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馬釗
【民國版《出走的決心》,艱難時世,女性沒有淪爲棄婦,而是主動棄夫。】 本書藉助於檔案館裏保存的海量民國時期司法案卷,透過歷史的塵埃,還原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與內心世界 。對於檔案中頻繁出現的“通姦”“誘拐”“重婚”等法律案件,作者試圖揭示其背後的真實原因:戰時經濟失衡、糧食供應匱乏,使傳統上依賴丈夫養活的婦女陷入絕境——種種犯罪行爲,實則是她們迫於生存不得已採取的自救手段。不同於同時代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精英女性,這些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貧困婦女,只能藉助於市井“潛規則”,在法律和制度的縫隙中謀取生路。她們的經歷滿載底層小人物的血淚心酸,卻也呈現出一段被宏大敘事忽視的真實歷史。
這本書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成立前後那段特殊歲月裏最普通、最底層的婦女。她們生活在北平的大雜院中,在戰亂與政權更迭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她們沒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宏大口號,她們只是拼盡全力,在時代的浪潮中活下去。 作者馬釗通過大量塵封的司法檔案,帶我們走進這些婦女的真實世界:在舊社會,她們依附於丈夫生活,一旦遭遇戰亂、饑荒,或是丈夫失業、家道中落,便頓失依靠。爲了活命,有人不得不走進一段又一段關係,用通姦、重婚甚至誘拐等被法律視爲“不光彩”的方式,換取一口飯、一個落腳處。單看書名“棄夫”二字,似是主動逃離,實則背後滿是走投無路的辛酸,不是她們想逃,而是生活逼得她們無路可走。 閱讀時,一種“天地雖換,命運難改”的沉重感撲面而來。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宣傳婦女解放,鼓勵底層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會,這確實給許多女性帶來了新希望。然而與此同時,新的秩序也在重塑她們的生活:過去爲了生存而採取的辦法,比如私下買賣糧食、臨時搭夥過日子,在新的道德與法律框架下成了“錯誤”甚至“犯罪”。她們發現,自己雖然擺脫了舊時代的某些壓迫,卻必須面對新的規則和約束。她們的經歷、她們的關係網絡、她們在苦難中摸爬滾打積累的生存智慧,突然變得“不合時宜”。政府希望她們成爲“積極分子”“勞動模範”,但這條路並不好走,她們必須先學會用新的語言說話,在新的組織裏生活,將過去的自己一點點剝離。 書中有一段令人深思的敘述:婦女們訴說的被家暴、被拋棄、在貧困中掙扎的經歷,曾用於控訴舊社會的黑暗,以此印證新政權到來的正當性;可同樣是爲了活下去而採取的生存手段,在新社會里卻可能受到批評與改造。這種矛盾,正是那個時代女性處境的真實寫照,她們既是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人,又不斷被歷史塑造與定義,不得不感嘆一句,歷史真是好複雜呀~~ 這些“棄夫潛逃”的婦女,也許一輩子沒讀過什麼書,也未參與過什麼運動,但她們在四合院、衚衕口、煤爐邊做出的每一次抉擇,同樣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要知道,任何時代的變革,落在具體的人身上,往往是一場喜憂參半的漫長適應。真正的進步,或許不只在於宏大的制度設計,更在於能否聽見那些微弱的聲音,能否理解她們在苦難中淬鍊出的韌性與智慧。
