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

趕上又一輪的外賣大戰，雖然由京東掀起，然而在有生之年，能夠經歷兩次外賣大戰，這也算是趕上了😉 這本書從24年出版我就在訂閱，微信讀書上架不算快。我回去翻了《人物》雜誌的那篇《外賣騎手，困在算法裏》是20年9月發的，然而這本書作者對於外賣羣體的調研，是在2018年。所以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本書在24年纔出版，我不知道，然而事實是，這六年間，外賣規則和騎手運營模式已經天差地別。 對比18年和20年的兩篇作品，隨意列舉兩個差異最明顯的地方： 一.對於雨天：18年的外賣員喜歡下雨，因爲下雨天單量大，而顧客對於下雨超時，大都呈寬容態度，給差評的少，所以雨天他們比平時能夠掙到更多；20年騎手們的態度都很搖擺，他們喜歡雨，因爲雨天訂單會變多，但如果雨下得太大，系統會很容易“爆單”，自己也容易“出事兒”。 二.對於爆單：18年規則是不設上限，由騎手自己調配，多了可以申請轉單，人工調度可以決定把單子分配給誰，尤其在非高峰時段，“皇親國戚”會因此接到更多訂單而成爲“單王”；20年爆單站點已經不允許申請了，單子再多，都要跑下去；25年的這次外賣大戰，能夠看到“0元購”們的訂單因爲外賣員來不及取送，堆滿店面操作檯，顧客們、商家、平臺、外賣員的責任未知，頗有一種美帝20世紀20年代傾倒牛奶的奢靡，然而現在的大環境和美國當時可是天差地別。 以上對比和回顧，我一方面能夠發現，規則和模式變化太快，基於算法的精進，騎手們能夠鑽的漏洞已經不多，自由空間不斷被壓縮，剝削的本質逐漸顯露，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作者視野的不同，18年的作者是學者調研，在自己不瞭解的行業裏親身入局，從開頭你就能感受到那份真心和親切感，可能在25年的當下，“親和力”已經算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然而這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是頂級敲門磚的存在。再回頭去看20年的《人物》文章，當年也是頂流的10萬+的轉發爆款，然而在25年的今天回顧過往，依舊能夠看到對於瞭解行業規則的人寫出的文章在人文方面有做刻意引導的痕跡，這在當時對於外賣並不瞭解的人，無異於一種降維打擊，只需要把負面(當然是事實)做稍稍引導，就可以達到輿論傳播的目的所在，傾向性非常明顯。 我們在今天，作爲普通人能夠做的，就是辯證性的分析和理解，以及依據個人轉化自己的行事準則，或者往高處講，就是“三觀”。在亙古可能難見的兩次外賣大戰中，你看到什麼，你收穫什麼，一切依你，這可能也是上帝能賦予你的，最自由的答案。

———— 觀察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長期穩定的工作正在逐步被短期零工替代。這既與經濟週期有關，也與科技進步密不可分。 伴隨這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不少專家認爲，未來很多傳統職業可能徹底消失。但人類世忠需要工作，人們不僅需要通過工作獲得生存資料，更要在勞動的過程中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 世界各國政府都深知就業崗位的重要性，就業率是最重要的經濟指標之一。在中國，“保就業”不僅僅是各類重要會議上反覆強調的議題，也是老百姓日常熱議的話題。 若按單一職業口徑來統計從業人數，外賣騎手已經躋身中國前十。排在前列的分別是：農民2.4億，製造業操作工1億，建築工人5500萬，零售店員4000萬，司機3000萬，餐飲服務員2000萬，教師1900萬，家政1500萬，第九位就是外賣騎手約1400萬。排在後面的則是網約車司機，快遞員，代駕，公務員，醫生等羣體。 毫無疑問，外賣騎手已成爲規模巨大的新興就業羣體。這幾年經濟轉型，不少行業都在萎縮，做外賣騎手成爲許多人在找到新工作前的過渡選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外賣騎手在2024和2025年的從業人數增速均超過了50%，增長勢頭驚人。 