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25:結構築底與化危爲機(讀懂中國經濟結構,解鎖化危爲機路徑)

海南封關 海南自由貿易港全島封關運作，是我國新時代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性舉措。其深遠意圖不僅在於建立一個“海關監管特殊區域”，更旨在通過制度集成創新，爲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探索路徑。 在這一宏大布局中，海南的戰略角色具有多重性：對外，它通過規則變革對傳統航運樞紐新加坡產生結構性分流；對內，它與香港、深圳等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形成深度互補與協同。這兩大效應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了國家在南部沿海構建高水平開放“雙引擎”的戰略棋局，其核心驅動力是一場系統的產業升級與供應鏈升級。 一、核心戰略意圖：更高維度的制度型開放 從國家戰略層面看，海南封關承載着多重使命：其角色定位是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地緣目標是打造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開放門戶；功能定位則是成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交匯點。這一定位決定了其戰略意圖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一）對國際：推動規則對接與融入區域經濟 在國際層面，海南的核心戰略意圖體現在三個方面： 1. 主動深度融入區域經濟：發揮連接中國大市場與RCEP（尤其是東盟）大市場的戰略樞紐作用，利用“零關稅”政策與RCEP區域協定的疊加效應，深化區域產業鏈合作。 2. 引領高標準規則對接：作爲中國製度型開放的“壓力測試區”，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如CPTPP、DEPA），在數據跨境流動、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業開放等敏感領域先行先試，爲我國參與乃至引領未來國際規則制定積累實踐經驗。 3. 以開放姿態分享市場機遇：通過單邊自主開放，吸引全球優質生產要素集聚，讓各國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中國市場，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二）對國內：深化改革、培育新引擎與強化區域聯動 在國內層面，其戰略意圖聚焦於： 1. 構建最高水平開放形態：通過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 的全新海關監管制度，在國內打造一個開放程度最高的經濟功能區，爲全國範圍的改革開放探路試水。 2. 服務新發展格局構建：目標是將其打造爲 “兩個總部基地” ——即國內企業面向東盟市場的出海總部，以及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區域總部，從而高效鏈接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 3. 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系統性升級：通過“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等特殊政策，系統性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吸引高端產業集聚，推動旅遊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熱帶特色高效農業等主導產業升級，培育新質生產力。 更深層次地看，海南封關驅動的是一場系統的產業升級與供應鏈升級。其目標不僅是吸引企業落戶，更是通過“零關稅、低稅率”和“加工增值”等政策，引導企業將研發、設計、高端製造、檢測維修等高附加值環節佈局在海南，推動產業鏈從簡單的加工貿易向技術、知識密集型攀升。 同時，通過構建“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新型海關監管模式，海南旨在打造一個安全、高效、彈性且深度融入全球的供應鏈核心節點，這既是對中國自身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升級，也是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動適應與塑造。 4. 強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聯動：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聯動發展被置於關鍵位置。兩者的關係是 “互補性遠遠大於競爭性” 。大灣區（尤其是深圳）擁有強大的產業基礎、科創能力和市場網絡，而海南擁有獨特的開放政策優勢。兩者的結合旨在共同構成中國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戰略支點，實現“雙向成就”：大灣區可藉助海南的政策進行產業延伸與升級，而海南則可依託大灣區的產業體系和市場實現自身政策的“價值轉化”。 二、關鍵制度設計：“放得開、管得住”的監管體系 爲實現上述戰略意圖，海南封關建立了一套精巧的制度體系，核心是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 “一線放開”（海南與境外之間）：貨物進出高度自由。封關後，“零關稅”商品清單從約1900個稅目大幅擴大至約6600個，覆蓋率從21%躍升至74%。此外，對部分舊機電產品取消了進口許可證管理，並試點更高水平的保稅維修等業務。 “二線管住”（海南與內地之間）：對從海南進入內地的特定貨物（主要是享受自貿港政策的貨物，如“零關稅”貨物、加工增值免關稅貨物等）進行必要監管，確保自貿港的特殊政策不影響內地市場秩序和產業安全，實現 “風險可控” 。人員往來不受影響。 “島內自由”（海南島內）：享受“零關稅”政策的貨物可在符合條件的企業間自由流通。尤其重要的是 “加工增值超30%” 政策，即貨物在海南加工後，若增值超過30%，即可免關稅進入內地市場，這極大地促進了島內產業鏈的構建和集聚，也是其產生分流與互補效應的政策基石。 三、對外效應：對新加坡港的分流——結構性的規則革新與洋浦港的雙向樞紐角色 海南封關對新加坡港的影響，並非簡單的貨量“替代”，而是源於其新規則對傳統貿易物流模式的結構性變革，其核心是從“地理中轉”模式向 “港口+產業增值” 模式的根本性轉變。 在這一過程中，洋浦港作爲海南自貿港的先行區與核心航運樞紐，其角色尤爲關鍵。它的定位遠不止於一個區域性港口，而是致力於成爲同時深度服務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高效組織雙向物流的“戰略支點”。 一方面，它通過加工增值政策吸引國際原料、組件在此匯聚、加工，以滿足中國內地市場的需求（“國際-海南-內地”）；另一方面，它也服務於內地企業利用海南的政策與航運網絡，將製成品便捷地分銷至全球，特別是東盟市場（“內地-海南-國際”）。這種 “兼顧兩頭、雙向循環” 的功能，使洋浦港超越了傳統中轉港的範疇，成爲一個能夠優化全球供應鏈佈局、提升區域產業鏈韌性的綜合性運營平臺。 （一）分流邏輯：從“通道”到“樞紐”的質變 1. 傳統模式（新加坡）：新加坡港的核心優勢在於依託馬六甲海峽的戰略位置，提供全球最高效的貨物中轉、分撥與拼箱服務，本質上是 “地理區位套利”。 2. 新興模式（海南）：海南（以洋浦港爲代表）的核心吸引力在於 “加工增值免關稅” 政策。這促使貨物從“途經中轉”變爲 “進駐加工” ，使海南從物流“通道”升級爲 “區域生產加工中心”和價值創造樞紐。 （二）分流的具體表現與影響維度 1. 主要分流對象：影響最直接的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部分貨流，特別是那些對時效敏感、或適合在海南進行加工增值後進入中國的貨物，例如熱帶農產品、棕櫚油、橡膠、特定工業原材料等。 2. 關鍵競爭力對比： 航程與顯性成本：從澳洲或東盟北部直航海南，相比經停新加坡再北上中國，可縮短約2000公里航程，直接節省燃油與時間成本。海南的保稅船用燃油價格較新加坡低約8%，形成了顯著的成本優勢。 稅收與營商成本：海南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低於新加坡的17%，疊加“零關稅”政策，綜合稅負競爭力強。 通關與運營效率：海南推行極簡審批，船舶登記最快24小時完成，貨物電子報關約1小時，行政效率具有競爭力。 根本政策驅動力：“加工增值超30%免關稅” 是改變企業區位決策的根本規則。它激勵企業將加工、製造等增值環節從東南亞乃至其他地區遷移至海南。 3. 新加坡的回應與互動關係：面對新的競爭態勢，新加坡港務集團已與海南方面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在加密航線、提升運營效率等方面開展協作。同時，市場競爭已促使新加坡的中轉服務費有所調整（有報道稱曾下調約18%）。這反映出雙方 “競爭與合作並存” 的複雜動態關係。 四、對內效應：與香港、深圳的深度互補——構建開放“雙引擎” 與對新加坡產生的分流競爭效應不同，海南與香港、深圳的關係核心是優勢互補與協同共生，旨在共同提升中國整體對外開放能級，並在產業升級與供應鏈重構中形成合力。 （一）與香港：成熟自貿港與新生自貿港的“超級合作” 香港是高度成熟的國際自貿港和金融中心，而海南是正在建設中的全球最大自貿港，兩者定位差異鮮明，形成了“全球資源配置平臺”與“制度創新和市場拓展載體”的互補關係。 產業聯動模式：已形成清晰的 “香港研發、海南轉化、大灣區製造” 或 “香港接單、海南生產、全球銷售” 的跨境產業鏈構想。例如，香港強大的基礎科研和生物醫藥研發能力，可與海南的臨牀試驗便利政策、加工增值政策結合，推動創新藥在海南實現產業化。 規則與標準對接：海南封關後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亟需借鑑香港成熟的普通法體系、國際仲裁機制以及金融、專業服務領域的國際標準。雙方已在探索法律銜接、標準互認、數據跨境流動等關鍵領域的合作，這將極大提升海南的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金融與專業服務：香港可爲海南提供離岸貿易結算、綠色金融、跨境資產管理等高端服務，並幫助海南企業利用香港資本市場。同時，香港的法律、會計、諮詢等專業服務業進入海南，將直接提升當地現代服務業能級。 （二）與深圳：製造業與科創中心同開放試驗田的“相向而行” 深圳作爲全球重要的製造業與科技創新中心，與海南的互補效應更爲直接和具體。 產業協同與轉化：深圳的許多科技創新成果需要產業化落地和對外開放的窗口。海南的“零關稅、低稅率”和加工增值政策，爲“深圳研發/製造+海南加工/增值+全球銷售”的模式提供了完美場景。例如，廣東的化妝品企業已將原料運至海南加工增值後銷往東南亞。 物流與通道一體化：兩地海關已開展創新合作，例如推動“海口-深圳跨關區保稅LNG加註”業務常態化，並創新“並行港”物流模式。該模式通過優化深圳港、海口港和湛江港之間的航線與貨源配置，旨在實現“多港如一港”，大幅提升運營效率，這是基礎設施與物流規則“軟聯通”的典範。 園區共建與機制複製：位於海口國家高新區的“廣東海南先進製造業合作產業園”，是兩地產業協同的物理載體。深圳及廣東其他城市的企業組團入駐，園區還複製了廣東“極簡審批”等改革經驗，實現了“政策優勢+產業優勢”的深度融合。 五、分流與互補背後的深層戰略意圖 對新加坡港產生的分流現象，及與港深的深度互補，其背後是海南封關更深層次的國家戰略考量： 1. 重塑區域價值鏈與產業鏈：根本目標是通過政策引導，吸引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的加工、製造、組裝等核心環節向海南集聚。使中國從區域“通道經濟”的參與者，轉變爲 “區域價值鏈的組織者和提升者” 。洋浦港作爲雙向樞紐，正是這一戰略落地的關鍵物理支點。 2. 增強供應鏈韌性與安全：分流部分貨物經海南進入中國，實質是爲中國連接亞太的國際貿易通道構建一個戰略性的“備份路徑”和“冗餘系統”，降低對馬六甲海峽這一單一咽喉要道的過度依賴；同時，通過與粵港澳大灣區構建深度融合的產業鏈，提升國家經濟安全與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3. 開展國際規則的壓力測試：海南是對接未來國際經貿規則的“試驗場”。與新加坡等國際樞紐的互動與競爭，本身就是測試中國製度型開放成果、查找差距、不斷完善的過程。 4. 推動產業與供應鏈系統性升級：封關政策旨在驅動產業升級與供應鏈升級同步進行。通過吸引高端要素和優化物流組織（以洋浦港爲代表），推動區域產業鏈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並構建更具彈性、效率和競爭力的現代供應鏈體系。 5. 構建南北呼應的開放體系：通過海南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聯動，國家旨在構建一個南有“大灣區-海南”開放雙引擎，東有長三角，北有京津冀的全面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海南與香港、深圳的互補，是內部循環與外部循環在南部中國的戰略銜接，共同服務於“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六、未來展望：亞太新三角與內部雙樞紐格局 綜合來看，未來的亞太區域經濟與物流版圖將呈現一個多層次的動態格局： 對外“亞太新三角”：在新加坡（全球樞紐）、海南（區域產業與供應鏈樞紐）、香港（全球金融與專業服務樞紐） 之間，將形成一種基於新分工的、競爭與合作並存的三角關係。新加坡保留其全球網絡優勢，海南依託洋浦港等樞紐聚焦中國-東盟價值鏈整合與雙向物流組織，香港則強化其超級聯繫人角色。 對內“雙港雙城聯動”：在中國內部，香港-海南作爲“雙自貿港”，深圳-海南作爲“科創產業-開放政策”CP，將形成深度綁定的命運共同體，並通過產業與供應鏈的升級聯動，共同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 總而言之，海南封關的深遠戰略意圖，是以最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爲引擎，驅動系統的產業與供應鏈升級，對內聯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家開放“雙引擎”，對外重塑亞太區域價值鏈並保障經濟安全。洋浦港作爲兼顧國內國際兩大市場的雙向物流樞紐，是這一戰略的核心承載者。 其對新加坡港的分流效應，以及與香港、深圳的互補效應，是這一宏大戰略一體兩面的具體映射。這是一場由規則革新驅動的結構性變革，它通過改變區域內的價值創造、分配與流動邏輯，最終將重塑整個亞太地區乃至中國內部的經濟與貿易地圖，爲中國在新時代的全球競爭中奠定關鍵基石。

🌸撬動消費的關鍵還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佔GDP比重——既增加多數人的收入，又改變蛋糕的分配方式，解決當前多數人的後顧之憂，才能真正刺激消費，實現國內消費內循環的良性發展。 🌸從經濟預判分化到世界經濟的“分裂”，當下形勢複雜程度可謂前所未有。各主要經濟體救經濟“有心無力”，世界經濟長期處於探底狀態。其中，市場週期、反市場化、再市場化、科技革命四個維度構成了判斷經濟發展趨勢的基本座標。而逆全球化大潮、地緣衝突、國家權力更替等八大變量則成爲支撐世界經濟結構探底的主軸。未來激活世界貿易增長的邏輯或許還是“大亂方能大治”。 🌸俄烏衝突爆發前夕，俄羅斯幾乎已經走入戰略困局：經濟上，寡頭向西方提供俄羅斯廉價能源，西方通過寡頭向俄羅斯提供工業裝備、大宗商品、奢侈品，資源與財富集中在寡頭手裏和西方搞外循環，創造就業和財富；地緣上，北約在歐洲通過先後五輪東擴，已經將自身覆蓋範圍拓展到波羅的海三國等蘇聯加盟國，兵鋒抵到俄羅斯的“胸口”。 🌸美歐主導的對俄製裁，反而一定程度上又促使陷入“能源陷阱”的俄羅斯資本流向製造業，讓俄羅斯“越打GDP越高”，這反而是普京的“意外之喜”。 🌸中國的債券也將成爲國際資本投資的主要對象，爲用國際資本“化債”創造了條件。總之，大國紅利的精髓是用更大的視角、更大的戰略發現更大的空間來解決國內的困難。 🌸2025年是中國週期性問題築底在望的一年。畢竟，從貨幣政策邊際效用遞減，到房地產、地方債等政策不斷調整優化但效果有限，種種跡象表明，2024年築底的底色開始顯現。 🌸變局時代，應對中國經濟難題的關鍵是從週期性調整轉向結構性變革，而這難以一蹴而就。當下也只是打破了舊格局，卻還沒有形成新秩序。這也就命定了，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還將持續存在。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正處在承前啓後、爬坡過坎的關鍵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3%—5%的中低速增長，同時也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增速不像以前那麼高，但結構優化、動能轉換以及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壯大，給了中國經濟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間。 🌸把握精兵簡政的歷史機緣。當財政收入負增長、各種債務劇增、行政辦公經費銳減時，實質性的改革條件就成熟了，倒逼體制改革也水到渠成。道理很簡單，財政供給喫力時，較爲合適的辦法就是動重新分配的腦筋。 🌸瑞幸成功的祕訣在於，它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內變革，在低迷的外部形勢中以低價、新品、品牌聯名、明星代言等爲抓手，不斷創新與突破。 🌸在零工經濟下，退休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停止工作”和“開始休閒”，而是工作與休閒混合的延續，是一種更加流暢甚至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 🌸解決就業問題，不僅能以零工經濟化解失業危機，在此過程中，還能將青年羣體思想轉化的風潮與構築新質生產力相結合，挖掘更多的就業空間。 🌸一言以蔽之，零工經濟和社會經濟將有的放矢，填補國家經濟與市場經濟難以填補的溝壑，因而既是普惠的，又兼具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還代表着引領性、創新性的思想突破。中國經濟制度由於內置着社會經濟的底蘊，更有可能率先利用社會經濟化解失業危機。 🌸感恩遇見

