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柏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近十年思考與寫作的 結晶,以高度跨學科的分析框架,剖析“大變局”的實質,揭示各國在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更迭和科技革命這三大歷史長週期的兩次同頻共振中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的歷史同時代性和共同特徵。 本書的理論框架進化長達35年之久。作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美貿易戰最激烈的階段,將卡爾•波蘭尼所揭示的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由釋放市場力量轉向保護社會這一歷史宏觀變量納入其理論框架,並在後來的寫作中將其擴展到對戰後資本主義的分析,概念化爲“全球化的鐘擺運動”,把它作爲與霸權更迭週期並重的,導致國際經濟秩序與國內政治經濟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驅動力。 當2008年以來這些歷史長週期運動又一次對國際經濟秩序產生重大影響時,特別是當中美貿易紛爭爆發後時,這些經過長期發酵和積累形成的跨學科的理論框架開始展現出強大的解釋力,爲理解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提供了十分獨特的視角。這種從歷史的縱深與比較的視野分析中國經驗與其它國家的歷史同時代性,對我們思考中國如何應對逆全球化,地緣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戰、選擇何種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作者特意逐篇附加寫作背景與現實進展,不僅有助於讀者更充分地理解問題意識的來龍去脈,而且也反映一位社會科學學者是如何對自身過去的思考進行不斷地剖析和檢視的。
讀完本書,第一感受是,作者高瞻遠矚,講話太實在了,敢講了大實話,👍推薦 上半部分(第1–5章)——“鉅變中的世界秩序” 1. 逆全球化正在加速:作者用“全球化鐘擺運動”解釋,當市場力量釋放與社會保護之間的張力失衡時,貿易與金融自由化就會遭遇政治反彈,表現爲貿易壁壘上升、移民政策收緊和民粹主義崛起。 2. 美元霸權面臨挑戰:佈雷頓森林體系後,美元憑藉儲備、結算與干預貨幣地位長期輸出流動性並獲取“鑄幣稅”,但2008 年金融危機及俄烏制裁讓多國加速去美元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3. 貿易失衡與發達國家內部矛盾:中國崛起、產業間貿易和自動化擠壓了發達國家中下層工資與就業,引發“薩繆爾森陷阱”和對等開放訴求;若缺乏針對性改革,全球化將被迫逆轉。 下半部分(第6–11章)——“轉型中的中國經濟” 1. 增長模式亟待從出口/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作者以卡萊斯基需求經濟學爲基底,指出提高實際工資、擴大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是切換到可持續消費驅動的根本途徑。 2. 東北振興與新經濟突破口:東北需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數字經濟與工業互聯網,把老工業基地升級爲“新經濟”策源地,以點帶面重塑全國產業升級路徑。 3. 產業政策六力模型賦能高端製造:在雲計算、工業互聯網和電動汽車等領域,中國政府通過強化要素供給、基礎設施、產業集羣與市場競爭,形成了“競爭優勢型政府”範式,爲後發趕超提供了系統性工具。
有全局,有思路,有信心,預則立。
國際貿易市場<——>高技術產業<——>科學創新及其人才培養。 科技革命與貿易集團的出現。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通常需要大量投資,但是同時國內市場又比較小。只有新興產業的公司進入更大的國際市場,才能實現規模經濟並獲得投資回報和利潤。當逆全球化開始影響國內就業,地緣政治競爭日趨激烈時,國與國之間的技術競爭,特別是在地緣政治中屬於不同陣營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會推動各國組成按地緣政治劃界的貿易集團。這種貿易集團的目的是既能擴大本國新興產業的規模經濟,又能用關稅防範地緣政治中的對手。1932年,英國率領英聯邦國家締結了《渥太華協議》,隨後幾年裏德國與一系列東歐國家也簽訂了類似的協議,日本與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其扶植的僞滿洲國及汪僞政權簽訂了相關的關稅協議。這些協議的目的都在於擴大其新興產業產品的海外市場,擴大規模經濟和提高投資回報率和盈利。在本輪科技革命的國際競爭中,中國企業依託本土超大規模的市場,彼此之間進行激烈的競爭,勝出的企業不斷擴大規模經濟,在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和無人機等若干產業建立起強大的競爭優勢。面對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歐美國家對中國各種新興產業的出口紛紛祭出高關稅,防止中國企業佔領它們的本土市場,摧毀其新興產業;同時,爲擴大本國企業的規模經濟,它們也在建立各種聯盟。——高柏(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把脈:全球鉅變與中國經濟》
