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的機遇：全球新挑戰與中國的未來

純陽書評（豆瓣:純陽子/公衆號:純陽書評／微信號:chimbusco88）第492期《大變局中的機遇》寫中美關係、發展趨勢的書不少，這本很值得一讀，其最大特點是三個“一點”，即看得多“一點”，看得深“一點”，看得遠“一點”，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這本書看得多“一點” 事物往往是多因素的產物，它的產生和演化很少是單因素的結果。所以能否從多個維度、多個視角切入並從多個方面中找到影響因素和結果的顯性邏輯關係，直接決定了看的多少和看的水平。能夠從歷史經驗、文化傳承、經濟邏輯、文明特性、現實局面、重大事件等多個角度思考和把握，其所做的解釋、所得的結論和所做的預判就會顯著好過只能從某個或者是某幾個角度得到的結果，會比後者全面的多、符合實際的多，因而也就科學的多，理性的多，靠譜的多。比如爲什麼中國的抗疫要好於西方的抗疫，其中的邏輯是什麼？很多人的回答是中國的體制機制有優勢，這個觀點很有道理，中國的舉國體制所展現出來的效率、速度、質量在應對大災大難方面是碾壓西方體制的，但是如果把中國的抗疫成功僅僅歸結到體制機制顯然又是不夠全面的，這種觀點忽視了受益於全球化分工所催生的抗疫相關物資的巨大產能，可以想到如果沒有這些巨大產能的支持，沒有抗疫物資的充裕供應，抗疫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 作爲一本講趨勢的書，能夠看得多“一點”，讓本書對各種事件的解釋可以更爲多維，更爲立體，更爲貼近邏輯本身，從而爲更好地分析現象的邏輯原因、抓住規律創造條件。 第二、這本書看得深“一點” 從具體某個單一視角來講，看得多“一點”和看得深“一點”沒什麼關係，前者對後者沒什麼幫助，但是從對事物整體剖析的角度講，看得多“一點”顯著有益於後者，能夠爲看得深“一點”提供基礎，創造條件。所以本書的看得深“一點”就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單一視角下的深度很見功力，比如對於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個難題，作者竟然能夠深入到中國知識體系，進而切入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很顯水平；二是體現在基於看得多“一點”而產生的看得深“一點”，這種深“一點”是整體上的深“一點”，是融會貫通之後深“一點” 第三、這本書看得遠“一點” 高瞻遠矚其實有一個前提，即正確性或者是相對正確性，遠是正確基礎上的遠，如果沒有正確或者是相對正確，那樣的遠其實沒有任何意義，無異於說胡話，所以真正有意義的遠必須要確保一定的正確性。正是因爲作者能夠看得多“一點”、看得深“一點”，所以作者可以相對更好地釐清影響事物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並根據影響因素對事物結果的因果關係，去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抓住演變的主要邏輯，並形成有一定正確性保障的、因而質量相對較高的趨勢預判，所以可以認爲本書看得遠“一點”。 總之，這本書具有三個“一點”的特點，推薦關心國家大事的同學閱讀。

以下是對鄭永年所著《**大變局中的機遇：全球新挑戰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集團）的系統梳理。本書寫於21世紀第三個十年之初，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全球化退潮、技術革命加速、疫情衝擊、氣候危機等多重疊加挑戰，鄭永年提出： > **危機中蘊藏轉機，中國能否化“危”爲“機”，關鍵在於能否以清醒的戰略認知、堅定的改革開放和包容的文明自覺，主動塑造未來而非被動應對**。 --- ## 一、全書核心觀念（Central Theses） ### 1. **“大變局”的本質是秩序重構，而非簡單衰退** - 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在瓦解； - 但並非走向“無序”，而是**多極化、區域化、價值觀分化的“新秩序”正在生成**； - 中國既是**被塑造者**，也應成爲**積極塑造者**。 ### 2. **最大的風險不是外部打壓，而是內部誤判** - 誤判一：“外部圍堵=全面脫鉤” → 盲目閉關； - 誤判二：“崛起=取代美國” → 戰略冒進； - 誤判三：“內循環=自給自足” → 放棄開放。 > ✅ 正確姿態：**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改革開放，擴大“朋友圈”**。 ### 3. **全球化不會終結，但將“區塊化”** - 全球供應鏈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效率”雙軌； - 未來是“**三個平行市場**”並存： - 美國主導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圈； - 歐洲的綠色與數字規則圈； - 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圈。 > 🌍 中國優勢：**唯一能同時深度參與三大板塊的經濟體**。 ### 4. **科技競爭的核心是制度與人才生態** - 芯片、AI、量子等“卡脖子”問題，表面是技術，實質是**基礎科研體系、教育制度、創新文化**； - 不能只靠“舉國體制”攻關，更要培育**容錯、開放、自由探索的科研環境**。 ### 5. **中國未來的最大機遇在“制度型開放”** - 過去開放：商品、資本、人員流動； - 未來開放：**規則、標準、制度對接**（如CPTPP、數字經濟協定）； - 通過**主動改革國內製度以適應高標準國際規則**，倒逼高質量發展。 ### 6. **文明對話比意識形態對抗更可持續** - 西方將中國視爲“制度性對手”，但多數發展中國家只關心**發展實效**； - 中國應避免陷入“民主 vs 專制”話語陷阱，轉而倡導： - **發展權**（Development Rights） - **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 - **共存共榮**（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 ## 二、思維導圖（結構化框架） ``` 《大變局中的機遇：全球新挑戰與中國的未來》——鄭永年 ├─ 一、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 特徵：秩序重組、技術顛覆、信任赤字 │ └─ 誤區：將變局等同於“西方衰落+中國替代” ├─ 二、全球新挑戰全景 │ ├─ 1. 地緣政治：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 │ ├─ 2. 經濟格局：全球化退潮，供應鏈重組 │ ├─ 3. 技術革命：AI、生物、能源重塑生產力 │ ├─ 4. 非傳統安全：疫情、氣候、網絡攻擊 │ └─ 5. 意識形態：西方對華“制度性敵意”上升 ├─ 三、中國的戰略定位 │ ├─ 原則：不爭霸、不結盟、不輸出模式 │ ├─ 角色：世界和平建設者、發展貢獻者、秩序維護者 │ └─ 路徑：**以開放促改革，以合作謀安全** ├─ 四、化危爲機的六大方向 │ ├─ 1. 深化“制度型開放” │ │ └─ 對接CPTPP、DEPA等高標準規則 │ ├─ 2. 構建“自主可控+開放合作”科技體系 │ │ └─ 強化基礎研究 + 國際科研合作 │ ├─ 3. 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 │ └─ 聚焦綠色、數字、健康絲綢之路 │ ├─ 4. 打造“雙循環”新格局 │ │ └─ 內需靠中產壯大，外循環靠制度開放 │ ├─ 5. 提升全球治理話語權 │ │ └─ 在氣候、WTO改革、公共衛生等領域提供方案 │ └─ 6. 開展“文明對話”替代“制度對抗” │ └─ 講好“發展故事”，超越意識形態敘事 ├─ 五、警惕三大戰略陷阱 │ ├─ ❌ 民族主義亢奮：對外強硬 rhetoric 替代理性外交 │ ├─ ❌ 閉關自守傾向：以“安全”爲名過度限制開放 │ └─ ❌ 制度自信蛻變爲制度封閉：拒絕學習人類文明成果 └─ 結語：在不確定時代，做確定的自己 └─ “**中國最大的機遇，始終來自自身的改革與開放**。” ``` --- ## 三、關鍵概念解析 | 概念 | 解釋 | |------|------| | **制度型開放** | 從邊境開放（關稅、准入）轉向邊境後規則開放（國企、勞工、環保、數據流動）。 | | **區塊化全球化**（Block Globalization） | 全球經濟分裂爲若干基於價值觀或安全聯盟的區域經濟 bloc，但 bloc 間仍有有限連接。 | | **多元現代性** | 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不同文明可基於自身傳統發展出獨特現代路徑。 | | **發展權** | 鄭永年強調：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生存與發展是首要人權，高於抽象政治權利。 | | **雙循環** | 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內循環靠社會公平，外循環靠制度開放**。 | --- ## 四、現實政策呼應 - **對“脫鉤斷鏈”論的回應**： 主張“**去風險**（de-risking）≠ **脫鉤**（decoupling）”，中國仍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替代節點。 - **對“新冷戰”敘事的破解**： 指出全球南方國家不願選邊站隊，中國應深耕與發展中國家的務實合作。 - **對“科技自立自強”的深化**： 強調“自立”不等於“孤立”，必須保持國際科技合作通道。 > 🌐 鄭永年警示： > “**在大變局中，最大的危險不是風浪本身，而是因恐懼而放棄航行，或因傲慢而偏離航向**。”

首次看鄭永年的書，對比蘭小歡、黃奇帆對時政、經濟模式的解析，有些懸在空中之感。 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需要建立全球範圍內的治理理論共識，這需要降低文明衝突和具備哲學理論創新，且符合中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審美和價值觀念。 書中一邊駁斥國內過多研究以西方理論爲基礎，一邊帶有極強個人傾向的點評美國、特朗普等總統，相比於解決中國問題，看起來更能指點美國江山，從內政到經濟到總統到民衆。 以中美中產爲例，書中講，美國中產佔比時，結論是，美國中產銳減；對比中國更低比例的中產時，以人數對比美國總人口，表達的是溢美之詞，和就低於美國的自我辯解，我們低是有客觀原因的，美國減少是社會有病、治理有問題。 關於新冠的抗疫，如果最初消息不被封鎖，吹哨人不被訓誡，後果會不會波及全國？再看層層加碼的防疫和最終走向羣體免疫的放開，以及方艙建設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如今的政企負債，真的就是絕對正確的應對麼？ 如果承認差距和不足都如此艱難，大概率也是在繼續閉門造車。哪怕開放，也是帶着固有的本位主義偏好，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會影響判斷力和決策建議。 如果學者都是如此的認知，不是太看好其假定事實分析下的結論。

