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盧旺達大屠殺紀事

剛剛讀完了《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這本書，這本書寫的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紀實。但事實上，這本書並沒有太多筆墨放在血肉橫飛的屠殺現場。如果你打算以獵奇的心態去看這本書的話，估計要大失所望。這本書的前半部分寫的是大屠殺之前，盧旺達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部族對立的背景，用了大概10章的篇幅；而真正寫大屠殺的也就一兩章。第二部分則寫的是大屠殺之後，國際社會面對盧旺達現狀所做出的各種反應。 我這篇文章想寫的是一個關於“虛僞”的話題。我知道這個主題似乎並不是大屠殺這個話題的重點。然而，越往後讀，我的內心就越是泛起一股噁心感。 盧旺達大屠殺是盧旺達的兩個民族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部族衝突。這場衝突由來已久，真正的大屠殺發生在1994年。在幾個月內，胡圖族用砍刀等原始武器殺死了將近80萬圖西族人，死亡總數超過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但與納粹屠殺猶太人不同，胡圖族對圖西族的屠殺找不到真正的幕後兇手，找不到領頭人。如果要審判兇手，那麼幾乎全體胡圖族人都將被判處死刑，因爲這是一場真正的“羣衆運動”。 盧旺達曾經是比利時的殖民地。提到比利時，在如今人們的心目中是那個歐洲高度文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盧旺達原本的確存在胡圖族和圖西族兩個民族，但經過多年的血統融合，從人類學家的角度來說，已經無法從血統上再分辨圖西族和胡圖族了。當時盧旺達的人們也不再有民族的區別。然而，在殖民盧旺達期間，比利時卻人爲地將已經融合的兩個民族重新劃分成胡圖族和圖西族，其目的就是爲了培養自己在盧旺達的統治階級代理人。 比利時人選擇的是圖西族，他們從中挑選了一部分人，聲稱這部分人是圖西族，並且編造了大量的故事傳說，還從人的骨骼、外貌、身高上去尋找細微差別，以證明圖西族確實高於胡圖族。比利時當局在1933年推行了身份證制度，強制標註種族，是人爲製造民族分裂的關鍵節點。而這張身份證上赫然印刷的“圖西族”字樣，則在六十年後，成爲了無數圖西族人的索命符。 被選中的這部分盧旺達人因爲突然獲得了高人一等的機會，自然沾沾自喜。於是，在比利時人的支持下，他們獲得了盧旺達的統治權，並且作威作福。比利時人不僅刻意地重新制造出了這兩個民族，還進一步擴大這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他們冠冕堂皇地將這一切歸咎於某種神聖的傳說，然而其實誰都知道，這只是爲了讓比利時人在盧旺達統治得更順暢而已。 二戰之後，民族國家興起，盧旺達獲得獨立。這個時候，盧旺達社會已經高度分裂，胡圖族和圖西族矛盾加劇，衝突不斷。圖西族代表着統治階層，而胡圖族則代表着被壓迫階層。胡圖族成立了名爲“胡圖力量”的反對派，不斷襲擊圖西族；而圖西族也並不手軟，時常給予反擊。在“胡圖力量”奪取政權後，聲勢越發浩大，終於在1994年爆發了盧旺達大屠殺。在胡圖族主導的政府的官方支持下，胡圖族人民舉起了大砍刀，殺死了每一個他們見到的圖西族人，甚至包括對圖西族抱有同情心的胡圖族人。那些原本昨天還是溫和鄰居的胡圖族人，今天就舉着砍刀砍向了自己人。 這場屠殺已經無法用謀殺罪來進行審判，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種族滅絕。然而讓人頭疼的是，這場種族滅絕無法找到單一的兇手，所有的胡圖族人都是兇手，這些人既包括政府的官方組織、軍人、警察，也包括所有的平民、學生、牧師、律師、醫生。 按理來說，發生了這樣恐怖的人道主義災難，國際社會不應該袖手旁觀。但是，以西方爲主導的國際社會卻集體失聲。並不是他們不想管，而是盧旺達實在太無足輕重了。這是一個在地圖上連國名都印刷不開的中非彈丸小國，沒有任何國際影響力。死了80萬人，看上去很多，但對整個國際社會來說，卻一點火星也激不起來。 美國這個舉着人權大旗的道貌岸然的國際警察，在聯合國維和部隊出動之後，面對維和部隊要求的裝甲車支援，連幾輛裝甲車都能拖一年都不交付。其藉口是，爲了避免重新發生1993年索馬里的“黑鷹墜落事件”。這個場景像極了公司的某個部門希望你協助一項任務，但你知道這項任務即便完成了也無法在領導面前討個好，而你又不好意思不答應，於是你就祭出了“拖”字訣，尋找各種藉口，把自己僞裝成一個受害者。