從不是一個國度的起落興衰，而是一個孩子真誠的世界觀，被時代親手打碎、重組、最終失語的全過程。 萊亞·烏皮寫下的從不是一部國家變革史，而是一本體制夾縫裏的個體創傷錄。 阿爾巴尼亞，曾被定義爲歐洲最後的社會主義堡壘。在官方教科書、校園宣講、全民口號裏，這裏是最公正、最自由、最純粹的理想國度：沒有資本剝削，沒有階級壓迫，人人平等、人人奉獻，所有人都走在通往終極自由的道路上。 可作者的童年，是兩套完全相悖的世界，日復一日地撕裂、拉扯。 一、兩套真相：公開的理想，隱祕的現實 課堂上，老師篤定地宣講：帝國主義遍地苦難，西方民衆活在壓榨與貧窮里，唯有這片土地，守住了純粹的正義與真正的自由。 街頭、家裏、暗處的現實，卻是另一番模樣。 物資永遠匱乏，購物永遠排隊，生活充斥着不能說、不敢說、悄悄流傳的祕密。出身二字，是籠罩所有人的無形枷鎖，把人粗暴劃分成三六九等：清白的、有污點的、可信的、可疑的。 一個人的天賦、熱愛、理想、未來，從來不由努力決定，只由祖輩的過往審判。 作者的父親是天賦極高的理科尖子，年少包攬數理化奧賽獎項，滿心向往深耕學術。可僅僅因爲“出身有瑕”，就被體制直接剝奪選擇權，被迫放棄熱愛，墜入工人隊伍。 一代人的才華被埋沒，一代人的命運被預設，一代人的不甘被強行吞嚥。 最殘忍的從不是貧窮與禁錮，而是認知的割裂。 孩童時代的作者始終困在一個無解的疑問裏： 如果我們已經擁有最純粹的自由，那街頭無數人聲嘶力竭吶喊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當宏大敘事的標準答案，徹底解釋不了眼前的真實人間，信仰的裂縫，就已經註定崩塌。 二、微小的意象：藏着一個時代的潰爛 這本書從不用宏大的辭藻控訴時代，只用細碎、溫柔又鋒利的日常意象，剖開時代的病竈。 斯大林銅像，是童年全部的安全感來源。莊嚴佇立、靜默守護，是孩子心中永不坍塌的信仰圖騰。可一朝風雨襲來，銅像被推倒、被摧毀，所有根深蒂固的秩序、真理、篤定，轟然倒塌。 神像破碎的瞬間，也是一代人精神斷奶的瞬間。 一罐可口可樂，更是極具諷刺的時代縮影。 區區一件外來的小商品，打破了集體表面的和睦安穩。嫉妒、猜忌、攀比、疏離悄然而生，鄰里信任徹底崩塌。 體制一遍遍灌輸：外來資本、西方物品是腐蝕人心的毒藥，會摧毀團結、瓦解信仰。 可真實的人性是：越是被禁止、被隔絕，越是暗藏嚮往。 封閉從來塑造不出堅定的信仰，只會催生壓抑的慾望、扭曲的人心、脆弱的關係。 還有專屬特權的外匯商店，精準劃開了最荒誕的階級壁壘： 同一片國土，外國遊客可以肆意選購琳琅滿目的商品，本地人只能駐足遙望、無從觸碰。 口號高喊人人平等，現實處處是壁壘。 宏大的理想高懸上空，普通人的窘迫與渴望，無人聽見。 三、最痛的代際轉移：未被治癒的苦難，終將向下傳遞 全書最戳人的內核，是代際創傷的無聲傳遞。 阿爾巴尼亞的父輩，一生被困在體制的枷鎖裏。 他們被出身定義、被規則束縛、被理想欺騙、被時代犧牲。他們積攢了一生的壓抑、無奈與身不由己，無法自我消解，最終將這套沉重的生存邏輯，全部轉嫁到了下一代身上。 作者的母親，一生篤信個人力量，不信集體、不信規則、不信饋贈。 她曾擁有優渥的家世，卻在時代變革中一無所有。她看透體制的荒誕，從不相信宏大的正義，只信奉：人這一生，只能靠自己，只能信自己。 唯獨下棋時，她會難得溫柔地感慨：象棋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看出身，只看本事。 這是她顛沛半生裏，唯一觸碰過的、真正平等的自由。 父輩們帶着殘缺的人格、壓抑的人生、被辜負的理想繼續生活，他們從未被治癒，也從未學會如何治癒孩子。 於是，時代的苦難無需言語，便代代延續。 四、劇變之後：沒有贏家的自由，最荒蕪 當舊體制轟然落幕，烏托邦徹底破碎，所有人以爲救贖將至，卻墜入了更大的荒誕。 “休克療法”席捲全國，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撲面而來。 人們終於擺脫了出身的桎梏，卻墜入了弱肉強食的叢林。 更諷刺的是身份的倒置： 曾經的獄卒成了平民，曾經的受害者搖身一變，全都成了倖存者與弱者。 所有過錯被歸咎於“過時的理念”，沒有人爲時代的荒誕負責，沒有人爲普通人的一生道歉。 舊時代抹平競爭，犧牲個體換集體安穩； 新時代放任博弈，任由普通人在浪潮裏浮沉。 人們追逐了半生的自由終於降臨，可等來的不是幸福，是混亂、破產、流離與虛無。 曾經所有人的犧牲，都指向一個遙遠的光明未來； 當未來真正到來，所有人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五、真正的自由：時代最無解的命題 整本書，都是一場關於自由的永恆思辨。 體制許諾集體的自由，卻犧牲了個體的選擇； 新時代賦予個體的選擇，卻滋生了無盡的無序與貪婪。 我們總以爲自由是宏大的政治命題，可在普通人的一生裏，自由不過是： 可以選擇熱愛的事業，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可以不必爲祖輩的過錯買單，可以坦蕩活着、真誠愛人、肆意生長。 