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當·圖茲
《崩盤》是關於全球化時代第一場世界性金融海嘯的史詩,也是一部驚心動魄的當代史。作爲對20世紀曆史有精深研究的傑出歷史學家,亞當·圖茲採用全球視角,詳細敘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危機及其後錯綜複雜的世界歷史。他不僅從金融學的角度解釋危機爆發的技術性原因,還花很大篇幅闡述危機對這十年來世界政治形態的塑造,呈現了豐富的原創性主題:經濟發展的無序和債務流動的不穩定;單個國家和地區通過金融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投資、政治和武力以無形的方式聯繫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關係;金融危機與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美國中產階級的危機;中國的崛起;圍繞石油天然氣等石化能源資源展開的爭鬥。
這本書是一本西方精英站在西方視角下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次完整剖析,儘管充滿着西方的傲慢,但還是挖掘出一些很不同的深刻原因。 作者的觀點看起來不錯,其實充滿偏見和臆測,對以西方爲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他充滿了自豪,同時也充滿了無奈。 但我始終認爲他並沒有挖掘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本身。西方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搞清楚什麼是貨幣和什麼是財富這兩個核心命題,她們解決金融危機的方式跟19 29年一樣,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知道這只是治標而並不治本。 自由的資本主義可以創新,但並不一定能夠創造財富,今天的美國就是這樣。毫無疑問,美國是全球創新的中心,但並不是財富創造的中心。西方和美國只是用強大的軍事政治規則來收割全球的財富。在中國還沒有走到世界經濟的中心的時候,西方的這個鐮刀是非常有效的。但中國一旦崛起,並且佔據了世界主要的貿易份額的時候,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和金融制度就直接讓這把鐮刀失去原有的效率。 另外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是隨着貧富加劇的增大和分配製度的不公極速拉大。但驕傲的西方政客和經濟學家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有多嚴重,儘管托馬斯.皮凱蒂曾經寫過《21世紀資本論》這樣的大作。但特朗普不會讀,拜登更不會讀。 所以在這樣外部和內部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的衰落是必然的,只是時間長一點還是短一點的問題。
08年的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看起來是美國的危機,但幾年後就是歐元債務危機,後來是中東危機,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等等,但圖茲認爲這些政治情況都是金融危機導致的,並且最終導致美國民主衰退,這本書很容易讓人想到福山的《政治秩序衰退》,圖茲是從金融角度講美國民主衰退,福山是從政治體制變化角度講美國民主衰退,但圖茲和福山在一個問題上一致的,美國特權利益優先,斗膽對比解讀下 圖茲認爲08年危機中的關鍵干預措施只在於美國將美元注入全球銀行體系這一前所未有的跨國行動,歐洲和中國捲入太深,這加強了美國與全球經濟體的聯繫,但也讓美元主導的格局更加固化。美元地位更加穩固,而重組銀行、改變體制、加強監管這些金融手段不管不問,很顯然這是美國特權利益優先方式解決的危機,而福山認爲兩黨制五十年來分化特別嚴重,說客集團掌握了最重要的政治資源,大衆運動一直疲弱。美國的公司稅份額太高,卻不知道大公司自有辦法聘請專業人士爭取各種稅務優惠,華爾街大鱷們的超高工資和分紅也是衆所周知,但改革措施一直受到利益集團的強大阻礙。福山明確認爲美國的體制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否決制”,在這種制度下,否決權纔是最重要的政治節點,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掌握否決權,進而把守政治體制,守護自己的利益。