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雜誌 安小慶
故事爲何發生在吳桂春身上?故事爲何出現在東莞圖書館和珠三角? 這是一個幾乎稱得上完美同時又充滿耦合的故事。這又是一個不可複製的故事。它擊中了變幻時刻所有人羣的心緒和時代的情緒。或許故事只可能發生在這裏——發生在吳桂春、東莞圖書館和「世界工廠」的落腳城市之上。它只能從開放、包容、務實、溫暖的物候和土壤中長出,只能在依舊鼓呼和實踐公共價值觀的行業裏被看見。
廣東圖書館讓所有人都可以進去閱讀,還設有24小時閱讀區,甚至可以讓無家可歸的人在那裏過夜,這是我無法想象的。太厲害了!冷漠社會中的一點微光,溫暖每一個來此的愛閱讀的心。 本文以湖北農民工吳桂春在東莞圖書館的際遇爲核心,勾勒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充滿張力的生命切片。 吳桂春十七年流水線生涯與圖書館的雙重生活,既是個體對知識的倔強信仰,也折射出農民工羣體在時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與突圍。 疫情衝擊下,他被迫返鄉的抉擇與圖書館的告別信,意外成爲時代情緒的共振點——這封“情書”不僅是對公共文化空間的致敬,更是對“世界工廠”溫情底色的凝視。 作者以細膩筆觸串聯起《紅樓夢》的文學意象與打膠機的工業噪音,讓個體敘事與時代命題在東莞的市井土壤中碰撞,揭示出被高速發展遮蔽的人文溫度。這個“不可複製”的故事,恰似資本主義叢林中一簇微光,照亮了底層勞動者對尊嚴與詩意的永恆追尋。
公共圖書館免費對外開放,現在某些地方都還沒有實行,進圖書館讀書一向是有巨大門檻的。 在公共圖書館向社會公衆免費推行前,獲取書籍的方式是自行購買和在學校的圖書館借。我國學校圖書館的設置,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大規模推開了,可是大部分九零後縣中孩子沒有在學校借過書,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管理問題。 我讀小學在鄉中心小學,有圖書室,管理員是副校長,但是從來沒有打開過,透過玻璃窗能看見不多的書整齊躺在書架上,爲什麼從來不讓孩子們看呢?因爲怕書籍損傷,而且出借和歸還會帶來對書架的整理,那些書一直靜靜的躺在書架上,直到學校翻修擴建時統一銷燬,這些書沒有任何一本被學生借閱過。初中在鎮上讀,也有一個圖書室,更大,圖書也更多,圖書室每週四開放半天,要借書的學生需要排隊,學生沒有多少休息時間,很多時候排隊還沒輪到上課鈴就響了,而且需要押金,這些門檻也制約了學生借閱圖書的熱情。高中就讀一中,又遇見汶川大地震,高中圖書館被震塌了,一直到畢業圖書館都沒建好,自然沒有書可借。 能不能讀到書,學校和老師根本不在乎,老師在乎的是她們的子女是否能讀到,甚至有一些老師故意不讓普通學生讀到,這樣人爲製造差距,自己的孩子在班級裏就能保持一種領先的地位。我們那時候對學校的定位是習字、做題和考高分,但是沒有教育功能。包括家長對學校的認知也如此,能考高分,學校就盡職盡責,考不了高分,學校就失職。 時代發展,突然之間,學校圖書館遍地開花,不止要設置,還得改造,不止要改造,還得建的舒適。突然之間,孩子閱讀成了大事,就是讓你讀,讀什麼他們並不關心,2024年我去就讀過的小學,翻看書架上的圖書,是不知名作者寫的無趣童話和母豬產後護理、嫁接技術等書,然後老師還感慨,現在的學生不喜歡閱讀。 公共圖書館更是重災區,大量的書都是出版社和管理人員勾兌的結果,就是業內公認的好書,大部分也屬於印刷粗糙。因此,公共圖書館雖然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但是在人民的文化服務中一直處於很邊緣的位置,長期得不到關注。然後一個熱點曝光,很多相關的不相關的人員都在講自己的經驗,講經驗最少的反而是樸素的吳桂春。近些年來,體制內的領導特別愛蹭熱點。蹭到最後,蹭的面目可憎。 對普通人來說,閱讀是自我提升最經濟的辦法,報班上課要花錢,出門長見識,要花錢花時間,只有閱讀是那個性價比相對更高的選擇,但是閱讀對人本身的要求則更高,首先要愛閱讀,其次還要有一定的閒暇時間,這兩個條件其實很奢侈。 1992年我出生,在帶我時,我父親抱着我,點着煤油燈讀三國演義。後來,爲了掙錢他再也沒讀過書。人被環境深切的影響着,猶如漂浮不定的蒲公英,被吹進礦坑,就要努力調整生長姿態,適應礦坑的環境,落在糞堆,就得適應糞堆的生態。所有蒲公英在起飛前都憧憬能紮根在陽光雨露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但是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每一棵蒲公英有自己的命運。
摘錄:故事爲何發生在吳桂春身上?故事爲何出現在東莞圖書館和珠三角? 這是一個幾乎稱得上完美同時又充滿耦合的故事。這又是一個不可複製的故事。它擊中了變幻時刻所有人羣的心緒和時代的情緒。或許故事只可能發生在這裏——發生在吳桂春、東莞圖書館和「世界工廠」的落腳城市之上。它只能從開放、包容、務實、溫暖的物候和土壤中長出,只能在依舊鼓呼和實踐公共價值觀的行業裏被看見。