羅振宇甚至評價，外賣騎手是中國新型的“基礎設施”。圍繞這一領域的研究也隨之越來越多。 本書作者陳龍，是一位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他以外賣騎手和平臺經濟作爲研究對象，完成了《數字疾馳》一書。正如他所強調，最好的研究方式，就是以外賣騎手的身份融入研究對象，近距離地接觸，直面被遮蔽的勞動過程和生產場景。這樣的研究，帶着感情與體溫，自然格外真切動人。 作爲新興的職業，外賣騎手有其顯著優勢。從業門檻低——識字，認路，會用智能手機便可以上崗；收入相對可觀——多數騎手能超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從業規則清晰透明——來去自由，多勞多得，收入日結，極少拖欠。 這麼多人選擇從事這個行業，固然與這些優勢有關。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認識到這個職業存在諸多問題，甚至是其他傳統行業從未遇到過的新型問題。 一是勞動保障缺失。外賣騎手的勞動關係往往掛靠在第三方公司，發生工傷、意外時，往往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二是騎手與顧客之間的對抗。外賣平臺將對騎手的管理，尤其是監督權轉移給消費者。顧客的評價直接關係到騎手的收入。平臺降低了管理成本，卻將原本針對平臺的矛盾悄無聲息地轉嫁到了顧客與騎手之間。 三是人與算法系統的對抗。外賣騎手按照系統指令接單、配送，管理者隱藏於系統之後。配送時長、路線規劃、獎勵機制都由算法設定，看似公平透明，但卻缺少騎手申訴與反饋的渠道。從業者在系統面前呈現“顆粒化”的狀態，無力與平臺博弈，只能在算法的精準控制下不斷加速奔跑。這種新型“趕工遊戲”，掩蓋了資本追逐剩餘價值的真實面目。 四是新型數字囚徒困境。平臺系統如同“瞭望塔”，騎手如同被監控的“囚犯”，而“獄警”就是顧客和站點。平臺通過GPS對騎手進行精準實時定位，站點與顧客以“上帝視角”全程監督送餐過程。看似“自由”的工作，實則被牢牢置於平臺的數字控制之下。資本藉助平臺的數字能力，實現了對勞動更強力的支配。“而騎手之所以沒有強烈地反抗，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平臺系統背後的數字控制所具有的隱蔽性”。 隨着陳龍等學者對外賣騎手羣體的持續研究，全社會逐漸關注到他們面臨的困境。外賣騎手們說，這些研究讓他們收到的“差評”變少了。 這個時代，需要更多像陳龍這樣直面現實的研究者。太多真實而重要的社會問題，正等待着被看見、被研究、被回應。

儘管社會學提供結構視角，儘管社會學應面向社會大衆“講好故事，再說個理”，但社會學最終還要回到個體身上。所以捫心自問，我做的研究究竟給騎手帶去了什麼？我還記得2018年8月中下旬，我請兩位師妹——桑雅芸和仝曉霞——幫我一起在海淀中關村和五道口做問卷調查。那時候我們做問卷非常困難。儘管從一開始我們就按填答一份問卷給予5元錢酬勞的方式去找騎手，但還是有很多騎手衝我們搖頭擺手表示拒絕（不過也有不少騎手做完問卷後謝絕了我們的酬勞，甚至連一瓶礦泉水也沒有拿走）。之所以難，首先是因爲他們往往沒有時間。但在下午比較清閒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意。起初，我覺得是這些地方的騎手不近人情，但很快我就通過一個騎手明白了其中緣由。因爲在我詢問他是否願意填答一份問卷時，他極不耐煩地衝我說道：“填了能怎麼樣？你能改變什麼？”2019年6月博士畢業後，我繼續從事關於騎手的研究，所以免不了要和他們打交道。但對比之前，我發現他們更願意與自稱做調查研究的陌生人交談了。2021年對於外賣騎手而言是關鍵的一年，因爲那一年外賣騎手被多次報道，幾度成爲新聞熱點。政府也在那一年密集出臺了多項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羣體權益保護的政策。那時候我問外賣騎手，現在和以前比，有什麼不同？他們幾乎都會跟我說一句“差評少了！”