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全書以鴉片戰爭（1840年）爲起點，五四運動（1919年）爲終點，系統分析了中國近代80年的社會性質、階級矛盾和歷史進程。重點探討了以下幾個主題： - 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危機：揭示列強如何通過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逐步控制中國。 - 農民階級的侷限性：以太平天國、義和團爲例，分析傳統農民運動的失敗原因。 -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評價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進步性與侷限性。 - 歷史轉折點：強調五四運動標誌着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爲中國共產黨成立奠定基礎。 讀這段歷史，除了那種憋屈在心口的強烈壓抑感，就是感覺一個人走在黑夜裏，四處見不着一點光亮。偶爾有一點星火，在某暗處搖曳，待你奔着那個方向去尋找的時候，發現什麼也沒有；又或者是一堆燃盡了的廢料，強撐着蹦出幾滴火星，還要小心不要被濺到身上，以免燙傷；又或者四周有野獸出沒或嚎叫，要麼它們互相殘殺，要麼突然襲擊你！就這麼一路跌跌撞撞，看得不到詩和遠方！幫會，太平天國，義和團，洋務運動，立憲，保皇，資本主義改良派，到辛亥革命、護國、護法運動直到五四運動。“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主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他們不是一個目的，居然也走到了一起，互相拆臺，互相攻訐，互相殘殺！突然，星星點燈，馬克思主義照亮前程！ Deepseek說這本書，“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里程碑式著作，適合作爲理解中國近代史主流敘事的入門讀物。”我覺得那句話特別在理，鮮明的時代特色！呵呵，讀吧，讀了就知道什麼是時代特色，還是鮮明地那種！

胡繩(1918—2000)現代史學家、哲學家。江蘇蘇州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武漢、重慶、香港、上海等地從事黨的文化工作。曾任重慶《讀書月報》主編、《新華日報》編輯，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會長，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第二屆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工作，在歷史、哲學、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1937年發表13封哲學通信，以哲學漫談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抗戰前夕發起“新啓蒙運動”，在《啓蒙運動》、《談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諸文中，提出歐洲啓蒙運動有三個主要特徵：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自由思想；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中國從戊戌政變到“五四”運動是“並未完全成功”的啓蒙運動，因而需要新啓蒙，從而“拿清醒的理智代替盲目的信仰，拿自由的思想代替獨斷的權威”。1946年出版《理性與自由》，收集了抗戰後期批評新理學、新心學及錢穆等唯心史觀的論文，探討道德與理智、直覺與理智、道德變遷與社會變革等問題，強調“充分發揮清醒的、科學的、現實的理性主義”，“在理性的論壇上發揚自由的批評”。1947年發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海內外產生廣泛影響。主要著作還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編著有《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主要著作彙集爲《胡繩全書》。1997年捐獻稿酬設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基金”。—《中國哲學大辭典》 胡繩(1918—2000) 中國歷史學家、哲學家。原姓項，祖籍浙江錢塘，生於江蘇蘇州。北京大學肄業。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武漢、重慶、香港、上海等地從事黨的文化工作。曾任重慶《讀書月報》主編、《新華日報》編委，上海、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起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及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會長，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工作，在歷史、哲學、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和論文集《理性與自由》、《棗下論叢》，編著有《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結集爲《胡繩全書》。1997年捐獻文集的全部稿酬，設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基金”。—《大辭海》

花了13多個小時讀完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簡單記了一點筆記和感悟。 作爲一個喜歡閱讀黨史和馬恩列毛著作的同志，我一直想詳細瞭解一下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八十多年的歷史。胡繩這本書講得很細，我花了13個多小時終於啃完了。讀的過程說實話挺憋屈，好幾次都想快進，直接跳到五四運動那一段，因爲中間的部分實在太難熬了。 先說讀這本書時最讓我憤慨和困惑的幾個地方。 一個是晚清政府的表現。給我的感覺就是驚弓之鳥，列強只要架起幾門炮，他們就哆嗦開了。我始終想不明白，爲什麼會軟弱到這種程度？打了敗仗之後，不是想着怎麼自強，而是趕緊割地賠款，好像只要能拖一陣子就行。書中引了一段《南京條約》時候他們的話——“該夷……雖系貪得無饜，而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你看，被打成這樣了，還在用天朝上國的思維琢磨人家：“不就是想要幾個碼頭做買賣嗎？沒什麼大野心。”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認知上的錯誤，也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集團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 另一個讓我困惑的是很多決策奇葩得離譜，而且少數堅持正確意見的人，結局往往都很慘。林則徐、魏源這些人，明明看清了問題在哪，提的辦法放在當時也算務實，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貶斥，甚至還背鍋，有一些還成爲了犧牲品。