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

亞當·斯密：經濟學之父與看不見的手 本書爲我們揭示的，是一個遠爲複雜、深邃且與當代世界息息相關的思想巨人。斯密的思想遺產絕非僅限於經濟學教科書，它是一汪永不枯竭的泉水，滋養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我們今日對商業社會與人性本身的思考。要理解斯密，必須穿越迷思，重返他所處的時代，梳理其宏大的思想體系。 一、 塑造思想家的時代：從柯科迪到啓蒙歐洲 斯密的思想深深植根於18世紀蘇格蘭啓蒙運動的沃土，他的足跡構成了其思想的經緯線。 他的起點是法夫郡的柯科迪。這個活躍的港口小鎮，家門口的市場、繁榮的國際貿易乃至走私活動，爲他觀察交換、分工與人性提供了最初的實驗室。隨後，14歲的他進入正在向現代大學演變的格拉斯哥大學，在這裏學習的道德哲學、邏輯學與物理學，奠定了他“牛頓式”的科學思維基礎。 16歲後，他帶着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度過了六年。正是在此期間，大衛·休謨的《人性論》出版，這顆思想的種子雖在多年後（1750年）才與休謨本人相遇並結出深厚的友誼與智識激盪，但已預示了斯密畢生致力的方向——“人的科學”。 回到蘇格蘭後，愛丁堡的咖啡館文明與公開辯論氛圍，鍛鍊了他的修辭與公衆表達。1748年，他受邀在此舉辦關於修辭學與純文學的講座，開始進入公衆視野。他認爲科學發現依賴想象力，偉大科學家如牛頓皆是在混沌中通過想象尋得秩序，這一認識貫穿了他的方法論。 1764年，一個轉折點來臨。他辭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之職，陪伴巴克盧公爵遊歷歐洲。在圖盧茲的貧乏生活與巴黎的九個月輝煌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巴黎的沙龍里，他結識了杜爾哥、魁奈等重農學派巨擘，這場與大陸頂尖思想的碰撞，無疑錘鍊並反襯了他自己正在醞釀的經濟學說。 最終，爲了完成鉅著，他於1773年前往倫敦，加入皇家學會，並捲入美洲殖民地政策的激烈辯論中。《國富論》於1776年在這樣的政治風暴中心出版。晚年，他回到愛丁堡，享受平靜的學者生活，直至1790年逝世。他終身未婚，生活軌跡單純，卻與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有過交集，其思想正是在這廣闊的交流網絡中淬鍊而成。 二、 宏大體系的構建：斯密思想的核心支柱 斯密並非一個狹隘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個旨在構建統一“人的科學”的體系思想家。其大廈建立在幾根核心支柱之上： 1. 人的科學：進化與同情心的基石 斯密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種理解人類社會的科學，其程序是牛頓式的，但主題是複雜且不可預測的人類行爲。他的“人的科學”並非技術手冊，而是一種進化論式的闡述： 《道德情操論》 探討道德與社會規範如何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同情心”（即同理心機制）中自然產生。 《國富論》 則分析社會形態如何從封建社會歷史性地過渡到商業社會。 他的法學理論支持以判例演進的普通法傳統。 這種將社會制度視爲自發演進產物的視角，對後來的達爾文產生了深刻的間接影響。在斯密看來，人類社會的“和諧”或相互依存，是整個體系的樞紐。 2. 市場理論：嵌入社會的制度現實 後世常將斯密奉爲自由市場的神祇，這是嚴重的誤讀。他的市場理論精微而務實： 方法論上，他反對重農學派那種理想化、人爲的假設。 地位上，市場交換是其分析中心，但絕非偶像化的靈丹妙藥。他深知許多經濟活動不通過市場進行。 本質上，市場絕非獨立運行的數學抽象。它們完全嵌入在具體的歷史、法律、制度、規範和價值觀之中，依靠信任與信用來維持。這與“有效市場假說”將市場視爲脫離社會背景、自主運行的信息處理器的觀點截然不同。斯密會認爲，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正是監管者與經濟學家信奉市場總能自我糾正的理想化模型，而忽視了市場深深嵌入其中的、可能腐敗的制度與人性的弱點。 結論：沒有任何理由將斯密看作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主義者”，他的思想恰恰是對後來那些將市場機制過度簡化、數學化和理想化的理論（包括有效市場假說的極端形式）的預先駁斥。 3. 