一本解析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形勢的書，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地緣衝突頻發、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背景下，本書以其特有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爲我們揭示了國內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世界經濟正處於兩個繁榮期之間的過渡期，上一輪繁榮的動能已顯著衰退。 中國經濟亦面臨結構性脆弱，但通過調整經濟結構、順應科技文明、切換髮展動能，中國有望在經濟結構性築底中化危爲機。

進階思維（2025/117） 國際形勢在人爲因素的加持下，越發劍走偏鋒。2025年將是科技躍遷與行業重塑的分水嶺，新能源、人形機器人、6G、腦機接口、芯片與AI。 我們對未來總有太多的期許，無處不在的摩爾定律。 世界態勢與中國方向在新科技的賽道中開始並行。2025年2月的民營企業座談會再釋放市場信息，金融行業緩過一口氣。 在外，美國有意反市場化，卻忽視了市場經濟內在邏輯。干預之手已經頻繁打破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其內部硅谷由AI新技術市場化釋放出的經濟價值大爆發，競爭也越發白熱化。 DeepSeek於‌2025年1月‌的開源引發美國資本市場連鎖反應，2025年1月27日美股交易時段，電力巨頭Vistra Corp股價下跌21%，英偉達單日市值蒸發5890億美元，創下美國上市公司單日市值損失的紀錄。 AI進入科技文明主戰場，“技術-市場-政治”，一個全新的時代在蝶變。 中國經濟結構性築底：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深化制度改革 作爲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外貿、投資、消費，中國外貿格局演化：出口夥伴在變、出口產品在變、地區結導構和企業類型結構優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擾動因子也要遵循長期規律，利益爲向，資金絕對理性。 >>中國從計劃經濟“半道”拐彎到市場經濟，還處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向來玩的是“政府+市場”的“二人轉” 。 以政府引導與市場活力結合爲核心的混合模式，與西方的‘純’自由市場經濟不同，（西方認爲‘政府幹預’與‘市場效率’是對立的），而中國模式，政府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引導者，既不是計劃經濟中的全能政府，也不是西方的‘最小政府’。這便是作者此處所說的 “政府+市場”的“二人轉。 >>20世紀90年代四大行的不良資產率一度高達20.4%，幾近將國有銀行系統推向破產邊緣。周小川曾披露，後來剝離的壞賬有50%是各級政府行政干預導致，30%是爲支持國有企業，剩下的20%纔是銀行自身經營造成的。 中國股份制改革，不良資產實行‘壞賬捆綁+打包處置’，配合財務重組、注資、引入戰略投資 股改和上市，一系列組合拳化解了四大國有銀行的系統性風險。 黃奇帆《結構性改革》書中有詳細論述，是以時間換空間的結構性改革。 ■ 超級國債與地方化債 忽略了“債”的基本屬性（償還本質和經濟週期的約束），寅喫卯糧等房地產經濟開始收縮，地方財政的現金流“造血”能力下降，此前依賴土地財政和基建形成的內債（如城投債、專項債）失去支撐，表內的平衡被打破，債的壓力讓地方不堪重負。 而地方化債能力各有不同，關鍵看債務規模是否在經濟承載力範圍內、是否有配套的風險緩釋措施。相比外債，政府確實有更強的調節工具（如債務置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引導金融機構展期等）。 若內債投向能產生長期收益的項目（如產業升級、民生基建），可通過未來經濟增長覆蓋債務。但如果債務多與房地產綁定、投向低效領域，纔會在行業收縮時集中暴露風險，也就是“忽略債的基本屬性、寅喫卯糧”即問題根源是對債務屬性和風險的漠視。這也是爲何有的地方壓力可控，有的地方不堪重負。 地方的賬要地方平，地方的項目投資需要結合當地的綜合資源考量，‘抄作業’的時代已然過去，要引導做到經濟活水在宏觀環境的判斷下，要敢爲人先，眼光要準，對債要有清醒的認知。爲宏大目標而舉債經營的多關注中長期能否實現投入產出、閉環式的還貸，而非短期運營中的GDP。 >>信用貨幣時代一個以內債爲主的政府，能把槓桿撐到何種程度，並沒有理論上的天花板。 這句話適用現行所有幣別。 >>央行先喊話警示，後公告借入國債，再臨時逆回購，以連環招壓制債市“高燒”，同時穩住人民幣匯率。因爲國外頭號擾動因素就是美聯儲是否降息。不管美國金融是擴表還是縮表，都將直接影響世界的匯市、債市。 美元加息他國的資金就會流向美國市場，導致其他國家的匯率下跌（貨幣貶值，美元升值），債券市場下跌。另，爲了留住資本、緩解匯率貶值壓力，他國可能被迫跟隨加息（或至少不能降息），而利率上行本身就會直接導致存量債券價格下跌（新債收益率更高，舊債吸引力下降，價格必然下跌）。 梳理一下：美元加息→資金流向美國→他國匯率下跌、債市下跌，是美元週期影響全球市場的核心傳導鏈。 另外，“利差倒逼本地利率調整”後，能更完整解釋債市下跌的雙重壓力，也進一步印證了原文中“美聯儲政策是國外頭號擾動因素”，（上下文結合）“央行需連環出招穩債市、穩匯率”的必要性：因爲央行的逆回購、借入國債等操作，本質就是通過調節市場流動性、引導利率，對沖資本外流和債市下跌壓力，同時緩解匯率貶值預期。 金融無限，是吹出來的資產泡沫。量化寬鬆也需要警惕的流動性陷阱。 ■ 樓市迴歸市場與兵分兩路，樓市迎來結構性演化： 第一，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 第二，城市間的結構性分化 第三，一手房與二手房之間的結構性錯位。（第三存在套利空間） ■ 招商變天與園區謀變 招回來的，還不自己育出來的。科技招商與傳統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更注重“引智” 。搭配是產業鏈升級，向科技創新領域發展。全產業鏈發展，龍頭帶動地方經濟。 >>產業規劃須立足已有的產業基底以及未來發展潛力。 股權投資，而非債權投資。深度參入治理，引導產業佈局，推動產業鏈集聚，財政作用優化稅基，帶動產業鏈發展。 現實案列就是合肥模式之蔚來。現在蔚來的表內虧損是有形的，表外帶動地方經濟活力是無形且長遠的。 東部園區“無地可用”的核心矛盾是政策與市場的錯配。 ■ 自由市場，並不自由。我們國門打開隨時歡迎到一個成熟的全產業鏈製造國，而面對終端消費市場的打壓，果鏈外遷，是開始，不是結束。既然能全部遷到印度去？爲什麼不把IPHONE17的廣告也都多多投放到印度市場去？踩完一腳，再笑嘻嘻的賣產品給你。（所以要支持國貨） 當地時間9月4日，庫克在白宮被特朗普‘點名’到，未來四年蘋果將向美國公司和供應商投入6000億美元。 ■ 新大陸與新機緣 >>當不斷積聚的風險打破全球地緣、經貿、產業平衡，中國企業爲海外經營重新謀篇佈局就變得尤爲緊迫，如何平衡當地企業和中國企業的利益，如何根據當地政策變化及時調整企業經營策略，如何實現共贏變得更加重要。 在細微變化中敏銳的捕捉到對方佈局的意圖，把危機扼殺在搖籃中。比如李嘉誠出售港口。 “中美貿易差異定位說”回到外貿的“純真年代”？ 只能以強止戰。在國際關係中並沒有退一步海闊天空之說，尚武精神是一定要有的，有追求和平的心，但也不懼一戰。 告訴世界阿爾斯通的案列會有另一種結局。（法國政府當年不給力） >>摩根士丹利在《中國消費2030展望》報告中預計，下一個十年，中國消費市場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服務類消費將超過實物類消費，其預計服務類消費的佔比將從當前的45%提升至52%，年化增長率爲9.2%，超過同期實物類消費6.7%的增長率。 經濟總量增加，儲蓄存款增加，拉動消費讓市場活絡，從服務消費開始，實現升級。 簡單來說，花錢就好了，大家別存了。人始終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的各項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最原始動力。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一臺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經濟活動以人爲中心，需求、供給、生產、消費。 >>中國有14億人，就相當於有14億臺發動機。 完 2025.09.20

