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中國三千年

1.作者每次開局都不是很好，在《何以帝國》那本書裏舉岳飛沒錢不能反的例子，引發較大爭議，在本書中又引用《隋唐演義》秦瓊賣馬的例子，又給本書的權威性造成一定衝擊——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建議下次作者別舉例子了，直接開場：財政最爲重要的屬性是公共性和強制性。 多舒服，大家也非常贊同。 2.作者把國家類型劃分爲城邦、帝國和現代國家三種。城邦以人口爲支撐點，帝國以土地爲支撐點，現代國家以主權爲支撐點。 這點在《何以帝國》中是一脈相承的，即以西方概念建構中國財政史。 3.根據國家類型，其財政收入也對應分別定義爲貢助型（服役+納貢）、家財型（稅土）和稅收型（稅商）。 ……不太認同，封建社會時期也有納貢，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清朝，而現在稅收也有土地稅。你硬要這麼定義，大差也不差，但總感覺沒抓住本質。 就叫原始型、封建型、資本型，不好嗎？ 4.本書主要着眼於戰國到清的財政體制，即中華帝國時期。 希望作者能較好的處理斷代和統一的篇幅關係。 5.秦時採用的是“分成制租稅”，稅率爲1/10，漢時採用的是“輕租重賦”“舍地而稅人”，稅率爲1/30，原因是土地難以算清，因此用各種各樣的賦稅加諸人頭。 作者講述了漢武帝增加財政收入的改革措施： ①貨幣改革，收歸鑄幣權。 ②徵算緡，行告緡令。 ③鹽鐵專賣，官府壟斷 ④實行均輸法和平準法。 ⑤用錢穀贖罪和賣官鬻爵。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論述中主要引用的古籍是《史記》，這是不太嚴謹的，因爲史記並沒有對漢朝百官、郡國、食貨做一個完備規範的整理，如需參考，實應參考《漢書》。 這樣作者就不會明明是論鹽鐵專賣而誤引山海稅原文，也不會認爲賣官鬻爵是始於漢武帝了。 6.敘述中國財政史，不可不提到漢昭帝主持的鹽鐵會議，作者展開闡述了鹽鐵會議中分別以公卿大夫和文學賢良爲代表的兩方爭論，一個主張法治，一個主張德治，一個鹽鐵專賣，一個反對鹽鐵專賣，最終漢昭帝選擇了前者，而負責整理記錄會議內容的《鹽鐵論》作者桓寬實則支持後者。這個過程給後世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至此作者所給出的都是邏輯論證，而少於數據資料支持，這在我看來是不夠客觀的，尤其體現在他在鹽鐵會議上的情感傾向，對民意採集者的消極態度，頗有幾分上位者的漠然姿態。

算是看過的第三本關於中國財政史的書。前兩本爲郭建龍老師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劉守剛老師的《中國財政史16講》，這本書算是介於兩書之間（半學術型） 作者劉守剛老師，是經濟學博士與法學博士，也是政治學博士，他選擇了用政治理論來闡述財政史（所以能看出來視野宏大）。正是由於多重背景，他寫的書，可以說是貫通古今中西。說實話，財政政治學真的是個很冷門也剛剛興起的領域，這個視角確實也挺有意思。 接下來纔是小小的感觸，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有的時候往往是永恆的問題。比如《鹽鐵論》中文學賢良與桑弘羊的爭論，後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是一以貫之的。關於政府職能的問題，原來東方也有此追問。在此之前，我讀過一些關於諾齊克的思想的書，諾齊克的最小政府理論，其實很有意思。兩種烏托邦，自上而下的烏托邦（包打一切的利維坦）似乎已經被證實失敗，而這種僅保留國家最基本的職能的烏托邦倒是有些成功的可能性。 有的時候，我們固守的其實不是我們以爲最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固守的只是歷史和傳統。歷史和傳統的慣性太過於強大，以至於每次選擇新路徑，都會兜兜轉轉回去。 也許最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摒棄一切歷史，完全從理性出發，但是那樣，又是一場災難。

