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

主權的邏輯與人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雙重維度 引言：兩種視角的對話 關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解讀，歷來存在兩種看似不同、實則互補的視角：一種聚焦於主權、財政與國家能力的物質基礎，一種關注思想、制度與人的精神轉型。李懷印先生《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及其引發的討論，恰好爲這兩種視角的融合提供了契機。 本文嘗試將兩種視角統一於一個完整的敘事框架：既呈現李懷印框架下中國從半殖民地到自主開放的壯闊歷程——這是一條主權與財政的復歸之路；也吸納批評者對現代化深層本質的追問——這是一條思想與制度的建構之路。兩條線索相互纏繞、彼此支撐，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完整圖景。 一、帝國衰落與現代化困境（1850-1911） 主權淪喪與經濟殖民化 1854年上海海關被列強接管，1861年赫德建立的海關體系使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1861-1911年間，海關稅收總額4.2億兩白銀中63%用於支付戰爭賠款和外債。至1911年，海關稅收佔清政府財政收入的35%，成爲殖民統治的經濟命脈。 這是中國現代化遭遇的第一重困境：當國家主權殘缺、財政能力崩潰時，任何現代化努力都缺乏最基本的物質前提。 器物嘗試與制度滯後 然而，主權淪喪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洋務運動的教訓揭示了更深層的困境：北洋水師在1888年曾居亞洲第一，但因後續投入不足迅速落後；太平天國後推行的厘金制度使地方截留稅收比例從1860年30%飆升至1890年65%，中央財政調控能力癱瘓；甲午戰爭2.3億兩賠款相當於清政府四年財政收入。 但洋務運動的失敗，根源不僅在於軍艦不夠多、賠款不夠付，更在於支撐現代海軍的思想觀念、制度體系尚未真正建立。當變革僅限於器物層面，而不觸及思想啓蒙與制度轉型時，現代化註定是表層的、脆弱的。1903年商部設立嘗試統一稅收，但地方截留嚴重；1908年“預備立憲”流於形式——制度的滯後與思想的禁錮，與主權的殘缺共同構成了現代化的雙重障礙。 二、民國時期的主權抗爭與發展困局（1912-1949） 有限的主權恢復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通過改訂新約，將進口稅率從1929年4%提升至1933年25%，但海關行政管理權仍由外籍稅務司掌控。1927-1936年工業年均增長8.7%，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33%提升至47%——這證明即使是有限的主權恢復，也能釋放發展動能。 深層結構的斷裂 然而，1937年後國民政府喪失90%關稅收入，僞政權海關在1938-1945年間爲日本提供1.8億日元軍費。戰後美國通過1946年《中美商約》使其商品佔據中國進口總額57%。至1948年金圓券改革失敗時，物價指數較戰前上漲360萬倍。 但同樣值得追問的是：即便沒有戰爭，民國時期的現代化能否持續？土地制度的不公、基層社會的渙散、政治認同的缺失——這些思想與制度層面的深層問題，與主權殘缺共同導致了現代化的斷裂。主權問題與制度問題相互纏繞：沒有主權，制度無從建構；沒有制度，主權失去根基。 三、主權重建與計劃經濟探索（1949-1978） 經濟主權的真正迴歸 1950年頒佈首個自主關稅稅則，1951年實施完全自主關稅政策。關稅收入佔比從1950年6.5%升至1957年15%。1950年《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使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1949年40%升至1952年80%。 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根本轉折點：在主權的庇護下，國家第一次擁有了自主配置資源的制度能力。 正如李懷印所言：“1949年後的中國，既沒有加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拒絕被納入蘇聯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架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追求的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一個自爲一體的、可以自我維持的工業化經濟體系。” 工業化的成就與代價 “一五”計劃期間，156個蘇聯援建項目完成率92%，工業投資250億元，重工業產值增長128%。但1958年“大躍進”導致1959-1961年糧食產量下降26.3%，1962年重工業投資被迫削減45%。 