書中有一句振聾發聵的話： 一個並非所有人都自由的世界，是任何人都無法真正自由的世界。 真正的自由，從來不是口號、不是體制、不是宏大敘事。 它是允許個體完整地活着，允許人犯錯、探索、熱愛、選擇，允許每一個平凡的人生，不被時代隨意定義、隨意犧牲、隨意辜負。 尾聲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從不是一本控訴時代的書，而是一本溫柔的和解錄。 作者沒有全盤否定曾經的體制，也沒有無腦吹捧新生的變革。 她清醒地看見：所有宏大的歷史，都是無數普通人的一生堆砌而成。 人類從不能選擇自己降生的時代，卻永遠在侷限裏掙扎、思考、創造、存續。 那些被辜負的理想、被埋沒的才華、被撕裂的人生、被傳遞的創傷，不該被一句“時代必然”輕易抹平。 歷史可以被總結，但個體的疼痛，永遠值得被看見。 終其一生，我們都在逃離時代的裂痕，尋找屬於自己的、完整且坦蕩的自由。

2026年閱讀思緒之十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在不確定的世界，回望歷史：“在不確定的世界，回望歷史如何形塑個體生命。在思想的陣痛中，尋找自由的意義。”封面這句話深深地吸引我。兩年後的重讀，總想把這次的閱讀思緒整理一下，可難以落筆，發現這本書思緒很散亂，心裏也很亂。不知如何記錄？但我願意把這份“亂”寫下來，因爲那也許就是真實的開始。 作者的文字就像一條緩緩流淌的河，表面看似曲折、時有漩渦，就和我閱讀之後的心情一樣看似零亂，實則直接流向我的內心，彷彿走了一段被文字喚醒我生命中那沉睡已久的記憶之旅，這段旅行不僅是萊亞的，也是我自己的。 作者萊亞1979年出生，本書就是由作者在阿爾巴尼亞長大的22個小故事組成。萊亞是在世界最孤立的政權下度過了她的童年時代，在那封閉的社會環境下，他們被灌輸着單一的思想，信仰逐漸成爲了支撐他們生活的精神支柱。從萊亞幼兒園時期在類似斯大林主義政權下的生活憶起，後到1985年國家領導人恩維爾伯伯的去逝。作者從童年走向青年，貌似是一段她在迷霧中摸索前行的記憶旅程，也是作者的記憶碎片。作者的困惑與反思，透過她熟悉的家人，鄰居，老師，朋友表達出來，她的有些回憶故事讓我感覺非常美好，由於對恩維爾伯伯的盲目崇拜，這種崇拜又是那麼純粹和不容置疑，只要相信。有時簡單的崇拜和信任也是一種幸福，她所崇拜的所信仰的世界是她的家庭和學校爲她編織好的，也可以說她在童年感受的一切美好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 <諾拉老師的狂熱與謊言>  在（斯大林銅像）這則故事，作者回憶她老師諾拉一段趣事： 【書摘】“諾拉老師舉起右手，臉上露出狂熱的表情。‘你們注意過這隻手嗎？這隻手會一直堅強下去，一直鬥爭下去。知道爲什麼嗎？因爲它握過恩維爾同志的手。人民代表大會開完後，我幾天都沒洗手。即便是洗了，那股力量依然在。它絕不會離開我，直到我離開這世界。’” “諾拉老師繼續解釋說，斯大林真正與衆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眼睛會笑。你信嗎？眼睛會笑？是因爲那副漂亮、友好的八字鬍遮住了嘴脣，你如果只盯着嘴脣看，就永遠別想知道斯大林是真的在笑，還是在幹什麼別的。然而，只要瞧一下他銳利智慧的棕色眼眸，馬上就能分辨，斯大林在笑。” 【自語】作者就是在這種教育環境下成長，意識形態也就是這樣漸漸地走進他們的生命中，可以說萊亞的童年充滿了對領袖恩維爾伯伯盲目崇拜，這種崇拜無形滲透在她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中，就如諾拉老師的“那隻手會一直堅強下去，因爲它握過恩維爾同志的手。”看似好笑，事實上這也許被長期過度封閉的結果，這不只是狂熱，這是一種他們的價值觀已經被徹底重構的感知方式。信仰不再來自理性或經驗，而是來自一種近乎神聖的接觸。 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他們這種狂熱似的幸福，這就是我常常說的簡單幸福吧！只要相信，只要你崇拜，就會感到幸福。雖然這種幸福是建立在謊言之上，但他們相信。 對許多人來說痛苦往往始於懷疑。就是開始有了懷疑的種子，他們也不願意承認，承認不就等於他們曾經相信的東西是假的，承認不就等於他們曾經所追求的價值觀是假的，不就等於承認他們的愚蠢，不就等於承認他們曾經奮鬥一生信仰都是沒意義，不就等於承認他們這一生是白過了，就是懷疑的種子開始萌牙，許多人因爲痛苦依然不願意勇敢面對。 在那次遊行抗議中，斯大林頭銅像也是在那時被弄壞了，作者懷着崇敬的心情，最後一次緊緊擁抱了斯大林銅像，也許這一次她忽然意識到許多人並不像她的諾拉老師那樣崇拜斯大林，疑惑也就由此產生了。 作者在最後一次擁抱斯大林頭銅像，那一刻的崇敬與後來的疑惑交織在一起，對萊亞來說，“疑惑”正是她成長的開始，內心整個認知開始動搖，她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所發生的一切，包括自己曾經的信仰和現在的“自由”。 