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公直
明代土木堡之變前後,忠臣于謙心懷家國,力排遷都乞和之議,挺身而出保衛京師。民間俠士錢邁、潘榮等受師命集結河間,沿途鋤奸扶弱,結識衆多忠義之士,屢破白蓮教及地方惡勢力的陰謀。各方英雄因共同的家國大義攜手,既要對抗瓦刺外敵,又要應對朝廷內部奸佞的陷害與權力傾軋,更要揭露邪教與藩王勾結的驚天祕謀。
1922年,文公直被誣入獄,他銘記慈母教導,泰然處之,一年後其舊部迎文氏出獄。在獄中及其此後閒居時,文公直對己作爲有所反思,毅然棄武從文,一度應聘爲《太平洋午報》編輯。其實,他在獄中精讀“母慈兄友”提供的《千古奇冤》,萌發了創作《碧血丹心大俠傳》及其系列的計劃。1928年,文公直開始寫作第一部,於1930年出版。1933年,他又陸續出版了第二部《碧血丹心於公傳》和第三部《碧血丹心平藩傳》,三卷共125回,一百餘萬言。他寫明朝大臣忠肅公于謙精忠報國的感人事蹟,從於謙出世求學開始,寫到爲明宣宗平定藩王朱高煦爲止(計劃中尚有《碧血丹心衛國傳》,惜因故未能完成)。平心而論,文公直創作武俠小說的初衷,旨在“使文忠烈、於忠肅、史閣部之光明磊落、碧血丹心,盡入於人心”。此外,文氏作“碧血丹心”系列文化大工程,也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時,屢屢發生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屠殺國人的慘案,如“五卅慘案”“漢口慘案”“沙基慘案”“萬縣慘案”“濟南慘案”等,文公直也藉此鼓舞中國人的鬥志和勇氣。按照當今的標準來說,有人說文氏作品的趣味性即藝術性似嫌不足,但其挽頹唐之文藝、救民族危亡之初衷即政治性還是應認可的。其實當年,于右任爲《碧血丹心大俠傳》所寫的序言中已有高度評價:該書“敘述忠肅故事,體雖演義,而文則詳於正史”,“信夫揚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氣,小說之力,較正史爲大。忠肅死,而論浹血氣,耿耿忠烈之精神不死”。況且,如論資排輩的話,他還是梁羽生、金庸的前輩,對後來的新派武俠作家頗有影響。 除了文公直的代表作“碧血丹心”三部曲,後來,他還有《女俠秦良玉演義》《江湖異俠傳》《劍俠奇緣》《赤膽忠心》《關山遊俠傳》等小說和《中華民國革命史》《中國文化史》《中俄問題全部之研究》《俄羅斯侵略中國痛史》《泰西經濟思想史》等治史著作相繼出版。 文公直作爲武俠小說大家卻與文學巨匠魯迅打過一場硬碰硬的筆仗,現在看起來,純系誤解所致,責任方在文公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