《棄夫潛逃》一書, 似翻開了一卷泛黃的司法檔案, 墨跡間浮起北平大雜院裏 那些被歲月隱去的面龐。 她們在政權更迭的浪潮中沉浮, 於戰火與饑荒的罅隙裏 分明是命運逼至懸崖, 只得縱身一躍的踉蹌。 新中國成立後, “婦女解放”的號角響徹巷陌, 而新的秩序也如細密的網, 將她們賴以生存的民間智慧輕輕籠住 昔日的活路成了今日的歧途。 她們必須學着用嶄新的語言, 告別舊日的自己。 歷史有雷霆萬鈞之力, 人生有百轉千回之韌。 這些婦女在衚衕口、 煤爐邊悄然的抉擇, 何嘗不是歷史的真實質地? 時代的變革落在具體的人身上, 從來不是煥然一新的神話, 而是一場帶着痛楚的漫長甦醒。 真正的進步, 或許不在於宏大的宣諭, 而在於能否聽見那些微弱 卻頑韌的生存迴響。
這本書其實我不怎麼好說 從史學的角度來說,這本書可算專業性十足, 檔案、數據、史料都很豐富 如果是研究者來說,應該很有幫助 正如作者所說的,這是自下而上的底層史, 沒有宏大敘事,全是細碎的個案拼接! 🖋對於普通讀者,想要細瞭解也可以, 但不是很推薦,因爲太論文感了~ 對於女性主義讀物來說,可以參考,但不建議認真 用作者的話就是:“對於她們那些基於本能的日常生活行爲,我不想賦予太多的、超出當事人理解範圍的政治內涵,我只希望能在下層婦女的言行中發現她們的內心世界,並對她們的想法與抉擇保持理解和同情。” 大概概括一下:本書聚焦了1937-1949年戰時北平的底層婦女, 圍繞“棄夫潛逃”這一現象展開: 一些傳統上依賴丈夫供養的婦女, 在戰爭、通貨膨脹、糧食匱乏的雙重壓力下, 並非扮演單純的受害者角色 她們沒有等待精英啓蒙或外界拯救, 當然也沒法等待,不懂法或者在那種時代下壓根沒出路 她們主動利用鄰里關係網絡、城市灰色經濟(如縫補、性服務、走私)、傳統婚姻規範(認定丈夫有供養責任),通過棄夫、再婚、同居等方式謀求生存。 與此同時,日僞及民國政府爲管控人口流動、維護秩序, 建立了戶籍、保甲、居住證、女警隊等監控體系, 但婦女們總能找到制度漏洞。 1949北平易幟後,“訴苦會”將婦女的個人苦難政治化, 用街道合作社改造她們的謀生方式, 並吸納婦女參與基層治理,既賦予她們新的政治身份, 也重塑了底層女性的生存邏輯與社會角色。
記得上次看老舍的《月牙兒》時就有那種被故事憋悶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看完後一抹臉,全是淚水,都不知道何時溢出!那時候還自嘲看個小說,至於麼!這次看馬和孔寫的《棄夫潛逃》,看那活生生的歷史下一個個鮮活生命爲了生存而只能選擇自己最後的本錢,爲了活下去而付出所有,時代早就忘記了她們,歷史也對這些春秋手筆,一筆帶過!可是是她們的錯麼,她們什麼都沒有隻是想活下去;是時代的錯麼,戰火紛飛的年代,男人都是成批的戰死、餓死、病死,作爲那個時代依附而存的女人又何其難! 看過過去的淒涼纔會珍惜今天的不易,不想月牙兒的悲劇反覆播映,唯有像木棉,“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爲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可能當下那些所謂彩禮、啃老、等靠現象都會少很多吧!