看不見的手：一個被高估的隱喻 這個後世奉爲圭臬的隱喻，在斯密全部著作中僅出現三次，且從未進行泛化的理論闡述： 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富人出於貪婪的投資無意中惠及了窮人。 在《國富論》中，指個人因安全考慮而偏愛國內投資，無意中促進了社會利益。 它絕非《國富論》的核心。斯密從未相信單憑這隻“手”就能維持公平競爭。 4. 政治經濟學：政府、平等與制度 斯密堅決反對將經濟與政治、倫理割裂： 政府角色：市場無法自我調節，需要政府。社會信任本身依賴政府提供的法律等基礎。他的“自然自由體系”旨在清除特殊貿易壁壘（如補貼、關稅），而非絕對自由。 平等主義：他本能地站在窮人一邊，認爲政策應給窮人更公平的競爭機會。 批判利益集團：他睿智地揭露了商人集團、尋租、勾結與遊說對公衆利益的侵害，並將此與重商主義、殖民擴張聯繫起來。 國家目標：政治經濟的目標是增進國家財富與力量。 制度核心：法律、機構與制度是所有活動的框架。 5. 商業社會：成就、脆弱性與批判 斯密詳盡分析的是“商業社會”，而非後來才成熟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是人類演進（狩獵、畜牧、農業之後）的第四階段，特徵是人人依賴交換、成爲“商人”，並催生了複雜的城市、金融、法律體系及更強大的政府。 他對商業社會的頌揚是清醒的：它打破了封建奴役，創造了普遍繁榮，是道德禮儀的改良劑，併爲工業革命奠基。 但他更具洞察力的是其尖銳批判： 商業社會在重商制度與壟斷面前極爲脆弱。 商人利益常與公衆利益對立，有欺騙與壓迫公衆的動機。 易滋生腐敗。 其分工可能導致多數人精神麻木，壓制教育，對思想構成威脅。 三、 撥開迷霧：澄清後世五大迷思 圍繞斯密，後世構築了諸多神話，必須一一澄清： 1. “亞當·斯密難題”不存在：認爲《道德情操論》（利他）與《國富論》（利己）矛盾，是誤解。兩者是統一體系的不同側面，商業世界並非無道德世界，市場運作於規範與信任的背景中。 2. 斯密不推崇自私自利：他嚴格區分“自愛”（改善狀況的普遍渴望）與“自私”。他強調人類有利他本性，且公共利益應高於私人利益。那句關於屠夫、釀酒師的名言，強調的是互惠交換的機制，而非倡導唯利是圖。 3. 斯密不爲富人說話：恰恰相反，他是平等主義者，理論常偏向窮人。 4. 斯密不反對政府：他反對的是政府的拙劣干預，而非政府本身。他承認市場會失靈，並明確政府需承擔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及教育（尤其是平民教育）等職責。 5. 經濟學家並非其首要身份：斯密自視爲哲學家。其著作涵蓋倫理學、法理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範圍遠超出純經濟領域。 四、 曲折的遺產：對經濟學的影響與當代診斷 斯密的思想遺產在後世經濟學中經歷了複雜的旅程： 他被尊爲鼻祖，但其思想被後人簡化、扭曲。尤其是“經濟人”假設和“有效市場假說”所隱含的理性、高效、自我均衡的市場圖景，將其豐富的人性觀與複雜的市場觀簡化爲追求財富最大化的理性計算者在完美信息下的博弈，這完全背離了斯密對人性複雜性、信息不完善以及市場嵌入性的原初洞察。 他的方法本是經驗主義的、與歷史哲學相連的，但後世主流經濟學卻常常走向高度抽象、數學化並依賴理想化假設（如有效市場）的理性主義道路。 儘管如此，從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凱恩斯的動物精神與政府幹預（直接挑戰市場自動出清假說），到奧地利學派對知識分散與市場過程的強調，幾乎所有主要經濟學派都欠斯密一筆知識債。他的分析框架至今仍是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基石。 斯密的思想爲診斷當代病症提供了銳利的工具： 1. 裙帶資本主義 斯密早已預言了這種病態：商業利益與公衆利益背離，短期主義侵蝕公平交易準則。他指出饑荒在民主國家更難發生，因政府受輿論監督。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遺症，正是監管被意識形態綁架、忽視現實複雜性的惡果，若決策者真正讀懂斯密，或可避免。 2. 市場的道德邊界與“關注的經濟” 斯密的思想警示我們，市場經濟的影響遠超商品分配： 它模糊了公與私的界限（如公共服務的市場化）。 它難以對長遠的未來（如環境）進行定價。 它正將人類的“關注”本身貨幣化，這可能侵蝕社會信任與公共對話的質量，而這兩者正是商業社會健康運行的規範基礎。斯密強調的“公正的旁觀者”與道德規範空間，是抵禦此風險的關鍵。 五、 不朽的啓示：重拾斯密精神 在資本主義面臨祛魅、不平等加劇、全球化受挫的今天，斯密的思想展現出驚人的現實意義。