探尋中國經濟新密碼——讀《中國經濟2025》有感 在經濟發展浪潮風雲變幻的當下，《中國經濟2025》宛如一把鑰匙，爲我們開啓了洞察中國經濟走向的大門，讓我對當下經濟發展態勢有了更爲深刻、全面的認知，收穫頗豐。 這本書以獨特視角深入剖析中國經濟，從宏觀層面看，它精準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脈絡。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格局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便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依然展現出強大韌性。就拿2024年來說，全年經濟運行雖有起伏，但在中央一攬子增量政策推動下，經濟運行出現積極變化，樓市和股市趨於活躍，市場預期明顯改善，主要經濟指標回升向好 ，預計全年經濟增長5%左右，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30%，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和穩定之錨。這背後彰顯的是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龐大的經濟體量、廣闊的市場容量以及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支撐着國內大循環穩定運行。 新質生產力的崛起是書中的一大亮點，也讓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澎湃新動能。近年來，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科技創新成果頻出，我國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5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升至第11位。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程中，高技術產業增勢良好，傳統產業也在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上穩步邁進。綠色低碳轉型更是成果斐然，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超過12億千瓦，提前6年兌現國際承諾，我國還成爲全球首個新能源汽車年產量超過1000萬輛的國家。這些成就絕非偶然，是長期主義的勝利，是科研人員“一天當作兩天用”拼出來、“一滴汗水摔八瓣”幹出來的。就像許多新興企業，前身是傳統企業，在不斷創新中實現轉型升級，傳統產業的深厚底蘊爲創新提供了土壤，而創新又爲傳統產業賦予新活力，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中國經濟向新而行。 改革與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雙翼，書中對改革開放的闡述讓我感觸良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30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有序推進，從延遲退休改革到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從國企改革到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加快，改革的步伐堅定有力。在開放方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紮實推進，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10萬列，外貿出口展現強大韌性，實施單方面免籤等主動開放措施，外國人來華經商旅遊明顯增多。開放不僅讓中國經濟融入世界，也讓世界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當然，書中也不迴避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羣衆就業增收壓力以及重點領域風險隱患等問題依然存在。但我們擁有堅實的基礎、衆多的優勢、強大的韌性和巨大的潛能，只要正視困難，堅定信心，精準施策，定能把挑戰轉化爲發展機遇。 讀完這本書，我深刻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之路雖有坎坷，但前景光明。它需要我們每個人立足本職，爲經濟發展添磚加瓦，也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攜手共進，在科技創新中突破，在深化改革中前行，在擴大開放中擁抱世界。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中國經濟必將在高質量發展道路上越走越遠，創造更多輝煌。

底【2025 75】 從2018年起，王德培系列第7冊（僅限於我讀過的），一年一冊，像羅振宇的《時間的朋友》，如約而至，默默陪伴。 主題是築底，加個定語就是結構性築底，築底有前提，就是經濟下滑期，或者好聽一點，叫增速緩慢，下滑也不是無腦唱衰，要面對現實，在我印象中老百姓口袋裏最充實日子過得最有底氣的時期是在10年前，但客觀規律就是撐到了就要緩一緩，按照王德培的說法，目前正處於兩個繁榮期之間的過渡期，舊基建和房地產靠不住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便需要新的動能，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全力搶佔人工智能、數字化轉型等科技紅利與數智高地。 深化改革提了很多年，也確實在很多領域取得了卓越成效，例如國企改制與提升，科技和產業創新，營商環境，生態環境質量以及衛生教育等方面，都有一些進步，但是否可以再深一點——那種解剖、探底的深，在破與立的動態失衡中，尋找新的穩態，新的供需關係是什麼，新的增長點在哪裏，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應對，這都是築底的實質意義。 衆所周知，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等“新三樣”增長迅猛，但其總體經濟規模與傳統房地產及其產業鏈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如何進一步開發海外市場，讓技術成果走出去，換回實惠反哺國內市場，在衆多經濟學者眼中，是一個最立竿見影的方法。 最深的“底”構築得有多堅實，將最終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能走多遠、攀多高，我們需要更主動的實踐，而這些實踐往往體現在具體的矛盾、博弈與陣痛之中，它不可能是平滑的，但美好一定是可預見的。

【贈書福利】✨ 6.18-7.18期間，閱讀、評論本書，並點贊本條小獅子評論的讀者粉絲，將有3人獲得藍獅子圖書免費贈送的《中國經濟2025》1本，開獎時間爲7.20日，歡迎大家多多參與哦！ 🌤《中國經濟2025：結構築底與化危爲機》是一本極具前瞻性的經濟分析著作，它跳脫出短期的市場波動，直指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問題與未來機遇。書中提出的“結構築底”理論令人深思——作者認爲，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轉型，而這一過程的核心不是簡單的刺激政策，而是產業升級、消費驅動和科技創新的系統性突破。 最讓人觸動的是書中對“化危爲機”的辯證分析。作者以新能源、半導體、生物醫藥等戰略性行業爲例，指出外部壓力反而可能加速國產替代和自主創新。例如，近年來中國在電動車、光伏等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正是這種“倒逼式創新”的生動體現。書中還強調，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非單純依賴資本和勞動力投入。 讀完這本書，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或許不再盲目樂觀或悲觀，而是學會用更理性的視角看待挑戰與機遇。如果你關心中國經濟的長期趨勢，想讀懂政策背後的深層邏輯，這本書無疑是一把鑰匙。它不僅能幫你理解2025年的經濟圖景，更能啓發你在變革中發現屬於自己的機會。

如今這世界，真說不清。到處有衝突，全球化也在往回倒，技術換代越來越快——各種事攪在一起，全球經濟都不太踏實。 中國作爲老二，日子也不輕鬆：增長慢了，新舊動能正在交接，結構上的問題也一個個冒出來。這本書《中國經濟2025：結構築底 化危爲機》，倒是挺應景。他眼光準，把轉型的路線和危機裏的機會，說得挺透兒。 咱得承認，中國經濟眼下確實有點“結構上脆弱”。書裏說的“三維挑戰”，挺戳中要害的。你看，一邊是太多行業產能過剩，從傳統制造到新興領域，大家擠在一片紅海里；另一邊呢，制度、要素市場這些基礎的東西又供應不足，拖住了經濟的活力。這種擰巴狀態，正是我們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過的坎兒。 再說產業，新技術對老模式的衝擊真是擋不住。數字經濟起來，不只是生意形式變了，連就業結構都不一樣了。AI、自動化一普及，很多體力活甚至一部分腦力活都被替代，社保、就業政策都得重新琢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政策有時候有點“隨機”。王德培說，應景的政策能救急，但市場主體老摸不準下一步會怎樣，心裏沒底，自然就保守了。這也反過來讓經濟壓力更大。 不過，他提醒我們別被短期波動嚇住，得看清底層的結構變化。中國經濟的底子還在——潛力、韌性、迴旋餘地都很大，創新能力和產業鏈的完整度就是證明。全球創新排名在往上走，二百多種工業品產量世界第一，“新三樣”賣到兩百多個國家……這些都不是虛的。他把現在的調整期看作“兩個繁榮期之間的過渡”，是從舊動能轉向新動能的必經階段。 那怎麼辦？書裏說，光搞週期性的刺激不夠了，得來真的——做深度的結構性改革。他提了六個方向，我覺得挺系統： 比如制度型開放，不只是對外敞開大門，更是用國際規則倒逼國內改革，讓我們的市場環境、法治水平接軌國際，同時也把中國標準推出去。 還有，真的要回歸市場經濟。減少政策的“離散度”，讓市場說了算，給民企穩定的預期。 新質生產力這塊，直接關係到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本來就充滿不確定性，既要靠舉國體制，也要靠市場活力，這平衡不好拿捏。 “複式經濟均衡”這個提法挺有意思。