這一時期的啓示在於：主權迴歸爲現代化提供了前提，但現代化的道路選擇仍需在試錯中探索。 自主探索的價值在於擺脫依附，但其代價也提醒我們：現代化的深層目標，終究是人的福祉與精神的覺醒，而非單純的工業指標。 四、改革開放與自主開放新格局（1978-2020） 制度創新釋放活力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糧食產量年均增長7.7%，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從1978年2800萬躍升至1988年9500萬。1984年國企“擴大自主權”改革開啓市場化進程。 1994年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22%回升至56%。加入WTO後，關稅算術平均稅率從1992年43.2%降至2001年15.3%，海關稅收卻從1978年15億元激增至2020年1.7萬億元。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長10.5%，城市化率從2000年36%升至2020年64%。 人的覺醒與制度建構 但改革開放的意義，不僅在於經濟總量的躍升，更在於制度空間的開闢與個體活力的釋放。鄉鎮企業的崛起，是農民突破體制束縛的創造；市場經濟的探索，是思想解放的制度成果；城市化進程，是億萬中國人生活方式與現代文明的相遇。 器物成就的背後，是人的現代化正在發生： 個體意識的覺醒、法治觀念的普及、公民素養的提升、創造活力的迸發。這些“軟”的維度，與GDP的“硬”增長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完整圖景。 五、歷史啓示：雙重維度的統一 對比昭示的真理 1842-1949年間，因海關主權喪失導致稅收流失約15億兩白銀；而1950-2020年，自主徵收海關稅收累計達45萬億元。這一對比印證了核心命題：沒有主權的現代化，終將陷入依附性發展陷阱。 但同樣值得深思的是：洋務運動的器物引進、民國時期的制度模仿、計劃經濟的工業積累、改革開放的市場轉型——這些不同階段的探索共同表明：主權只是前提，而非終點。 在主權的庇護下，如何建構現代的制度；在財政的支撐下，如何培育現代的人；在物質的積累中，如何實現文明的躍升——這些同樣是現代化的核心命題。 兩種視角的融合 讚譽者與批評者的分歧，並非是非對錯之爭，而是視角側重之別： 李懷印框架的長處，在於以紮實的歷史數據論證了主權與財政對現代化的前提性意義。從晚清財政崩潰到新中國財政統一，從改革開放市場化轉型到今天統籌發展與安全，國家能力的消長始終是現代化的核心變量。 批評者的深刻，在於對思想啓蒙、制度轉型等深層維度的堅守。沒有文藝復興對人的發現，就沒有啓蒙運動對理性的高揚；沒有啓蒙運動對個體權利、契約精神、法治觀念的奠基，就不可能孕育出現代科學與工業革命。思想觀念的變革，往往是物質變革的先導。 這兩種視角指向同一問題的兩個側面：現代化既需要物質基礎的主權保障，也需要精神層面的現代轉型。 沒有主權獨立和財政統一，任何現代化都將是依附性的、殘缺的；但沒有思想的解放和制度的創新，任何現代化都將是表層的、不可持續的。 完整的現代化敘事 一個完整的現代化敘事，應當是物質與精神、制度與觀念、國家與個體相互支撐的： 它既要看到主權、財政、工業化的前提意義——沒有這些，一切都是空談；也要看到思想、文化、制度的深層價值——沒有這些，物質積累將失去方向和靈魂。 它既要肯定器物追趕的歷史必要性——後發國家必須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也要堅守人的現代化這一終極目標——讓每個人成爲現代化的主體，而非被動接受的客體。 它既要呈現中國現代化在主權迴歸、財政統一、經濟騰飛層面的巨大成就——1842-1949年的15億兩白銀流失與1950-2020年的45萬億元自主徵收，這一對比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證明；也要揭示中國在思想融合、制度創新、文明轉型層面的原創性貢獻——爲後發國家提供的不只是“另一種發展模式”，更是“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 結語：主權的邏輯與人的現代化 縱觀1850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化歷程，一條主線清晰可見：從主權淪喪到主權迴歸，從財政崩潰到財政統一，從被動開放到自主開放。國家能力的消長，始終是現代化進程的核心變量。 這是李懷印框架給予我們的根本啓示。 但這並非現代化的全部。在主權的庇護下，現代的制度得以建構；在財政的支撐下，現代的人得以成長；在物質的積累中，文明的躍升得以可能。1949年解決了“主權前提”，改革開放激活了“制度活力”，而今天中國面臨的核心課題，正是在器物成就的基礎上，完成更深層的社會轉型與文明提升。 中國現代化的獨特價值，不僅在於它在主權殘缺的時代堅持探索，在主權重塑的時代實現騰飛，更在於它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保持自主，在物質積累的基礎上追求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條既有物質基礎又有精神向度的現代化道路，既避免了依附性發展的陷阱，也超越了技術性現代化的窄化。 最終衡量現代化成敗的，不只是稅收的數字和GDP的規模，而是每一箇中國人能否在這個進程中實現精神的覺醒、權利的保障、創造的自由。這纔是主權的邏輯最終要抵達的目標，也是中國現代化對世界的根本啓示。