作者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解讀爲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更迭和科技革命這三大歷史長週期的同頻共振。 從這三個角度出發,在世界秩序部分,分析了全球化鐘擺運動形成的歷史原因、國際金融秩序的變化和中國的應對之策:對等開放。最後一點在當下美國發動對全球貿易站的背景下,幾乎無法成立。 在中國經濟部分,提出設立東北經濟特區、提高工資收入和建設福利國家等措施,還對中國的工業互聯網、電動車產業和雲計算產業進行了具體分析。整體的感覺是理論上可行,但還需要進一步結合中國的實際現狀去分析可行性。 例如貧富分化不僅存在於人羣中,也存在於地區中,有些產業政策,在一些省份進行改革、推廣成功概率較高,而這些省份本身各方面已然先進很多,而急需改革來改善經濟社會環境的省份,往往沒有相應的能力開展相關試驗,也不可能純靠外力支持來完成。
本書的立意高格局大,內容充滿邏輯思辯,所以讀起來也比較喫力。 以前一直對"促進內需"的原因不理解,甚至認爲不就是呼籲廣大人民自掏腰包多消費,不明白掏錢消費的重要度爲什麼能上升到國策級別。看完這本書,大概明白了“擴大內需,提振消費”不僅不是小事,這是和國運息息相關的大事。 也不是簡單的呼籲人民自掏腰包多消費,這裏面涉及到利益、資源的分配,涉及到福利國家的構建。 當前處在逆全球化週期、地緣政治衝突、科技革命的同頻共振週期中,全球經濟社會動盪。作爲一個芸芸衆生裏的小公民,其實我們能做的並不多。給自己帶來的投資啓發大概如下: (1)關注消費領域,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是與國運息息相關的,傾盡舉國之力。中國作爲當前最具經濟韌性的國家,要相信國運,消費領域大概率能獲得持續發展。消費領域龍頭企業可以適當投資,相關企業大概率會活的相對不錯。 (2)更高層次的國家開放,必然導致金融層面的全面發展,這是大趨勢。金融發展會促進資本更合理的流動,從估值過高流向價值低窪處,以換取未來的增長。所以找到低窪的地方,佔好位置,靜靜等待水漲船高,會好過胡亂創業瞎折騰。
在西西弗閒逛時看到這本書,翻了幾頁後感覺頗有意思就買了,斷斷續續讀了一個多星期才通讀一遍。 書中部分爲作者過往文章的合集編纂,爲了成書,新撰寫了幾章,在每一篇最後,也增補上了作者當前寫的後記,討論分析一些新變化,反思寫作時的侷限。我搜了一下,部分文章可以在網上搜索到。 總共十二章,分爲上下兩編。上編關注世界秩序,下編聚焦國內經濟。 各篇聚焦的主題不同,但總體都採用的一套跨學科分析框架,這套框架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基於歷史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關於全球化鐘擺運動和霸權週期的分析;二、基於國際政治經濟學對於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在鐘擺運動和霸權週期中如何變化的分析;三、基於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如何影響一國內政治經濟的分析。 也就是分析全球化鐘擺運動、霸權週期更迭和科技革命如何改變國際經濟秩序,國際經濟秩序又是如何影響一國的政治經濟,從而在國內製造出張力和矛盾 ,一國內部的張力和矛盾又是如何改變國家對外的政策,國與國的對外政策又是如何影響國際經濟秩序,國際經濟秩序又是如何加速全球化鐘擺運動和霸權週期的發展。 這套理論框架下,對世界秩序⇆一國政治經濟⇆國內不同利益羣體間矛盾的雙向作用機制做出的分析在邏輯上完成了閉環。讀起來有趣味性之餘,也不缺乏論證的嚴謹,數據也比較豐富。 舉個栗子,第一章於2016年作者應邀參加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的關於國際治理的國際會議而寫就。談逆全球化現象的因果分析。 這篇受卡爾.波蘭尼和喬凡尼.阿瑞吉、哈羅德.詹姆斯的理論啓發,輔以作者從組織生態學和組織制度學派的視角,對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內在邏輯,發展機制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闡述。 首先是卡爾.波蘭尼的結構性視角,主張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的上一輪全球化最終促成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各國的政治經濟由釋放市場力量轉向保護社會,羅斯福新政和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正是支持保護社會的政治勢力的三種不同形態。 