咱們一直是“大政府+大市場”，怎麼找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那個度，是接下來改革的關鍵。 另外，還得提前佈局社會層面。技術性失業難免，早點建設能吸納就業的社會企業體系，算是未雨綢繆。 最後是大國紅利。中國今天在全球的位置不同了，怎麼把市場規模、產業鏈優勢變成持續的競爭力，同時擔起該擔的責任，需要真正的戰略智慧。 這對咱們普通人也有啓發。投資上，過去那種“大水漫灌”式的機會少了，未來得看結構性的機會。說白了，就是緊跟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消費升級、數字經濟這些實在的賽道，找那些有真技術、有好模式、能持續創新的公司。至於那些還依賴老模式、沒核心競爭力的行業，得小心了——時代在變，各行各業的遊戲規則也在變。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2025》想說的是：眼下這些困難，本質上是結構性問題，所以解決也得從結構入手。王德培的判斷其實挺實在的——中國經濟正在“結構築底”，過程難免痛苦，但熬過去，就能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更高質量的增長。 對我們每個人、每家企業來說，這本書的提醒很直接：在這個變得飛快的時代，長期主義和結構性思維纔是硬道理。看懂了經濟結構在怎麼變，才能更好給自己定位——找工作、創業、投資，都是這個理。 前路肯定有波折，轉型的陣痛還得持續一陣。但就像書裏說的，每一次深度的結構調整，其實都在爲下一輪繁榮埋下種子。這麼看，“結構築底”不只是個經濟概念，更像是一個國家走向成熟的必經階段。 明白這一點，咱們才能在複雜的環境裏穩住神，在短期波動裏看到長遠趨勢，在危機裏發現真正屬於自己的機會——這大概就是這本書給咱們最實在的啓示了。

《中國經濟2025：結構築底與化危爲機》。 利用3個半晚上，把這本與時俱進的書讀完了，這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書。王教授爲我們撥開全球經濟迷霧，揭示中國經濟的韌性密碼。 一、世界的困局與中國的破局 “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下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刻： 1. 逆全球化浪潮洶湧 2. 地緣衝突此起彼伏 3. 舊產業衰退與新產業青黃不接交織成網。 不過危機中藏着轉機——世界經濟正處於兩輪繁榮期的過渡帶，而中國正在用“結構性築底”架起通往未來的橋樑。 就像2024年ChatGPT引發的AI狂潮，中國卻用DeepSeek打破技術壟斷，這背後是科技創新的“大國紅利”，2025年，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爲代表的科技革命，將重構全球產業鏈，而中國已悄然卡位。 二、四把鑰匙：打開逆勢增長之門 中國經濟的“破局四重奏”： 1️⃣ 制度創新：從政策工具箱到系統化制度安排，讓“中國模式”更具韌性； 2️⃣ 超級工程：南水北調、東數西算等國家工程，既是經濟壓艙石，更是技術試驗場； 3️⃣ 產業蛻變：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不再“單兵突進”，而是形成生態協同，稀釋傳統產業風險； 4️⃣ 企業出海：從“世界工廠”到“全球方案解決者”，中國企業正用高鐵、5G打開新航道。 三、轉型之痛與重生之光 “所有經濟奇蹟，都是痛苦轉型的獎賞。” 1. 房地產陣痛期可能持續3-5年，但“軟着陸”後將釋放萬億消費潛能； 2. 人口老齡化倒逼銀髮經濟崛起，醫療機器人、智慧養老已成新藍海； 3. 碳中和不是負擔而是機遇，中國光伏企業已掌握全球70%核心技術。 中國經濟像竹子，表面生長緩慢時，地下根系正瘋狂延伸。2025年的“結構築底”，正是爲下一輪爆發積蓄能量。 四、普通人如何搭上時代列車？ 書中藏着三個“財富錦囊”： 1. 關注“新基建+”：5G基站不只是信號塔，更是智慧城市、工業互聯網的神經末梢； 2. 擁抱“技能複利”：人工智能淘汰的是崗位，而非能力——數據分析、創意設計永不過時； 3. 佈局“安全資產”：黃金與國債是動盪期的避風港，而優質企業債可能帶來超額收益。 中國是政治經濟，看懂政策比盯盤更重要。“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鄉村振興、數字中國等戰略將釋放政策紅利。 “悲觀者正確，樂觀者成功。”在不確定的世界，做確定的自己。 “2025不是終點，而是新文明週期的起點。”*願我們都能在這場變革中，成爲破浪者，而非觀潮人。

26）二是產業結構的新舊替代衝擊。因爲迅猛發展的互聯網、數字經濟幾乎打得傳統產業措手不及，從淘寶到美團，消費全在網上買，以致實體商店紛紛倒閉。不僅現金錢包被掃碼支付取代，直播帶貨替代門店渠道，企業大搞數字化轉型，以致商業寫字樓都沒了用武之地。在全國範圍內，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的商業寫字樓空置率不斷上升。例如，根據CBRE世邦魏理仕的報告，望京SOHO的空置率從2024年初的40%上升到2024年6月的43%，瑞虹企業大道項目空置率達到47%，武漢財富中心的空置率達到39%。特別是AI和機器人的使用，讓越來越多工廠無人化，不僅解放人力，從ChatGPT到大模型等更在解放腦力。從傳統實體到虛擬經濟，從替代工人到替代知識分子，就業市場出現結構性逆轉，拖累GDP增長。相關方面需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失業浪潮做好預案，而非跟隨市場追逐經濟浪潮。 27）追根究底在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落差與切換，讓西方無所適從，以致在預判中國形勢時刻舟求劍。近幾百年來，西方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其所開啓和領導的市場經濟、數次工業革命、互聯網科技以及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提升了效率，促進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到了今天，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到最高階段，美國跌入產業空心化、金融虛擬化的深淵，西方300年的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相較之下，中國從一窮二白成長爲如今能和美國掰手腕的國家。對此，儘管時代的小船已駛過連綿不絕的萬重山巒，西方學者教授們仍停留在舊時代的兩岸不停地啼叫，極度留戀美國巔峯時期的光輝歲月及其意見領袖的身份，試圖在對中國經濟形勢“指點江山”中尋求獲得感。如此一來，自然是講不清形勢的。 28）其一，系統性挑戰是指整個全球經濟系統面臨巨大風險，例如通貨膨脹、全球產業鏈脫鉤斷鏈、地緣政治抬頭等一系列問題。儘管如此，在世界經濟座標中，中國“一枝獨秀”​。從增量看，國家統計局2024年7月15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雖有所放緩，但經初步覈算，2024年第二季度中國GDP依然同比增長4.7%，仍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美國202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3%，歐元區2024年第二季度GDP環比增長0.2%）​。從分量看，2024年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使其他經濟體的產出水平平均提高0.3個百分點。 29）其二，週期性挑戰是指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時期因過度擴張而帶來的週期性威脅，包括產能過剩、需求收縮、高負債等。對此，政策調控的本質是“左平右衡”​，不斷圍繞着均線上下波動，使各種偏態和失衡儘可能向均線迴歸。就此而言，如果說2024年是中國週期性問題普遍加深、探底的年份，經濟走出了進二退一、波浪式發展的復甦曲線，那麼整體來看，2025年是中國週期性問題築底在望的一年。畢竟，從貨幣政策邊際效用遞減，到房地產、地方債等政策不斷調整優化但效果有限，種種跡象表明，2024年築底的底色開始顯現。 30）其三，結構性挑戰既包括從“大基建+房地產”到“科技創新+數智經濟”的新舊動能切換，也包括經濟發展長期採用投資和債務驅動、人口的總量見頂與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投資過剩與消費不足錯配等結構性扭曲。這意味着，變局時代，應對中國經濟難題的關鍵是從週期性調整轉向結構性變革，而這難以一蹴而就。當下也只是打破了舊格局，卻還沒有形成新秩序。這也就命定了，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還將持續存在。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正處在承前啓後、爬坡過坎的關鍵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3%—5%的中低速增長，同時也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增速不像以前那麼高，但結構優化、動能轉換以及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壯大，給了中國經濟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間。 