同質化，文化的獨特，穩定的疆域，非西方帝國式現代化；關鍵的五四思想百放，新中國的獨立自主，改革開放的體系優勢，人口紅利，大國的報復；我們並非陷入西方所謂的中等發達陷阱，實則是地緣爭奪的對抗；我們需要一次五四的精神，解決好自己的經濟問題，再次改革突破技術瓶頸，建立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智慧；逐步建立東方的經濟學，技術體系，與五四不同不是西學那麼突出，而是如何實現東學的現代化，我們的目標也是全球化的終極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非西方的對立共存。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尋新的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的特殊性，儘管都能言之有理，但還沒見到一個有影響力的。本書也屬此列，不過這種獨立和自信仍值得肯定。 本書反對就經濟論經濟，構建了地緣政治爲先，結合政治治理能力，文化影響，人力資本等多方位的綜合分析框架，有較多的言之成理的成份，有啓發。作者以積極正面的視角來看待中國1850以來的歷史，很值得肯定。 總體來說，本書也有語言囉嗦的不足，若能壓縮一半，不但不損於分析論證，更會改善閱讀體驗。

顛倒的體用：讀《中國的現代化》的核心思辨 讀完李懷印先生《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全書試圖爲中國170餘年的現代化進程，構建一套去西方中心主義、彰顯本土主體性的解釋框架，初衷值得肯定。但細讀下來，其核心敘事卻陷入了與百年前洋務運動“中體西用”同源的邏輯謬誤，甚至最終走向了自身敘事目標的反面，在此和各位書友交流我的讀後思考。 中國傳統哲學所言的“體用不二”，從來不是模糊的東方話術，而是貫穿中西文明、符合人類認知規律的通用底層邏輯。所謂“體”，是本體，是思想價值、制度邏輯的核心內核；所謂“用”，是功用，是本體外化的實踐結果與現象顯現。體爲因，用爲果，體立而後用生，二者不可分割。這與西方哲學“理念爲本體，現實爲摹本”的核心邏輯完全同構：先有現代性的思想建模，纔有現代性的器物實踐——沒有文藝復興、啓蒙運動搭建的現代性本體，就絕不可能有工業革命的器物成果，這是被人類現代化進程反覆驗證的基本常識。 百年前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從誕生起就是一場違背體用不二邏輯的虛假爭論。洋務派既奉“體用不二”爲中國文明的核心先進性所在，又強行將體用二元割裂，宣稱只需取西方器物之“用”，嫁接於中國傳統綱常之“體”，即可實現富強。這套話術先天就陷入了無法閉環的悖論：若體用不二成立，則先進的體必然生出先進的用，它既無法解釋“先進中體爲何生出落後中用”，也無法圓融“落後西體爲何生出先進西用”，最終只能淪爲一場迴避根本問題的自欺欺人，其破產的結局早已被邏輯與歷史雙重註定。 令人遺憾的是，本書恰恰重蹈了同源的邏輯覆轍，甚至徹底顛倒了體用的因果關係。作者將工業化、經濟總量等器物層面的“硬態現代化”，定義爲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本體與驅動性的“因”；而將思想啓蒙、制度轉型、法治建設、文明升級等“軟態現代化”，降格爲器物現代化的附屬結果與被動的“果”。這套敘事徹底違背了體用不二的底層邏輯，把現象當成了本體，把結果當成了原因，與百年前洋務派“器物優先”的認知，本質上並無二致。 更具諷刺性的是，這套爲彰顯中國主體性構建的敘事，最終反而從根上矮化了中國現代化的文明成就。現代科學體系、工業化的基礎理論與制度範式，起源於西方近代文明，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而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在引入這些人類現代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國情完成了創造性轉化，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新路。 但作者將器物現代化定義爲核心本體，等於把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價值，窄化成了對器物成果的高效追趕，徹底消解了中國現代化在“體”的層面的原創性貢獻——也就是我們在現代性思想與制度層面的融合創新，以及爲全世界後發國家提供的全新現代化選項。這套爲“去西方中心主義”打造的敘事，最終反而坐實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非西方文明只能在器物層面模仿西方，無法在現代性的本體層面有所創造。 現代化的本質，從來不是器物的升級，而是人的現代化、思想的現代化。我們對本書敘事邏輯的批評，絕非否定中國170餘年現代化進程的偉大成就，恰恰相反，我們希望通過正本清源，真正讀懂中國現代化在文明本體層面的高度與價值。唯有守住“體用不二”的基本邏輯，正視思想本體的核心價值，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現代化的完整意義，而非在顛倒的因果中，走向自身敘事目標的反面。