本書以“國家能力構建”爲軸心，系統梳理了從先秦到晚清財政制度演變的脈絡，揭示了財政作爲國家治理核心密碼的本質。 全書最深刻的洞見在於：財政制度絕非孤立的技術安排，而是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衆之間複雜權力關係與治理邏輯的集中反映。無論是漢代“量出制入”的財政原則，還是唐宋兩稅法帶來的徵管效率革命，抑或明清“一條鞭法”背後國家汲取能力的強化，每一次財政變革都深刻重塑了國家治理的形態與能力邊界。作者以清晰的筆觸呈現出財政如何成爲王朝興衰背後的無形推手——秦朝以嚴苛賦役統一六國，卻也因此速亡；宋代工商稅支撐起文化盛世，卻因戰爭消耗而深陷財政泥潭。 尤爲可貴的是，作者在宏大敘事中不失微觀視角。他不僅關注頂層制度設計，也深入剖析基層賦稅實踐中的博弈與張力。書中對“黃宗羲定律”的探討，揭示了歷代“並稅式改革”最終反而加重民衆負擔的深層悖論；對鹽鐵專營等“間接財政”手段的剖析，則展現了古代國家如何以更隱蔽的方式實現財政目標，其智慧與侷限皆發人深省。 當然，三千年歷史跨度下難免有簡略之處，如晚清財政近代化轉型的複雜性與民國財政的斷裂性，似可再深入展開。但瑕不掩瑜，本書以財政爲鑰匙，開啓了一扇理解中國傳統國家治理邏輯的獨特大門。 《財政中國三千年》是一本引人深思的著作。它提醒我們，財政問題絕非單純的經濟技術問題，它關乎國家興衰、社會公平與治理效能。在當代財稅改革深入推進的今天，回望這三千年財政與國家相互塑造的歷程，更能體會“以政控財，以財行政”這一古老智慧的現代迴響。對於理解中國國家治理的深層邏輯，本書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歷史縱深。

財政功能有三：尺、泵、爪。 稅柄有三：稅人、稅地、稅商。 財政帝國有三：第一第二第三帝國，初興成長成熟階段。 財政危機有三：收支、制度、價值危機。 財政再分配有三：空間、時間、階層。 財政悖論有三：官僚階層既支撐帝國又損害帝國；非正式收入體系既保障正式收入體系又損傷正式收入的基礎；工商業經濟發展既依賴於特權又受損於特權。 制度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即黃宗羲定律。 當下財政焦點有三：房地產稅、資本稅、個稅。

值得二刷-或因財政史我就是小白。 作者從財政史的角度將中國歷史或政治史捋了一遍(或者反過來，用政治理論角度去闡述財政史)。 秦一統前，從稅人到稅地，然後標籤爲第一帝國到第三帝國，分別是舍地而稅人、稅地奠定到稅商、迴歸稅地，最後是現代稅商的興起。 總體立論較爲中正平和，《導論》和《結束語》都脈絡分明，思路相當清晰。關於先秦部分-稅人到稅地，包括李悝、商鞅變法與管仲學派，條分縷析，相當清爽。書末關於共和國的財政，也約略提了些。但觀念上是按前後現代與現代三段來作區分並別高下的，其中後現代是指社會主義，而現代國家財政則是以資本法則與個人本位(私有產權)爲基礎的市場經濟。 書末下了個判斷，還提出一個觀點:在現代國家，政治的價值或正義性來自體現個人法則的社會契約。因此，中國財政價值危機的化解，需要引入基於個人權利而談判產生的財政社會契約觀念。 這似乎不大好，完全以西方現代化途徑爲唯一和正確途徑。歷史究竟是否有目的性的？或者線性的？大致是存疑的吧？ 另外的槽點，一是論及近兩千年財政史的過程太單一與線性；二是對北洋與民國的財政成就與意義，有過分拔高之嫌；三是太多章節拿改寫的學生論文來湊，以致對財政史上最重大的幾次改革-王莽改制、兩稅法、熙寧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等都失之於簡，乃至語焉不詳，基至只拿王安石與司馬光、王安石與張居正兩兩比較，草草列出異同就了事了，實在疏漏無端；四是不少地方舉引黃仁宇輩觀點爲證，實不足憑。 然瑕不掩瑜。貢助型財稅到家財型財政，再到現代稅收型財政，還是很大氣的。