我慢慢想明白了：在一個腐朽的體制裏，“正確”本身就是危險的東西。因爲你的正確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那些滿族親貴、那些靠八股取士上來的官僚、那些守着既得利益的地主。他們寧可用國家的屈辱來保住自己的位置，也不會容忍一個“清醒者”打亂他們的牌局。 還有一個讓我困惑又憤慨的地方，是關於晚清統治者的“大局觀”。讀這本書的時候，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清朝統治者，具體說，是以滿洲貴族爲核心的統治集團，在面對外敵時的反應，常常是“防內甚於防外”。他們最怕的不是列強，而是怕在抵抗外敵的過程中，漢人力量趁機坐大，動搖他們的統治根基。這種心態貫穿了很多重大事件：鴉片戰爭後的猶豫、英法聯軍進北京時的失措、甲午戰爭中的各種掣肘、乃至義和團運動前後的反覆搖擺。 我後來想，這可能不簡單是“懦弱”兩個字能概括的。這是一個以極少數人口統治絕大多數民族的政權，其與生俱來的“統治安全感焦慮”。在這種焦慮面前，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而排在了第二位。書中多次提到，清廷寧可割地賠款，也要儘快“弭患”——這裏的“患”，很多時候指的不是外敵，而是國內的民變或者漢族地方勢力的坐大。 當然，我也提醒自己，不能把這個現象簡單歸結爲“某個民族統治”的標籤。中國歷史上，漢族統治的王朝在衰敗期同樣出現過類似的自私、短視和“家天下先於國天下”的做派——南宋末年、晚明時期都有不少例子。區別在於，清朝作爲少數民族政權，這種“安全焦慮”更爲根深蒂固，貫穿了其整個統治週期，尤其到了晚清面對近代列強時，就顯得格外扎眼。 所以，我的感受修正一下：問題不在於“某個民族統治”，而在於任何以極少數人口統治多數、且長期處於守舊僵化狀態的政權，都很容易把自身統治安全放在民族大義之上。清朝恰好在民族身份上強化了這一特徵。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更清楚地看懂那些“奇葩決策”背後的邏輯——不是他們蠢，而是他們的屁股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下面是我邊讀邊記的一些重點和感悟。（按原書章節整理） 再版序言裏幾句話我覺得特別重要。 一是“不同的階級對於外國侵略者採取不同的態度，其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二是“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簡單化、公式化是我們所不取的”。 三是“社會政治發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時候，才發生革命”。這三句話基本上給了我一個看這段歷史的框架：不要貼標籤，要看變化；改良如果走得通，沒人想革命；走不通了，革命就自然來了。 第四章《戰爭以後》，他們評價《南京條約》時說的那句話，我前面已經提了。現在再看，這已經不光是短視的問題了，而是一種自我麻醉——寧肯相信人家沒有什麼“異謀”，好讓自己的投降顯得合理。這種心態後來反覆出現。 第五章《太平天國的興起》裏有一段：“農民革命能夠給封建統治秩序以嚴重的打擊，但是農民階級不具備新的生產力，不能建立新的生產關係。”這句話把太平天國爲什麼失敗的根本原因講清楚了。能砸爛舊的，但不知道怎麼建新的，最後要麼自己變質，要麼被反撲。 第十二章講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略，後面的總結很到位：“其公使傲睨於京師以凌我政府，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佈於腹地以惑我子民。”四個“其”排下來，半殖民地的模樣一下子就出來了——處處被人騎在頭上。 第十七章講戊戌變法，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歷史的真正主角其實既不是以康有爲爲首的維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而是成億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爲求生存而鬥爭的貧苦勞動人民，其中主要是農民大衆。”後面又說，“他們在這出歷史劇中並沒有出場，然而所有的劇中出場者都不能不看到他們的形象，聽到他們的聲音，並且因爲看到他們的形象，聽到他們的聲音而心驚膽戰。”這個視角太重要了。我們平時讀戊戌變法，容易把注意力全放在那幾個讀書人和皇帝太后身上，但胡繩提醒我們：真正推動歷史的，是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的底層人民。他們的憤怒和求生欲，纔是所有統治者、改良者、革命者都無法迴避的“背景音”。 第二十一章講同盟會初期，書上說“中國人民決不比歐美各國人民低劣，應當把希望寄託於人民，而不能寄託於沒落腐朽的統治者”——我在這句話旁邊寫了一句批註：“人民纔是歷史的創造者。”書裏直接說出來的時候，還是很有分量的。 第二十四章講各省風雲，舉了貴州自治學社的例子，這個組織在取得政權以前虎虎有生氣，但掌權三個月就一敗塗地，“毫無招架之功”。書上說“這裏充分表現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弱點”。我旁邊又寫了一句批註：“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沒搞清楚，或者搞清楚了但立場不穩，革命就註定要失敗。後面接着說，資產階級立憲派從革命派手裏奪權後，也不是自己獨佔，而是背後站着封建地主階級。這說明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些半吊子的革命，最後果實總是會被真正的舊勢力摘走。 第二十五章講以孫中山爲首的南京政府，書上最後說：“站在袁世凱背後的是帝國主義。向袁世凱謀妥協也就是向帝國主義謀妥協，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句話分量很重。辛亥革命的失敗，不是輸給了袁世凱一個人，而是輸給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座大山。妥協的本質，是對敵人的仁慈和對自己的背叛。 最後說說讀完這本書的整體感受。 說實話，讀到最後我反而平靜了。不是麻木，而是認清了這段歷史的邏輯。晚清的各種嘗試——洋務運動、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都失敗了。爲什麼？因爲沒有一股力量同時做到三件事：代表先進生產力、徹底反帝反封建、廣泛動員人民羣衆。農民起義做不到第一條，資產階級革命做不到後兩條，舊式改良連自己的利益圈子都打不破。 那八十多年，真的是長夜。書裏反覆在說一個道理：改良的路走不通了，革命纔會發生。而革命也不是一聲炮響就能成功的，它需要階級的成長、思想的傳播、組織的成熟，最關鍵要有先進的理論做指導，而且需要無數次的失敗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 所以當我終於讀到後面，快要接近五四運動的時候，那種“想快進”的心情反而變成了一種理解。因爲我知道，五四運動之所以是轉折點，就是因爲它終於把無產階級推到了前臺，把馬克思主義送到了先進分子的手裏。此後的歷史，雖然依然艱難，但方向對了。 這本書幫我補上了“前夜”這一課。以後再看中共黨史，應該會更能體會——什麼叫“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句話不是口號，是我從這本書的每一頁裏，從那些屈辱、失敗、掙扎和血跡裏，自己讀出來的。 歷史不會忘記，那八十多年的長夜盡頭，正是破曉的開始。