因爲學者的研究、媒體的報道、政府的政策，他們的處境似乎在一點點改變。這或許也是他們比以前更願意接受訪談的原因。…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在《城中城》(Gang leader for a day)一書中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在他們的豐富思想與我所讀過的社會學研究中對他們的詆譭性刻畫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別。我爲之而感到沮喪。在學界，他們會普遍被描述爲倒黴的愚民、毫無洞察力或者遠見之徒。梅女士的熱情好客，租戶們自發而樂意對我的教導，不僅出乎我的意料，而且還讓我不勝感激。我開始意識到，我可能永遠也沒有辦法回饋他們的慷慨大度。我自欺欺人的想，如果我能夠做出優秀而客觀的學術研究，那或許就可以導致社會政策的改進，並有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我也想要設法更爲直接地回報他們，但是由於當時還在靠學生貸款度日，所以我幾乎無法可想。”——陳龍《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

書中把外賣平臺的“算法決策”視爲一種全新的勞動控制方式——​​“數字控制”​​，它在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勞動模式的四個維度： 1. ​​控制權的轉移​​ • 傳統模式中，管理者的指令、考覈與獎懲由“人”發出；而在平臺經濟中，平臺系統接管了“指導工作任務—評估—獎懲”三項控制職能，管理者退居算法背後，呈現出“無人化”卻更高效的控制。 2. ​​勞資關係的去人性化​​ • 平臺藉助算法把騎手視作可被實時調度的“數據節點”，勞動過程被拆解爲可量化指標，人與人之間的勞動關係被弱化，轉而形成騎手—算法—顧客的三角關係，勞資衝突被“轉嫁”到算法和顧客層面。 3. ​​勞動過程的全面算法化​​ • 算法決定派單順序、配送路線、送達時限、搶單策略等關鍵環節，騎手必須在算法設定的規則內行動，任何偏離都會觸發懲罰。書中稱之爲“數字治理下的勞動秩序”，強調算法對勞動過程的精準預測與實時糾偏。 4. ​​對傳統勞動保護框架的挑戰​​ • 算法決策的隱蔽性與動態性，使勞動時間、收入、安全標準等傳統監管指標變得模糊；騎手在“看似自由”的算法規則下被持續動員，平臺則通過靈活用工、轉包和勞務派遣進一步降低僱主責任。 綜上，書中認爲“算法決策”不僅顛覆了傳統的面對面、科層化的勞動管理方式，還塑造了一種更隱蔽、更高效的數字控制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勞動者的自主性被算法限制，而資本的控制力量並未削弱，只是轉移到了數據與算法層面。

在中國，每100個新增就業崗位中，就有10個來自平臺企業，到2025年，將有超過1億人從事與平臺經濟有關的工作。而瞭解平臺經濟最好的切入口，就是外賣。 外賣小哥、快遞員和滴滴司機，被譽爲如今吸收下崗就業最主要的三個職業，而在其中，外賣小哥的入職門檻最低、時間安排相對最自由（主要在午餐和晚餐時間工作），也最經常被曝光爲“困在算法裏”的人。作者陳龍作爲北大研究生，親身經歷了中關村兄弟連的外賣員工作，並撰寫了本書，全景式的反映了外賣工作的全部流程和工作細節，並就新興信息時代平臺和外賣員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較爲深入的探討，講故事和做社會學分析相得益彰，是一本非常優秀的社會學作品 在傳統大工業時代，資本（本書小心地用資本，迴避了資本家這一人性化稱謂）擁有廠房、機器等生產工具，而工人們則成爲廠房和機器的附庸。新興信息時代，資本擁有了平臺以及更爲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而騎手們則成爲沒有圍欄的工廠裏的工人。這種勞資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在傳統大工業時代，工人們可能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而在新興信息時代，騎手們也擁有着自己的自由（自願的或者無奈的）。 