《財政中國三千年》 這本書破了我的2個習慣：一是不讀完不寫書評；二是先粗讀再精讀。 目前我僅僅讀到50%的位置，已經花了35個小時了。於我而言，正常情況下，粗讀對於35萬字左右的圖書，也就10個小時以內就能解決掉第一遍。現在肯定算是精讀了，纔讀完作者定義的中華第一帝國時期（秦到隋朝）。 其中有關財政體系的設置，在第一帝國時期，出來幾個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管仲的篇幅，都在3遍以上。其中漢武帝時期也在大肆武力擴張，雖然沒有什麼亮眼的著名政治改革派出來，根據司馬遷記錄的一些特徵，也很有啓發，反覆閱讀。例如，鹽鐵專賣什麼的。 這麼早就來寫書評，無非是此書撬動了我的一些思緒。 那麼此書到底是本什麼書呢？ 1、 專業書。財政在我們當代人的理解裏面，就是稅收。這本書就是圍繞每個朝代，每個君主怎麼收稅做的研究與記錄。所以這本書，首先是一本稅收體系的歷史書。例如：第一帝國時期，是如何從稅人（人頭）到稅地（土地）？ 2、 政治書。是的，你們沒有看錯，這是一本難得的，解讀歷朝歷代治理模式及官僚體系運作的政治書。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體制，就皇權的合法與國家治理的官僚體系之間的相輔相成，又相愛相殺，內容實在精彩紛呈。 3、 兩者的結合。財(稅)+政（治），是特別珍貴的。因爲有了政治歷史的解讀，讓我們在觀看表面呈現出來的財稅制度時，更深入地瞭解到這份財稅模式，爲何會誕生？爲何能夠有效率？當然，也能深刻理解“民不聊生”是個啥情況。 這實話，看過不少講變革的書，例如商鞅傳什麼的，只有這本書在描述商鞅的改革策論時，清楚的表明了商鞅爲統治階級(皇權)而設計的初衷，或者說，所有的改革，首先都是爲了鞏固統治階段的權力而實施的，不是爲了老百姓，不管什麼國家，什麼顏色，什麼制度！ 很多朝代，沒有走得太長遠，出問題的，基本可以斷定，首先是稅收出了問題。還有很多強人奪取政權，例如王莽，有關稅收也是殫精竭慮，是不惜餘力努力過的，仍然無法控制局勢。或者說，沒有稅收的供養，偉大的君王，也不會誕生！ 先說這麼多，繼續讀下去，相信會有更多的收穫……

沒必要花二十幾個小時通讀該書（白瞎時間），只要看最後一章即可，作者擅長長篇大論顛來倒去重複論述，且文風結構化，論述角度固定，非常喜歡二元對立論，是新自由主義擁躉。 摘最後一章總結：【總之，在上述過程中，以中華責任倫理中久已有之的“公利”（國家富強、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等）責任思想爲過渡，現代國家所需的資本法則被相對成功地引進中國，從而比較有效地應對了這一歷史時期的價值危機。雖然這一時期也從西方啓蒙思想中引進了個人權利和社會契約的觀念，但這樣的觀念並未成爲價值觀的主導性原則。就是說，由於國家共同體生存的危機，資本法則率先被引進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個人法則並未成爲在逐步現代化的中國起主導作用的法則。 隨着國家的逐步現代化，社會經國家改造後也在不斷發展，特別是1978年後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發展出個人權利的要求。就是說，個人法則在現代國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在財政方面，其突出表現就是當前諸多要求財政進步的民衆行動。民衆的這些行動與要求，是社會對國家的價值要求，即要求國家對財政徵收作出合法性說明或者按照現代價值觀進行改革。這一價值要求，在相當程度上也可看作是當前中國有待解決的財政價值危機問題。 