這本書感覺好像是說了很多東西,但是又好像什麼都沒說。 在看的時候,看着看着突然就被男作家所特有的寫作機制(男作家寫着寫着,大頭就下去了,小頭就上來了)給逗笑了。 (還整上了男男之間的心心相惜😓) 很惋惜,這本書的資料感覺其實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可惜沒有。 總的來說,有一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感覺。 這本書會涉及到很多東西,我想補充的一點是關於空間理論的。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去了解一下女性主義地理學。 (我個人覺得這個纔是本書資料最適合研究的方向) 傳統的地理學是默認以男性爲主體來構建空間的,但是女性主義地理學是從女性角度來解構空間的。 下面是一些分享: 女性主義地理學面臨的本體論問題,是性別化的社會空間結構問題。 所謂性別化的社會空間結構,是指在西方社會中形成的等級性二元社會空間結構;準確地說,是男性主導的社會空間結構。 地理空間中存在一系列的性別化的二元論表徵:男性表徵着如公共空間、外在空間、工作空間、生產空間、權力空間、獨立空間等;女性表徵着私人空間、內在空間、再生產空間、休閒空間、娛樂空間、消費空間、依賴性空間、弱權力空間等。這些空間,具有男性特徵的空間是生產性的、主導性的空間;具有女性特徵的空間則是再生產性的、依附性的空間。 女性主義地理學試圖證明,當前的地理學體系被理解成是由男性創造並主導的,女性在地理學建構中的作用和獨特視角被忽視,因此,地理學中的性別特徵亦應得到闡釋並加以改變。
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 原書名是《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我讀的時候有一種微妙的主體錯位的感覺。讀前我認爲這是一本婦女在政權頻繁更替的北平的生活史,但作者其實更聚焦地是當時各個政府不同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變遷,穿插着少量了案例作爲切入點。除了每一章的開頭和結尾用一位婦女“棄夫犯罪”檔案作爲引子,我個人覺得中間對婦女本身的行爲分析並不十分充足。 書一共分爲三個部分——艱難時世、街頭巷尾和遊走城鄉,分別寫戰亂引起的北平經濟衰退,社會習俗的逐漸變遷和現代化城市建設帶給婦女的影響。相比於革命者的自下而上地帶有反對不公社會現實的主動抗爭,底層婦女的“潛逃”更加側重於對生計的保障,她們或許並沒有意識到父權壓迫給她們自身生活帶來的侷限性,因爲更多的婦女跑路的目的地其實是尋找下一個丈夫,能夠爲她供給生活費用的丈夫。 女人的勞動是不被承認的,盥洗、縫補、養育、照護,這類從古至今都加諸於女性身上的勞動責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首都也是不被承認的,在一些刑事案卷中,即使一些婦女有規律地幫當地居民縫補衣物這類的工作時,她們在官方檔案上仍然是被計作“無業”的,換個角度說,在當權者的眼裏,這些婦女的工作是不爲社會創造價值的,女性長久以來地維護社會平穩運行的付出是始終被漠視的。 而相反地,女性本身始終都未被當作完全主體的“人”來看待。不管哪個政權上臺,女人被看重的是她自身的“價值”,在話語體系裏更多被當成“物品”,其生育價值、勞動價值以及身體的性價值是被社會以沒有自我意志的生物來衡量的。沒有人試圖看見女性內心的情感需求以及被社會承認和需要的需求。 從這些犯罪檔案的婦女口述中來看,“國”“黨”等宏大敘事也沒有進入她們的視野範圍。一個連溫飽和自我意志都不曾存在的羣體,對其空談政治是非常傲慢的。在這本書裏的大部分女性都沒有名字,xx氏就是她們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所有憑證,爲了生計,她們把自己的姓名標誌的第一個字過渡爲不同男人的姓氏,而第二個字甚至也不是她的,這場夫和父的家庭與婚姻的牢籠同社會一起組成一場消解女性存在的酸雨,讓她們面目模糊地存在在歷史當中。 社會爲了打壓女人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始終以自始至終的威脅和打壓爲手段。自出生起,她們受教育的渠道就天然被剝奪,只能以沒有技術含量的勞動生存,不止用婚姻和生育將其捆綁在家務勞動中。外出謀生的女性更要遭受嚴苛的社會冷眼和來自男性自古無所休止的性暴力和性騷擾。 當戰亂隨之帶來了潦倒和貧窮,這個龐大的父權體系似乎感到了自身的脆弱性和無以爲繼。一種以經濟地位帶來的父權權威隨之倒塌,男人也不再能夠承擔養家餬口的義務,他們似乎也才認識到自己的優越地位要靠更上層的男性統治帶來的餘蔭纔可以做到。當威權喪失之後他們似乎不知如何對待那個突然有了自我意識的妻子,他們向官府控告妻子的逃離和不忠,卻沒有任何解決辦法。 所謂潛逃,不過是因爲社會沒有留給女性一個體面掙脫家庭的渠道。她們只能以拋夫棄子的罵名離開原配的家庭。而婦女的堅韌又從制度的天羅地網裏冒了出來,依託混亂的城市,隱祕地地下網絡開始發展起來;隨着公共交通方式的提升,與人口販賣等犯罪率同時增長的也是女性生的希望。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棄夫潛逃”始終還是女性繁衍不息的生命力的體現。我們或許也應該重新審視,僅僅距離目前80年前,婦女還不被允許正常的工作,直至今日對女性的打壓也隨處可見。讀這本書的時候會聯想起前段時間讀的《午夜北平》,同樣的1937年,不同的階級、出身和身份,被殺害的帕梅拉和被吞食的底層女人,命運似乎沒有什麼不同。新政權的所謂結束了對婦女長期存在的性剝削是真的以女人爲出發點提出的嗎,《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明確表示,“現代個體家庭建立在妻子的‘公開或隱蔽的家庭奴隸制’之上,而社會由這些家庭構成。”;波伏瓦也提出,社會讓女性產生了婚姻是一種捷徑的錯覺,而當她們反應過來時,已經滑入深淵。 閱讀這些真實的犯罪記錄是讓人不快的,這些歷史清晰地篆刻着女性的血淚,而如今的女人是否可以不靠婚姻、不靠被佔有、不靠自毀就能得到生存的尊嚴呢?