然而事實卻是，這件工作你即便做了，對於你來說也得不到任何好處，與其這樣，不如拖着，讓它不了了之。對於富裕的美國來說，幾輛裝甲車根本算不上什麼，然而即便如此，也沒有人願意管這件事情，真是把“無利不起早”幾個字描繪得淋漓盡致。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真的就有所作爲嗎？他們只是去完成一項任務，因爲聯合國必須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別的國家可以無動於衷，但聯合國作爲原本就需要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不能假裝看不見。於是維和部隊進入了盧旺達，而他們在盧旺達所做的事情，就是坐在一旁，看着圖西族人找胡圖族人報仇，胡圖族人繼續屠殺圖西族人。雖然部分官兵在極端條件下進行了有限救援，但整體因缺乏進一步的授權薄弱，並且因那些“西方大國”的拖延而導致資源匱乏，最終無所事事。但無論如何，維和部隊的確進入了盧旺達，這又是西方世界作爲“文明社會”，秉承“普世價值”的一大功績。 大批難民進入了扎伊爾，扎伊爾社會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產生了民族仇恨的連鎖反應。這些難民不想回到盧旺達，因爲在扎伊爾的難民營，他們的生活比在盧旺達的家裏反而更有保障。但是“難民”兩個字終歸不好聽，只要難民營存在一天，國際社會臉面就不好看。於是，遣散難民營，讓盧旺達難民回到自己的故鄉“安居樂業”，成了國際社會必須要完成的一項任務，他們開始將難民趕回盧旺達。當難民營解散的時候，難民如潮水一樣湧入盧旺達。他們心有不甘，並不願意，然而國際社會的報道卻說這些難民高高興興地自願回到了盧旺達。於是，這些僞善的西方國家完成了自己可以被寫入功德簿的“善舉”。 無論是法國、英國，甚至包括最初的始作俑者比利時，都是如此。他們不想在這件事中發揮任何作用，因爲他們看不到對自己有任何的好處。盧旺達，彈丸之國，貧窮，缺乏自然資源，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呢？然而，他們又不能直言不諱地說“因爲沒有利益，所以我不想管”。於是，他們必須要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還要把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當成一場表演秀，爲了交上一份拿得出手的答卷，去做那些盧旺達人根本不想接受的“善行”。 後來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分別到了盧旺達，對相關事情進行了表態，貌似他們的支持更進了一步，但其實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是爲什麼——因爲美國大選臨近了。在政治上，如果一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只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那麼這個人就是政客；而如果一個人做的事情真正面向客觀正確，那麼這樣的人才能算作政治家。很明顯，美國大部分總統僅僅是政客而已，因爲他們每一次面向“正確”所選擇的時間點，要麼臨近大選，要麼是在民意調查出現下降的時候。 這像不像一個虛僞的渣男？只有當妻子發現了他的醜事時，他纔會突然變成一個溫柔的老公、合格的爸爸，在家裏表演他的責任心；而當危機過後，則又會我行我素。 盧旺達大屠殺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這本書寫於1998年，當時盧旺達的傷痛並沒有停止。當時的盧旺達新政府呼籲大家把傷痛忘掉，把仇恨翻篇，因爲這場屠殺沒有辦法追究每一個兇手，否則全國的所有人要麼被殺死，要麼被判處死刑。然而，彼此的仇恨並未熄滅，而是埋在了心底。如今已經過去30多年了，無論盧旺達人願意還是不願意，時間終究是撫平一切傷口的良藥。讀這本書，讓我感受到了當時的殘酷與時間流逝的無奈。然而，唯一不變的就是，那些所謂文明國家令人噁心的虛僞，卻依然在繼續。