在現代國家，政治的價值或正義性來自體現個人法則的社會契約。因此，中國財政價值危機的化解，需要引入基於個人權利而談判產生的財政社會契約觀念。就是說，以擁有權利的獨立個人爲基礎，經過民衆與國家之間的平等談判，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一種有關財政的社會契約，其內容至少包括：（1）國家徵稅由民衆定期選舉產生的代表來控制；（2）民衆所納稅收由代議機構決定並運用於民衆的福利；（3）徵稅與用稅的過程應該透明公開並受代議機構的監控等。 這樣形成的財政社會契約，意味着國家是社會成員自我統治的工具，稅收是民衆用於解決自身共同福利問題的經費。只有這樣的財政社會契約，才能真正爲財政與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最終的論證與支持。如果能夠以財政社會契約來有效應對上述價值危機，中國現代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將會進一步地提升，國家轉型將會獲得更進一步的成功。】

根據搜索結果，我爲您整理劉守剛《財政中國三千年》一書的主要觀念和詳細思維導圖。 一、核心分析框架 本書是劉守剛"走進現代國家三部曲"第一部，通過三條線索考察中國歷史： 1. 財政要素變遷史：收入形式、支出項目、管理制度的成長（稅人→稅地→稅商→現代家財型財政→現代財政） 2. 中華國家成長史：從城邦走向帝國，再走向現代國家 3. 公共權力成長史：從依託於人→依託於土地財產→依託於主權（權力越來越理性化、公共化） 二、主要觀念提煉 （一）財政類型理論 1. "家財型財政"概念 - 定義：帝國君主獲得財政收入主要來自自己在法理上對天下土地的擁有或支配，收入來自自家財產，治國如治家 - 法理基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擁有天下土地產權，以恩惠名義將土地配置給民衆使用，以此取得徵稅合法性 - 雙重運動："化家爲國"（君主家族征服社會、塑造服從與秩序）與"化國爲家"（君主治國模仿家庭，自居萬民之父） - 中性評價：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有歷史地位與價值，不必一味譴責 2. "稅收型財政"概念 - 定義：現代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稅商，圍繞工商業活動而對私人財產與收益徵稅 - 特徵：公共權力由制度化各級組織承載，經民衆同意設立，表現爲主權，脫離個人人身 3. "現代家財型財政"概念 - 定義：1978年前中國的財政類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政府控制的國營工商企業上繳（利潤、折舊費等） - 特徵：支出用於基本經濟建設和國營企業經營，管理權力高度集中 - 收入來源：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工人低工資、壟斷租金、部分折舊費與資源補償費等 （二）帝國財政演進三階段 4. 第一帝國（秦漢）：舍地而稅人 - 雖建立家財型財政，但財政上仍以"稅人"（人頭稅）爲主要收入形式 - 內在缺陷成爲豪強勢力加速成長的誘因，導致帝國制度崩潰 5. 第二帝國（唐宋）：從稅地鼎定到稅商突破 - 兩稅法邁出"履畝而稅"重要一步 - 宋代實現稅商突破，"國富"成爲普遍特徵 - 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之爭體現財政思想衝突 6. 第三帝國（明清）：迴歸稅地不動搖 - 吸取宋元教訓，將稅地收入奉爲主體，實行定額管理 - 清朝攤丁入地：制度化消滅徭役，稅人制度終結 - 民衆擺脫對政府的人身依附關係 - 家財型財政達到最後成熟，顯得保守與內向 （三）財政與國家轉型 7. 