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與鴉片戰爭

文章雖然是寫於大約100年前，但今天讀來仍有新意。

1840年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讓步。二十七日遂與義律定了《穿鼻草約》： (1)中國割讓香港與英國，但中國得在香港設關收稅，如在黃浦一樣。 (2)賠款六百萬元，五年交清。 (3)中英官吏平等。 (4)廣州於英國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復市。在方面，即時退還定海。此約是琦善外交的結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讓香港。在定約的時候，琦善已經接到了不許割地、不設賠款的諭旨。照法律他當然有違旨的罪。但從政治看來，琦善的草約是當時時勢所許可的最優的條件，最少的損失。我們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南京條約》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約》尚保留中國在香港收稅的權利。《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穿鼻草約》仍是廣東一口通商。《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元；《穿鼻草約》賠款只六百萬元。 雖然草約的雙方均未能正式簽訂，琦善的形象瞬間立體了，他有見識知進退，努力交涉達成的《穿鼻草約》更是他費盡心力的結晶，只可惜朝堂之上有此等卓識之人太少，浪費了這大好機會。雖然未能提出自強舉措，但想來以當時上層人員沉浸於天朝觀念之中，即使上奏也無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