本書作者馬釗是歷史學博士,2007年畢業於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現任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中國近代歷史與文化副教授,長期深耕中國近代史、城市史、性別與社會變遷領域,尤其聚焦戰時底層羣體的生存策略。其代表作《棄夫潛逃》依託海量民國司法檔案,立足法律史與社會史雙重視角,聚焦1937至1949年北平底層婦女,細緻描摹她們在戰時經濟危機中的生存困境與自主抉擇。 《棄夫潛逃》的亮點盡顯獨特價值與研究深度,作者窮盡心力調閱民國司法案卷,以“通姦”“誘拐”“重婚”等具體案件爲切口,鮮活鋪陳出北平底層婦女在戰時經濟失衡、糧荒重壓下的窘迫處境。書中跳出傳統敘事框架,沒有將女性塑造成值得同情的被動受害“棄婦”,反而着力展現她們主動“棄夫”的選擇,刻畫其在灰色地帶巧用市井潛規則謀求生路的鮮活樣貌,徹底顛覆了固有認知裏的女性受害者形象。作品更實現了社會史與法律史的深度融合,既通過司法檔案精準還原當時的法律程序與判決邏輯,又對照真實社會現實展開剖析,清晰揭示出制度縫隙如何被底層婦女捕捉利用,兼具雙重研究價值。不同於同類研究聚焦同時代公共領域的精英女性,本書將目光投向遊走在灰色地帶的貧困婦女,讓這些被宏大歷史敘事忽略的小人物,得以訴說自身的血淚心酸,有效補足了民國女性史的研究空白。同時作品將經濟失衡、性別壓迫與個體選擇緊密交織,其對底層生存邏輯的解讀,對理解當代社會弱勢羣體的生存策略仍有着深刻的現實啓示意義。這些特質讓《棄夫潛逃》不只是一部紮實的民國女性史著作,更成爲一部關乎貧困處境、法律邊界與生存智慧的優質社會史研究佳作。
於塵埃裏,看見民國女性的出走勇氣。 當我們談起民國女性的覺醒,腦海裏總是浮現出身着洋裝、奔走於學堂與街頭的精英女性,她們的吶喊與抗爭被寫進宏大的歷史敘事,成爲時代的光。 但《棄夫潛逃》卻帶着我們撥開歷史的塵埃,將目光投向北平街頭那些籍籍無名的底層婦女,讓我們看見另一種更狼狽、更決絕,也更真實的女性覺醒。 不是站在聚光燈下的振臂高呼,而是在生存絕境裏,毅然轉身棄夫的倉皇出逃。 這是民國版的《出走的決心》,沒有華麗的辭藻修飾,只有沾滿煙火與血淚的生存本能,在法律與制度的縫隙裏,撞出了一道屬於底層女性的微光。 作者以檔案館裏塵封的民國司法案卷爲鑰,打開了一個被遺忘的世界。 那些密密麻麻的卷宗裏,通姦,誘拐,重婚的罪名冰冷刺目,曾是這些婦女被釘在道德與法律恥辱柱上的鐵證。 可當作者順着卷宗的線索,走進她們的生活,才發現這些看似失德的行爲,不過是底層婦女在艱難時世裏的自救。 戰時的北平,經濟失衡,糧食匱乏,傳統社會里嫁漢嫁漢,穿衣喫飯的生存邏輯徹底崩塌,依賴丈夫養活的婦女,要麼在飢寒交迫中忍氣吞聲,要麼在夫權的壓迫下苟延殘喘。 當生存成爲唯一的訴求,所謂的婦道與貞潔,便成了最奢侈的枷鎖。 她們的棄夫,從來不是一時的任性,而是走投無路後的破釜沉舟:或許是跟着一個能給口飯喫的人連夜離開,或許是頂着重婚的罪名另尋生路,或許是在被丈夫拋棄前,先一步斬斷那根早已無法支撐自己的救命稻草。 這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選擇,在當時的法律與道德體系裏,是罪,是錯,可在生存的天平上,卻是她們能抓住的最後一根浮木。 