這種情況正在製造不受認可的政府管治,而且使得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遠比50年前重要,本質上,圖茲其實和福山對於民主衰退的解讀是一樣,即美國特權階級權力實在太大。 除了特權權力原因,根據圖茲考察,美元霸權是真正解決這次金融的最重要原因,美元之所以是全球金融的主要貨幣,不是因爲美國政府說了算,而是在於私人企業的使用,它便宜簡單,易於取得,具有如今美元市場的成熟法律框架來作爲離岸美元借款和貸款的基礎。美元體系的後盾乃是美國的整個國家利益最重要的系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源源不斷生產貨幣 回到這本書,雖然圖茲是有名的金融史學家,但個人覺得沒有《滔天洪水》精彩,後者對於歷史的洞察和描繪非常深刻,可能這本書裏有太多圖茲主觀看法,比如默克爾在歐元危機的角色,他認爲是失敗的,而這本書裏有相當多的金融專業知識,比如影子銀行,美元放貸,次房貸證券化,等等各種概念需要邊看邊查
學習筆記-從近代世界貨幣史解讀當前經濟戰 因爲最近想搞清楚金價變化的原因,所以對宏觀經濟有了的極大興趣。從黃金到債券到股票,都惡補了許多知識。但越學習越隱隱發現,這些市場的變化,根因都是由資本的流動引起的。而資本的流動,本質是由獲利預期驅動的。而這個預期,又是資本解讀各個國家的各種調控手段而得到的。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解讀各個國家的經濟指標與調控手段,那我們就能解讀資本的流向,作爲一個屁民,就能在社會浪潮中不至於逆流而行,保護好自己的一葉扁舟。 但國家的指標與手段那麼多,到底我們要看什麼,到底要如何解讀。比如最近特朗普搞關稅戰,到底會影響中國哪些指標,爲什麼金價會提升,中國能怎麼應對? 帶着這些疑問,我讀了很多書,發現這麼一個推理鏈路:每個國家都想保持在輕微通脹的狀態下。在這個狀態下,國家的貨幣超發略高於生產效率的提升。這樣國民的感覺是收入在穩定增加,對未來有信心,敢消費,從而促進投資與生產,經濟正向循環。這種情況下,貨幣的購買力是基本穩定輕微貶值的。 但當經濟進入全球化時代後,一個國家的貨幣的購買力就不穩定了,因爲加入了進出口跟貨幣兌換因素。 舉個例子,當美國生產的東西便宜時,我們就可以進口他們的東西,然後人民幣的購買力就提升了,那我們的消費能力就會提高,但是國內的東西就需要降價,會壓縮本地製造業。 但中國跟美國,用的是不同的錢。一個雞蛋在美國1美元,在中國1人民幣,在美國貴還是在中國貴呢?大家肯定立馬就說了,美國貴嘛,因爲一美元等於7塊3毛錢,所以現在是美國從中國進口雞蛋。這裏就提到了一個大家耳熟能詳但背後卻有非常複雜的經濟學原理的名詞:匯率。 匯率就是兩個不同的貨幣的兌換比。比如上文說的,人民幣兌美元現在大概是7.3比1。匯率的變化,會影響世界範圍內不同國家所生產的貨物的價格,從而影響資本與貨物的流動。舉個例子,現在美國是從中國進口雞蛋的,如果人民幣升值了,現在是7.3美元兌換1人民幣了,那中國就要從美國進口雞蛋了。 上面只是簡單的舉例,匯率的變化會影響哪些東西呢?請看圖: 圖片 當人民幣貶值,中國生產的東西在世界上會變便宜,所以會刺激出口;其他國家生產的東西會相對變貴,中國的進口會減少,依賴進口的東西變貴後,物價會提高。貶值會讓中國的資產變便宜,所以貶值趨勢下資本會賣掉中國資產跑去國外。貶值也會讓以美元計價的外債變貴,會提高償債壓力。 那貶值對國家是好還是不好呢?這要區分不同國家來看。比如對美國來說,它是一個消費國家,而且有大量的美元計價的外債。如果美元貶值,它的外債就會變便宜,償債壓力會降低。但是美元貶值又會導致資金流出美國,美元在世界的影響力下降。 這當然是美國不想看到的。所以特朗普挑起關稅戰,目的就是讓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貨幣都貶值,這樣既能低成本的還債,又能讓資本留在美國。 這麼說可能不好理解,我來舉個例子。美國現在從中國借了100美金,折700人民幣,匯率是1比7,雞蛋1美金1個,也就是欠了100個雞蛋。然後美國印錢讓美元貶值,雞蛋變成了2美金1個,這樣欠的100美金就只能買50個雞蛋了,也就是美國只欠50個雞蛋了。但匯率就從1比7變成了1比3.5,在美國投資的養雞場原先值1萬人民幣,現在就只能值5千人民幣了。雞場老闆怕美元繼續貶值,就趕緊賣了雞場,拿錢來中國買房子。 如果是人民幣貶值呢?中國是一個生產大國。人民幣貶值會讓中國生產的東西世界範圍內變便宜,刺激出口。所以在關稅戰時,爲了維持出口份額,中國會貶值人民幣。這就如了美國的願了。 但是,如果人民幣貶值,同樣也會導致國內通脹,從而壓縮國內消費。