想搞懂我們常說的“中國式現代化”從哪來、未來會往哪走？ 李懷印這本《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把170多年的發展故事梳理得明明白白。 適合非專業讀者建立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認知。 這本書最貼心的就是把複雜歷史理出了清晰的脈絡： 它把1850年至今的現代化進程分成了「挑戰-準備-起步-高速增長-走向成熟」五個階段，順着讀就能快速get大的歷史走向； 還從地緣安全、財政能力、國民認同三個核心角度切入，幫我們看懂“國家發展不是隻拼經濟，是方方面面一起塑造的”。 不光聊過去，作者還把展望延伸到了2050年，能幫我們理解當下很多發展政策的邏輯。 和很多老觀點不一樣的是，它不照搬西方的解釋框架，也不只是盯着工業化談現代化， 實實在在給我們講清楚了中國自己的發展路徑，哪怕沒有專業基礎也能讀進去。 當然它也有小遺憾：因爲要搭整個大框架，部分具體的地方故事、歷史細節講得比較簡略， 社會文化、普通人日常生存狀態的討論也不算多， 如果你偏愛看微觀的小人物故事，可以搭配其他地方史、社會史著作一起讀。 總的來說，如果你想系統理清楚中國這一百七十多年的發展脈絡，想搞懂中國式現代化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值得一讀。

出差途中斷斷續續讀完了李懷印的《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因爲是在通勤車上讀的電子書，閱讀不夠連續深入，可能對其價值有所低估。先打4分吧。 這本書以1850年至今的長時段爲框架，系統梳理了中國現代化的完整軌跡。整體看下來，史觀中正、框架清晰、修正了大量片面敘事，閱讀收益穩定而紮實。但它缺少顛覆性的原創突破，屬於高水平的整合型著作，而非開宗立派的經典範式之作。 最大的亮點在敘事框架本身。以往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書寫，要麼套用西方現代化的模板來評判中國道路，要麼侷限於本土史實梳理、缺乏全球參照。李懷印把中國兩百年的轉型歷程放在全球現代化的進程中做比較，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慣性，既不再簡單定義爲“被動西化、追趕落後”，也不再固守“一切基於本土特色”的敘述。這種視角讓讀者能夠跳出教科書式的固化史觀，更客觀地理解中國現代化的內生邏輯和獨特性。 在理論框架上，本書沿用並完善了作者標誌性的“地緣格局—財政模式—政治結構”三重均衡解釋模型。這套框架有創新價值，但存在維度權重失衡、體系不夠自洽的明顯短板。 三個維度中，財政部分是全書寫得最紮實、最有穿透力的內容。從晚清的財稅潰敗、民國的財政碎片化，到新中國統籌型財政體系的建立、改革開放後資源配置方式的升級迭代，李懷印以經濟底層邏輯解釋歷史變遷，論證有力，讀下來很有說服力。我覺得這是全書最核心的有價值的部分。 政治結構的分析也穩妥可靠。國家治理、權力整合、政治認同對現代化進程的支撐與制約，書中都有精準的闡釋。 但地緣格局這一維度個人覺得被拔得過高了。近現代中國現代化的核心矛盾，主要是內部制度、經濟結構、社會治理的迭代，地緣是重要的外部變量，但遠不足以和財政、政治並列爲核心維度。 更大的缺憾在於，書中嚴重忽略了文化、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的長期深層作用。道路選擇、社會凝聚力、制度韌性，都離不開本土文明基底與意識形態建構。缺失這一層，整套“三重框架”看似完整，實則解釋力有限，讀到最後總覺得還差一口氣。尤其與金觀濤老師四十年前《興盛與危機》對比，這個層面就弱了一些。 儘管如此，在具體的歷史闡釋上，這本書的糾偏價值很明顯。對清代歷史的處理，打破了“晚清全面腐朽、一無是處”的刻板定論。作者指出清王朝的雙重屬性：既有制度僵化、閉關落後、應對變局乏力的致命缺陷，也有穩固大一統疆域、持續優化財稅治理、主動嘗試科技實業革新、維繫國家整合能力的積極建樹。這種辯證的評判，更貼近近代國家轉型的真實複雜度。 對共和國前三十年曆史的重估，是本書另一大亮點。主流西方經濟學或以短期經濟效率、市場化程度否定毛時代建設成就，李懷印跳出功利主義評判框架，充分肯定了建國初期在全民基礎教育普及、公共醫療體系搭建、完整工業體系奠基、關鍵科技領域突破、全國國土均衡佈局等方面的基礎性成就。這些建設在當時不產生即時經濟效益，卻構築了中國現代化最堅實的底層底盤，是改革開放後高速發展不可或缺的前置條件。 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書中總結也客觀公允。沒有流於口號式讚美，而是從超大國土人口規模、統一多民族社會結構、全民教育積累、國家統籌治理優勢等內生稟賦出發，解釋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同時理性肯定對外開放、融入國際體系的積極意義。史觀成熟，立場中立。 總體而言，這本書的優勢很明顯：視角新穎、史觀端正、糾偏性強，財政維度的解讀極有深度，能夠幫助讀者系統重構對中國近現代現代化進程的整體認知。但侷限同樣清楚：有整合、無顛覆，有新意、無開創。整套理論框架存在維度失衡與關鍵缺失，缺少突破性的原創觀點。讀下來全程順暢有收穫，但沒有震撼式的認知迭代。