從這個視角往後推,直到陷入二戰這個修昔底德陷阱,戰前動員及戰後重建階段,各發達國家都在着力打造自己的福利體系,保護社會的同時避免再次陷入大蕭條。 但在七十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戰後建立的這套全球經濟秩序增長停滯、通貨膨脹。 以新自由主義爲意識形態基礎的“華盛頓共識”開始興起,從政黨到國家,美國主張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引導、推動世界經濟秩序進入鐘擺運動的下一個全球化週期。“華盛頓共識”在國內呼籲引入更多市場力量,減少國債、保護產權、國企轉制、放鬆規制。在國際方面倡議發展中國家促進自由貿易、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等。以拉美地區爲主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響應推動改革。 在冷戰期間,美國施行犧牲貿易利益,換取軍事同盟的策略,對諸多歐洲、東亞國家實行不對稱合作的貿易政策,對對方開放市場的同時,允許對方施行貿易保護政策對美國關閉市場或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以此來拉攏盟友對抗蘇聯。這個策略促進了跨國公司的跨境投資,也讓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受到損害。 更進一步的是,在八十年代,“價值鏈”理論成爲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理論基礎,大大推動了跨國公司的商業戰略轉型,全球外包、離岸生產的規模劇增,這更加劇了美國製造業和工作崗位的流失。 文中援引了一條數據:一個跨國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實際資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減少0.1%-1.8%。如果跨國公司在海外分部實際注資額增長超過100%,它在美國國內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就會減少18%。 隨着一系列貿易/生產的擴張,在跨境貿易活動中,發達國家那些能夠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的人:資本家和高技能工人、職業白領獲得了更多的選擇自主權,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和能力。而底層工人和中層管理人員卻面臨着被髮展中國家的工人搶走飯碗還無計可施的被動局面(以鐵鏽帶汽車工業爲典型代表)。這是美國反自由貿易的一部分民意基礎。 另一個結構性視角,從喬凡尼.阿瑞吉的理論來看,他主張貿易與生產的擴張,必然隨之財政與金融的擴張,進而導致全球性的金融風險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還是以美國爲例,從國家政策方面來看,因爲美元作爲國際關鍵貨幣和美國作爲國際流動性主要提供者的特性。鑄幣稅和沒人管得了的所謂“政策自主性偏好”讓他們花起錢來隨心所欲。 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在擴大國防開支這一政策上基本沒分歧。從肯尼迪總統開始,大幅減稅就是美國多任總統繼承的優良傳統。約翰遜總統任上除了大幅減稅,還擴大了越戰規模,推行“偉大社會計劃”。到里根總統時,不但啓動了史上最大額度的減稅方案, 八十年代還跟蘇聯玩起了星球大戰。到布什總統,繼續大規模減稅的同時,發起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反恐戰爭。全都是減少收入的同時增大開支,典型的既要、又要、還要,主打一個開流節源、借錢消費、全球放水。高企的聯邦債務帶來的是極高的金融風險 從美國的跨國企業和資本方面來看,八十年代後,全球外包和離岸生產大規模增長,發展中國家得到巨量投資後,技術和人才快速積累,部分產業也加入了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工業的後發優勢逐漸顯現,使跨國企業的利潤下降,促使了資本向利潤更高的金融業轉移。 六十年代在約翰遜政府時期,爲了實現本屆政府雄心勃勃的住房計劃,實施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惡果也在2008年暴雷。無論是由次貸危機蔓延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還是當前歐美各國極高水平的政府債務,都凸顯了金融危機影響到實體經濟,進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概率,驗證了喬凡尼、阿瑞吉的觀點。 次貸危機讓中產階級的資產大幅縮水。作者援引了一條數據: 一項對次貸危機的評估,“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美國家庭資產淨值損失超過1/4。2008年11月,標普500指數與2007年的高點相比下跌了45%。