那麼我國就會繼續維持生產型加出口型經濟結構,未來經濟需要繼續仰美國鼻息。 而中國現在的領導班子在很多年前就已經要改變這種格局。一方面改變國內的生產側結構,更面向內部消費;另一方面,提高人民幣影響力,推進人民幣國際支付。 要提高人民幣影響力,就要讓人民幣升值。讓世界資本覺得人民幣很穩定很堅挺,投資中國能拿到收益。這樣各個國家才願意持有人民幣,外企也願意用人民幣結算,畢竟當手裏能升值。 那怎麼才能讓人民幣升值呢?看下圖: 圖片 從關稅戰以來,人民幣先劇烈貶值然後震盪。核心原因是資本預期中國會經濟下行,且會爲了刺激出口而主動降息貶值。但世界貨幣格局已在變化,美元的霸權越來越弱,在全球外匯跟結算中的佔比越來越低。之前美聯儲隻手遮天,控制全球經濟的能力越來越弱。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甚至黃金,未來的新秩序大概率是多種貨幣羣雄割據。 不由得想起三國開篇那句: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中國現在走人民幣出海,採購黃金,穩定房地產,穩股市,都是爲了這個羣雄割據的大勢做準備。 那作爲一個相信國運的老百姓,需要配置a股,結合從出口往消費轉型的趨勢,可以重點配置服務業、科技、金融。 至於債券,因爲我國處於化債階段,現在的收益率很低,也就是價格很貴,需要觀望。 但從美國獨霸天下但羣雄割據還要有很長的時間,中間勢必經歷起伏,中國的經濟也會經歷各種挑戰。亂世下要配置部分黃金來防禦風險,當前雖然很貴,但可以慢慢買進。 以上都是最近看了兩本書《資本全球化:一本國際貨幣體系史》、《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以及大量視頻的學習結論,僅作爲自己的思考記錄,不作爲投資建議。
從宏觀角度去剖析歷史的脈絡,總是會碰到很多障礙,比如因果關係如何建立、資料的可信度、撰寫者的切入角度、立場、受衆羣體等。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尤其是要涉及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等,甚至還得理解相關國家的國內政治和社會問題。因此,想要理解一段歷史,哪怕是同樣的史料,也應該傾聽不同的人的解讀;對於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必定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應該報以寬容的心態去面對,而不能尋求對抗,甚至抹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過去不到20年,其餘脈仍然影響着現在的世界局勢,對部分國家和地區來說,可以說改變了歷史走向(僅就截止目前這段時間來看)。作爲完整的親歷者,雖然那會我們90後這一代人在2008年的感受沒那麼深刻,但肯定不可能沒有感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高一那會食堂的牛肉麪到了高二,價格直接上漲30%以上。 那場自二戰以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雖然爆發自美國的次貸危機,但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其中無疑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全球化第一次顯現出其巨大的核爆威力。典型就是歐洲,美國次級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及其各種衍生品,歐洲銀行比美國本土的銀行更加貪婪,一些歐洲小國妄想通過短線實現短期快速積累財富,爲此不惜不斷提高槓杆。愛爾蘭、冰島等國家的銀行最後所持有各種證券化資產達到其GDP的數倍。西班牙在這場資產泡沫中充分發揮了房地產的巨大魅力,數年之間讓其房價上漲帶給其國民財富之夢。亞洲新興國家亦是如此,不過因爲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亞洲國家普遍遠沒有歐洲銀行那麼貪婪,但也不同程度有所參與,讓我驚訝的是,我國竟然買了那麼多次級貸款抵押證券及其衍生品。當然,如果要溯源的話,美國的銀行業監管的不斷放鬆必然首當其衝,這其中政府部門、華爾街的遊說、民衆的盲目追捧、媒體的不斷造勢等,都脫不了干係,一如我們這邊自2015-2016年的棚改貨幣化安置帶來的造富運動一樣(我一點沒趕上)。 不過,一如桃花扇那詞說的那樣: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無論在泡沫中跳的多歡,當泡沫破裂時就得有多疼。