中學時，老師在講臺上提倡我們要節約用水，我對她當時說的一句話印象非常深刻：“同學們，你們知道非洲有多缺水嗎？”我當時只有一個想法：非洲缺水和我有什麼關係？當然，確實沒什麼關係。 美國動物人道主義協會曾經對肯德基提出批評，他們認爲，製作肯德基的雞，都是在滿地糞便、擠滿成千上萬只雞的雞舍中成長，還會被注射成長激素等藥物。供貨商進行屠宰時，把雞一隻只倒掛起來，然後割斷它們的頸動脈讓它們失血而死，非常殘忍。據說這些雞的生存環境得到了巨大改善。 這兩件事和本書有什麼關係嗎？有的。我想，對歐洲人或者美洲，亞洲人來說，那些上百萬死於大屠殺的，隔着大洋的非洲人，和這些雞大概沒什麼區別吧。所謂的人道主義，在事不關己時，多半會淪爲空談。 無論聯合國，法國，美國還是所謂的救援隊，難民營，他們根本不關係盧旺達人的死活，他們只關係自己的體面。當然，這種體面不能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爲代價。 現在，我剛洗完澡，舒適的躺在牀上，用手機敲出這段文字。我想，如果我在當時的盧旺達，我是一名國際救援者，我能比當時的救援者們做的更好嗎？當然不能。敲鍵盤比做事要容易的多。 在人類長達萬年的歷史中，盧旺達這樣的慘劇絕不罕見，如果把人類的的歷史看作一條河流，我想，河水大概是鮮紅色的。對於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來說，對大屠殺平鋪直敘的描述很難引起共鳴，就像那句話說的：死亡的人數達到百萬時，就僅僅是數字了。在這樣巨大的悲劇中，個體的體驗對於讀者似乎更有意義，就像《追風箏的人》描寫的那樣。 越瞭解人類的歷史，就越容易被一句話所觸動：不要因自己身爲人類而感到恥辱。從很多方面來看，人類和自然狀態的動物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就像本書結尾中描寫的那樣，正因身處黑暗，光才顯得那麼重要。 希望每個人都學會勇敢，做正確的選擇。

我想引用文中卡雷米拉對作者說的：“這個國際社會看待我們的方式，就好像我們來自一個不同的人類進化階段。”讀完這本書，我的確有這種感覺。 盧旺達內根深蒂固的部卒間戰爭，人們保有深刻的部落敵視概念，這和他們對由西方殖民者帶入的宗教的忠誠產生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強烈的對比。另一個強烈的對比，或者可以說是矛盾就是反殖民主義和對international 勢力介入干預的渴望。 20210107第一次讀完，是我在2021年讀完的第一本書。我給此書書的評分是3.5/5，介於好看與一般之間。沒有特別高分的原因主要是我對於事件本身（包括那種平民甚至是牧師對於其他平民做出的無法直視的殘酷肢解屠殺的原始行爲）有着不能理解的地方，以及事件本身非常混亂沒有主線沒有智慧，而只有原始和殘暴。 本書作者Philip Gourevitch是美國記者、作家，也是The New Yorker特約撰稿人。1986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199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小說寫作藝術碩士。 20210107#小魚讀完有感#

1994年4月至7月，盧旺達爆發了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胡圖族極端分子在百日內系統屠殺了約80萬圖西族及溫和派胡圖族人，其累積死亡率高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1%，比例遠超二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這場災難並非一日之寒，而是殖民時期強化的種族對立、長期社會矛盾、極端主義宣傳與國際社會漠視共同釀成的苦果。 菲利普·古雷維奇在《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中，通過六年深入調查，揭示了大屠殺背後錯綜複雜的真相：它既是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善惡抉擇的悲劇，也是國際社會集體失職的恥辱印記。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被動撤離、西方國家的刻意迴避，暴露了全球人道主義干預體系的脆弱性。而倖存者面臨的創傷、監獄爆滿的司法困境、難民潮與復仇循環，更凸顯了後屠殺時代重建的艱難。 盧旺達的傷痕警示世界：仇恨意識形態的蔓延需被警惕，而人類共同體的責任不應止於亡羊補牢。今天的盧旺達已在艱難重建中走向融合，但那段血色記憶，依然叩問着每一個關於正義、和解與人性的永恆命題。