那時她最後一次的擁抱已經不是斯大林銅像，而是那個曾讓她感到安全、有序、幸福、有意義的整個童年世界。當銅像倒下，她的整個認知結構也開始瓦解，當她意識到自己曾經所相信的世界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這種認知的衝擊又使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所以她說“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純真。” 此時，讓我想起2020年我關注美國大選，那次大選我是從始至終關注下來，開始我以爲支持川普的只不過是些投機分子，可是到大選結束後，竟然還有7700萬美國人依然支持川普，從他們的言論中，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看到了真誠，不是虛假，看到了他們因川普被選下來的痛苦，看到了那些爲川普落淚的人，看到了他們痛苦的表情。 當“斯大林銅像”被推倒時，萊亞開始懷疑曾經所熱愛的，疑惑讓萊亞感受到存在意義上的虛無，那時的斯大林在萊亞心中是偶像，也是她前行的燈塔，雖然痛苦，但她沒有逃避。 2020年美國大選我看到那些川普的支持者，記得當我看到他們對川普崇拜是真實的，看到許多人淚流滿面，那時的我反而恍惚了，讓我開始懷疑自己，懷疑是不是自己錯了？以爲自己看錯了川普，那些年我一直疑惑像川普這麼一個人竟然會有這麼多支持者？我以爲川普那四年，美國人民應該能看清川普。 在2024年美國大選，川普又一次當選，對川普這次當選，雖然無語了，我的內心已經無波瀾了，這次也讓我意識到要想改變那些走進盲目崇拜的人是很難的。 萊亞.烏皮就這樣帶着孩童般的眼睛關注着這個世界，帶着孩子般的思維記錄她的老師，爸爸媽媽，還有她敬愛的奶奶，把她的困惑和疑問“通過一系列短篇故事表達出來，也“描述了她自身在意識形態教育下，從幾乎完全封閉到完全開放，從一切由'集體'運作到一切私有化，從‘恩維爾伯伯’的單一聲音到‘公民社會’的嘈雜喧囂。” <烏皮並沒做錯什麼：被污名化的名字> 比第二個故事（另一個叫烏皮的人），作者在校學歷史時，遇到另一個叫烏皮的人，這個叫烏皮的人是阿爾巴尼亞前總理，和作者父親一樣的名字：沙費爾·烏皮，“他活着的時候是曾與國王狼狽爲奸的叛國者，喪命的時候是可恥的法西斯惡棍。”同學總拿這位前總理和萊亞開玩笑。一個人的名字本應是尊嚴的起點，可是在這卻成了羞恥的源頭。 作者憤怒地寫道： 【書摘】“我家沒有社會主義英烈可供紀念就算了，偏偏我們國家的第十位總理，那個出賣阿爾巴尼亞的奸賊，那個叛國者，我們的階級敵人，學校討論時活該遭到仇恨和蔑視的對象，不僅恰巧與我同姓，還與爸爸同名：沙費爾·烏皮。每一年只要他的名字在課本里出現，我都只好耐心解釋他雖然與我同姓，但毫無血緣關係。我不得不解釋，我爸爸叫沙費爾是因爲他祖父叫這個，碰巧與那位前總理同名同姓。每一年，我都痛恨這番解釋。” 一次作者的媽媽憤憤地對她說： 【書摘】你“告訴他們，烏皮沒做錯什麼。他沒做錯什麼。他是法西斯分子嗎？我不知道。也許吧。他捍衛自由了嗎？這要看怎麼說。人得活着，纔會有自由。也許他只是想救人。阿爾巴尼亞跟意大利鬥，勝算有多大？它在各方面都依賴意大利。流血有意義嗎？法西斯早就掌握了我們國家，控制了所有市場。正是索古本人將所有主要國企的股份給了意大利人。早在意大利槍炮到來之前，意大利商品就運來了。我們的道路都是法西斯分子修建的。我們的政府大樓都是墨索里尼的建築師建造的，要比他的官員佔據這些大樓早得多。他們所謂的法西斯入侵……” 而奶奶那句“重要的是，你沒做錯什麼，你沒什麼好怕的”。 【自語】當媽媽說到這，奶奶出來“打斷了媽媽的話，然後轉向我說，‘重要的是，你沒做錯什麼，你沒什麼好怕的。’”奶奶這句就像一道溫柔的光，給萊亞帶來一絲安慰，當然也是一種抵抗——用愛去抵抗那個讓人彼此懷疑、連親人都不敢相認的世界。 在那個年代，他們就這樣活在恐懼之中，他們無法和孩子說真話，無法把真實的故事告訴孩子，說這位叫烏皮的總理就是你的曾祖父。人只要活在恐懼中，自然人就會活在虛假中。 不是告訴你什麼是對的，而是讓你連問“這是真的嗎？”都感到危險。那時阿爾巴尼亞的環境已經把謊言變成空氣，呼吸它才安全；質疑它，就像在真空中張口，會窒息。 【書摘】如今，我對當時懵懂不解的事情有所了悟。塑造我童年的種種範式、建構我生活的無形法則、我對那些用自己的判斷塑造我世界觀的人的看法，這一切的一切，在1990年12月都徹底發生了改變。如果說擁抱斯大林銅像的那天，我一下子變成了大人，意識到應該由我來認識自己的生活，這可能顯得有些誇張。然而，如果說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純真，想來應該不爲過。我頭一次開始思考，自由民主或許不是我們生活的現實，而是一種神祕的未來狀態，對它我知之甚少。” 【自語】“塑造我童年的種種範式、建構我生活的無形法則、我對那些用自己的判斷塑造我世界觀的人的看法，這一切的一切，在1990年12月都徹底發生了改變。”