與《現代中國的形成》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本書貢獻了“三重均衡態”的分析視角，爲解釋晚晴國家轉型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遺憾的是，這個工具在後續分析新中國崛起時未再繼續使用，而是更換爲“元實力”。三重均衡態仍有繼續解釋中國發展的理論價值，元實力完全可以在地緣、財政、認同的框架下作爲一種次級解釋工具，來理解何以當前中國處於三重均衡態，並且可以藉助中國均衡實現跨越式發展。當然，第七章再次運用地緣、財政、認同來構建大國競爭的優勢，讀起來就會比較舒服。 讀完本書後，我的感想就是，中國的崛起是必然，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而且必將代替美國成爲全球第一。可如果自己追問在本書論證中忽視或未着太多筆墨的問題後，對自己的處境就不那麼樂觀了。比如，前三十年帶來的災難真的已經完全消弭了嗎？或者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不用再強調其負面作用的時候了嗎？人口問題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真的可以用生產效率或者機械化來消除嗎？如果真的可以消除，那時候中國人真的會過得更好嗎？ 於是我再次思考，本書可能仍然沒有跳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念，將現代化理解爲器物的機械化，忽視了五四運動以來所特別強調的“德先生”“賽先生”，忽視了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及民族認同的現代性三要素，尤其是其中的個人權利，說白了，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否強調這是最廣大人民羣衆的現代化，是不是全民共享？在全書的分析中，很難看到人的因素，而充滿了宏大敘事。這類型的書，多你一本不多，雖然找的角度還是有一定價值的。 此外，本書還有一個較爲危險的地方（其實《現代中國的形成》中也存在），在於部分分析中，試圖用資源整合能力解釋我國的近當代史，可能消除現狀的神聖性、必然性，希望讀者引起注意。

這是一本值得快速閱讀，更值得深入思考的書。 本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新視角。作者李懷印教授跳出純經濟學的侷限，迴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在他看來，經濟活動從來不是抽象的“理性人”在真空中的選擇，而是深深嵌入在一個國家的地緣格局、財政能力和政治認同之中。由此，他構建了一個以“地緣戰略、財政構造、政治認同”爲核心的分析框架，將中國從晚清至今近200年的現代化歷程，清晰地勾勒爲從“地緣國家”向“主權國家”、再向“工業國家”的宏偉演進 這一框架的突破性在於，它擺脫了“衝擊—反應”或“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作者沒有將中國的現代化簡單地視爲對西方的被動回應或單向模仿，而是將其理解爲中華文明在面對外部挑戰時，基於自身歷史與國情進行的主動求索與創造性轉化。這種將歷史、社會、地緣政治融爲一體的跨界研究，爲我們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探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啓發。 當然，這本書並非沒有可商榷之處。首先，作者雖然試圖挑戰“現代化即西方化”的敘事，但他對“現代化”的定義——“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構成的全社會轉型”——本身仍帶有濃厚的經典現代化理論色彩。這意味着，本書更多是在論證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之獨特，而非從根本上重新定義現代化的目標與評價體系。如何構建一套能包容中西方經驗、超越單純經濟指標的現代化評價標準（如公民意識、幸福指數等），本書並未給出圓滿答案。 其次，本書作爲一部面向大衆的歷史通論，其魅力在於宏大敘事與歷史洞察。但也正因如此，它對未來的展望，如斷言中國將在2035年邁入發達國家門檻、2050年完成現代化，更多是基於歷史趨勢的合理推演，缺乏嚴謹的模型論證，其結論的說服力也因此打了折扣。 儘管存在這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中國的現代化》以其宏闊的視野和犀利的分析，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究竟獨特在何處”這些根本性問題。它或許不是最終的答案，但無疑是通向答案之路上一個重要的思想路標。