房屋價格從2006年最高點下跌了20%,而且未來市場預期還將有30%-35%的潛在下跌空間……” 長期受全球化負面影響的美國底層民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中處境也更爲艱難。數據顯示,在2008年的大衰退中,美國實際GDP在當年第三季度開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經開始再度增長,失業率卻一直到2016年的5月才恢復到與2006-2007年的4.6%相近的4.7%。 美國爲了維持自身霸權地位在這輪全球化中付出的代價,最後都構成了反自由貿易、反移民運動和支持特朗普當選的民意基礎。 第三個制度性視角,從哈羅德.詹姆斯的理論出發,他主張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會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 利益分配的失衡,加劇階層分化,階層分化讓上層精英跟下層民衆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各方面都產生巨大差距,而財富的權力化又影響到政策的制定偏向富人。一來二去,政治精英跟下層民衆的認知就存在了一條難以逾越的巨大鴻溝,其制定的政策範式也就會背離底層民意。 美國這邊,貿易方面,在2008年,奧巴馬政府爲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全力推動重返亞太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其本質就是想重拾冷戰時期的老路子,拉攏西歐和東亞各國,孤立中國,再來一輪區域對抗。這體現出歷史的強大慣性和政府政策的滯後性。一方面,美國國內正值全球經濟危機後,二戰以來最脆弱的復甦期間。另一方面,這個協議也會像冷戰時期那樣,讓美國跨國公司將更多的資本和工作機會離岸到低工資的國家,導致美國製造業進一步的衰退,並加劇對海外工人的剝削。然而當時美國民衆已經不願再付出冷戰時的代價,這導致了奧巴馬政府的失敗,而奧巴馬政府這一系列方案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內反自由貿易聲量的增加。 移民方面,移民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集中在底層民衆,因爲主要是跟低技術人羣競爭低端工作崗位。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正是這個利益受損的羣體。 歐洲這邊,奧巴馬爲了推動重返亞太和TPP,並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抗衡,便要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爲此美國和伊朗達成核協議。此舉引發了沙特和以色列的強烈反對,使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後的中東亂局進一步加劇,促使更多的難民逃亡歐洲。 移民對歐盟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社會騷亂和恐怖主義活動上。ISIS的崛起和由極端穆斯林策動的恐怖主義成爲歐盟公衆最擔心的問題(我記憶最深是2014年昆明火車站的恐怖活動,那幾年新聞上看到的恐怖分子作案都比較頻繁,比如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和巴黎一個報社還是什麼媒體的辦公樓爆炸案等等。總之人心惶惶。) 然而,正如在過去四十年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上升期,新自由主義的高度制度化和其成爲近乎於信仰所致的強大歷史慣性促使奧巴馬政府的政策背離民意適得其反一樣。歐盟這一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體誕生和存續的底色即源自於對多樣性的多元理解,以及作爲一個內部統一市場其成員國之間資本、商品、人才和服務的自由流動。那麼鼓勵移民(即人的自由流動)作爲其重要政策之一,即便是在大量移民湧入造成公衆恐慌後,其政治精英們制定政策時延續歷史慣性堅持接納難民似乎也就不難理解。 據調查,早在2016年難民危機爆發之前,恐怖主義就已經成爲歐美公衆普遍擔心的問題。作者援引了一條數據:2015年夏天在法國和德國的恐怖襲擊前的一項調查顯示,歐洲人擔心難民湧入會增加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在10個受調查的歐盟成員國中,59%對當時與日俱增的恐怖主義前景表示憂慮。 彼時,僅法國就有約400萬的穆斯林,佔法國人口的7%,且這些穆斯林移民大都貧困,也因爲宗教文化原因難以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參與騷亂的多爲移民二代和三代,這種移民難以融入東道國文化的邊緣化困境,凸顯出與堅持開放的多元文化主義意識形態相對應的,是歐盟內部呼籲保護社會的意識形態崛起。也就是呼籲保護本國文化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主張徹底同化移民,使其放棄母國文化。 