作者開始思考了，塑造我自己的世界觀來自哪裏？我們個體在社會中，在歷史的洪流中就像一片樹葉，隨風飄蕩。 “如果說擁抱斯大林銅像的那天，我一下子變成了大人，意識到應該由我來認識自己的生活，這可能顯得有些誇張。然而，如果說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純真，想來應該不爲過。我頭一次開始思考，自由民主或許不是我們生活的現實，而是一種神祕的未來狀態，對它我知之甚少。” 作者在此的“純真”，也就是開始對以前那個她對恩維爾伯伯盲目崇拜開始產生疑惑，對童年的她完全信任諾拉老師的話開始質疑，她第一次開始思考諾拉老師的話，她已經不再簡單盲目地幸福着，她把頭一次思考自由，比喻成她失去了“純真”，也就說萊亞腦海中的那個世界碎了，她不再是那個被動接受故事的孩子，而是開始追問：“我的故事是誰講給我的？它可信嗎？如果它不可信，那我是誰？”就像一個人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曾經信仰的世界塌了，萊亞開始回顧過去，不是爲了懷舊，而是爲了重建——把被那些用謊言剪裁的記憶拼回去。 純真並不是無知，而是對世界還保有單一的信任。一旦這種信任崩塌，人就必須自己去走那條通往真實的小路。自由，已經不再是口號，也不再是銅像，這需要你自己去想，自己去判斷，自己去承擔後果。 在家她也感受到父母不敢真實地探討這些話題，不敢把社會的真相告訴她，那時他們的真實思想和那些要自由的人是一樣的，但爲了保護自己，爲了保護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敢說。一旦看到父母不敢真實回答她的問題時，她就產生了疑問，因爲有疑問就會對自己曾經的認知開始動搖，開始疑惑。 【書摘】“奶奶總是說，當我們不知道如何思考未來，那就必須回顧過去。我開始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我是如何出生的、出生前的事情又是怎樣的。我努力去核實此前可能弄混了的細節，因爲當時年幼，記得不夠準確。過去，我的故事我聽過無數遍；它是不變的現實，雖然很複雜，但我漸漸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一次情況不一樣了。這一次，故事沒有固定的點，一切都得推翻重建。我的人生故事不是由任何特定時期的事件構成的，而是由對真正問題的追尋所構成，那些此前我從未想過要去追問的問題。” 【自語】“奶奶總是說，當我們不知道如何思考未來，那就必須回顧過去。”想起西塞羅那句：“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出生以前的歷史毫無所知的話，這個人就等於沒有長大。”因爲只有看清我們從哪裏來，才能決定要不要去那裏。 <“出身”> 這本書的第三個故事（四七一：一份簡史），讓我們讀者非常自然走進作者的家庭。 【書摘】“從諾拉老師口中的‘知識分子’家庭。‘這個班裏知識分子的小孩太多了。’她在學校常這麼說，臉上隱隱流露出不快。爸爸寬慰我說：‘知識分子不過是受過大學教育罷了。爲此煩惱大可不必。說到底，大家都是工人。我們生活的國家就是個工人階級國家。’” 照國家的說法，我父母上過大學，是“知識分子”，可兩人誰也沒能學自己心儀的專業。兩人的經歷都很令人困惑，爸爸的尤其是。他在理科方面頗具天賦，中學時就獲得過數、理、化、生四科奧林匹克競賽優勝獎。他希望繼續研究數學，可是黨卻說，鑑於“出身”問題，他必須加入工人階級隊伍。家人常提到“出身”一詞，可我從來都沒有弄明白過。用到它的場合實在太多，想弄懂它在特定語境下的確切含義，實在是很難辦到。如果你問我父母是如何相識、爲何結婚的，他們會說是因爲“出身”。媽媽準備申請工作的材料時，家人會提醒她：“別忘了寫你的出身，稍微詳細一點。”如果我在學校交了新朋友，爸媽會問彼此：“他們出身怎樣，我們有數嗎？” 出身被仔細地分爲：好的與壞的，更好的與更壞的，清白的與有污點的，根正苗紅的與根不正苗不紅的，透明的與含混的，可信的與可疑的，值得銘記的與應該忘卻的。出身可以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它是基礎，舍此，知識都將淪爲觀點。有些詞的意思，你不要去刨根問底，那麼做很荒謬。它們要麼太基礎，其意不言自明，與之相關的一切也都明明白白；要麼，你大概會因爲讓人家看到，一個詞你聽了這麼多年，卻依然不明就裏而自取其辱。“出身”就是這類詞。這種詞一旦給人說出來，你只好接受。 爸爸是家中獨子，大名叫沙費爾，與那個阿爾巴尼亞叛徒同名，不過大家都叫他扎弗，這可救了他，不必每次自我介紹時爲自己跟那傢伙同名而道歉。扎弗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1946年他三歲時，我從未見過的爺爺阿斯蘭離開他們母子，去了某個地方上大學；這也成爲他出身中的一筆。