通過本書，可以看到，騎手所謂困在算法裏並不全面，這是一個由顧客、平臺和騎手集體貪婪造成的結果，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賣行業極強的時效集中性。點過外賣的人都知道，午餐纔是外賣的主戰場。平臺需要用送餐快來贏得市場，而平臺的貪婪在於幾乎不會考慮實際能參與送餐的騎手實際能力而無休止的接單和派單；顧客需要用點外賣的方式來節省自己的時間，而顧客的貪婪在於下單後總是希望能夠立等可取；騎手出於多勞多得的想法，總是希望能夠跑一趟送儘可能多的外賣，從而實質性地自我壓縮送餐時間，貪婪地希望用最少的裕量送最多的外賣。正是這三方無休止的糾纏，造成了所謂的算法困局。而這種困局的必然解決方式是AI化的機器人送餐，如同蘿蔔快跑替代滴滴司機一樣。 讀過本書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再看道路上一個個急馳而過的外賣員，可以更真實感受到他們作爲一個個真實的個體人存在。正如讀過《我在北京送快遞》後更能理解外賣員，《我的母親做保潔》後更能體諒保潔阿姨一般。 所以，在電梯即將關門時，再讓一名匆匆趕來的外賣員上電梯；在寫送餐地址時寫得更準確一些，或許也是我們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小事。

外賣大戰，騎手往何處去？京東拋出的“招聘10萬名全職騎手，爲騎手對象優先安排工作，超時20分鐘以上外賣免單”這一系列重磅舉措，無疑在本就競爭激烈的外賣行業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表面上看，這是企業對騎手羣體的關懷與對服務品質的承諾，但背後折射出的，是平臺經濟發展進程中勞動力策略的調整，以及對行業競爭格局的重塑。 當我們每天習慣性地等待外賣送達，或許鮮少有人會思考，在這份便捷背後，是怎樣一套精密的系統在運轉？騎手們如何在複雜的城市路網中高效規劃配送路徑？平臺又依靠何種機制實現對龐大騎手隊伍的精細化管理？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外賣行業的發展，更觸及平臺經濟時代勞動模式的本質。 《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一書，正是爲解答這些疑問而生。作者以嚴謹的社會學視角，通過深入騎手羣體的田野調查，揭示了平臺經濟背後隱藏的勞動秩序，剖析資本、技術與勞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接下來，就讓我們從書中的精彩片段出發，一同探尋外賣配送行業的深層邏輯。 以下文字摘自本書第六章《祛魅：如何管理成百上千萬的騎手》，略有刪節，打開電子書閱讀原文。 面對每天在中國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演的流動穿梭的奇觀，不禁讓人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成百上千萬的外賣騎手能夠同時在中國兩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城市有條不紊地工作？毫無疑問，如此龐大的用工規模，是任何一家傳統制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的管理都難以企及的。但答案似乎又顯而易見，因爲同時把外賣騎手、商家、顧客以及站點等聯結起來的正是他們手機（或電腦）中安裝的外賣平臺App（軟件）。換言之，就是藉助互聯網技術搭建起來的虛擬的，位於雲端依託強大算法和海量數據的，超高速運轉的平臺系統。那麼，平臺系統究竟如何管理和維護平臺經濟背後的勞動秩序？ 衆所周知，20世紀管理和控制工人生產活動最重要的機制就是泰勒（F. W. Taylor）的科學管理方法和福特（Henry Ford）的批量生產流水線。泰勒認爲，管理者需要對完成某項工作的時間與動作進行研究。