31）其一，貨幣政策應對週期無效後，倒逼財稅改革正逢其時。降息保房、印鈔穩資、讓利實體、通脹救國……貨幣政策善巧方便，或解一時之需，但治標不治本。例如，爲保樓市，截至2024年10月21日LPR下調了三次，第一次是2024年2月，5年期以上LPR下調至3.95%；第二次是7月，5年期以上LPR下調至3.85%；第三次是10月，5年期以上LPR下調至3.60%。經歷三次下調後，如今的5年期以上LPR累計下降了60個基點。然而，樓市面臨的是結構性短缺與結構性過剩並存的問題，早已不是緩解樓市流動性資金緊張所能解決的。更關鍵的是，從資金空轉，無法傳導向實體部門，到貨幣流通速度降低，貨幣傳導機制日益失靈。殊不知，中國不缺錢（M2突破300萬億元）​，缺的是能給企業帶來高額回報的產業。而且，財稅改革直接關係到內需動力，這不像是外貿，其他國家很難從中作梗。由此，放眼未來，貨幣政策失靈愈演愈烈，財稅改革出臺的緊迫性越來越強。 32）其三，從外貿困局到“內卷”加劇，內外雙重夾擊將加速新質生產力的問世。對外，從全球產業鏈脫鉤斷鏈，到俄烏衝突等地緣衝突加劇，中國外貿形勢持續複雜嚴峻。對內，由於中國尚未完成產業升級，多數產業被迫在飽和市場中“內卷”​，​“寧願虧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內外雙重夾擊之下，不確定性成爲發展中的常態。由此產生的衍生效應是，若不想被時代拋棄，就只能不斷自我革新和進化，推出更具差異性、顛覆性的產品，結果帶來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例如，無盡“內卷”的核心優勢就是迭代速度極快，在“卷”出來的行業前瞻性思考中，把同位階上的國際對手“卷”得無利可圖乃至退出。像光伏行業，在中國，從規劃產線到投產，只需要不到半年的時間，但在歐美國家可能需要兩年。恰恰是這些在中國式“內卷”中“卷”出來的企業，構成如今中國光伏、新能源、鋰電等產業強盛的局面，無怪乎有言論稱中國式“內卷”成爲新一輪全球化的“尖刀”​。 33）其四，量大面廣的失業問題將加速“三元經濟”的到來。山東、上海等十多個省市集中宣佈“收縮編制”​；伴隨出生率下滑，幼兒園瀕臨倒閉，教師面臨降薪失業；文生視頻模型Sora一出，視頻編輯、導演、動畫師開始失業……失業衝擊如此洶湧，社會依舊穩定，主要原因是年輕人基本背靠父母維持生活，以及外賣員、快遞員等就業蓄水池在緩衝。問題是，僧多粥少之下，就業蓄水池逼近飽和。例如，在各地發佈的文件中，網約車單車日均接單量不足10單。前所未有的失業潮正倒逼社會經濟加速到來。養老、教育和醫療將是社會經濟打頭陣的重點產業，也將進一步成爲孕育社會企業的肥田沃土。屆時，引領未來的將是由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社會經濟共同構成的“三元經濟”​。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國家經濟傾向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經濟促進社會和諧、兜底社會漏洞，三者最終三足鼎立，但又彼此關聯。 34）未來需要協調政府和市場的界面，既要釋放市場經濟活力，讓股市房市等退出“政策市”​，對某些“僞市場化”領域進行市場化再造；又要補市場經濟不足，比如在芯片、AI等市場競爭性領域，一旦上升到國家博弈，也需要國家經濟介入爲之保駕護航。就此而言，不止於國計民生，就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也需要建設新型舉國體制。尤其是國企與民企的諸多不公平，包括國資保值增值與科創高風險的矛盾等新難點，都將倒逼國企改革迭代，從管資本到管戰略、管功能，孕育新國企去落實國家戰略意志。五是提早佈局社會經濟。隨着科技浪潮勢不可當，就業問題將前所未有地爆發。不僅僅是機器替人浪潮，AI和ChatGPT對各行業的“格式化”​，將量大面廣地“絞殺”白領和知識分子。這已非週期性的常態失業，而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全面市場出清，連公務員等“鐵飯碗”都將被砸。以此看解決就業，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國有經濟，都將顯得杯水車薪。​“中國經濟”系列圖書早年就提出“三元經濟”​，即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社會經濟。市場若失靈，就由政府出手，以國家經濟彌補市場經濟不足，但國家也無法大包大攬，需要社會兜底，發展社會經濟填補國家經濟的不足。 35）在20世紀末外界普遍看空中國時筆者就提出中國將以“5+1”動力（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房地產、資本金融+改革開放）進入起飛期。20年後在中國經濟拐點論再出江湖時，筆者再次堅定提出“6+1”新動力（大基建、後工業、新能源、新三農、數字化、綠色化+世界經濟安全島地位）[插圖]將支撐中國經濟再飛30年。中國已登上世界舞臺中央，正享受大國紅利，從超大市場規模到全產業鏈的國際影響，都提示下一步中國將面向全球積極出海，把握好全球產業佈局，進而利用好超級紅利。同時，中國又要承擔大國的責任義務，不管是社會扶貧與環境保護，還是促成中東和解的斡旋，推進全球合作治理，爲世界貢獻“中國方案”​。 36）三駕馬車”之變變局時代，作爲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外貿、投資、消費都迎來結構性調整與變革。具體來說，第一，中國外貿再難延續經典市場經濟邏輯，也難遵循單一向度的政治邏輯，而是要進入政經融合的新境界。第二，中國消費水平不足，追根究底在於，居民收入在GDP構成中佔比過低。而比錢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消費時代變了魂，還需吻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在邏輯。第三，後工業社會，投資拉動型經濟的背景變了，由此，中國投資結構轉向以內涵和質量爲主導。展望未來，在此結構性轉變過程中，三者之間也並非割裂，而是有機融合在一起。 37）從支出法覈算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是投資、消費、淨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因此經濟學上常把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淨出口這三者形象地比喻爲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所以會選擇這幾大指標，主要是因爲它們直接關聯國民經濟賬戶中的最終需求部分，也就是GDP的構成項——消費是最穩定的增長來源，通常佔GDP的較大比重；投資通常預示着未來產能的擴張和技術的進步；淨出口則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和國際市場的需求狀態。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以“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爲支撐。2012年以來，隨着中國資本驅動增長模式接近尾聲，以及城市化不斷推進，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波動上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波動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但波動上升。匯融研究數據顯示，從2014—2023年消費、投資、淨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爲54.32%，佔比超五成，對經濟增長的平均拉動點爲3.55個百分點；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爲40.19%，佔比超四成，對經濟增長的平均拉動點爲2.17個百分點；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爲5.51%，佔比最低，對經濟增長的平均拉動點爲0.25個百分點。 38）第一，從國別來看，東盟出口份額超過美歐，成爲中國第一大出口夥伴。過去多年來，中國出口額的七成流向發達市場，美歐是中國前兩大貿易伙伴。近年來，發達市場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已不足50%，取而代之的是亞洲、非洲、南美洲國家等新興經濟體。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3年，東盟連續4年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歐盟、美國則降至中國第二、第三大貿易伙伴。第二，從商品結構看，中國出口產品整體從低端向中高端轉變。工業貿易呈現“高技術化”​。拉開2023年中國出口產品清單，汽車及零配件、新能源電池、光伏產品、船舶成爲出口增速最高的產品。同時，新業態、新模式動力強勁。前有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亮眼，後有“跨境電商+產業帶”出海，夯實智慧供應鏈體系，重塑世界格局。 39）從宏觀層面透視，市場經濟已不能作爲經濟模式的主體而存在，​“三元經濟”將是大勢所趨。同理，在中觀層面，貿易再難延續此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邏輯，也難遵循單一向度的政治邏輯，而是要進入政經融合的新境界。