1. 1840年-1842年：鴉片戰爭，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 1851年-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巨大的一次農民起義； 3. 1856年-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4. 1860-1890年：洋務運動，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自強”“求富”爲口號； 5. 1894年-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 6. 1898年：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7.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簽訂《辛丑條約》，中國完全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8.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 9. 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倡導民主與科學； 10. 1919年：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11.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12. 1924年-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稱國民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戰爭； 13. 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14.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 15. 1937年-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全民族抗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 16.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17. 1946年-1949年：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回首望去，已過百年，議酣血熱，精神如畫， 敢作敢爲，揮斥方道，天真赤誠，朝氣蓬勃， 那纔是青年人應該有的模樣。 願以吾輩之青春護衛盛世之中華。 銘記歷史，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用當時政治的後視鏡去詮釋歷史，將清朝的一切都說的一無是處，只能說作者政治上非常功利和自私，學術上極其隨意和不負責任。正如冷戰勝利後西方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福山寫的那本大名鼎鼎的《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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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馬爾克斯在其著《百年孤獨》中的開篇，是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想到的第一句話。就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而言，與一衆拉丁美洲的國家的處境一樣，都像一塊牛排，被端上了洋人的餐桌，而在洋人們巧取豪奪的刀叉間，爆發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與改良。 所以最後又會想起另一句話：“歌未盡，東方白。”很適合這本書，就像是恍恍惚惚尋了一整個黑夜，終於尋到那個目標，——“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鴉片戰爭展示的大清帝國國家層面的力量，雖然很菜很無奈，但整個過程的力量來自國家上層。隨後就是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但整體上屬於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那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 哪怕清朝亡了，換成了民國，開始了新民主運動，國家依然起伏不定。 到了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時，展示的已經是民間上層力量了，國家的某些權利已經從“通上下之情”發展到“下移於民”，是由形而下反過來推動形而上了。 但是有一個趨勢廣大喫瓜讀者必須要意識到，權力（或權利）最後一定會回到上層手裏，這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讀歷史，是爲了有朝一日可以頓悟，跳出書籍，跳出歷史，展望到未來。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由中國著名近代史專家胡繩先生所作，於1981年6月出版。這本書講述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前一段歷史，正如本書的書名：《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在學習西方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新的途徑、找到屬於中國之路，從而回應西方衝擊的歷史。

讀近代史如服一劑良藥，這藥勁大，亦足見一國原有之病根。 從兩次鴉片戰爭中能夠看到皇帝之自大無能，官僚之荒唐腐敗，洋人之陰毒無恥，一戰而敗，廟堂之上就充斥着求和風氣，求約之後又能夠安然自若，對待洋人搖尾乞憐，打擊百姓不遺餘力。 ​太平天國中，農民集團在壯大中吸收了不少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盛行（而這點在辛亥革命中同樣上演），同時地主集團中在鎮壓革命中也出現了曾國藩，李鴻章這種第一代軍閥，他們瘋狂屠戮百姓，並霸佔大量土地成爲新地主，手握軍權，再徐徐將手伸向經濟，政治大權。他們一方面保證自己的地方獨立性，一方面在主動出面與洋人打交道中樹立一個平定社會矛盾的形象作爲自身的政治底牌。 到了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之後，各地革命紛紛出現。但沒過多久，舊地主舊官僚作爲早已摸清了封建社會的官場鬥爭的勢力，迅速在早已成勢的地區進行奪權，舊草又一次佔領高地，這依然是民智未能真正解放。第二代軍閥以袁世凱爲代表，左右斡旋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官僚中間，奪取革命果實。 之後的五四運動，由陳獨秀等人興起的圍繞《新青年》雜誌發展的思想改革，給新一代青年以啓發，之後的巴黎會議上失敗，打破了人們對戰勝後的幻想。重新開始了遊行示威，讓人們看到民衆的偉大力量，找到了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