《葬花詞、打膠機與情書》以真實人物吳桂春的經歷爲核心,融合紀實與散文筆法,講述了一個獨特的故事。 吳桂春是來自湖北孝感的農民工,十七年間在東莞這座“世界工廠”務工。他嗜書如命,常年流連東莞圖書館,在流水線的機械勞作與書架間的精神漫遊中,過着獨特的“雙重生活”。 2020年疫情後,吳桂春退圖書證時留下一段留言:“我來東莞十七年,其中來圖書館看書有十二年……書能明理,對人百益無一害的唯書也。”這段文字被館方拍下傳至網絡後迅速刷屏,他也因此被稱作“最懂《紅樓夢》的農民工”。 中美貿易戰與疫情的雙重衝擊下,製造業遭遇震盪,吳桂春被迫在家鄉滯留數月。年後重返東莞時,不少工友已面臨失業。他一邊奔波尋找新工作,一邊堅持閱讀,背誦《葬花詞》等經典篇章,用知識與文學的力量支撐着對生活的希望。 作品中,“葬花詞”隱喻着個體命運的飄零與內在的自尊,“打膠機”象徵着流水線工作的機械與重複,“情書”則承載着人與人之間跨越階層、生死與時空的共情。作者借吳桂春的經歷,既展現了外來農民工在現代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與堅守的尊嚴,也折射出公共圖書館這一開放空間賦予人們的精神自由。 全書以一段“留言”引發的關注爲線索,串聯起個人成長、產業升級與城市包容等多重議題:在製造業式微與疫情衝擊的背景下,一位農民工仍憑藉閱讀守護着自我;而一座城市對知識與公共價值的堅守,更讓這段故事“幾乎稱得上完美,又難以複製”。
《葬花詞、打膠機與情書》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外來務工者吳桂春與東莞圖書館的十七年羈絆。書中既呈現他在燈塔般的圖書館裏汲取知識、抵禦孤獨的日常,也折射出公共圖書館自誕生之初服務產業工人的使命與榮光。 當疫情席捲、工廠停擺,他寫下那封“永不忘你”的留言,瞬間點燃了千萬人對公共文化空間的共鳴,證明圖書館依舊是城市對普通人敞開的懷抱。作品借這一平凡卻動人的故事,映照出現代圖書館不僅是知識倉庫,更是包容、賦能與情感療愈的社會公共客廳。
都說閱讀是人生避難所,圖書館則是現實版的避難所! 能背葬花詞、讀4遍紅樓夢的吳春芳,沒有努力去挽留離他而去的女人,東莞圖書館卻爲挽留他而努力奔走,這是因爲他不爲女人寫情書,卻爲圖書館寫情書!
三個非常典型的切面,葬花詞是沉醉書中的理想生活,打膠機是每日辛勞的世俗生活,情書則展開了對公共圖書館存在意義的思考。作爲同樣的愛書之人,吳桂春對書籍的推崇態度令我佩服,館長李東來對讀者的關懷、前瞻性的理念更是深深打動我。
工廠流水線的煙火,與詩詞書信的浪漫在此溫柔碰撞。《人物》細膩筆觸,寫下珠三角打工者的詩意與堅守,個體微光錨定時代底色,平凡人生裏,照樣長出滾燙的精神山河。
嶺南這片熱土,像一位慈祥的母親,用她溫暖的懷抱接納着每一個懷揣夢想的遊子。 東莞圖書館"休閒、交互、求知"的理念,讓每個求知者都能在這裏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落。白髮老者與年輕學子比鄰而坐,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共享知識的芬芳,這裏沒有身份的界限,只有思想的碰撞與智慧的交流。 深圳那句"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溫暖宣言,更是讓無數異鄉人找到了心靈的歸宿。清晨的地鐵裏,你能聽到各地方言四處響起;夜晚的寫字樓,亮着來自五湖四海的追夢人的燈光。這座城市用包容消弭了地域的隔閡,用開放打破了文化的藩籬。 嶺南的包容,不僅體現在這些具象的場所和宣言中,更融入在每一條街道、每一個社區的生活細節裏。大排檔裏,湖南的辣、四川的麻與廣東的鮮和諧共處;創業園區裏,海歸的創意與本土的智慧激情碰撞。這裏的人們相信,每一個夢想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努力都應當被看見。 正是這份難能可貴的包容,讓嶺南成爲夢想的孵化器。無數年輕人在這裏找到了人生方向,許多創業者在這裏實現了事業理想。嶺南用她特有的溫情告訴世人:這裏不僅是一片發展的熱土,更是一個讓心靈安放的家園。
說實話在有一段時間裏我並不是很理解,每個城市爲什麼要花費這麼多的財政預算去修建一座圖書館。他除了建安成本之外,還需要比較高的運營成本。 因爲現在買書的成本並不算太高對而且電子閱讀也很方便,站在我個人的角度理解,現在圖書館已經不大像是剛需了。 但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我有了新的想法。我覺得他不能光算經濟賬。 我有點說不清這是什麼,是以人爲本,還是文化,還是包容。 但我覺得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