就此意義而言，各國在經貿版圖中的相對位置因變局而破局——過去市場經濟邏輯主導下，發達國家處於三鏈中高端、後發國家被鎖死在中低端的結構已然鬆動，誰率先進入政經融合的新境界，誰就將殺出重圍。在此背景下，中國外貿面臨的是量這個維度的整體性挑戰、質這個維度的結構性機會，關鍵是驅動政經融合，打開一個新的量、質增長空間。一是向內引導大市場，拉動內外兩個市場循環。二是向外融入區域化經濟合作進程。三是借技術顛覆性力量，以數智化對經貿壁壘釜底抽薪。 40）總之，在全球脫鉤斷鏈頻出的同時，中國如何實現與世界經濟掛鉤不脫鉤、合作不對抗、開放不封閉，這不僅需要大智慧，來形成中國與世界科技、產業、金融、貿易、投資之間的相互糾纏、深度合作，更需要大改革，在制度、法律、政策、輿論之間形成相互聯動、深度對接。這考驗勾兌融合的能力，也內置着中國外貿從線性到多元化的演化趨勢：其一，從傳統外向型經濟轉向更加註重內外市場循環發展；其二，貿易伙伴從單點核心（主要圍繞美歐需求）​、扁平式結構轉向發展中國家的更廣泛、多層次結構；其三，貿易產品從以數量擴張爲主轉向更加註重質量與效益的提升。 41）一方面，消費理念從“消費升級”到“消費左移”​，總之就是大家越來越在乎性價比。另一方面，消費傾向從“物質意義”到“情緒得人心”​，年輕人在爲“情緒價值”買單這方面似乎越來越“野性”​。快節奏的社會發展讓年輕人變得越來越想要感受慢下來的“生活”​。看演出、刮彩票，或去寺廟請取“十八籽”……看似花起錢來毫不猶豫，實則是爲這些行爲帶來的極大精神滿足感買單。 42）換言之，消費時代的轉變是經濟從高速向高質轉型的重要一環。過去傳統工業經濟背景下強調“三駕馬車”規模增長的發展邏輯已不再適用於當下追求高質量發展的訴求。無論是傳統的GDP統計，還是以“發錢”爲主的貨幣政策，都難以涵蓋和量化因消費模式變革所孕育的體驗經濟、數字經濟、虛擬經濟等衆多新生領域。高質量的發展將不再以單純的增長爲目標，而是強調深層次的事物升級、社會主要矛盾的調整以及人民多維度的生活需求。未來，更應關注結構而非總量，利用新趨勢下的消費生態激活更大的經濟閉環。就像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其實是一段在宏觀經濟層面特別讓人難受的時期。但細細探究會發現在這三十年中，日本的有些產業快速發展，例如，2024財年，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集團營收突破3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而且自上市以來的30年間，該集團銷售額更是增長了400倍。在宏觀經濟不景氣時，這些行業、賽道和公司之所以依然能發展起來，是因爲結構在起作用，而不是總量在起作用。 43）第一，從老基建空間小到新基建概念多，基建投資結構變遷面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過去，傳統基建解決了物、人的連接與流通，爲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城鎮化的推進提供了基礎。經過多年持續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機場、鐵路、公路、水電氣網等一大批基礎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已經形成，部分供給甚至都達到了世界頂級水平，但在現有投資結構下，公共服務投資空間在收窄，公共服務供給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而今，新基建的“新”在於以科技創新爲動力，不僅重在解決數據的連接與流通，還關乎自動駕駛等顛覆性技術落地所需的數智基礎設施和技術支持。換句話說，以5G、AI、數據中心、太空互聯網爲代表的新基建，將引領國家新舊動能轉換和新一輪產業革命，進而推動整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轉型，其基礎地位決定應適度超前建設。 44）第三，一手房與二手房之間的結構性錯位。頗爲典型的便是一手房與二手房房價倒掛明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對一手房實施了限價政策，一旦價格設定過高就無法從住建部取得預售許可證；而二手房方面，雖然政府對買賣資格有限制，但是由買賣雙方約定價格交易，價格的升降幅度自由得多。簡而言之，中國的房地產政策更多是針對新房的，這就造成了一手房相當於實施的是計劃經濟模式，二手房套用的是市場經濟模式。原本，政策的初衷是抑制房價非理性上漲、穩定房地產市場，限價也確實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一手房與二手房之間長期存在的巨大套利空間，又讓限價政策適得其反。 45）第四，過度金融化難以維繫，房產正在逐漸失去其金融屬性。過去，房產往往被視爲一種理想的投資工具，其價格不斷上漲，使得購房者可以通過房產投資獲得豐厚的回報。因而，在賣方與買方兩個市場，房地產都在一定程度上異化爲金融產品。然而，隨着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加大，房產的金融屬性逐漸減弱。一方面，限購、限售等政策限制了房產的流通性，使得投資者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資金的快速變現；另一方面，房產稅、土地出讓金等費用的增加也加大了購房者的負擔，降低了房產的投資回報率。發展至今，與金融化地產形成對比的是，實體優質資產受到市場熱捧，抄底優質房地產的動作一直沒有停下來。例如，繼石油煉化、新能源汽車、文娛、新科技等領域後，精明的中東土豪又瞄準了中國地產業。 46）第一大基本變量——房地產的需求方變了，房地產市場的總量結構變了。房地產的需求在兩端，一端是投資炒房，另一端則是剛需。然而，當下這兩大需求空間都在縮窄。就拿剛需來說，剛需主要看房地產市場總量供需和人均居住面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早在2020年，國內家庭人均居住面積達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戶居住面積達到111.18平方米。而城市、鎮、鄉村的存量房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比重分別是34%、23%和43%。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存量房在鄉村，所以這個“人均41.76平方米”居住面積在一定程度上要打折扣。由此，從居住屬性來說，房地產未來的機會更多來自居住改善。國內的住宅雖然是70年產權，但基本按照50年使用壽命設計，帶來的一個直接問題就是，商品房使用超過50年後，就得進行房屋結構的可靠性評定——要麼對房屋進行強制“修繕”​，要麼房屋成危房不適宜再居住。此外，據原中國銀保監會與人民銀行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新市民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中國約有3億新市民，遍佈城市各個角落，如商業辦公樓、街邊小店、建築工地。3億新市民的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也是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重要支撐。 47）殊不知，伴隨結構性演化，中國房地產需要的不是在原有框架內小修小補，而是方向性變革。這種變革不是短期、週期性的，而是長期、趨勢性、根本性的轉變，房地產亟須在國民經濟中重新定位，在兼顧拉動內需的前提下回歸民生優先的社會目標。說到底，主導房地產行業的政策權重需要下降，市場權重需要上升。從宏觀角度來看，房地產一頭連着百姓民生，一頭連着龐大產業鏈，政府調控不能算錯，但這也導致市場各方都在觀望，揣摩政策的導向，房地產市場的走向倘若都是由政策來驅動，那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便無法在地產行業中落實。要給予市場穩定的預期，便要求以長期的制度建設代替政策安排，將權力交給市場。 48）總之，中國房地產市場從增量時代進入存量時代。要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困局，關鍵是把基本居住生活需求交給保障房，把商品房建設的任務交給市場，形成“保障的歸保障，市場的歸市場”格局。從“兩手房”切換到“兩類房”​，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是趨勢性的，而非週期性的。如果說“兩手房”實質是需求引領下的粗放增長，那麼“兩類房”實質是推動房地產業的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意味着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再定位，迴歸民生優先的社會目標，兼顧拉動內需。如此一來，​“兩類房”的落地無疑將重塑房地產格局。 49）此外，從土地財政向房地產稅過渡是大勢所趨，但在城市分化、人口分化等背景下，稅制設計的複雜度也前所未有。房地產稅徵收範圍、徵收對象、計稅依據、稅率結構、稅收優惠等具體實施細則都需要反覆斟酌研究，否則會引發公平與效率的失衡。如果實行普稅制，房地產稅則主要由中產及以下的收入階層承擔；如按人均或戶均扣除一定面積徵收，可徵收的住房則少之又少，甚至少子家庭、獨居老人成爲被徵稅人；如果對第一套房或唯一住房免稅，則可能會引發不合理避稅現象，如引發離婚潮等社會問題。 