首先要找到熟練工人，研究他們完成工作的基本動作，找到完成每步動作的最佳方式和最短時間，最後把有效動作和工具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完成一項工作的最佳方法。福特的生產流水線和泰勒的科學管理方法異曲同工，其核心思想也是把與工作相關的動作減少到一個絕對的最小值，讓工人的每個動作儘可能只完成一項任務，以消除各種繁雜的動作。而在外賣送餐行業“確認到店”—“確認取餐”—“確認送達”的標準化流程中，我們似乎也看到了基於同樣原理的對騎手勞動過程的細緻拆解。這實際是科學管理方法和福特主義思想在平臺經濟中的延伸，背後體現的正是馬克斯·韋伯預言的理性化趨勢。 喬治·瑞澤爾（George Rizter）曾把理性化（或者麥當勞化）歸爲：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可控制性。因此作爲延續科學管理方法和福特主義思想的平臺系統管理也處處體現着理性化趨勢的特徵。透過對這些特徵的分析，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平臺經濟時代，平臺系統究竟是如何取代人的管理，對成百上千萬的外賣騎手進行控制以維護勞動秩序的。而“資本如何維繫生產現場的秩序，是勞動過程理論解釋的基本問題”。 效率提升：智能派單系統 外賣平臺公司研發的訂單調度系統從產生到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工派單”，即完全由後臺人員派單。這種派單方式效率很低，而且是在訂單數量比較少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維持。作爲中關村最早的外賣騎手之一，杜紅梅向我描述過最初的派單是如何進行的—— 杜紅梅：那時候人少，錢輝那會兒就是我們的隊長，因爲他腦子好，轉得快。我們所有人先把單子（外賣）取回來，交給他，他就坐地上給我們分，哪幾個去哪兒，他分得可快了。然後我們拿上同一個方向的單子就去送。我們從飯店取餐的時候就拿個小票，等我們送餐回來時，把那個小票撕下來拿回來就行，那個小票就是錢。晚上帶回來多少小票，就給你折算多少錢。 我：那時候一單掙得要比現在多吧？ 杜紅梅：沒有，掙得和現在差不多，也是一單8塊錢左右。 我：那一天能跑多少單？ 杜紅梅：那時候跑得少，一天也就十來二十單。 我：那一天才掙100多塊錢，你們也願意跑？ 杜紅梅：不跑幹啥呀？他們有的精（明），剛開始那會兒，也沒有人管。反正你帶回來多少小票，就給你折算多少錢。那時候一個蛋炒飯才5塊錢，他們有的人就自己打電話給飯店，一次點個十幾二十份，然後再跑過去自己送，自己點的送哪兒啊？他們把小票一撕，再打個電話說不要了，把蛋炒飯退回去，再拿着小票去換錢……可有人靠這發財了！ 顯然，相比騎手現在每天少則三四十，多則六七十的訂單量，人工派單的方式是低效的。不僅如此，因爲監督不到位，大有人從中渾水摸魚。隨着顧客數量的增加，訂單調度進入了第二階段——騎手搶單，即誰離得最近或者誰順路就去搶單。這時尚在研發中的平臺系統開始發揮作用，全部訂單都改由平臺系統負責收集、發佈。騎手搶單模式是衆包騎手的雛形。但外賣平臺公司很快發現，只根據距離或順路與否來搶單也容易產生一些問題，並且容易出現二次低效的情況。比如有的訂單沒有外賣騎手願意搶，這會導致顧客下的訂單沒人去送；又或者某些外賣騎手訂單搶多了，最終因爲時間有限無法及時送到，導致顧客的消費體驗差。 基於上述問題，外賣平臺公司進一步改進和優化調度系統，由此進入到第三階段，即人工智能派單。平臺建立大數據系統，通過算法進行智能派單。人工智能派單是基於實時以及歷史數據，考慮多方交叉因素，藉助人工智能和深度卷積神經網絡實現最優匹配的派單模式。在匹配過程中，智能派單系統不僅需要考慮不同商戶、時段、出餐歷史、速度、餐盒包裝的數量等數據，還要考慮騎手定位與軌跡、騎手的負載量、騎手的配送速度和能力以及惡劣天氣的影響等信息，最後還要結合顧客期望送達的時間、訂單的金額、訂單的導航路線、訂單的重量和體積等因素。平臺系統大體上要將以上數據綜合起來，實現大規模的智能匹配和雲端智能指派，最終在毫秒級的運算速度下給外賣騎手輸出一個配送方案。