一場當着受害者面預熱的屠殺，兇手是昨日相談甚歡的鄰居、老師、醫生、村長、牧師甚至是親人。這是用砍刀構建的100天100萬人死亡的人間煉獄，也是距離我們最近的種族滅絕事件。然而歷史教育對它的着墨實在太少、太輕——它不僅是一個國家兩個種族間矛盾的衍生物，也是殖民者、國際社會、人道主義推波助瀾下的恐怖悲劇。如果說閱讀這本書是聽見來自三十二年前遙遠的哭聲，那放下這本書，我們是否會對近在咫尺的哭聲更加動容，有更深刻真實的感受？ 前殖民時期，兩個從不同方向抵達這片地域的人被分爲胡圖族和圖西族，後來通常認爲胡圖族是耕種者，而圖西族是牧民。儘管名稱有所區分，但他們都說着同樣的語言、信奉同樣的宗教，種族間的彼此通婚、混雜而居使他們之間沒有間隙，只是“名存實亡”的兩個種族。甚至在盧旺達史中記載道：“盧旺達人文地理現象中最令人驚訝的無疑是多民族間團結的情感，這個國家的本土居民有全民一體的感覺”。與世隔絕的盧旺達人相信他們是陸地上最大、最強、最文明的王國，是上帝休息的住所——這是他們強而有力的民族凝聚力。 而打破這份凝聚力僅用一把卡尺和一張身份證就能做到——德國和比利時爲了便於殖民統治，通過傳播“含米特假說”證明圖西族人有更高貴的血統，應列爲貴族，而胡圖族是低賤的下等人，理應爲奴爲婢。儘管從事實上看，胡圖族和圖西族長相相近到他們自己也無法分辨出兩個種族的差異，但比利時人仍採用卡尺測量他們的鼻子，以相差2.5毫米和5毫米的謬論劃分種族，以養殖牛的數量判定階級，最終強行在身份證上標註出“胡圖族”與“圖西族”，以此確定了14%的圖西族和85%的胡圖族，將佔比少數的圖西族奉爲貴族，扶搖直上——一顆仇恨的種子在殖民者刻意製造的階級差異中埋下，並在無人可見的土壤下生根發芽。 盧旺達獨立後，殖民者比利時將政權交給佔據人口大多數的胡圖族手中，早已汲取足夠多仇恨養分的胡圖族對圖西族權貴展開報復。逃跑的圖西族有部分成立了反胡圖族政府的盧旺達愛國陣線，自此爆發內戰。儘管這場內戰最終被調停，並簽下和平條約，但這終究是一張脆弱且缺乏約束力的紙，胡圖族極端分子仍祕密籌備着戰鬥計劃，一個噩夢的開始。 1994年4月6日，胡圖族總統飛機遇難，這是“摔杯爲號”的那個杯子，也是正式屠殺開始的號角。儘管胡圖族以總統遇難爲由“臨時起意”發起殺戮，但這場屠殺的預熱甚至可以追溯至幾年前。準軍事化的訓練早早地在胡圖族中有組織地傳播，好似派發派對的邀請函，聯攻派民兵將成員組織成一個個小的鄰里團隊，私下羅列着圖西族的通緝令，並進行燃燒房屋、投擲手雷，以及用砍刀砍殺人偶的練習。各地的圖西族人陸續被殺，政府卻將屠殺描述爲其他行爲（而這與未來國際社會的做法可悲地一致）。死者在死前的最後幾周還能看到殺死他們的人在進行訓練，而大家都知道他們訓練就是爲了屠殺圖西族……這樣放縱的殺人練習成爲正式屠殺的彩排環節，同時胡圖族人內部已將洗腦包傾瀉而出，“殺人是一項工作任務”刻進了他們的腦細胞，平日裝作正常的胡圖族人，早就等待序幕拉開的那一聲號令，撕開對他們惡魔真身的僞裝。 伴隨着胡圖力量所控制的千丘廣播電臺煽動性的惡魔低語，胡圖族民兵、平民、總統衛兵都加入到屠殺之中，他們不僅殺死圖西族人，還殺死反對屠殺、不願共謀的胡圖族人，這樣的殺戮波及了一個又一個地區。在這人間煉獄中，胡圖族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屠刀，這曾是他們收割作物、修建房屋時最趁手的工具，現在成爲殘忍奪去他人性命的兇器——鄰居把鄰居砍死在對方家裏，同事把同事砍死在工作場所，醫生殺死了他們的病人，老師殺死了他們的學生，舅舅殺死了自己的侄兒，村長和牧師將人羣以庇護的名義欺騙進教堂，最後帶着一羣胡圖族對他們集中虐殺……殺不盡的受害者被砍掉雙腿，無力逃脫，有的全家都被扔進坑中等死。電臺播音員提醒聽衆不要同情婦女與兒童，甚至孕婦肚中的胎兒也絕不姑息……在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堂中，一具屍體生前似乎正向告解室爬去，而他此時的四肢都已不在了；甚至不僅僅是他，即便是聖器安置所裏小小的還願陶俑也被砍了頭，原因就是“它們和圖西族有關”。 “一個圖西族在盧旺達就意味着死亡”。在這段歷史裏，每個倖存者都想知道爲什麼自己還活着。他們或與親人走散，或直接目睹親人的慘死，哪怕最終重回故土也找不到自己的房子，只能住在路邊空置的房子裏，而那間房子的後院還埋着屋主一家的屍骨。在盧旺達100天的人間煉獄中，縱火的不僅是極端的胡圖族恐怖分子，還有間接凌遲着盧旺達人民的國際社會。 盧旺達大屠殺，是一場在結束後才被承認是種族滅絕的屠殺——如果說這本書的二分之一在追溯盧旺達的歷史，解釋並描述什麼是盧旺達大屠殺，那麼另外一半就是在追問“爲什麼不被承認”以及“結束後發生了什麼”。 盧旺達的累計死亡率幾乎是死於大屠殺中猶太人的3倍。