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靈 肖清和
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歐美教會在中國創辦了大學、中小學和各類職業學校,不僅爲中國建立了最早的學科研究體系,如農學、化學、心理學專業等,還溝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爲中國的教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奠立了基礎。此外,西方教育體系和思想,也培養了學生的愛國意識和自由意識,釀成了諸如脫離教會學校的“六三離校事件”,從中可以窺見20世紀上半葉的校園風雲。
民國時期教會大學共有23所: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嶺南大學、長沙雅禮大學、湖北文華書院、武昌博文書院(文華書院大學部、博文書院大學部、博學書院大學部後合併組建華中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協和醫學院(北京)、瀋陽文會書院、寧波三一書院、太谷銘賢學堂、岳陽湖濱學堂、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天津工商學院、上海震旦大學。
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美國洛杉磯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美國《中國基督教研究》雜誌與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教育”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樂乎新樓舉行。來自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暨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倫敦大學、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等30多家機構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勇安教授致開幕詞,歡迎遠道而來的諸位學者。
選讀。一個尚未完成挖掘出來的寶藏。
傳教士們在中國興辦學校,實實在在的給中國人帶來了新知識、播下新學科的種子,教會學校招收女學生,還意外成了婦女解放的推手。但教會學校產生在那個被欺負的年代,它們又不可避免地成了民族情緒的靶子,比如“六三離校”這種大沖突… 書裏沒簡單說它們是好是壞,而是展現出很多複雜性。一邊做貢獻,一邊鬧矛盾,一邊傳播西學,一邊被抵制,一邊想保持特色,一邊又不得不向中國現實低頭。 看這段歷史,最大的收穫可能就是明白:教育這事關重大,牽動文化、國運、人心,教育既要開放學習,也要紮根自己的本土化,質量和特色是立身之本。結合基督教中國教育的歷史的借鑑來看,教會的本土化發展也同樣面臨着很多挑戰,如何平衡,是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禮拜堂,排列着中國1951年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校徽木刻。身爲新中國歷史教育下成長的我們,很容易對教會學校產生不滿,一方面是教會學校的外國背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近代歷史外族入侵所帶來的屈辱感,另一方面是宗教在無神論色彩很濃厚的現代中國教育下很容易被視爲落後的代表(儘管現代中國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無神論佔絕大多數的國家)。但是歷史並不是非黑即白的,教會大學對現代中國的貢獻值得大家的銘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 民國時期的開放,匯入西方宗教勢力,其在樹人立德方面的貢獻功不可沒。 那個戰火紛飛的動盪年代,竟仍有享受貴族教育的寵兒。 這背後的資金捐贈 經驗分享和思想開導,都是對民族進步的助推。 但這種教會學校本身,必然難以長期主導和存在。特別是在這片特殊的土地。
在這繁榮富強民主的年代,我國擁有五大宗教的大國值得觀目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