與人工派單和騎手搶單階段顯著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派單將所有能由平臺系統處理的環節都最大可能地交給了平臺系統，只留下配送環節給騎手。 圖6.1（詳見電子書正文第六章）展示了平臺系統在站點終端上顯示的一個訂單從產生到送達的全部流程。平臺系統詳細記錄了每一環節的用時長短。從中可以看到，從顧客下單到商戶接單用時25秒；從商戶接單到呼單僅用時1秒；從商戶呼單到團隊接單用時0秒；從團隊接單到智能調度（騎手接單）用時7秒；從騎手接單到騎手到店用時10秒；騎手等餐、取餐用時11分鐘，最終配送用時25分鐘。前面以秒計時的環節都是通過平臺系統完成的，而真正用時比較長的部分是由騎手負責完成的。相比之下，平臺系統的效率可見一斑。而如此速度也在不斷刷新顧客的時間觀念，潛移默化地塑造着顧客對平臺速度的認識。 目前，外賣平臺公司如餓了麼、美團，都實現了類似的技術優化。這不僅極大地提升了運營效率，而且滿足了日益龐大的訂單需求和配送負荷。而爲了最大化提升騎手配送環節的效率，平臺系統在承攬了大部分環節的工作以外，還在積極協助騎手配送。比如，考慮到大部分外賣騎手對於周邊區域和環境不熟悉，平臺系統通過外賣平臺App提供智能導航地圖，可以極大提升騎手的送餐效率，避免了他們像無頭蒼蠅一樣把時間浪費在問路和尋找目標地址上；還比如平臺系統會通過外賣平臺App告知騎手訂單的預計出餐時間，這讓騎手在同時擁有很多訂單的情況下可以提前規劃取餐順序，不僅可以節省騎手時間和體力，還可以提高取餐效率；平臺系統還會根據歷史數據，在一些事故易發路段，或者檢測到騎手超速、逆行時，通過外賣平臺App提示外賣騎手注意安全。因此，平臺系統事實上承包了外賣訂單在整個流通領域內的管理。即使在騎手配送環節（外賣訂單目前必須依靠人力配送），平臺系統也不忘“竭盡所能”地提供支持以確保騎手儘快送達。 可計算性：數據、算法與模型 平臺系統的核心是基於各種數據的計算。平臺系統的可計算性涉及系統背後的數據、算法和模型。外賣平臺公司在管理和控制騎手的過程中，對於如何匹配騎手、如何計算配送時間，以及如何評估騎手的績效（跑單量、好評數、差評和投訴、出勤、累計里程、平均速度、顧客滿意度）等問題都離不開平臺系統的計算，而且這種計算能力是人的管理難以企及的。以預計送達時間爲例子，平臺系統在計算每一個騎手拿到訂單以後的送餐時間時，都要考慮大量的特徵維度和歷史數據。特徵維度指影響送餐時間的各種可能因素，而歷史數據指之前不僅在下單的同時就知道未來在什麼時間可以收到訂單，而且在此期間，騎手的行蹤變得透明，顧客對他們的行蹤瞭如指掌。除此以外，顧客還能從平臺系統中看到整個訂單的流程，因爲平臺系統對於訂單流程的各個時間節點都有詳細的記錄。在顧客下單支付1分鐘後，商家就已經接單，而在商家接單1分鐘後就有騎手接單，從顧客下訂單到商家接單再到外賣騎手接單，僅僅用時不到2分鐘。 除了平臺系統提供預計時間以外，顧客也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對送達時間提要求，即所謂的“預訂單”。預訂單要求騎手在規定時間範圍內將外賣送到顧客手中。這一時間範圍通常被限定在20分鐘。因此顧客也擁有了決定外賣送達時間的權力。預訂單雖然方便了顧客，但對於絕大多數騎手來說卻是個“燙手山芋”，和二手單一樣不被騎手所喜歡。因爲預訂單降低了騎手配送的自由度和靈活性，尤其在高峰期或訂單比較多的時候，爲了按照預定時間配送預訂單，騎手常常不得不放棄手頭的一些好單子，而餘下可以配送的訂單從送餐距離和區域上來說，也不能離預訂單太遠。正因爲預訂單降低了騎手在時空上的自由度和靈活性，所以想把預訂單轉手出去並不容易。因此拿到預定單的騎手往往選擇忍氣吞聲，自認倒黴。 不管怎樣，平臺系統提高了整個配送活動的可預測性。而可預測性不單單指作爲消費者的顧客可以預見未來某個時間可以收到訂單，同樣意味着作爲勞動者的騎手必須要在未來某個時間把訂單送到。不僅如此，如果騎手是按照平臺系統提供的智能地圖導航順序送外賣，那麼騎手在空間位置上同樣具有可預測性。 可控制性：全過程監控 外賣騎手的整個送餐過程都處在平臺系統的監控之下，而且平臺系統還會將實時情況傳送給站點和顧客。通過將騎手的智能手機接入互聯網，騎手的所有行爲都會被自動識別與記錄。