與那些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精英女性不同,這些底層婦女沒有受過教育,沒有社會資源,更沒有發聲的渠道。 她們不懂什麼是女性解放,什麼是性別平等,她們的所有選擇,都源於最樸素的求生欲。 她們不會寫文章抨擊夫權,不會參加遊行呼籲權利,只能藉助市井裏的潛規則,在法律的邊緣小心翼翼地謀取生路。 她們可能是衚衕裏的幫傭,可能是茶館裏的夥計,可能是失去依靠的寡婦,她們的故事散落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藏在冰冷的司法案卷裏,被宏大的歷史敘事輕易忽視。 可正是這些細碎的、狼狽的、甚至不光彩的經歷,拼湊出了民國女性生活的真實圖景。 不是所有的覺醒都光芒萬丈,不是所有的抗爭都擲地有聲,有些覺醒,只是認清了靠人不如靠己的現實。 有些抗爭,只是爲了活下去,拼盡了全身的力氣。 《棄夫潛逃》最珍貴的地方,在於它沒有用現代的視角去苛責歷史中的女性,也沒有將她們的行爲過度美化,只是以一種平視的姿態,還原了她們的困境與掙扎。 這些婦女不是完美的抗爭者,她們的身上帶着時代的侷限,帶着底層生活的粗糲,甚至有些選擇在今天看來也難以認同,但這恰恰讓她們的形象更加鮮活、真實。 她們沒有淪爲任人擺佈的棄婦,而是在絕境中主動選擇棄夫,這份看似卑微的勇氣,足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民國的女性解放史。 女性的覺醒,從來都不是一場單一的、自上而下的運動,而是無數女性在各自的困境裏,做出的一次又一次選擇的總和。 精英女性的吶喊讓更多人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而底層女性的出逃,卻讓我們知道,這份力量,早已紮根在最平凡的生活裏,紮根在每一個想要好好活下去的女性心中。 那些北平底層婦女的身影彷彿還在眼前,她們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裏,拖着疲憊的身軀,毅然轉身,走向未知的前路。 她們的故事沒有驚天動地的結局,或許有人活了下來,或許有人依舊顛沛流離,但她們的棄夫之舉,卻在歷史的塵埃裏,留下了一抹不屈的底色。 女性的解放之路,也正是由無數這樣的小人物,一步一步,艱難地走出來的。 在今天,當我們談論出走的決心時,也不該忘記,在遙遠的過去,曾有一羣女性,在生存的絕境裏,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出走的勇氣。
其實我們在評判一個人時,首先當先看她所處的絕境,理解一段歷史,先聽見沉默者的聲音再開始討論,這些女性沒有留下豐碑,卻用生命寫下:哪怕身處最黑暗的年代,人對生存與自由的渴望,永遠不會熄滅,在父權與戰亂雙重擠壓下,她們有名有姓卻沒有財產,沒有話語權,沒有獨立謀生的保障,丈夫失業、家暴、嗜賭、失聯,家庭分崩離析,飢餓與凌辱近在眼前,所謂“棄夫潛逃”,不過是她們掙脫窒息,護住自己與孩子的唯一選擇,她們不是叛逆者,只是不想死,她們不是罪犯,只是被時代逼到無路可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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