十五年後阿斯蘭歸來時，家人歡聚慶祝，尼尼特地塗了口紅。爸爸從未見過他母親塗口紅，說不認識她了，她那樣子就像個小丑，再也不要跟她住在一起了。然後，他跟自己的父親大吵了一架。奶奶抹掉了口紅，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化過妝。隨後的年月裏，父子倆依舊爭吵不休。父親拒絕承認阿斯蘭的權威，爺爺則嘲笑父親，說他的意志力就好像“黃油”，說他活得像頭“快樂滿足的豬”。奶奶喜歡一字不落地引述丈夫的話：“做個痛苦的人，也比做頭快樂滿足的豬強。”可我們也沒見爸爸什麼時候特別快樂滿足過。 【自語】“'出身'就是這類詞一旦給人說出來，你只好接受。”事實上這種詞就是一種社會標籤，也許比標籤更沉重——它是烙印，一旦孩子出生，孩子尚未開口說話，這個“出身”就像已寫好的判決書，會跟隨你一輩子。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出身”問題對個人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人因“出身不好”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出身”就像空氣一樣在你身邊瀰漫，像重力一樣不可違抗。你還不能置疑，不能問“爲什麼”，因爲“出身”本身就是答案。它不提供理由，它就是理由。 奶奶告訴萊亞：你父親叫沙費爾，與“叛徒”同名，於是改叫扎弗。這不只是改個名字，是自我抹除的一部分。他不是在逃避一個名字，而是在逃離一種可能的命運：被定義、被排斥、被邊緣化。一個名字，竟成了生存的障礙，這本身就是極權最荒誕又最真實的寫照。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裏，情感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奶奶抹去的不只是口紅，是作爲女人的自我，是作爲妻子的期待，是作爲母親的溫柔。她選擇沉默，選擇隱忍，選擇用“痛苦的人比快樂的豬強”來支撐自己，在這點也和我們那段特殊的年代很像。 像作者的父親，一個連專業都無法自主選擇的人，又如何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呢？ 【書摘】奶奶說，命運總是掌握在自己手裏。“出身”對於一個人明白自己所在世界的侷限很重要。一旦認識到那些侷限，你就有了選擇的自由，要爲自己的決定負責。有得也有失。你得學會勝不驕敗不餒。就像母親常常描述的象棋着數那樣，你如果熟練掌握了規則，要怎麼玩就由你決定。 【自語】閱讀中特別喜歡奶奶這些經典名句，感覺奶奶活的特別通透，奶奶平時少言寡語，但說出的話總會讓我思考良久。她不說大道理，也不煽動反抗。她只是輕聲說：“命運總是掌握在自己手裏。”  她只是教孩子在看清黑暗之後，依然保留一種溫和和堅定。奶奶沒有教孩子仇恨，也沒教孩子順從，她教孩子“思考”。就像萊亞最終走出“純真”——萊亞不是通過憤怒的爆發，而是通過一點一點地追問，她不再依賴父母、老師、課本給她答案，而是開始自己尋找答案，這也是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沒有恩維爾伯伯的照片> 在（恩維爾伯伯永遠離開了我們）這個故事中，作者發現同學朋友家都有恩維爾伯伯的照片，爲什麼只有我們家沒有恩維爾伯伯的照片，她由此得出結論爸媽明擺着不像我那麼愛恩維爾伯伯，作者父母說： 【書摘】爸媽努力溫言相慰，說他們同我一樣愛黨，愛恩維爾伯伯。客廳少了照片，只是因爲照片拿去放大了，還沒弄好。媽媽補充說，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漂亮相框，那得定製。藝術品商店裏只能買到普通的木相框，那哪裏配得上恩維爾伯伯。 【自語】小孩子的眼睛總是很毒，他們總能看到事物的本質，孩子的思考也是非常直接，總能看到問題的所在，看到問題的本質。那時大多數阿爾巴尼亞人都會擺放恩維爾·霍查的照片，由於作者家庭並不認同恩維爾的獨裁，但又不能直接告訴萊亞，只能不斷地用謊言掩蓋沒有恩維爾伯伯照片的這一事實。萊亞就是在這種虛假的美好中長大，老師的狂熱的熱愛，家庭的不認同，但又不敢承認，只是告訴萊亞：他們和你一樣熱愛恩維爾伯伯，萊亞就是在這種矛盾交織的環境里長大。家庭成員的矛盾態度，社會上看到的遊行，高呼“要自由”，“要民主”口號，和諾拉老師的教導使作者產生了疑惑。 在那個每個家庭都必須懸掛恩維爾伯伯照片的時代，不掛，是一種沉默的抵抗。它不像遊行那樣喧囂，不像口號那樣激烈，但它真實。它不需要被看見，也不需要被讚美，它只是存在——像一顆埋在凍土下的種子，不聲不響，卻拒絕死去。萊亞的父母說：“照片拿去放大了，還沒弄好。”“要定製一個真正的漂亮相框。”  這些話是謊言，是爲了守護真實而說的謊言。