財政轉型動力 - 晚清遭遇重大生存危機，帝國財政體系不足以支持支出壓力 - 不得不接受"量出爲入"原則，轉向從工商業尋求收入 - 帝國家財型財政開始緩慢轉向稅收型財政 8. 兩次財政轉型 - 第一次：晚清民國從帝國家財型財政轉向（落後的）稅收型財政，未成功 - 第二次：1978年後從現代家財型財政轉向（先進的）稅收型財政，相對成功 （四）財政制度特徵 9. 雙軌財政體系 - 正式財政收入體系：制度精巧嚴密，實現集權（梁方仲觀點） - 非正式財政收入體系：地方政府靈活舉辦地方事務，但也常突破制度約束爲個人撈取好處（周伯棣觀點） - 兩種觀點看似矛盾，實則並存 10. 財政中興概念 - 王朝中期大多進行財政制度改革 - 王朝能否延續較長時間，取決於中期能否"中興" - 中興取決於中期財政改革是否成功 三、詳細思維導圖 ``` 《財政中國三千年》 │ ├── 導論：用財政之眼回望三千年中華 │ ├── 財政與公共性：兼具公共性與強制性 │ ├── 國家與財政收入：支撐點決定財政類型 │ └── 三條考察線索：財政要素、國家成長、公共權力 │ ├── 第一部分：走向帝國——從稅人到稅地 │ │ │ ├── 第一章：城邦時代的貢助國家及其解體 │ │ ├── 封建制度與人口聚居 │ │ ├── 以人爲支撐點的貢助型財政 │ │ └── 轉向以土地爲支撐點 │ │ │ ├── 第二章：商鞅變法與家財帝國的籌建 │ │ ├── 價值取向：重農抑商 │ │ ├── 組織基礎：郡縣制 │ │ ├── 體制結構：中央集權 │ │ └── 歷史地位：爲帝國立基 │ │ │ └── 第三章：管仲學派的商貿立國構想 │ ├── 掌控資源作爲條件 │ ├── 調控國內經濟與社會 │ ├── 贏得對外戰爭勝利 │ └── 商貿立國的原則：國家公共性 │ ├── 第二部分：第一帝國——舍地而稅人 │ │ │ ├── 第四章：秦代建制與漢初家財帝國的重構 │ │ ├── 秦對帝國制度的建構 │ │ ├── 漢初對帝國制度的重構 │ │ └── 德性倫理對國家的柔化 │ │ │ ├── 第五章：漢武帝財政改革與司馬遷的異議 │ │ ├── 改革背景與內容 │ │ ├── 司馬遷的評論：《平準書》 │ │ └── "物盛而衰"與"網疏而民富" │ │ │ ├── 第六章：迴響二千年的鹽鐵大辯論 │ │ ├── 國家職能定位：積極與消極 │ │ ├── 經濟政策選擇：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 │ │ └── 暴利性資源商品管理方式 │ │ │ ├── 第七章：帝國的制度病變與無力的財政挽救 │ │ ├── 國家層面與社會層面的病變 │ │ ├── 豪強勢力的興起 │ │ ├── 王莽的財政努力 │ │ └── 第一帝國的滅亡及其遺產 │ │ │ └── 第八章：南北競爭中君主與士族的財富爭奪戰 │ ├── 南方財政：士族盛極而衰 │ └── 北方財政：重建君主產權 │ ├── 第三部分：第二帝國——從稅地鼎定到稅商突破 │ │ │ ├── 第九章：新的帝國鼎定新的財政基礎 │ │ └── 隋富的制度基礎：打擊士族、行政創新 │ │ │ ├── 第十章：特別的大宋與稅商的突破 │ │ └── 宋代商業繁榮與財政創新 │ │ │ ├── 第十一章：王安石大戰司馬光 │ │ ├── 變法派與保守派的財政之爭 │ │ └── 國家干預與市場自由的衝突 │ │ │ └── 第十二章：爲救帝國浙東學派倡言功利 │ └── 葉適等學者的財政思想 │ ├── 第四部分：第三帝國——迴歸稅地不動搖 │ │ │ ├── 第十三章：成熟的帝國與保守的財政 │ │ │ ├── 第十四章：稅人制度的終結與張居正改革 │ │ └── 一條鞭法：徭役貨幣化 │ │ │ ├── 第十五章：非正式收入與雍正帝改革 │ │ ├── 火耗歸公 │ │ └── 完不成的理性化 │ │ │ ├── 第十六章：帝國的功能與支出的危機 │ │ │ └── 第十七章：財政治國在第三帝國的現實呈現 │ └── 財政管理成就的最高峰 │ ├── 第五部分：走出帝國——現代稅商的興起 │ │ │ ├── 第十八章：晚清財政大危機與帝國財政的終結 │ │ └── 量出爲入原則的確立 │ │ │ ├── 第十九章：度支部與國家轉型的機構體現 │ │ │ ├── 第二十章：社會基礎變化撐不起民國的稅收國家 │ │ │ └── 第二十一章：現代家財型財政的興衰與稅收國家的重建 │ ├── 1978年前的現代家財型財政 │ └── 1978年後的稅收型財政轉型 │ ├── 結束語 │ └── 中華國家轉型的財政邏輯 │ └── 附錄/後記 └── 財政智慧的歷史啓示 ``` 四、核心學術貢獻 1. 財政類型學創新：提出"家財型財政"與"稅收型財政"的類型劃分，並進一步區分"帝國家財型"與"現代家財型" 2. 雙軌制分析框架：揭示正式財政體系與非正式財政體系的互動關係，解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並存的矛盾現象 3. 財政轉型理論：提出中國財政兩次轉型的歷史分期，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作爲第二次轉型的起點 4. "財政中興"概念：修正"黃宗羲定律"的悲觀敘事，認爲王朝中期的財政改革可以實現螺旋式上升 5. 財政政治學視角：從政治視角透視財政史，強調財政兼具"財"與"政"雙重屬性，是理解國家成長的關鍵

如果我們單純從稅率上來看工商業的稅收負擔，可能會覺得兩宋的工匠和商人相比於明清而言要揹負更重的課稅，那麼按理來說明清的工商業發展情況會明顯優於宋代。可在事實上，這個結論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宋朝廣泛的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氛圍不但被元帝國的入侵所摧毀，也沒有再重現於明清兩朝。 《財政中國三千年》中給我提供了一個以前完全沒有想過的角度：對一個政權而言，對工商課稅的高依賴度也會催生出對其可持續性的保護。 宋朝建立在一個很尷尬的內外局面中，對外不得不面對一個封建化少數民族政權環伺的國際環境，對內則是需要重建唐末以來遭遇了連續百年兵災的社會秩序。除了連年天災外，與契丹人和党項人的戰爭顯然在不斷加重帝國的財政負擔。即使通過條約的形式實現了局部的和平，宋朝也存在向鄰國輸送歲幣的經濟義務，這也是一種財政支出。然而另一方面，在控制疆域範圍上，宋朝的國土顯然是不如前朝的；而在對土地和人口的掌握上，宋初又不得不繼承中央改革遺留的兩稅法作爲國家正稅，這讓宋政府受限嚴重，需要徵收工商業稅來填補財政赤字。 從南宋的角度來看，工商稅的作用則更加重要。在靖康之恥中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國土後，南宋政府卻要面臨更大的來自北方的國防壓力。宋高宗時期，僅供給岳飛北伐軍這一支部隊的軍費開支就達到了一年700萬貫，約佔財政總支出的七分之一。即使在紹興十二年（1142）實現了對金國的停戰協議後，從淮河到大散關綿延數千裏的防線依然是南宋國庫難以負擔的包袱。爲了在更小的國土上獲得更多的稅收以維持國防線，南宋對本土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重視程度達到了歷代中國王朝之最。出於對此生命線的依賴，宋政府也在政策和法律上對商人的商業活動提供了諸多保障，儘量做到可持續性地徵稅，實現政府的長期運行。在南宋轄下的淮河以南地區，最多時一共設置過220個關稅徵收點，而明代這個數字是4個。即使如此，除了南宋滅亡前夕，整個南方地區的商業活動也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 朱元璋在驅逐了蒙古人後建立起了一個超越宋代疆域範圍並且重心北移的大帝國，同時其政府的運行模式和組織結構也完全不同於兩宋。