可以說，這種新的監督方式能夠於任何地點實現對騎手的監督，從而將監督的時空範圍擴展到騎手的整個勞動過程。 對勞動者監督的一個主要理論來源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提出了“全景式監獄”的概念，即一個允許對個人進行徹底觀察的建築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位於圓形監獄中央的瞭望塔，通過該塔守衛可以看到每一個監舍，但是獄警自己卻不會被囚犯看見。全景式監獄是巨大的權力來源，因爲它賦予獄警實施全面監控的可能性。獄警並不需要總是出現在犯人面前，僅僅由於建築物的存在就可以起到控制囚犯的作用。因爲囚犯擔心會被獄警發現，所以他們主動停止做壞事，從而實現了囚犯的自我控制和管理，而建築物的權力也得以加強。 平臺系統彷彿就是配送服務過程中的“瞭望塔”，騎手是“囚犯”，通過瞭望塔監督囚犯的“獄警”就是顧客和站點。平臺系統藉助“天眼”（GPS定位）掌握騎手的戶外行蹤（室內可以通過基於Wifi和藍牙的地理圍欄技術捕獲騎手行蹤），並將實時監控的結果通過外賣平臺App反饋給站點和顧客。站點和顧客由此獲得了“上帝視角”，對騎手送餐進行全過程監督。 北大社會學博士成爲外賣騎手 以局內人視角，揭示數字控制之下新型的勞動過程和勞動關係 一部專業、真誠、冷靜的參與式觀察力作 沈原、佟新作序 劉愛玉、葉敬忠、周飛舟、渠敬東、王天夫、項飆、楊典、雷雅雯誠摯推薦 世紀文景 紀實&社科 相關推薦閱讀《城中城：社會學家的街頭髮現》《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靜寂工人：碼頭日與夜》

本書揭示的核心觀點即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在平臺經濟中，平臺系統及其背後的數字控制取代人的管理成爲平臺經濟勞動秩序得以形成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數以千萬計的平臺經濟勞動者在無人化監督和管理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有條不紊地工作的根本原因。數字控制體現了資本對勞動控制的強化而不是削弱，並且這種強化過程極其隱祕。因此勞動者在工作中雖有“自由”與“自主性”的感受，但這種“自由”與“自主性”很有可能會隨着平臺系統的優化和數字控制的深入最終化爲泡影。而驅動平臺經濟發展，抑或推動平臺系統及其背後的數字控制強化對勞動控制的正是來自資本的力量，資本利益驅動的極速追求便是一種證明。 25年2月財新報道：目前，我國各平臺註冊的網約配送員超過1200萬人，這些騎手的工作因爲靈活性強，流動性大，往往沒有固定的勞動關係，也享受不到完善的社會保障。2月19日，京東、美團等多家平臺相繼宣佈，將爲外賣騎手繳納社保。2月19日，京東宣佈，自2025年3月1日起，將逐步爲外賣全職騎手繳納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在內的“五險一金”，爲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同日，美團也表示，將爲全國範圍內的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預計2025年二季度開始逐步實施。 保障靈活就業者勞動權益，提高低收入羣體收入水平，預計能夠爲擴大內需做出貢獻。個人希望京東能夠攪動風雲，減少騎手內卷。

從簡單控制到技術控制，科層控制，再到現如今數字控制，資本從不會放棄和放鬆對勞動的控制。那麼，現如今某教授評價的“靈活本身是一種福利”，是否真的恰如其分？ 對於底層人民而言，靈活不等於自由。靈活只是解除了看得見的管理者，卻將勞動者置於算法或者市場的無形壓力之下。靈活是一種無奈，是一種沒有兜底，手停口停的壓迫。所謂“想幹就幹、想停就停”，是在有產者視角下的一種福利假象，本質是一種下線就沒有收入，“被迫靈活”的無奈。 而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解構了剝削的形式，滑稽之處在於，其甚至以一種自由、高福利提供者的角度得到擁躉者的愛戴。