他本質上是一位拒絕任何黨派標籤、厭惡“體制人”烏托邦空想（包括對市場運行機制的空想）、崇尚務實改革的哲學家。 從他的思想中，我們可以提煉出面向未來的核心啓示： 1. 區分“資本主義”與“商業社會”，專注後者作爲一種組織形式的利弊。 2. 商業社會需要強大但有節制的戰略性政府，提供基礎框架並糾正市場失靈。不能迷信市場（如“有效市場假說”所暗示的）總能自我完善。 3. 強大的社會能支撐並制約強大國家，依賴多元機構與獨立精神。 4. 永遠警惕商業社會的內在弱點：壟斷、腐敗與精神壓制。這些弱點無法被任何理想化的市場模型所消除。 5. 裙帶資本主義是頑疾，但非唯一挑戰，需持續應對新變化。 6. 經濟學絕不能脫離價值、政治與倫理，它是一個道德哲學分支。任何將市場簡化爲純信息處理機制（如有效市場假說）或數學模型的嘗試，都丟失了斯密思想中最寶貴的部分。 最終，亞當·斯密留給我們的，不是簡單的教條，而是一種精神：一種在複雜、混亂的現實世界中，秉持同情心與公正旁觀者的立場，通過謹慎的制度改革來增進社會普遍繁榮與自由的智慧。他提醒我們，市場是人類的偉大創造，但它永遠是僕從，而非主人；它嵌入社會之中，而非凌駕於其上。正如那個寓言所說：死神帶走了斯密本人，但帶不走他鮮活的、仍在叩問當下的思想。回到亞當·斯密本人，正是爲了看清我們前方的路。 附錄：亞當·斯密重要論述摘錄 一、 關於人性、道德與同情心（《道德情操論》） 1. 論人性基礎： “無論一個人有多自私，在人類的本性中都存在一些原則，讓他對增進他人的幸福感興趣，使他看到他人的幸福對他來說是必要的，儘管他除因看見他人幸福而感到快樂之外，什麼也得不到。” 2. 論同情心與想象： “同情心……源自我們對當事人處境的一種想象上的變化。” 3. 論“公正的旁觀者”： “我們應當用他人看我們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努力以公正的旁觀者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行爲。” 二、 關於商業、交換與自愛（《國富論》） 1. 論交換傾向： “有一種傾向……世上沒有比它更廣泛存在的具有影響力的原則了，即人們傾向於互通有無、以物易物、互相交易。” 2. 論自愛與互利（最著名的比喻）： “我們期望的晚餐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師或麪包師的好心，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我們不求諸他人的人性關懷，而是求諸他人的自利心，永遠不要對他人傾訴自己的需要，要告訴他人有何利益可圖。” 3. 論商業社會的本質： “每個人因此都靠交換生活，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成爲商人。” 4. 論改善自身狀況的慾望： “改善自身狀況的渴望……是普遍的、持續的、不間斷的。” 三、 關於勞動、價值與財富（《國富論》） 1. 論勞動與價值： “衡量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正標準是……獲取這種商品必須付出的艱辛和困難。” 2. 論財富的真正含義： “國民財富不是貨幣或黃金的儲量，而是國家的所有土地和勞動力的年產量。” 3. 論勞動分工的意義：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四、 關於市場與“看不見的手”（《國富論》） 1. 論“看不見的手”： “他（資本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注：此段爲“看不見的手”隱喻在《國富論》中的具體語境，斯密並未將其作爲普遍理論反覆闡述。） 2. 論資本的自然傾向： “每一個人都不斷地竭力爲他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 五、 關於政府、政策與公共利益（《國富論》） 1. 論政府的目的：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儘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2. 論稅收原則（四大原則）： 第一（公平）：“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範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 第二（確定）：“各國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變更。” 