每個參與遊戲的國家,沒有一個倖免,只是痛苦程度不同罷了。在這場觸目驚心的危機中,如果說哪些人是真的無辜,那就是各國普通的工薪階層和納稅人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每一個國家應對這場危機,都是首先從救助金融系統開始,其次是充分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提振萎靡不振的經濟,與之伴隨的通脹、通縮、滯漲各有不一。儘管經歷着那麼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社會動盪,但那些寡頭、權貴、資本利得者仍然賺的盆滿鉢滿,有些銀行家高官甚至拿的比危機前還多,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的茶黨運動和華爾街遊行也就更能說得過去了。 歐洲國家和歐盟在處理這場危機時的表現,可謂一團亂麻,給其打個負分應該一點不爲過。當然,歐盟不是一個政治上的統一市場,歐洲央行自然不可能履行美聯儲和中國人民銀行那樣的宏觀調控;另外,歐盟無法實行統一的大規模財政刺激,各國代表各懷鬼胎,各國受損程度、抗壓能力等也各不相同,在本可以及時止損的情況下,卻陷於打嘴炮的泥淖,讓本可以避免的希臘主權債務違約變成了慘痛的現實。如果歐盟成員國稍微團結一下,如果德國議會和默克爾政府稍微合作一下,也就不會有難聽的“歐豬五國”的笑料了。如今,歐洲的右翼有甚囂塵上,法國大選讓勒龐的支持率又上升了一個臺階,這對法國和歐盟無疑是個極其不利的局面,甚至有人開始討論法國退出歐盟的願景了。 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損失慘重,尤其是兩黨撕裂和社會分化,雖然讓美元意料之外的更加強勢。共和黨內的民粹主義傾向直接把共和黨在2008年年底的大選前景浪費了,特朗普的上臺雖說是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意外,但不能不說共和黨自己難辭其咎。從歷史表現來看,每一次經濟蕭條時,政治上轉向極左和極右都是常態,社會層面往往表現爲極端民族主義、排外,這一點美國和歐洲就是赤裸裸的案例。 如果從外部視角來看當時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就不能按照我們的國家敘事風格來評判了。大規模的集中財政刺激下,大基建成爲吸納史無前例的失業人羣的蓄水池,各種消費刺激手段層出不羣,農村又一次成爲拯救國家的中流砥柱。我們是很快走出了金融危機的泥潭,也有效解決了失業率問題,快速恢復的製造業也部分帶動了其他國家的經濟恢復(中國產品成本更低,出口有補貼,對於進口方來說,自然更有利;同時,產業鏈的全球化佈局,也帶動了其他國家的市場反彈)。當然,一如美國政府的大規模刺激一樣,我們也有很多後遺症,最嚴重的莫過於產能過剩,這在2015-2016年充分漏泄,讓股市、匯市接連暴跌,驚嚇了美國政府和華爾街。但我們的體制優勢又一次發揮了神奇的效應,棚改貨幣化安置出臺了,房地產真正成爲了國民的造富神器,漲價去庫存的信仰不僅充分解決了房地產庫存,也有效化解了鋼鐵、水泥等行業的歷史性產能過剩;同時,也穩住了新興市場的大局,間接爲美聯儲加息提供了條件(當時的美聯儲主席耶倫的確認爲,如果中國產能過剩引發新一輪經濟危機,那麼美聯儲是不敢加息的,畢竟中國持有那麼大額度的美國國債)。 綜上所述,我們還能輕易說中美脫鉤嗎?或者說,到底哪裏來的底氣讓我們自成一體?這對其他國家來說也是如此,全球化不僅代表着經貿、金融等的一體化,更代表着一種水乳交融的政治交融。 從來沒有單純的經濟學,只有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中經濟問題需要認真對待,它不能被政治過度綁架;但政治問題也需要認真對待。
作者Adam Tooze 是哥大的歐洲研究所主任,英國人。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回憶自己在英國包括2010年之後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經歷,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2006年在倫敦一個偶然機會加入能源行業,然後在金融危機期間2009年稀裏糊塗的進入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部。