他們不是在欺騙孩子，而是在保護一種更深層的真實，他們不願把恩維爾的頭像掛在家中最顯眼的位置，也是不願讓孩子從小就把崇拜當作呼吸，他們又不敢告訴孩子真實的想法，他們只能用溫柔的謊言，爲真實騰出一點空間，讓萊亞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找出原因。 這種矛盾讓我們看到在歷史的洪流中，個體是那麼脆弱和無力，正是這些普通人的選擇，構成了文明的底線，也是他們在黑暗中辨認方向的座標。萊亞的家庭成員並不是英雄，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用他們的選擇在意識形態的夾縫中堅強地活着，就如奶奶那句話：“命運總是掌握在自己手裏。‘出身’對於一個人明白自己所在世界的侷限很重要。一旦認識到那些侷限，你就有了選擇的自由，要爲自己的決定負責。 有得也有失，你得學會勝不驕敗不餒。就像母親常常描述的下象棋，你如果熟練掌握了規則，要怎麼玩就由你決定。”雖然他們沒有改變歷史，但他們守護了某種微小卻堅韌的東西——真實、良知、教育的本意，也許作者就這樣在疑惑中學到東西，他們家的堅守不放恩維爾伯伯就是一種教育，這是一種無形的教育，是讓小小的她去悟的，如果他們放棄某種原則，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底線，這底線還無法告訴作者，這底線竟然用美麗的謊言維護着。 <我們失去了所有，但沒有失去自我”> 此時又讓我想起奶奶的另一段文字： 【書摘】“我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她說道。“但我們並沒有失去自我。我們沒有喪失尊嚴，因爲尊嚴與金錢、榮譽或頭銜並無關聯。我依然是那個從前的自己，”她堅稱道。“而且我依然喜歡威士忌。” 她希望我能記住她的奮鬥歷程，並明白她正是自己人生的締造者：儘管一路上遇到了種種障礙，但她始終掌控着自己的命運。她從未停止過負起責任。她說，自由就是意識到必然性的存在。 【自語】不知道爲什麼我特別喜歡這句，我們可以失去一切，失去金錢，房子，權力，榮譽和頭銜，但自我和尊嚴，他們是無法剝奪。事實上人最後能守住的那一點——不是財富，不是地位，不是名聲，甚至不是安全，而是尊嚴，是“我依然是那個從前的自己”。 就如奶奶說：“自由就是意識到必然性的存在”。他們沒有光明正大地告訴萊亞他們有不掛照片的權力，而是選擇家裏不掛恩維爾伯伯的照片。就好像奶奶說：“我看見了這世界的限制，我看清了我不能做什麼，但我依然選擇做什麼。”也可以說他們家用不掛照片給當時的阿爾巴尼亞做出無聲的回應。我不能公開反對政權，但我可以選擇不在家裏掛他的照片；  我們無法給孩子說出全部真相，但我們可以對孩子說“你沒做錯什麼”；  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守住自己的良知。 正是在這種矛盾中，萊亞開始長大。  萊亞不是被灌輸“你要自由”，而是被環境逼着問：“爲什麼我們說自由，卻沒人自由？”  萊亞也不是被教導“你要獨立思考”，而是發現：“如果我不自己想，我就活不下去。” 就如奶奶說：“我依然是那個從前的自己，我喜歡威士忌”，奶奶並不是在談酒，而是告訴萊亞：“我還活着，我還選擇，我還享受。” 奶奶用行動告訴萊亞：無論世界多麼混亂，無論謊言多麼強大，只要你還知道自己是誰，只要你還不肯低頭，你就沒有真正失敗。 奶奶讓一個孩子學會了懷疑。  他們用“美麗的謊言”守護了最樸素的真實：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不完全相信他們說的。也可以說萊亞的家人是用謊言守護人性底線的普通人，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沒有站在廣場上高喊口號。 <神死了> 【書摘】我們問她，人死後會有來世嗎？ “沒有。”諾拉老師說，帶着她標誌性的堅定口吻。她解釋說，所謂來世，都是編造出來的，好讓人們在這僅有的一世，停止爲自己的權利而奮鬥，這樣富人就會從中獲利。 資本家自己不一定信奉神，卻希望保留它，因爲有了它，剝削起工人來就會容易得多，而且，這幫傢伙造成的苦難也就可以怪罪給一個魔法般的存在，讓自己擺脫干係。可人們一旦學會了讀寫，加上黨的指引，便不用再依賴神，也不會再有任何其他迷信，譬如邪惡之眼，或者隨身攜帶大蒜可以辟邪——這些都會讓人們以爲自己被各種超自然力量控制了，無法自由選擇，去做正確的事情。所幸，有了黨的幫助，我們終於明白，神只是人的造物，其目的是讓我們對那些宣稱自己有能力傳譯神的語言，或者闡釋其律法的人心生恐懼，對他們產生依賴。 諾拉老師說：“但當初要完全擺脫神可是很費勁的。一些人，也就是反動派，依舊信仰他。後來，黨變得強大了，能與反動派一決高下，就有人自發將所有宗教禮拜場所變成青年人培訓和發展的地方。教堂變成了體育中心，清真寺變成了會議廳。”諾拉老師總結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不僅沒了神，也不再有教堂和清真寺了。我們把它們都消滅了。”她稍稍提高了聲音：“我們絕不能回到那些落後的風俗中去。任何地方都沒有神。