以一個“地緣政治—財政體制—政治認同”的分析框架，刻畫和理解帝制中國向當代中國的轉型與發展，臨摹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並預測其發展前景。這樣的學術努力值得肯定。 在具體的機制探析上，存在一些邏輯上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宏大敘事、宏觀研究在分析單位與分析結論的錯配，但我覺得這並並不妨礙文章大多數核心結論的推導。 如何去理解現代化及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模糊性的過程，歷史是過去式，現在是進行時；出現差異化的見解，不僅是有史料考證上的因素，還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主觀價值帶來的認知偏差，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很難從根本上消解。 我很欣賞作者在p373頁講出的關於目前的問題、困境和挑戰，也認同其指出的“大國優勢”。承認問題直面挑戰，享受優勢肯定自身，兩者的並存，並不必然帶來衝突。爲反而反刻意突出矛盾，或是爲誇而誇有意突出自我，都不見得是一個之於“求知”“謀事”的值得肯定的態度。 將視角從意識形態的過度證成或證僞中轉移到“通過優化結構，釋放治理效能”上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在“交流、比較、反覆”中解決好實際問題，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或許也是國人更爲在意的議題），也期待能夠有更多的關注這一主題的作品能夠和作爲讀者的我們見面。

這本書讀下來，總體是有兩個感覺：其一，敘述的整體框架是挺不錯的，能夠以一種客觀的角度來分析當代地緣政治現實，不困囿於西方那套過於意識形態的視角和政治正確的姿態中，以經濟、財政、軍事這個直白的冰冷現實爲主軸，很有效地將各國的地緣關係予以理順；其二，這本書的內容更多的是一種正確的廢話。作者雖跳脫了以往西方政論書籍的視野窠臼，但對於發展和指導方面不具有任何啓發性，整篇著作更偏向於對既有結果的一種歸納總結。當論及二戰後這幾十年的地緣博弈時，站在如今的視角上，對於成敗得失各方予以簡單歸納，以一種套模板的姿態將美英法德日韓新等國家作爲一種論述主體，隱去國家名稱，用一大段歸納性的特徵描述來點破這個政治實體的所作所爲，最後再以此結果作爲整個章節的歸納結論，很正確，卻又很是廢話。 總體來說，整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本書與作者之前的那本1840年關於清朝的地緣與財政的分析一脈相承，在這本書中，前一半的章節都是在回顧之前那本書中關於清朝各階段作爲，而後由1912-1949這段中華民國的歷史僅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視角一帶而過，所提到的幾個要點也是前書所論觀點，無甚新意。而後，作者着力對改開前三十年的中國地緣博弈予以詳細分析，就其內外部的軍事與地緣壓力做了客觀點評，同時也以此視角來說明，中國非不學四小龍之發展軌跡，實屬現實條件下選擇重工業這條路徑的無奈之舉。儘管整段論述過於直球，點與點之間的連接也過於單薄，但能夠以一種平等、理性的姿態來分析問題，本身就挺有突破。 論及近一二十年來的地緣博弈，作者只是簡單地提到作爲霸主的美國會不斷施加各方面壓力，而博弈走勢該如何發展，多方之間該如何互動，新的地緣格局框架將如何奠定，以及單純對於美國自身硬實力是否還可靠等方面，則未做深度探討。所以作者最後在對中國這一敘述主體的分析與預測中，框架上遵循了一種長線性邏輯，以1850年以來的一系列改革作爲節點，幾乎以一種純學術性的角度來做預測，並不太具備任何的探討空間，與其說是結論，不如說是種科幻性結尾。 所以這本書對於快速地瞭解近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是有着不錯的學習價值的，能夠像一層層的液體一般，根據時間而沉澱出不同的隔層，讀者跟隨作者視角，能夠很輕鬆地查看這一清晰的時代切片，對中國這兩百年來的變革與發展，有個大體清晰的認識，至於各種細節和各層之間的實際聯繫，則不太有多少學習意義。我們與作者的視角，都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未有設身處地的投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