而聯合國的應對反應則是眼看比利時的軍隊撤離盧旺達，便緊跟着撤退了維和部隊，選擇袖手旁觀；而美國因爲索馬里“黑鷹墜落事件”無法承受有可能在盧旺達再次遭受失敗的後果，爲了國內輿情放棄國際人道主義形象，只能在鏡頭面前玩文字遊戲，通過堅決否認盧旺達正在發生種族滅絕事件，將其定義爲“盧旺達人自古以來的種族衝突”，規避了法律義務上需承擔的介入責任，甚至致力於阻擋國際救援的介入，不僅要確保自己不溼鞋，還要確保沒有任何人能在水裏撲騰出浪花；法國爲胡圖族提供軍火武器，在卡加梅率領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即將擊敗胡圖族獲得勝利時，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在盧旺達規劃“綠松石安全區”，實際是掩護胡圖族逃跑，撤退至扎伊爾。 這裏的每一個國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有的以自身利益在前，對血流成河的盧旺達不聞不問，有的甚至推波助瀾，爲殘忍的胡圖族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這更導致另一段詭異且魔幻的場面誕生：當被卡加梅率領的盧旺達愛國陣線擊敗的胡圖族拖家帶口逃進扎伊爾時，國際媒體對他們爭相報道，兇手變難民，聯合國難民署與上百家人道主義救援機構、新聞媒體從業者湧向胡圖族，爲他們搭建巨大的難民營，提供源源不斷的帳篷、食物以及藥物。而這些剛屠殺了上百萬圖西族的胡圖族們，將殺人的砍刀心安理得地放置在難民營中，堆砌如一座小山一般高。自此，難民營成爲胡圖力量的大本營，他們利用人羣中體弱的老弱病殘作爲人質，用人道主義爲自己輸血，並囂張叫囂要“回去完成工作”，即繼續屠殺圖西族人。國際救援機構看在眼裏，卻並沒有叫停，有的組織無法接受自己在爲殺人者輸血，撤退離開，但其他救援機構又會爭先恐後地包圍上來，希望分得一杯國際社會好名聲的羹。引用原文中一段令我振聾發聵的片段：“‘只要流血，就有關注。’這是新聞編輯室的老諺語，而盧旺達的血已開始乾涸了。” 隨着蒙博託對扎伊爾裔圖西族的趕盡殺絕，和對胡圖族的鼎力支持，盧旺達新政府展開對蒙博託和難民營中的極端分子的清算，同時解散了所有駐紮在扎伊爾及其邊境的難民營。然而就在基貝霍營地中，爆發了一場暴亂和屠殺。儘管多方說辭不同，但不可否認盧旺達愛國陣線在其中針對胡圖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殺戮，在場的外媒紛紛下場指責盧旺達愛國陣線之殘忍，行種族滅絕之事——這一次他們長了眼睛，卻選擇用各打五十大板解釋盧旺達這片土地最殘忍、沉重的歷史。這公平嗎？當正義在這片土地遲到的時候，它就已然是既定的缺席、永遠的消失。 儘管國際社會在此後的幾年承認了他們犯下的錯誤，承認這是一場本可以制止的種族滅絕，但仇恨的因果已經在盧旺達成長爲一顆不能輕易撼動的蒼天巨樹。這裏或許已經沒有胡圖族，沒有圖西族，沒有好和壞，黑與白，只有殺人者和親人摯友被殺者，這兩個身份可以在兩個種族，甚至是一個人的身上來回變化。而事後法庭不予審理的無力，正義無法由第三方伸張，又加劇了這一現象的惡化。 新政府結束後，盧旺達已經消除了寫有種族劃分的身份證，他們在血腥的土地中重新建起房屋——還是用那些砍刀——殺人者與被殺者做回鄰里，難民流亡者重返家園，在種種複雜且極具衝擊和痛苦的情感中共同建造新的家園。或許終止仇恨的方法就是用繃帶死死勒住那條斷掉的胳膊，在無盡的疼痛中尋得止血的方法——這裏的疼痛就是那些倖存者已經無從提起的正義。 “盧旺達的圖西族就是這麼數着年過活的：以一種跳房子的方式——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有時在他們不覺得恐懼的時候，會跳過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時則會放慢速度，度日如年。”大屠殺不是一件歷經100天就會結束的事情，它的恐怖在於：在100天前，已經有無數人喪命，人們的鮮血卻只是滋養仇恨的養分；100天后，仍然有人在死去，這世上的所有因素都可以輕輕碾死一個人，就像碾死一隻螞蟻——許多逃過了兩次屠殺的人，最終在屠殺結束後因爲屠殺而死。所以我們怎麼能說，盧旺達的大屠殺已經徹底結束了，像一部電影、一部小說？ 這本書是一本歷史傳記，它或許夾雜了作者無法只作爲旁觀者的感情和主觀判斷，但不可否認，它也是一本對未來的預言書。“在這裏的人永遠在等待下一場戰爭”，上一場戰爭結束了，代表着下一場戰爭就要開始了。今天，卡加梅總統執政的盧旺達和剛果金的衝突，正是這“下一場戰爭”的預兆，是一個既定的、無法輕易說結束的歷史遺留問題。歷史再次帶我們走進循環，它的龐大身軀，可能要我們世世代代才能得以完整見證。 但在閱讀這本書時，給我最多衝擊的永遠不是國際嘴臉和局勢政變。“這世界似乎都充滿了死者。你沒法親眼見到所有暴屍荒野的死者。你只是聽到幾個數字——80萬，100萬。讓人心生畏懼。”“死一個人是一場悲劇，死100萬個人就是一個統計數字。”當屍體的作用僅剩證明一場屠殺有多慘烈，以及寫進媒體新聞裏成爲博眼球的道具，我們還能對生命懷有敬畏之心嗎？