沒有神，沒有來世，沒有靈魂的不朽。唯一永存的，是我們的功業，是我們創造的業績，是留給後人替我們繼續追求的理想。” 放學回家的路上，路過黨總部大樓，抬頭看看其中的一扇窗時，我有時會琢磨諾拉老師說的話。我抬頭看窗是出於本能，因爲每次我同媽媽走過那棟大樓時，都會見她抬頭望過去。我是在重複她的動作。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將黨的總部與神聯繫在一起，與來世聯繫在一起。這一切始於那次週日例行出遊，回家的路上，我騎車跟在爸媽後面，聽到媽媽小聲對爸爸講：“不，不是擺着花盆的那扇窗，是那邊那扇。那人喊了聲‘真主偉大！’。” “真主偉大。”她又說了一遍。 “那人是誰？”我一邊踩單車，一邊問道，“‘真主偉大’是什麼意思呀？” 爸爸猛地回過頭，回答道：“沒什麼，什麼意思都沒有。” “你們剛剛說了‘真主偉大’。”我不肯罷休，猛蹬幾下趕了上去，停車截住了他們。 爸爸顯然惱了，說：“偷聽大人談話可是頂糟糕的習慣，‘真主偉大’是過去信神的人說的話，是承認和讚美他的偉大。” 爸爸解釋說，“‘真主偉大’是穆斯林祈禱時說的。你應該知道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吧，諾拉老師在德育課上給你講過吧。‘真主’是阿拉伯語中的神。” “我們家認識什麼人以前是穆斯林嗎？” “我們就是穆斯林。”媽媽回答，看見我鞋子上有泥巴，便從包裏扯出一條手帕擦掉了。“我們過去是穆斯林。”爸爸糾正了她的說法，“以前，阿爾巴尼亞人大多都是穆斯林。” 我問穆斯林是否相信來世。媽媽一邊點點頭，仍彎着腰用力擦拭我的鞋面。 “那他們就跟所有信各種神的人一樣愚蠢了。”說罷，我掙脫了媽媽的手，全速向前騎行而去。 【自語】諾拉老師對神的詮釋貌似非常正確，諾拉老師對“來世”的否定，堅定、清晰、充滿啓蒙的自信。她不是在講一個觀點，而是在宣告真理：神是虛構的，是壓迫的工具，是資本家麻痹工人的鴉片。她的話語裏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虔誠……這句話聽起來像自由的宣言，可細聽之下，卻像另一種信仰的建立——意識形態取代了宗教，諾拉老師在破除一種迷信的同時，也在建造另一種信仰。作者對世界的理解， 作者對世界的疑惑就這樣不知不覺建立起來，作者也就是這樣透過自己的視角審視生活，認識社會，作者一直在疑惑和矛盾中思考和學習，這些矛盾就像細小的裂痕，慢慢撕開了那個看似堅固的世界。  她開始懷疑。 <紅書包與白色髮帶> 在（小姐同志）這則故事中，萊亞和父母，奶奶去學校，她寫道： 【書摘】我的六歲生日在正式開學後的一週，爸媽給我買了個紅色皮書包。一開始我還挺喜歡的，慢慢才發覺，其他孩子拿到的書包要麼是棕色的，要麼是黑色的，且多爲手提式。只有少數是雙肩的。每學年開學前幾天，少先隊商店會出售棕色和黑色的書包，還有黑校服、紅領巾，以及各類學習用品，比如筆記本、鋼筆、鉛筆、尺子、圓規、量角器和體育課所需的運動裝備。紅色揹包屬限量供應，會在批發店裏露面，不過也就兩三天，通常還沒等送到零售店便已售罄。我的書包成了又一件我不得不向別人解釋的東西，就像五一或週末漫步時穿的帶蕾絲下襬的繡花裙、瑪西達的鞋匠爸爸爲我手工做的白皮鞋，或者我那件手織外套——外套的樣式參考的是兒童時尚雜誌上一個模特的穿着，那本雜誌是從某西方國傢俬帶進來的，而且只是撕下來的幾頁。 意識到紅書包會招致新的霸凌，我便提不起上學的勁頭了。有那麼幾天，運氣站在了我這邊。城裏沒有哪所學校願意通融，允許我未到年齡便入學。可家人卻不肯放棄。他們覺得我有這個能力，上幼兒園會讓我覺得無聊。有人給他們支着說，得弄到中央委員會下屬教育部門的特別許可。8月末的一個傍晚，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即將結束時，我們一家來到由官員組成的特別小組面前，提出了我們的訴求。 爲了這次見面，爸媽忙活了好幾天。他們演練了到時候要說的話，挖空心思想對方會問什麼問題，還囑咐我，凡是頌揚黨和恩維爾伯伯的詩，只要會，就得反覆練，幼兒園新學的游擊隊歌也要唱熟。記得我們四人忐忑不安地走向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爸媽走前頭，奶奶握着我的手緊跟在幾米開外。我穿了條大紅色的連衣裙，右腋下夾着個棕色的文件袋，裏面是那本用來學閱讀的書，還有一本教算術並附有練習題的數學入門書。途中，媽媽回頭看我們落下多遠，就在那一刻，她突然大叫了一聲，介於號叫與尖叫之間：“白色，是白色的！”她指着我扎馬尾辮的髮帶，臉上寫滿了恐懼。爸爸二話沒說，不等進一步的指示，便轉身飛奔回家。一刻鐘之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了，一隻手握着紅髮帶，另一隻攥着哮喘泵。可媽媽衝他說沒時間用那泵了。我們一起踏上了通向教育部門辦公室的樓梯。我嘴裏哼起了歌，是那天才學的游擊隊歌，招來了一通責備。 說這番話時，他始終直視着牆上恩維爾伯伯的像，彷彿一直在跟我們的領袖，而不是屋內的人講話。