最後,跟美國支持特朗普上臺的民意一樣,在歐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難民危機相繼爆發,多數民意也漸漸轉向反自由貿易、反移民運動。最終這些都構成了反全球化浪潮的因素。 以上只是一個章節內容的大略概括,全文信息量極其大。本書讀下來,最深的感受是與宏觀現實的變化相比,政策的滯後性與公衆認知的滯後性是多麼嚴重。 想到作者和保羅.薩繆爾森這樣的知識精英早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早期就已經開始關注、研究並出版專著分析全球化面臨的問題。希拉里.克林頓這樣的政治精英,在08年前便已採納了薩繆爾森的學術觀點,並以其作爲基礎,制定競選總統的政策主張。而我時隔二十多年,在當前中美貿易爭端和技術封鎖已經演變到如此激烈的局面,纔在閒庭信步中隨意打開一本書瞭解到這些始末的一角。真是一言難盡。 彼時,即便剛經歷過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這兩個羣體之外,甚至在這兩個羣體之中都還有很多人不相信全球化會逆轉。普通人又能認識到什麼呢?2018年我媽被路邊攤販騙到買了好幾雙假NB,說是什麼因爲貿易戰美國鞋子賣不動了,現在血虧清倉跳樓價甩賣。 這就是中國底層普羅大衆對中美貿易爭端普遍認知的一個切片。 作爲缺乏地緣政治和經濟常識的業餘讀者,精讀過後,能對當下的全球秩序和中國經濟建立起一點點基本認識。而且,本書寫作也沒用什麼高深的專業術語,基本屬於化繁爲簡的人話範疇。 實體書售價79塊,參考文獻裏也能找到幾本有譯本的著作可以擴展閱讀。值得支持一下。 就在前兩天,官方通告,日內瓦會談後,中美雙方達成協議取消與暫停四月八號後各階段加徵和反制的關稅,只保留10%的基礎關稅,對峙暫時緩和。 近兩月也能時不時看到網上對今年重啓中歐投資協定的猜測。也是前兩天,歐盟駐華貿易負責人公開表示歐盟目前無意與中國重啓該談判。 道阻且長。
主要還是溫老師推薦的書。整本書主要討論中美關係今日爲何發生貿易摩擦。然後明確中國要進入福利社戶促消費,多方面分析進入獨立國家的必然性。但是如何做從哪裏開始做,用什麼錢做寥寥幾筆。可看。 現在真的飛機上纔是讀書的好時候了。沒網只能讀書。。。。
“中國經濟如何走出低谷和選擇什麼樣的未來增長模式,是社會各界2024年關注的焦點。”由於慣性使然,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指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時可以把技術進步轉變成雙方的收益,但是有時一國生產率的提高卻只帶來該國自身的收益,並通過減少兩國間本來可能有的貿易收益而傷害另一國家。”當其他國家將自身的國家利益置於首要位置時,由於市場的有限性,全球化的剎車就被踩下了,幾十年來的外向型經濟,使“商業銀行瘋狂地擴大信貸,經濟空前繁榮,股市、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急速上漲時,當每個產業都可以輕易地獲得低息貸款時,它們都發展出大量過剩的產能。”產業結構面臨調整時,勞動者羣體面臨資產縮水和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拉動內需需要讓國內消費者樹立消費信心,“只有提供穩定的收入預期,消費者纔有財務安全感,在這種條件下,消費才能真正地成爲帶動經濟增長的有效需求。”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掩蓋了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弊端,今天回頭補課,既需要高明的決策,又需要耐心和堅持。
立足全球變局的宏大背景,本書聚焦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困境與出路,跳出片面的樂觀或悲觀論調,秉持客觀理性的視角完成深度覆盤。書中清晰指出,中國經濟正處於爬坡過坎的關鍵轉型期:我們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穩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量,數十年改革開放積累的發展勢能仍在持續釋放;但與此同時,傳統依賴投資、出口的增長模式日漸乏力,核心技術瓶頸、人口結構變化、內外需求失衡、逆全球化外部打壓等多重挑戰交織疊加。 當今世界沒有一成不變的紅利,也沒有一帆風順的發展。全球鉅變既是挑戰,更是重塑格局的機遇;中國經濟的轉型陣痛,是進階高質量發展的必經之路。
近期讀到對國際對抗形勢、國家經濟變局分析最爲透徹的書,沒有之一。有宏觀的視角,有微觀的羅列,不論是否贊成全球化鐘擺理論、霸權主義變革與科技革命三個典型變量的歸結,但確實爲理解今日諸多話題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讀維度。 內循環是否可爲破解國家經濟壓力的有效舉措,又何以形成良性內循環,摒棄行之久已的基建和房地產託舉式內循環,民生爲本—內循環的邊際效應才能提升。 看似無解的問題也許有解。看似正確的答案知易行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