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與曾國藩

蔣廷黻的《洪秀全與曾國藩》通過太平天國運動領袖洪秀全與洋務運動領袖曾國藩、洪秀全的太平軍與曾國藩的湘軍的比較，剖析了兩位領袖、兩大階級、兩支軍隊、兩條道路的歷史與階級侷限，深刻反思了兩條道路最終失敗的思想根源與制度桎梏，並通過太平天國的覆滅與李鴻章的官運亨通，再次印證了“勝者王侯敗爲寇”這一亙古不變的規則。 洪秀全雖有革命思想，卻因迷信和享樂，最終未能成功改朝換代。曾國藩則以儒家精神、宗族觀念治軍，力圖挽救清王朝，最終也因國體所囿，導致湘軍私有化流弊。雖是太平軍將士的熱血染紅了李鴻章的頂戴花翎，然太平軍將領們自身的政治狹隘則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洪秀全們實際上不是爲了打碎一箇舊世界，建立一個新社會，而只是一味地想把皇帝拉下馬，自己搖身變皇帝而已。正如當今社會，很多人恨的並不是貪腐本身，而只是很自己沒有貪腐的機會。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了做皇帝或貪腐的機會，並不比原來臺上的人磊落到哪去，相反可能要甚之。 該書還聚焦洋務運動從發起到落幕的全過程，透視了晚清統治階層在近代化進程中探索改良的掙扎與侷限。恭親王奕訢、文祥等人汲取英法聯軍入侵的慘痛教訓，確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針，開創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等，開啓軍事與教育近代化先河。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地方大員學習日本明治維新，力主“變則通”，將改良運動推向縱深，創建北洋海軍、船政學堂，推動海防現代化。派遣留美幼童，學習歐美各國的先進體制。然而這場自強運動終因受制於朝庭的多重桎梏，只是搭建起近代工業體系雛形。由於缺乏制度配套與全民共識，最終以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的慘敗而告終。 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無論是以洪秀全爲代表的農民階級領導的革命，還以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爲代表的統治階級的自我改良，都不能引領中國走向富國強民的道路。史實昭示：積弊沉痾的中國要想救亡圖存必須由一個真正的革命階級領導一場徹底的革命，從根本上推翻舊的封建統制秩序，才能引領中國走向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2026年第60本【歷史】 1.上帝會、三合會、白蓮教、東林教、八旗軍、綠營軍、自強運動、自強運動的領袖們 ​2.他(曾國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3.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後，我們更能看出他的真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他深居宮中。務求享做皇帝的福，對於政事則不放在心上。宮廷的建築，宮女的徵選，金銀的聚斂，官制宮制的規定，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後來簡直變爲瘋狂的迷信。楊秀清向他報告國事的困難，他回答說：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 快要滅亡的時候，南京絕糧，洪秀全令人民飲露充飢，說露是天食。 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復興民族，且不能作爲部下團結的中心。在咸豐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內訌。 4.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復漢族的自由，這當然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的是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衆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爲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5.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只好催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6.在長江下游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上海與外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Gordon)統帶的常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7.自強的事業頗多，我先擇其要者列於下： 咸豐十一年　恭親王及文祥聘請外國軍官訓練新軍於天津。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設立同文館於北京。是爲中國新學的起始。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託總稅司赫德(Robert Hart)購買炮艦，聘請英國海軍人員來華創設新水師。 同治二年　李鴻章設外國語文學校於上海。 同治四年　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校。 同治九年　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赴美國留學。 同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二年　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陸軍，船政學生赴英、法學習造船和駕船。 光緒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道。 光緒七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緒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創辦上海機器制布廠。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緒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　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 以上全盤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故軍事建設最多。但我們如仔細研究就知道國防的近代化牽連甚多。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兩個機械製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分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術人才去駕使，所以設立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築。第四，新式的國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制布廠來挽回權利，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定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生效。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8.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失敗的緣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做海軍的總教官，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只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佔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爲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爲戰略戰術不如人。 9.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爲路線錯了，是因爲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建築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爲什麼呢？因爲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親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做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是要自己製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習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爲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的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10.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爲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羣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前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爲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祕密在雲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爲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做事，只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11.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地奮鬥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地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裏，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 革新派遇上了守舊派，革新派敗，清朝亡！ (2026.9.22 於宜春)

書的後半部分與題目相比有點跑題。

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祕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爲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