社會學的魅力所在可能就在於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流動。除了詳實的田野調查之外，我永遠因爲人們之間的溫情而感動。讀到陳老師帶保利他們去校園洗澡，讀到騎手們日常工作的吐槽，讀到陳老師因爲被派到不好的單子給調度人員打電話，這些都讓我在嚴謹的學術之外看到了溫度，活生生的一個個人，而不是僅僅作爲客體的調研對象。研究者總是從研究對象身上受益更多，我想騎手羣體們也樂意與研究者溝通，在互動中，雙方最終都有所獲益。我感覺除了真實地去送外賣之外，作者在與人溝通交往方面也很厲害，被中關村兄弟們接納爲一員，而不是作爲外來的臨時性質的同事，這對調查應該也是很有助益的。曾經覺得技術進步是否造福人類生活，這個問題是沒有必要討論的，那時候我的答案是肯定，我認爲技術過渡期間可能會存在問題與不便利，長期來看肯定是利大於弊，現在看來我的想法太過簡單，其實有很多學者都研究過，有很多很深刻的洞見與觀點。尤其是隨着數字時代，平臺經濟下的算法，使得剝削越來越具有隱蔽性，不知道今天的勞動異化已經發展到什麼形式，何種程度了。有一天晚上接到外賣小哥的電話，告訴我他因爲被車撞了所以要晚點送達，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在自己身體受傷的情況下可能來不及關心身體，卻不得不考慮顧客潛在的差評。有一次坐網約車，司機師傅是從青海來南方打工的，跟我吐槽了一路平臺抽成，以及算法下導致一天內不能接到多個大單子，即使有乘車需求的乘客明明就在路邊打車，自己也接不到單子。在知乎上看到過一個互聯網行業從業者的答主，在看了這本書之後思考了自己所在行業的情況：“外賣小哥這些體力勞動者，被互聯網行業的腦力勞動者設計的系統所壓榨，只能不斷的提高自己的騎車速度、找捷、犧牲喫飯時間、甚至不惜違反交通規則；而互聯網行業的腦力勞動者，又何嘗不是被另外一種系統所推動着，被迫選擇996、內卷、熬夜加班、互相傾軋。”如果技術的進步帶來了更隱蔽、更徹底的剝削，那如何又能說這真正給人類帶來了進步呢？將視線從互聯網上紙醉金迷的精緻生活之外，在無數個城鄉交界地帶，在無數資源稟賦不夠優異的小縣城裏，或許也就在我們生活半徑的一公里之內，還有很多在自己的處境裏掙扎的人仍然在掙扎着，沒有被看見，期待被看見。

把這本書加上書架是當時期末考完中特理論，關於新就業羣體（外賣員、快遞員、直播網紅等）怎麼與基層治理聯繫起來，我當時看了材料中一些地區通過外賣員、快遞員的流動性，更好地去了解社區的特殊人羣，像老人、殘疾人士等等需要幫助人的情況，從而更有針對性幫扶，這樣其實省下了更多的試錯成本。但是從這本書，我看到了外賣員本身生存的矛盾性以及平臺逐漸壓縮他們空閒時間的壓迫性，那麼之前考試中關於新就業羣體與基層治理的結合就顯得十分的不合理了。因爲外賣員有時候就是被平臺的時間限制所壓迫着，緊張着，不可能放鬆繃着的弦去留意或者照顧其他羣體，因爲他們本身來到這個城市就是爲了賺錢，甚至他們工作十幾年或者更長時間，也只是這個城市的過客，我感覺外賣員在城市中得到的歸屬感是很薄弱的，所以與基層治理的聯合也是任重而道遠，不解決外賣員的生存保障和城市歸屬感，那麼這個“合理的推測”永遠只是空中樓閣，沒有實現的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政府、地區治理的“介入”，去對先要幫助他人的外賣員進行經濟補貼，然後後期再讓其能形成市場的效應，因爲我觀察到社會其實有很多留守老人，兒女不在家，他們有經濟條件而且需要照顧，那麼缺乏的是平臺經濟的介入，我覺得政府可以想投資先行，而後市場逐利再進入，我感覺只要是達成的社會效果是好的，那麼利用市場就是好的手段。 關於作者對於“好的論文”的觀點，對我也是很好的啓發。要先有理論脈絡，在根據的經驗研究發展，最後再得出結論。那我認爲在這其中，經驗研究就是很重要的一步，而經驗研究說到底就是學會提出自己的問題，對於已知的理論和所聞的現實，提出自己的問題，將其兩者聯繫起來。其實提出好的問題，那麼論文就已經解決大半了。有時候還是要大量的閱讀，只有海量的閱讀中，才能“輕鬆”地提出連接田野和理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