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下中國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之路

1.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精神文明的豐富性、多元性、創新性，帶動提升農村相對落後、閉塞、愚昧的文化觀念，實現城鄉文化文明共進；另一方面，要借鑑農村優美生態環境，生態循環型生產模式，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城市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城鄉人口素質、精神文化、價值理念和生產方式實現文明互鑑、相互融合。 2.舊時的社會分工造成城市與農村的分離，並導致市民和農民的片面和畸形發展，在城鄉融合發展階段，舊時社會分工即勞動的差異所形成的分工，因爲沒有階級之分，其基礎已經不復存在，沒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每個人都不再爲生存所壓迫，不再爲職業所束縛，社會全體成員以勞動聯合體的形式共同創造財富、實現自身價值，所有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機會。 3.馬克思、恩格斯認爲，要通過提升勞動者的教育文化水平來提高全體人民的勞動技術能力，通過提高全社會的科學技術水平來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改善鄉村落後的面貌，從而縮小城鄉差距。主張通過將勞動和教育結合起來，使勞動者有能力熟悉和掌握包括工農業在內的整個生產部門的工作，即通過教育擺脫勞動分工對人們勞動造成的片面性，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都得以充分發揮，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4.生活在城市的市民相比生活在農村的村民更加容易獲取政治信息，對政治信息更加敏感，對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維權意識更強，對政治互動訴求也更強。農村居民相對而言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出於生活生存需要，更多精力是放在生產勞動和基本生活上，且大多是留守的老年人、婦女和兒童，關心政治的主動性、自覺性較低，其政治參與大多是村委會要求或親緣羣體所需，往往是被動參與、利他參與，沒有意識和體驗到政治參與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通常村民政治參與的動機，都是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帶有功利性和侷限性，比如房屋拆遷補償、農田徵收青苗補償等，而諸如村莊整體規劃、招商引資項目、產業發展等政治參與程度和積極性偏低。城市居民由於居住在城市，信息獲取相對便利、相互交流相對快捷，擁有更多政治參與的場景，比如12345市民服務熱線，有政府行政部門投訴電話，有網絡投票活動、社區街道反映問題或投訴的渠道等，相對而言，農村信息不暢，缺乏途徑和渠道，對政策獲取、理解的能力有限，集體化組織參與的機制相對欠缺，單個利益主體相對城市更加分散、力量弱化，因此在政治參與程度與參與能力方面，農村村民遠不及城市市民。 5.在進行資源價值交換過程中，城市的人才、技術、資本、商品都已經包含了其誕生的空間規模成本，比如高房價、高租金、高教育投入、高附加值等，鄉村的農副產品、生態產品、旅遊產品卻沒有體現相應的生態價值成本，比如良好的土壤、空氣、水資源價值，優美的自然山水價值，這些隱藏在鄉村產品中的價值被嚴重低估，價格沒有反映價值。 6.農村作爲地域寬泛、人口分散的開敞空間，即使有農業面源污染、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污染，也都是以戶、村爲單位分散出現，空間上難以集中連片，加之自然生態的修復作用，往往造成了農村生態污染不嚴重的假象，結果造成鄉村生態環境污染治理投入減少，其所佔比例也相較城市更低。而且城市的生態污染計入了鄉村的生態成本當中，城市卻沒有支付或低成本支付，造成了鄉村無償分擔城市發展生態成本的事實，在減少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費用的同時增加了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生態成本，這種城鄉生態損害成本上的不對等，將進一步掩蓋鄉村生態建設、污染防治的緊迫性，甚至將進一步擴大城市污染向農村污染轉移的範圍和數量，造成城鄉生態文明建設上新的不平衡。 7.城市治理偏重對物的管理、對人的服務，在相對空間集中的環境下通過法律法規、規章制度、行爲規範實現有效治理和有爲服務。鄉村治理偏重對生產生活環境的管理、對人的思想和行爲的引導，相比城市的剛性、規範治理，鄉村治理更具有柔性、從衆的特點。 8.在產品價值方面，鄉村優質的生態環境資源以固化在農副產品身上的方式，輸送給城市居民消費、支撐城市的正常運行，但農副產品相對工業產品總量上相對較多，加之地力、生態價值的隱性融入，人工、技術、運輸等成本實際更多成爲產品的價格主體，價格相對低廉，沒有真實反映產品的總體價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