一位小組成員手指敲擊着桌面，兩眼空洞地直視前方；另一位則在做着筆記，偶爾瞟一眼媽媽的亞麻裙；還有一位瞅着奶奶，就好像兩人以前在哪兒見過；第四位是個女人，留着短髮，身穿古板的炭灰色套裝，眼睛始終盯着桌上的紅旗，保持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透着一種神祕感。 【自語】這則故事裏人物神態都刻畫得惟妙惟肖，一邊讀着，一邊笑着，我透過六歲的她看到滑稽的成人世界，大家故作深沉，在孩子眼裏又是那麼滑稽可笑，成人一本正經地“演”着，小孩早就看清了一切，也許作者從小對外面的世界特別敏感。 這則故事讓我看到一個孩子爲入學而奔波的日常瑣事，實則是一場荒誕而沉重的儀式。一個紅色的書包，一條白色的髮帶，一首游擊隊的歌，竟成了決定一個六歲孩子能否入學的條件…… 在萊亞眼裏，大人的世界是滑稽的、矛盾的、充滿表演的。她不懂政治，但她懂恐懼——她看見媽媽因一條白髮帶而尖叫，看見爸爸飛奔回家喘着粗氣，看見奶奶沉默地握着她的手。她不懂“出身”，但她知道“紅色”比“白色”安全，她開始學着唱遊擊隊的歌，不是因爲她懂革命，而是因爲她想被接納。 紅色皮書包，本該萊亞的生日的禮物，卻成了“異類”的標誌，因爲書包太鮮豔，太特別，太“不合羣”。在那個要求整齊劃一的世界裏，與衆不同本身就是一種罪。於是她又要解釋——就像她要解釋爲什麼沒有恩維爾伯伯的照片，要解釋爲什麼和“叛國者”同名。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需要被“合理化”的難題。 <奶奶的貴族往事與家庭的裂痕> 另一個故事（布里加蒂斯塔）我跟隨作者走進他們的家庭，原來“從小對 萊亞講法語的奶奶出身奧斯曼帝國的貴族家庭，去索邦唸的大學。萊亞的爺爺也出身貴族——萊亞小時候在思想品德、歷史課上要背誦把阿爾巴尼亞交到意大利法西斯手上的叛國分子名字，班上同學說到一位姓烏皮 的前總理時總會看向她，她一直以爲他們同姓是巧合。但 1990年她奶奶纔跟萊亞說，原來她爺爺的父親就是這位烏皮總理。更不可思議的是，她爺爺一直反對父親的理念，所以年輕時跑去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運動，最後被判刑 15 年。萊亞沒見過他。 她媽媽這邊的家庭曾是地主。1990 年後他們路過標誌性建築物的時候，她媽媽指着樓說，她家曾經是這棟樓的主人。萊亞說，她父母的價值觀完全不一樣，在其他年代可能會是仇人。但在 1970 - 1980 年代的阿爾巴尼亞，他們倆因爲出身成分都不好（知識分子以及資產階級），所以居然就在一起了。” 【自語】萊亞的家庭，正是在這種夾縫中生存的縮影。  萊亞的奶奶是奧斯曼貴族，留法歸來，講法語，讀索邦；  萊亞爺爺雖然是反法西斯戰士，卻因父親是“叛國者”而揹負污名；  萊亞的媽媽曾是地主家庭，指着大樓說“我們家曾經是主人”；  萊亞的爸爸是天才少年，卻因“出身”被剝奪理想。他們都不是英雄，他們又像英雄那樣堅守着自己的底線。 作者並沒用大話套話寫出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對任何事她都沒做判斷，但她書中的這一則則小故事，意識形態無意有意滲透到他們的生活中，滲透到他們的思想裏。讀完讓我們讀者清楚的看到那個獨特時期的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在恩維爾.霍查獨裁統治下，那裏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我們可以說萊亞的童年是一場緩慢的覺醒， 她不是突然反抗，而是從一個紅書包、一條白髮帶、一句“真主偉大”中，  讓我們從點點滴滴看出真相。雖然萊亞的父母不說真話，但他們用沉默告訴她真相，用謊言教她懷疑；雖然奶奶不說自由，但她用“我喜歡威士忌”告訴她：“只要我還選擇，我就還活着。”我就是自由。 萊亞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身處何種環境，我們都應該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勇於質疑和探索真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應該說《在阿爾巴尼亞長大》是一本充滿思考的回憶錄。萊亞·烏皮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期的歷史如何形塑個體生命，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瞭解了阿爾巴尼亞的歷史和文化，讓我們看到個人的命運在歷史的洪流中又是那麼渺小。 2026.04.27 星期一 夜 2026.04.28 星期二 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