書中一個片段這樣記錄道，兩個聯合國駐盧旺達人權代表團的觀察員分享了他們絕望的所見所聞：“你做的事都是你不想在照片上看到的，比如接住人們亂扔的嬰兒，比如在屍體上走”。身處和平年代、和平國家的我永遠也想象不到這樣的場景，永遠也不敢想這樣的場景，而這是戰爭中最常見的景象，它仍然在此時此刻、正在這個地球上上演，我卻是袖手旁觀的一員。 作者菲利普在等待美國大屠殺紀念館開館前，手裏握着的報紙頭條寫着盧旺達種族滅絕受害者的屍體相互擁擠，堵塞了河流。如果說紀念死難者同胞的博物館在告誡人們勿忘歷史、警惕悲劇再次發生，那這份報紙上真真切切、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慘劇就是對這句口號的破滅。不如說博物館就是一座巨大的墳墓，預備埋葬我們明知道即將會死去的人，而這也是爲全體好戰的人類準備的墳墓。 這片血腥的土壤會好起來嗎，埋了人骨的土地還能開出花、長出草嗎？1997年，一羣不願向種族滅絕分子低頭的女學生和一名修女被殘忍地殺害了。這些十幾歲的少女們在睡夢中被叫醒，拒絕了按照種族站隊，堅持稱自己爲“盧旺達人”。她們印證了這片土地最初的民族凝聚力，最初的反抗精神，以及最勇敢的捍衛底線的行爲。只是下一次，如果還有這樣的一羣姑娘，一羣孩子，一羣人，請不要僅僅只留下他們的精神，請保護她們的生命一同被留下。 謹記我們在這世上所有屠殺中得到的教訓，願逝者不再痛苦，現實的哭聲得以平息——願永葆世界和平。

與之共存，然後低頭趕路 “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多麼觸目驚心又不符常理的一句話，可這就是在三十二年前盧旺達發生的事實。 最近斷斷續續的讀，閒暇也瞭解過盧旺達這個非洲異國的各式的歷史。現任總統卡加梅常被比作“非洲的新加坡”的締造者，現在的盧旺達一度成爲許多旅遊博主口中的“非洲之光”。1994年大屠殺後，卡加梅領導愛國陣線終結了暴亂，2003年起廢除民族標籤身份證不再標明種族，統一身份爲“盧旺達人”，設立超過1.2萬個“加卡卡”社區法庭，審理了190多萬起案件，在基層尋求寬恕與和解，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民族拯救者和終結種族仇恨的強人。 評價一般是因爲外文紀實及翻譯實在冗長乏味，但歷史確實可鑑可閱之點頗多。 希望盧旺達可以有更多卡加梅的模仿者，可不是讓卡加梅成爲曇花一現，繼續進行非洲優秀的匹配機制。 撫平盧旺達之痛，也許多少年都不夠，卡加梅的選擇是：與之共存，然後低頭趕路！

基加利陰天、微雨陣陣；此刻我正坐在千丘酒店（盧旺達大飯店原型）的泳池邊，抿了口醇香的咖啡。 書的寫體很像是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可南京大屠殺至少有懷恨的對象，然而讀完這本書，卻是一片茫然；畢竟這是一場醫生對病人、病人對醫生、牧師對教徒、教徒對牧師、鄰居對鄰居、丈夫對妻子的無差別屠殺。 之前略看了一下網上的評論，將此怪罪於比利時的殖民統治，畢竟一旁就是利奧波德的黑暗之心；只能說，比利時的黑暗統治種下了因，引發這次近在眼前的種族屠殺事件的是一連串的因素。 首先是比利時所強加的民族意識並積攢了潛在的民族矛盾，這一矛盾大部分的來源是由於工作崗位及貧富差距。80年代後西方對盧旺達的資金扶持大幅削減、政府預算砍掉一半，連年歉收、政治腐敗、經濟崩潰。而爲了討好西方政府，不得不進行的民主表演使獨裁者的權力再次蔓延，高壓政治，整個社會已然處於崩潰的邊緣。通過戰爭轉移內部矛盾的例子屢見不鮮，盧旺達也不例外，戰爭使人狂熱到足以忘記原本的一切，而這一切的形式，不過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煽動。 實施暴行的人，會以爲實施更多的暴行便能掩埋他的罪惡，而選擇拯救的人，則意味着要跟所有的暴徒談判；書中的保羅相信自由意志，他清楚自己的行爲基於自我選擇，並拒絕比較。這讓我想起《項塔蘭》中的一段話“我仍然明白我是自由之身，我有權利選擇是痛恨亦或原諒面前這個拷打我的人”，保羅正像是南京大屠殺中的“辛德勒”，我很難體會大屠殺中度日如年的感受，亦或是麻木，但一旁的泳池，正是當年一千多難民喝水的地方。 盧旺達大屠殺影射了整個非洲大陸多數國家在紛紛獨立後陷入無序混亂，更是一場全人類的孤獨與悲哀；這種感覺正是你看見路邊有人在虐待一條狗，你會上前制止它，更何況是人呢？人們常常對眼下一條貓狗的死亡感到傷心惋惜，而對幾千公里外的大屠殺無動於衷。 