第三（便利）：“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者以最大便利。” 第四（經濟）：“一切賦稅的徵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儘可能等於國家所收入的。” 3. 論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 “聰明而有德行的人在任何時候都願意犧牲自己的私人利益，以維護他所屬的秩序或社團的公共利益。” （《道德情操論》） 4. 論消費與生產的目的： “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結果和目的。只有在促進與消費者利益相關的事情上，才應該關注生產者的利益。” 六、 對社會、商人階層的批判與警告（《國富論》） 1. 論商人利益與公衆利益： “同行業的人很少聚會，甚至也不會一起娛樂消遣，但他們交談的結果，往往不是陰謀對付公衆便是籌劃抬高價格。” 2. 論勞動分工對心智的潛在危害： “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於少數單純的操作……他就沒有機會來運用他的智力……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 3. 對“體制人”的警告：（《道德情操論》，第六版新增）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一顆棋子都有自己的運動原則，而且這可能與立法機關選擇賦予它的原則完全不同。” 4. 論政策目標的樸素真理： “要把一個國家從最落後的野蠻狀態帶到最高級的富裕狀態，除了寬鬆簡易的稅收和包容的司法管理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其他必要條件。其餘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引自斯密早期論文，常被總結其核心政策主張） 七、 關於科學、哲學與想象力（《天文學史》） 1. 論科學發現與想象力： “哲學（科學）就是致力於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在雜多的現象中建立聯繫的藝術。” 這些論述如同棱鏡，從不同側面折射出亞當·斯密思想體系的璀璨光芒——它始於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貫穿對經濟運作機制的精細分析，落腳於對良好社會與公共福祉的深切關懷。它們共同證明，斯密的思想遠非任何單一標籤所能概括，其生命力正源於這種複雜性與整體性。

讀到一半讓我想到了霍奇遜寫的演化與制度，有兩種取向來考慮這本書中的觀點，第一種依然是繼續發展經濟學的形式化，但把理性人當做分子來處理，最後獲得宏觀的平均水平，宏觀層面的結果那就是相變過程；第二種思路就像這本書把ECON更迴歸到政治經濟學的層面，現實生活中的人的道德取向（也是一種契約形式）和共識所決定的。第一種的問題在於形式主義容易脫離現實問題；第二種的問題在於共識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如何構建那麼多的道德契約，經濟學就全變成了一種感受現實重力以後建模的學科了。斯密是很完美的第二種人物，但對於現代經濟學而言，放鬆假設和博弈論給了所有學者從取向一便捷到取向二的工具和框架。 這書理解理解市場是什麼，斯密給他的邊界在哪裏也挺好的。

亞當·斯密的一生並不複雜，甚至可以說是平淡無奇，他的個人信息極爲有限和模糊。在愛丁堡老城聖吉爾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亞當·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後是一把舊式犁，身旁是一個蜂巢，象徵着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過渡。他的左手捏着長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時間的學術生活。他的右手……擱在一個地球儀上，委婉地提示着觀衆他作爲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聲譽”​。這很有可能就是亞當·斯密希望留給後世的形象。 亞當·斯密被尊爲“市場經濟之父”，他以兩部書立世。