50）一方面是產權制度的坎。首先是租購產權同權難。不僅各地保障房體系不統一，有着不同的管理原則，而且中國房地產產權類型太複雜。除商品房外，還有售後公房、使用權房、小產權房、商住兩用房等，僅是政策性住房就分限價房、共有產權房、經濟適用房、軍產房，至今仍有部門在分房。其次是兩類房背後的教育等公共服務“同權”問題。如2023年4月，深圳光明區教育局發佈意見徵求稿，在進行名校招生分配時，把商品房排在公租房之後，租房比買房更有入學優勢，引發社會輿論爭辯。另一方面是保障房制度的坎。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市場化之間的平衡點難尋。在“居者有其屋”的前提下，要把住房的社會功能放在市場功能和經濟功能之上。但若政府大包大攬，全盤保障，在可操作性與持續性上很難實現，還會因政策的反向刺激而落入福利陷阱。例如，保障房只能自住，不能交易，那是否可繼承？能則可能因保障房終身擁有而引致福利固化，不能則意味着這種財富無法流通和變現。此外，鑑於保障房的微利開發，若是讓央企和國企側重保障房軌道，其自身效益或將受影響，無法完全兜底。 51）由此判斷，當今美國大概率已越過峯值，正走在“下山路”上，與之相映照的，是中國的日漸崛起。這兩年，對中國經濟最大的爭議就在於，是否會出現“日本化”​（失去的N年）的結果。坦誠講，中國當前的確存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趨勢。這從通脹率、社會融資、資產價格等數據的低迷上都可看出，但最關鍵的資產價格崩塌並沒有出現。居民、企業雖然呈現縮表特徵，但要說他們都追求“債務最小化”​，恐怕言之尚早。結合上述邏輯框架，即使衰退真的到來，中國也遠遠達不到日本化的程度。日本之所以那麼慘，一方面是它主動“硬着陸”​，央行連續加息主動刺破泡沫；另一方面，是它一箇中等強國的“大國指數”不足以支撐超級國債。這兩點對中國都不構成問題，​“軟着陸”一向是政策出發點所在，且中國在1998—2002年與2009年的兩輪通縮中，已積累下一套用財政擴張抗擊衰退的經驗，遠非日本可比。 52）統一大市場“幹掉”招商辦近年來，放眼中國，招商“既招不來，也穩不住”​。這邊，留商難的背後是普遍性的招商艱難、同構和“內卷”​；那邊，一些“候鳥式”企業極其擅長政策套利，頻繁遷徙，僅在稅收優惠期內短暫停留，一旦優惠期結束便迅速撤離。三是打破市場壁壘，更趨於自由、效率與公平。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必然要破除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提高招商的效率與公平性。畢竟，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比政府更接近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和未來不可捉摸的科技前沿。 53）企業：艱難時刻“進與退”的戰略縱觀全球，在不確定的時代，企業經營面臨各種挑戰，而亞馬遜、可口可樂、杜邦、GE等世界五百強企業都是穿越危機成長起來的。反觀中國企業還沒有經歷過危機的大考。企業家要改變自己的認知和行爲，革自己的命，在這一過程中必然伴隨着起起伏伏、有進有退。當大勢變了、客戶變了，擺在企業面前的困境就是“過去難走出，現實難存活”​。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有自己的“生死劫”​，而企業成長就是跨越一道又一道坎，持續突破成長瓶頸，穿越艱難時刻，成爲歷經煎熬的偉大前行者。實際上，當下考驗的是一個企業在經濟低迷期的生存能力。 54）第一，有累積、有實力的企業迎來底部建倉、兼併收購的窗口期。​《基業長青》一書提出一個觀點：​“遠見，是成功企業的前提。​”當下，不少實力雄厚的企業已經開始產業鏈縱向整合。贛鋒鋰業於2024年5月宣佈計劃以3.43億美元的價格全面收購澳大利亞鋰礦公司Mali Lithium剩餘40%的股權，爲贛鋒鋰業的未來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TCL作爲全球領先的光伏材料製造商，參與了新加坡企業Maxeon Solar的重組和投資，藉助其全球品牌與渠道優勢，提高國際市場參與度。第二，企業重塑創新生態，協同破解企業、產業發展難題。在科技文明時代，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形成了跨學科、跨行業的多元協作創新網絡，企業的創新焦點從單一系統要素擴展到要素間以及與環境的互動。2023年，安徽新組建的近500家省級創新平臺中，89%由企業牽頭組建。​“頭部民營企業+國家實驗室+國際實驗室”的協作模式正在積極調動全國科創資源，協同突破底層技術瓶頸，謀求企業長遠發展。在深圳光明科學城，創新推出科技成果“沿途下蛋”高效轉化模式，樓上做研究、樓下辦企業等創新經驗已經被推廣到多地。 55）誠然，當下零工經濟尚未步入成熟期，平臺算法的不合理支配、社會保障的缺位、供需錯配等問題依然存在。但從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未來的零工經濟是無盡的。一是體現在領域無盡上。當下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行業漸趨滿員或許是傳統零工經濟逼近天花板的信號，但是未來立足於個人技能的定製化服務，甚至是高新技術的研發，或將是零工經濟更大的戰場。Upwork發佈的《2023自由職業前瞻》報告顯示，2023年38%的美國勞動力從事自由職業，爲美國經濟貢獻了1.27萬億美元；其中，近一半的自由職業者(47%)提供知識服務，包括計算機編程、營銷、IT和商業諮詢等；四分之一的自由職業者正在創作有影響力的內容，如直播服務、社交媒體視頻、圖像或博客等。二是體現在時空無盡上。零工經濟不再是一種過渡性勞動，而是立足於個人選擇之上的職業安排。這樣一來傳統的“就業”或是“工作”的含義大大改變，勞動者突破“時間”與“場所”的約束，可以決定自己何時、何地以何種途徑參與工作。甚至，在零工經濟下，退休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停止工作”和“開始休閒”​，而是工作與休閒混合的延續，是一種更加流暢甚至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 56）一來，以“玩”爲基礎，更多新興職業或將應運而生，爲經濟引擎注入新動能。青年更有希望抓住時代機遇，青年通常有着更開放的思維和創新的靈性，更容易感知新事物的應用場景。除此之外，以自由和冒險爲座右銘的青年人可能在時代的洪流中對自己重新定位，發現更多順應時代發展的新職業，這些新職業不僅給了青年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更大空間，還將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二來，靈活的就業新方式既能滿足新青年對自由時間的渴望，也能刺激其探索創新。未來，社會的工作形式或將改變，年輕人會更傾向於靈活就業，以便能將時間投入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之中。早在1930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提出，生活在2030年的人每週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會比生活在100年前富裕8倍，人們會有大量的空閒時間等待消磨。對於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凱恩斯的這一預言或將在未來實現，青年人在碎片化的時間中或將會迸發出更大的創新潛力。 57）其一，政府端：不以GDP論英雄，在經濟指標評定上完善就業增減掛鉤的制度性安排。即地方經濟發展不再以GDP論英雄，而是採取複合式發展指標，將就業及相關社會風險因素作爲地方發展水平的重要參考。就像土地增減掛鉤機制推進過程中，允許“三區三州”及其他深度貧困縣增減掛鉤結餘指標由國家統籌跨省域調劑使用。類似地，就業增減掛鉤問題上，各地方因地制宜、各行業統籌協作，允許跨地區、跨行業統籌增減，算就業總量的“大賬”​。其二，企業端：可以通過“三次分配”讓承擔“社會經濟”的企業註冊誕生。由於“社會經濟”不以營利爲目的，所以必須通過政府和社會採購給訂單，由國家乃至全社會的“訂單”來保障這部分“社會經濟”企業的生存發展。當然，​“三次分配”離不開兩大體系：一是激勵體系，包括社會道德輿論、稅收體系，比如企業稅、財產稅、遺產稅和捐贈稅收減免政策等；二是保障體系，需要有一系列信託法律法規、稅收、管控等舉措對“社會經濟”的有效推進予以保駕護航。 58）其三，社會端：以社區、慈善機構等爲單位，通過社區微工廠、技能培訓等形式，通過引入、招投標等方式，與企業聯動，提供豐富多樣的靈活用工崗位。將社區公益性崗位作爲託底安置大齡失業人員、殘疾人的重要途徑。再比如，山東濟寧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盤活閒置廠房、集體用房，邀請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靈活用工企業走進微工廠，在全市範圍建立181處社區微工廠，幫助1.8萬人找到就業崗位。一言以蔽之，零工經濟和社會經濟將有的放矢，填補國家經濟與市場經濟難以填補的溝壑，因而既是普惠的，又兼具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還代表着引領性、創新性的思想突破。中國經濟制度由於內置着社會經濟的底蘊，更有可能率先利用社會經濟化解失業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