雖然無數的信息傳遞到了足以組織這場屠殺的地方，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容忍了種族滅絕，聯合國認爲喫屍體的狗是個公共衛生問題；克林頓政府不想履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便假裝這不是一場“種族屠殺”，強行扭曲事實並混淆意識形態；巴黎和基加利間的溝通仍舊持續不斷，誠懇且時常是露骨地策劃着陰謀以挽救其軍事投資和政治威信；聯合國設置的難民營仍給極端種族主義者提供庇護。 羣衆是缺乏想象力的，信息所掀起的漣漪往往滯後，大浪亦成於微瀾之間，往往在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已經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警惕平庸之惡，真正的英雄，是難被世人所看到的。 在結尾卡加梅所言“我們沒有辦法”，這正像是改革開放後四面環敵的中國；一方面是放下向前，其背後是深深的無奈。 時至今日，三十多年過去，盧旺達基加利已成爲了中非治安最好的城市；我無法去問當地的人們如何放下，如何看待曾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我想我只能得到一個無解的答案，我們都需要找到解開手銬的鑰匙。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閱讀這本書的契機是作爲一名阿森納的球迷，我看着Visit Rwanda的袖口標誌伴隨着阿森納走過了8年的時光，就是這句簡單的Slogan讓我記住了盧旺達——這個距離我很遙遠、生活迥異的地方。8年的時光裏我又時不時地接收了一些關於盧旺達的信息，無論是從一些自媒體博主的遊記、“奇葩小國”系列還是影視作品，甚至是來自盧旺達的中文學習者。這個遙遠的曾經只是扁平地存在於一件球衣袖標上的地方，更加立體地展現在了我的面前。 所以翻開這本書是水到渠成的。這是一段不願被回想起的、被世界漠視的慘痛歷史。 這是一本關於人們是如何想象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書，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想象我們自己世界的書。 事件簡介一個國家將原本團結和睦的盧旺達人人爲地分割成兩個民族，以便更好地控制這裏。幾個國家從中作梗，互相都不讓彼此從盧旺達撈到好處。走向和平，而不是瘋狂，似乎纔是彼時盧旺達命中的意外。 而對那些成爲獵殺目標的人來說，生，而不是死，似乎纔是命中的意外。 這場發生於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直接或間接造成了80萬至100萬人的死亡，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個個死亡的數字甚至是不可統計的數字。 人民就是武器，這意味着所有人：所有胡圖族要殺光所有圖西族。這種安排除了能確保明顯的數量優勢之外，還排除了任何可能出現的問責。如果每個人都被牽連其中，那牽連就變得毫無意義。 “只要流血，就有關注。​”這是新聞編輯室的老諺語，而盧旺達的血已開始乾涸了。 20多年過去了，曾經流血的傷口會結痂，痂皮會脫落。可始作俑者們中的絕大部分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得以善終。心傷難愈，但盧旺達人選擇帶着傷痛在廢墟上重建一個新的盧旺達。 他們要重新建立盧旺達屬於所有盧旺達人（無論高矮胖瘦）的觀念，以免這種團結的可能性被永久摧毀。 細節對比故事不長，可卻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生活、他們的人生。人類會從中吸取教訓嗎？或許就像一些人說的“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可能是由於作者是一位來自美國的新聞記者，他用了一些筆墨去記錄和描寫美盧兩國的領導人面對事件的做法以及爲人，讓人印象深刻。 克林頓是那樣的道貌岸然卻又貫會扮作無辜，所以他總是能“萬花叢中過，片言不沾身。” 而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寫盧旺達領導人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作者他一面指責卡加梅說他獨裁，一面又忍不住對卡加梅進行大量夢男般的描述： 政治領袖們通常都喜歡講述他們的童年，那些成長的歲月，快樂與悲傷，他們的傳奇可以通過回溯性的技巧來預示其偉大。但卡加梅不是這樣，他是一個非常注重隱私的公衆人物；不是害羞的那種——他說起自己的思想時是非同一般的直率——但並不咄咄逼人。