同一個作者的兩本書，卻揭示了兩種不同的人性：《國富論》揭示了人的物質屬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論》則指出人的精神屬性是利他的《國富論》中的利己主義人性假設和《道德情操論》中人類同情心的人性假設歷來被視爲斯密悖論。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評論：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纔是問心無愧的“利已”。 如果說《國富論》的主題是 “財富增長”，那麼，《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慾望約束”。但它們之間的分工，並不是“兩種思想、兩個斯密”的對立，只不過一個談的是“自利”達致“利 他”———個人與社會在理智行爲中，基於理性自發達成一致；另一個談的是“自愛”達致“同情”———個人與社會在情感行爲中，基於理性(合宜性)自發達成 一致。觀點都是同一個：個體與社會基於某種理性，自發達成一致。 【摘錄網絡整理而成】

本書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生平，以斯密的生平爲序介紹他在多個問題的主要看法。 第二部分，思想，系統闡論斯密的思想，同時辯駁對斯密思想的誤解。 第三部分，影響。 這本書原書名是Adam Smith——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 中譯本的書名是“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 說起來，兩個書名都側重在斯密的思想研究，的確，斯密一生平平淡淡，如他自己所稱，“除了書本之外一無所有”。他沒留下花花綠綠的故事，後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實際長相，雖然無數人崇仰過愛丁堡大道上的斯密雕像。要說生平際遇，最讓我動心的是他跟休謨、伯克這些同時代大家的誠摯友情和密切的思想交流。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後，休謨先是“緊張得發抖”，生怕辜負讀者的期待，細讀之後，一顆心放下來，“它很有深度，立論穩固又不失犀利”。以文會友，沒有比這樣的惺惺相惜更感人的。 在作者看來，不應當把斯密歸入流行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之列。他沒有提出多少經濟學方面的獨創思想，斯密自視爲哲學家，他的確是哲學家——斯密的目標是建立一門“人的科學”，雖然斯密本人沒有用過這個短語。這裏所說的“科學”，比現今通行的“科學”含義更廣，指的是通過系統探究，貫通地理解一個廣大領域中的形形色色的現象。斯密不認爲商業世界是個無涉道德的世界，更一般說來，他反對把經濟活動從政治、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道德、法律分割開來，而是努力把這衆多方面衆多層次編織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可理解的整體。 休謨、斯密這些十八世紀哲人的理想是建立一門人的科學。後來兩個多世紀，一門一門社會科學先後建立，對人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大量實證研究，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也深刻影響了我們對人的一般理解。然而，對人這個整體的探究卻逐漸荒蕪。 從青年學者徐瑾的一本書裏讀到卡爾·波蘭尼的一句話，“近代以來，與經濟嵌入到社會關係相反，社會關係被嵌入到經濟體系之中了。”那是波蘭尼幾十年前說的，可嘆的是，這一趨勢於今更烈。順着這個趨勢來讀斯密，幾乎無可避免地造成嚴重誤解。而本書作者在“人的科學”這一總體關照下融通理解《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看似矛盾的皇皇鉅著，大大有助於消除對“看不見的手”等著名斯密論題的廣泛誤解。

這本關於亞當斯密的研究，很值得一讀。 既有關於他生平，更有他的人生成就，還有對於他的各種誤讀的指正。 《國富論》不僅僅是關於市場經濟和貿易的，而是一本里程碑式的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的大成。 讀了《國富論》，再讀《資本論》，就會明白今天的世界，變化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 可以說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都是偉大的先知