(歐元區危機還沒有開始,投行竟然還在擴張中)那時候的自己正是職業的上升期,並沒有感受到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因爲收入增加了就決定買了倫敦第一套房子,後來發現竟然是最低點買入的。現在就想起來自己有多麼幸運,那個時候很多人因爲還不起房貸所以急於出手自己的房子。無知的我還以爲終於學有所成,可以跟普通的英國人一樣住上帶花園的房子了,也沒有多想。2010摩根我們的業務要開展亞洲業務,所以派到新加坡工作,之後歐元區發生的一切就只是新聞裏聽聽而已了。讀了這本書讓我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期間的政治聯繫有了更深刻的瞭解。感覺作者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及歐盟是不滿意的。作者認爲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起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至今爲止還在延續。特朗普4年的執政加劇了貧富不均,新任總統拜登能拯救美國嗎?疫情到底會怎樣改變歷史?未來的10年中國能否超越美國?帶着這些問題繼續探索。
《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是英國曆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續影響的系統性研究。該書以全球視角爲核心,突破傳統經濟分析的侷限,將金融危機的技術性原因與政治、社會、地緣格局的深刻變革相結合,提出了以下核心觀點: 一、金融危機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系統性危機,其影響遠超經濟範疇 危機本質的重新定義 圖茲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並非單純的經濟週期波動,而是全球化金融體系結構性矛盾的爆發。這場危機暴露了全球金融網絡的脆弱性:以美元爲中心的跨大西洋金融體系通過複雜的衍生品和債務鏈,將歐美銀行、主權國家、能源市場及新興經濟體深度綁定。例如,歐洲銀行因過度參與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而成爲危機的早期受害者。 技術與制度的雙重失控 作者強調危機的根源不僅是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更在於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監管的全面失效。美聯儲等央行在危機初期低估了金融體系的相互關聯性,而歐元區因缺乏統一財政機制,導致危機從銀行業迅速蔓延至主權債務領域。 危機的長期性與未完結性 圖茲認爲,危機的影響遠未隨着2010年代的經濟復甦而終結。它觸發了政治民粹化、社會不平等加劇、地緣衝突升級等連鎖反應,例如希臘債務危機引發的歐盟內部矛盾、英國脫歐、烏克蘭危機等,均可追溯至金融危機的餘波。 二、全球權力格局的重構:美元霸權的悖論與新興力量的崛起 美元霸權的強化與矛盾 儘管危機源於美國金融體系,但美聯儲通過跨國貨幣互換協議向全球注入流動性,反而鞏固了美元的核心地位。這一過程揭示了全球化時代“美國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的延續:危機救援本質上是以全球資源維護美元體系穩定,代價則由普通民衆(如喪失房產的美國中產階級)和邊緣國家承擔。 中國的角色轉變 書中將中國視爲危機後全球秩序的重要變量。2008年中國通過大規模財政刺激穩定全球經濟,但其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與西方金融體系的深度綁定(如持有大量美債)也埋下新的風險。圖茲認爲,中國崛起既是全球化受益者,也可能成爲未來危機的潛在震源。 能源政治與地緣博弈 金融危機與石油美元體系的互動被重點分析。例如,俄羅斯在油價暴跌和西方制裁下的經濟困境、中東產油國主權財富基金對歐美金融市場的滲透,均體現了能源資本與金融權力的交織。 三、社會與政治結構的斷裂:從經濟危機到民主危機 中產階級的崩塌與民粹主義興起 圖茲指出,危機後各國政府的救助政策普遍偏向金融機構而非普通民衆,導致財富分配進一步失衡。美國中產階級實際收入停滯、歐洲青年失業率攀升等現象,爲民粹政治提供了社會土壤,直接催化了特朗普當選和歐洲極右翼政黨崛起。 技術變革與公共信任危機 書中獨特地探討了金融危機與社交媒體興起的關聯。社交平臺既加速了市場恐慌的傳播(如銀行擠兌信息的病毒式擴散),也成爲民衆對傳統精英治理模式不滿的表達渠道,加劇了政治極化。 