他衣着整潔，已婚，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有人說他喜歡參加宴會、跳舞、打檯球，他也是基加利體育俱樂部網球場的常客；他的士兵既敬畏他又崇拜他，他們把他的名字寫進很多詩歌裏。他在盧旺達無疑是被談論得最多的人，但在公共生活中他並不在乎自己有沒有魅力，或者是不是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卡里斯瑪式（charismatic）的人物。我的意思是，他散發出的熱情微乎其微，但他的冷靜很有威嚴。即便在一間擠滿了人的房間裏，他也會給人一種孤獨的印象。他是個戰術家：他的背景是軍事情報、偵察和游擊戰；他喜歡研究和預測別人的行動，同時讓自己的行動出人意表。 如此對比，讀來實在讓人記憶猶新。 尾聲閱讀此書時，恰逢2026美加墨世界盃正在如火如荼地舉辦。我並不是任何一支球隊的粉絲，也不算是世界盃的觀衆，我看的唯二的兩場比賽是“英格蘭vs剛果（金）”“佛得角vs阿根廷”。當我看到剛果（金）的防守隊員摔倒後，第一反應不是護住自己而是拿頭去搶那個沒有搶下來的球的時候，有點兒笨拙卻拼盡全力的樣子，我被震撼到了。他們把這兩支傳統強隊打得很狼狽，讓賽前一度低看他們、對他們漠視忽視的名嘴們承認是他們看低了。 是想讓自己被世界看到、想讓自己的國家被世界看到、想通過自己的表現給生活在當地的人們帶來希望的迫切使他們迸發出了最大的能量，很多球員都談到了這些。他們也讓我明白，尊重不是依靠別人施捨來的，他們通過自己的意志贏得了尊重，或許終有一天會用頭頂破這不堪的命運，走得更遠。 故事的最後，作者將這一複雜的事件落腳於兩所極度具體的女子寄宿學校，胡圖族可以活下來而圖西族將被殺掉，可女孩們拒絕了屠殺者們按照圖西族和胡圖族區別站開的要求。 在這兩所學校，姑娘們都說自己僅僅是盧旺達人，她們因而遭到毆打和不加區別的槍殺。盧旺達人不需要犧牲者了，也無法承載更多屍體成堆的景象了。我們都不需要了。但對於那些本可以活着，卻選擇了稱自己爲盧旺達人的勇敢的胡圖族姑娘們，我們能否從她們這些榜樣身上獲得一些勇氣呢？ 所以，卑鄙真的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卻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有人說你的發願要足夠大才會實現，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希望這個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過一種寧靜平和的好日子。我希望就像那對爬上紐約帝國大廈的情侶在旗幟上寫的那樣：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浩大凶殺案，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裏的情節有着詭異的相似：所有人都知道殺戮即將發生，但沒有人警告被害者；手執兇器的殺人犯大肆張揚，要以榮譽和正義之名殺害鄰人，但直到最後一刻，他們其實自己也不確定真的會下手；從兇手到旁觀者，沒有人能夠確定被殺者是否真的有罪；但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爲待最後一片雪花落下，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高低貴賤，都有了一重全新的身份：兇手，或是被害人。（閱讀時間：2020年12月27日-29日；自評：8.0；推薦指數：★★★★★）

1. ​​“當你因爲壓迫而屈服的時候，你就已經死了。這也說明種族滅絕已經醞釀了相當長的時間。”​​ 2. ​​“這是自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以來死亡率最高的大規模屠殺。”​​ 3. ​​“十一抽殺（decimation）是指人口中每10人要殺掉1人，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一項大屠殺計劃摧毀了盧旺達共和國。”​​ 4. ​​“政府採取了一項新政策，根據這項政策，在該國佔多數的所有胡圖族都被號召去殺死佔少數的圖西族。”​​ 5. ​​“他們說：‘喂，他可能事後會告發我們的。他必須殺人，每個人都至少要幫着殺掉一個人。’所以這個不願殺人的人就被迫照做了。”​​ 6. ​​“人類克服自然的努力，這是唯一的希望。這是通向和平與和解的唯一道路——全人類共同對抗自然。”​​ 7. ​​“當你因爲壓迫而屈服的時候，你就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