2018年的作品，可以說是從當代視角詮釋亞當斯密，試圖塑造一個不左不右的亞當斯密以呼應本世紀以來西方經濟政治界摸索第三條道路的嘗試，淡化看不見的手強調其政治經濟學特色，從而削弱現代經濟學絕對理想化理性人的觀念，作者突出斯密的早期作品《道德情操論》價值，以樹立其睿智的哲學家形象，很顯然哲學思想方面休謨對斯密的強烈影響使得這一努力沒啥成效，關鍵還是斯密的相關事蹟史料太少而且斯密是個極其低調的人，去世前又焚燬了絕大部分草稿之類，作者更多的只能靠推論聯想很多觀點只能泛泛而論站不住也可以理解，印象中還是最早讀的商務印書館名人傳記系列中的亞當斯密傳更好些

從本書前兩章穿插的時代背景和斯密求學來看，我看不出人物的性格特點以及外部環境如何對斯密產生了影響和產生了何種影響。我只能看到作者直接告訴我斯密是話少和私生活平淡的……雖然序言裏說“請仔細閱讀前兩部分‘生平’和‘思想’，你會在諾曼費心蒐集的資料裏和精心組織的文字中找到答案。”，但是我沒有從羅列的資料中看出所列內容和斯密的交互🥲

《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 “後來死神和赫爾墨斯在極樂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寶貴的東西帶到這裏比一比，赫爾墨斯從斯密書架上偷了《國富論》，而死神贏了這場比試——他帶來了斯密本人。” 是的，書可以被拿走，但創造思想的人，永遠無法被替代。 因爲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認爲“財富是金銀珠寶”，一種明白“財富是創造價值的能力”。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所有聰明人都相信第一種。從他開始，人類才真正理解了第二種。 他的《國富論》不是教人怎麼賺錢，而是揭示了“財富增長的底層邏輯”：當面包師烤麪包不是爲了行善，而是爲了生計；當裁縫做衣服不是因爲同情，而是爲了交易。當每個人都能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利益，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會讓整個社會變得富裕。這雙手現在還在推動着，你手機裏的外賣軟件、街上的便利店、國家的五年計劃…… 所以，死神帶走的只是一個18世紀的愛丁堡教授。但他留下的思考方式，已經成爲現代世界的操作系統，幾乎存在於每一次交易、每一次創新、每一次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繼續呼吸，繼續生長。

斯密可能是遭人誤解最深的學者之一了。他既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也不是自由放任經濟的鼓吹者，更不是“自私自利”的代言人。就連大衆最爲熟悉的“看不見的手”也從來不是斯密的核心思想。 斯密的一生深受大衛休謨的影響。雖然他開創了政治經濟學，但本質上斯密是一個哲學家。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有關人性的探討，爲後來《國富論》中關於屠夫、釀酒師和麪包師的經典論述奠定了基礎，揭示了人類利己的本性。 斯密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這個概念還沒有產生，他本人也從未提到過這個詞。他更多的是從法理學、社會學乃至道德哲學的角度對商業社會進行分析。斯密批判重商主義，但他也主張在一定權力的監督下進行自由貿易，而不是後來人們所理解的自由放任。 斯密的思想是永不枯竭的，也是永垂不朽的。在疫情肆虐、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全球化倒退的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亞當斯密以及他的思想。

今天，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極端主義和誤解的世界裏，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亞當·斯密，以及將他的思想貫徹到底的智慧！作者結尾這句話發人深省！知道的斯密和不知道的斯密交錯其中，更多的是對市場經濟和絕對市場主義的反思，理解斯密，更應該理解國富論之外的斯密，這對於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