治理模式的合法性挑戰 歐元區危機暴露了技術官僚治理的侷限。圖茲批評歐盟在危機中依賴緊縮政策而非結構性改革,導致南歐國家陷入“債務-衰退”循環,削弱了民衆對歐盟民主合法性的認同。 四、分析框架:全球互鎖矩陣與歷史學的批判視角 互鎖矩陣(Interlocking Matrix)模型 圖茲摒棄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分析,轉而採用跨國金融網絡視角,將銀行資產負債表、主權債務、能源資本流動等要素視爲相互鎖定的節點。例如,歐洲銀行對美國次貸證券的投資、中國對美債的持有、俄羅斯能源出口與歐洲金融系統的關聯,共同構成危機的傳導鏈條。 歷史學的宏觀敘事重構 作爲經濟史學者,圖茲將金融危機置於20世紀全球化進程的脈絡中,對比1929年大蕭條與2008年危機的異同。他強調,新自由主義秩序在冷戰後的擴張(如金融自由化、資本跨境流動)爲危機埋下伏筆,而危機後的政治反應(如民粹主義)則標誌着這一秩序的衰變。 對主流敘事的批判 作者挑戰了兩種常見誤判: “美國中心論” :認爲危機影響侷限於華爾街,忽視其對歐洲、新興市場的系統性衝擊; “技術修復論” :過度強調貨幣政策工具(如量化寬鬆)的短期效果,忽視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 五、案例支撐:關鍵事件的全球聯動性 次貸危機的跨大西洋傳導 美國次級貸款證券化產品被歐洲銀行大量持有(如德國IKB銀行2007年次貸損失導致政府接管),引發歐洲銀行業流動性危機,迫使美聯儲向歐洲央行提供美元互換額度。 歐元區危機的制度性缺陷 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聯盟和銀行清算機制,導致希臘債務危機從主權違約升級爲政治信任危機。德國堅持緊縮政策,與南歐國家的增長需求形成根本性衝突,暴露了貨幣聯盟的政治脆弱性。 地緣衝突的金融化維度 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因西方金融制裁被迫拋售外匯儲備,而歐洲能源安全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矛盾,反映了能源-金融-地緣政治的複雜互動。 六、學界評價與爭議 積極評價 全景式敘事:被《金融時報》譽爲“關於金融危機的百科全書”,填補了技術分析與政治經濟史的結合空白。 方法論創新:法國經濟學家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肯定其“互鎖矩陣”模型對理解全球資本流動的貢獻。 批評聲音 結構決定論傾向: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認爲,圖茲低估了工人階級抗爭和制度彈性對危機演變的影響。 亞洲分析的不足:部分學者指出,對中國和新興市場的討論仍顯簡略,未充分展開其內部矛盾。 結論:危機作爲21世紀的歷史轉折點 圖茲最終將2008年金融危機定位爲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秩序的最大分水嶺。它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加速了權力從西方向多極格局的轉移,並迫使人類重新思考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與政治合法性之間的平衡。這一分析不僅是對過去的總結,更是對未來的警示: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新挑戰下,全球治理體系亟需超越金融危機的教訓,構建更具韌性的協作框架。
山雨欲來 本書是英國曆史學家的經濟史著作,中文版於2021年出版。該書以全球視角詳細敘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餘波,現在回顧可以看出歷史的脈絡,語言流暢,很有故事性。 • 2008年金融危機並非單純的美國次貸危機,而是全球化金融網絡崩潰的結果。歐洲銀行深度參與美國抵押貸款證券化(如2006年歐洲銀行擔保了全美1/3的私人抵押貸款證券),導致風險通過跨國銀行資產負債表“互鎖矩陣”迅速傳導。 跨大西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危機暴露了美歐金融的高度依存:美國貨幣市場基金半數資金流向歐洲銀行債務,而歐洲央行外匯儲備不足,無法應對流動性危機。美聯儲的“世界央行”角色美聯儲通過美元互換協議向全球提供流動性,將自身轉化爲“世界央行”,強化了美元霸權,但也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美歐政府採取“先救華爾街,再救普羅大衆”的策略,如美國750億美元房貸援助計劃實際用於改善銀行資產負債表,而非救助普通房主,加劇社會不平等。 • 社會的不平等,需要社會主義,可“白左”的走火入魔,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等事件,和小鬍子上臺一樣,民粹主義的崛起,自然會逆全球化,西方知識分子大部分屬於“白左”,可脫離底層民衆的幼稚,後期的失敗已經是必然。地緣衝突(烏克蘭危機)2014年就開始了,“白左”負責四處點火和“撒錢”(奧巴馬醫保),而懂王和睡王的交替,更讓西方的撕裂踩了油門。 • 中國人對2008最深的記憶事汶川地震和奧運會,美歐的經濟危機大部分國人都是“喫瓜”觀衆,看雷曼兄弟破產和“佔領華爾街”,當年小布什親臨北京奧運會,中國用四萬億救市,美債達到峯值,“用直升機撒錢”救市,讓本-伯南克得到諾獎。對比2008年今天黃金價格從870美元升到4500美元,標普500指數從660點到今天的6945點。中國持有的美債和美元對比2008的峯值略有降低,但對比當年翻了三倍多的貿易順差(2954,1億美元),可見中國的調控能力。 • 近20年來歐元區從三倍於中國的GDP總量到被中國趕超,20年來歐洲和日本不進反退的20年,因爲這兩個血包,支撐着華爾街。新的事例:全球PMI還在榮枯線掙扎,銅價卻像打了激素一樣往上衝。更魔幻的是:一邊是美國倉庫裏堆成山的現貨,COMEX庫存較年初暴漲330%,創下22年新高;另一邊是亞洲、歐洲陷入銅荒,LME庫存跌至13萬噸以下,再看屢創新高的美國股市,不要小瞧華爾街的金融能力,最近: 記者:中國最近進行海軍演習,基本上是在測試對臺灣的包圍。 您對此有什麼瞭解? 特朗普:我和中關係很好,他門沒跟我說過這事。 記者:您曾說過“無風不起浪(there’s smoke, there’s fire)”,如果他們在進行海軍演習…… 特朗普:他們已經搞海軍演習20年了。 喫瓜的總是不嫌事大,可老大能在江湖生存是謹慎和隱忍,G2已經成型,資本不會隨了草民的意,“和爲貴”。新的一年,㊗️國泰民安。 2026年#001
08年以後,整個世界肉眼可見地滑向了阿甘本所說的“例外狀態”,社會長期處於“危機將近”和“危機尚未結束”的預期之中,這種不安預期已經成爲一種常態以致於危急時刻的緊急措施均被常態化和永久化,契約、道德、合作與法律就此被高高懸置。資本一直都是這場鬧劇的唯一主角,金融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場永續的“例外狀態” ,它通過不斷製造危機來實現體系的再生產,逐漸將政府、企業、制度以及每一個個體都拖進"系統性風險與緊急處置"的死亡螺旋之中。不確定性的陰霾將長期籠罩着當代。
堪稱大作。亞當圖茲詳述了08金融風暴及其後一段時間內美元、歐元區的經濟、金融及政Z(政F)政策、措施等狀況,也涉及了亞洲新興經濟的相關問題,很有看頭。大視野,有深度,有立場,有觀點……也有情緒,尤其對“牀鋪”的評價有意思,目前牀鋪又氣勢洶洶要卷鋪蓋而來,又要如何攪亂世界格局?拭目以待。
如果歐洲不想強調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角色,是可以輕易掩蓋其蹤跡的。要了解中國如何獲得美國的債權很容易,那些擔心全球宏觀經濟失衡的人卻很少提到歐洲。歐洲銀行和熱愛冒險的美國同行採用了相同的經營模式,借入美元,再用美元進行放貸。2008年,美國主要的非政府貨幣市場基金有一半被投資於歐洲銀行及其投資工具所發行的債務和商業票據,數額達到1萬億美元。對於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資來說,這相當於把錢從華爾街的一個辦公室搬到了另一個辦公室,只不過一個的地址掛着歐洲銀行的名頭。但是,數千億美元採取了更爲迂迴的移動路線。它們從位於紐約的外國銀行分支機構流出美國,流向歐洲銀行的總部,再回到美國投資,有時還要在柏林或開曼羣島等離岸避稅天堂中轉。如果不是繪製年度資金流量,而是繪製跨境銀行的債權,就能證明中美關係導致危機產生的觀點是多麼偏頗。世界金融的中心不是亞洲和美國之間的金融,而是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金融。事實上,就跨境銀行的債權網絡而言,在最重要的6個雙邊聯繫中,有5個都與歐洲有關。中國更願意通過比利時來持有對美國的債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本書視角開闊,從中瞭解了從資產擔保商業票據、回購交易、信用違約掉期再到貨幣市場基金陷入危機的影子銀行產業鏈斷裂的翔實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