一方面是徵稅系統迴歸土地稅制：隨着洪武年間（1368-1398）的戶口普查工作完成，對農業稅的徵收變得更加正規化，而朱元璋本人又非常憎惡元朝那種依靠商人徵稅的包稅制，因此明初最終確立了以土地爲核心的農業稅，並延續了五個多世紀。另一方面明帝國採取了典型的小政府模式，政府爲了減少徵收賦稅而不斷壓縮政府職能，不僅如此朱元璋本人還連官員的工資也大幅度壓縮了。在這樣的財政安排下，對工商業徵稅顯然是沒有必要的，因爲政府不需要太多收入就可以實現辦公。 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隨着對工商課稅依賴度的減弱和政府職能的收縮，政府和法律對於商業發展的保護也被明顯削弱了。不再需要工商業從業者提供的賦稅意味着明政府不必像兩宋的統治者那樣採用“重商主義”政策和施政態度。財政能力的退化導致了政府在沒有保護意願的情況下更沒有能力去組織非法行動對於合法的工商業者的侵害。因此，明朝宗室、勳貴和部分官僚爲了獲取私人利益干涉市場、破壞合理的商業活動、對商人敲詐勒索的行爲是無法被制止的。在對外貿易方面，這些問題顯得更加明顯。雖然禁止出海原本是朱元璋應對海盜和倭寇的一種軍事政策，但是後續的明朝海禁則更多的是一種對出海貿易權的壟斷。只要海禁還在，就永遠只有少部分人可以獲得外貿的收益，而大部分商人則被壟斷權阻隔在市場外了。明朝滅亡後，雖然清廷對於前朝皇族採取了趕盡殺絕的手段，但爲了實現對中原的有效管理不得不對明的政策安排和組織架構幾乎全盤照搬再嫁接上八旗軍事制度。因此，清朝的財政結構和政府對工商業的態度在1840年之前和明朝比也相差無幾。 從兩宋和明清的比較中，可以看出雙方因爲財政結構和需求導向的不同而對工商業者產生了截然相反的態度，最終也造就了不同的商業局面。如果不是南宋最終毀滅於強勢外族的軍事入侵，也許這種商業繁榮與蕭條的對比還可以更加明一些。當然真那樣歷史就改道了，沒得比。 從該對比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稅收的意義並非公共權力單方面的向市場和企業索取盤剝，而是國家政府與社會階層通過不斷磨合與博弈達成利益共識，這個過程中雙方可以通過不斷博弈來實現雙方的嵌套與協作，最終有機會實現雙贏。 希望這些思路也許會對今日之中國財政改革有所啓發。

戰國時期農耕技術水平低下，各國現有土地所能供養的人口已隨着人口增長到達極限，爲爭奪土地等生產資料，各國相互征伐兼併，而且此時私有制崛起，需要有相應的法律制度與新的道德標準來保護私有財產，所以各諸侯國紛紛開始變法圖強，當世數百年法家興旺。        待秦朝因私有制與軍國征戰變法而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後，天下皆是一國，人口皆是同胞，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這時再行嚴刑峻法與軍國體制就不合時宜了（秦二世而亡根源就在於此，秦二世激化加速了矛盾），漢朝沿襲了秦朝的私有制及相配套的中央集權的私有制政治制度，先用黃老，又獨尊儒術，儒學是道德心性學說，以實現大同社會（公有制）爲最高政治社會理想，以在現世實行符合仁義禮智信的私有制（反對爲富不仁）爲次級社會理想，所以儒學不僅非常符合生產力不高時的私有制社會，還給人類社會以共產主義似的社會的美好期許。從此儒學統治中國兩千年，被統治階級利用扭曲，直至西學東漸，馬克思主義代替了儒學指引社會發展方向的作用，以實現共產主義爲最高社會理想，以實現社會主義爲次級社會理想。        所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是相互選擇，相互吸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文化與傳統基礎，儒學現代化也因此具有了科學與時代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