世界多元共存、反對單極霸權。拒絕文明衝突、零和博弈；全球秩序不應由單一國家壟斷，推動多元文明、多元發展模式共存；全球化不可逆，保護主義是短期倒退。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必然，取決於大國選擇對抗還是開放共存，美國主動圍堵纔會激化衝突，中國單邊開放是跳出陷阱的關鍵路徑。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總結當年雅典快速崛起，實力不斷變強；老牌霸主斯巴達感到巨大威脅，雙方猜忌持續加深，最後無法避免爆發大戰。 亞當·斯密、古典自由貿易學派，論證開放、市場分工、全球化紅利，而西方如今背棄自身自由貿易傳統，走向保護主義，是全球失序根源。 斯密理論缺少社會治理維度，中國要兼顧市場與社會公平。 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不認同文明必然衝突，但承認西方單一文明霸權思維加劇對立；提出文明對話、多元共存替代文明對抗。 大英帝國依靠單邊開放構建全球貿易體系，不靠單純武力維持霸權；爲中國“第三次開放”提供歷史範本。 19世紀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是全球唯一“世界工廠”，工業品成本、質量碾壓所有國家。 1846廢除《穀物法》、大幅簡化關稅，上千項徵稅商品壓縮到幾十種，基本取消出口稅 。 外國如果加高英貨關稅，喫虧的是他們本國消費者與商人，倒逼各國主動降低壁壘、和英國通商。 我工業有絕對優勢，放開進口壓低原料成本。 英國後期收縮、貿易保護最終衰落，反向證明封閉無出路。 美國二戰後秩序構建者前期靠開放規則掌握全球話語權。 當下美國推行“四全圍堵”（全政府、全社會、全方位、全世界），主動撕裂全球化，透支自身制度信用。 明朝中後期主動閉關、重農抑商、抑制民間活力、社會治理停滯。 深圳特區、大灣區改革實踐者代表開放、制度創新；前兩次開放靠特區引進外資技術，第三次開放靠深圳探索制度規則輸出；特區之“特”是改革責任，不是特殊政策特權。 民營科技企業家（華爲等）直面美國科技封鎖，證明內生創新、產業完整度可以對沖外部打壓；提出企業必須具備國際政治視野，不能只盯着短期利潤。 從全球大國博弈，落到雙循環、灣區產業，再下沉到中產、社會保障、個體道德，層層傳導，論證國際變局最終落腳國內治理。 先識別危機（圍堵、封閉風險、貧富分化、數據孤島），再追溯根源，最後給出可落地政策路徑，不單純做現象批判。 全球大變局，西方保護主義+對華圍堵，外部發展紅利消失。 機遇無法外求，必須內生創造，封閉只會落入明朝陷阱。 推進第三次制度型開放，以單邊開放破圍堵。 推進第三次制度型開放，以單邊開放破圍堵：面對歐美聯合脫鉤、技術封鎖、貿易壁壘的外部圍堵，我國開啓第三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核心不再只靠關稅、商品流動，而是全面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改革國內製度；不靠談判對等交換，主動單方面放寬市場、准入、規則，用超大市場與制度紅利拉攏全球企業、分化封鎖陣營，打破外部圍堵鏈條。 完善雙循環，統一國內大市場，平衡國家、市場、社會，壯大中產、補齊社會保障。 科技創新雙端突破，打通數據要素，依託大灣區做制度試驗田。 參與、重塑全球規則，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大國和平共存。 完成從經濟大國到制度強國的轉型，實現可持續現代化。 …… “從開放的性質來看，鴉片戰爭之後的第一次開放爲被迫開放，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開放是主動開放，而現在的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中國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 “連續的戰爭失敗使得中國的政治精英們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強大並不在於其擁有的經濟總量，甚至也不在於單純的軍事力量，而在於一整套新的制度體系，尤其是政治制度。” “實際上，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 “美國（西方）與中國之間從往日的‘拉’和‘推’的關係，已經演變成‘擠’和‘退’的關係，即美國（西方）想把中國擠出世界體系，而中國自己也在無意識地‘退’出這個體系。” “在缺失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或者一個強有力的執政主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統治階級）的情況下，民主已經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 “但培養中產階層的關鍵並不是‘殺富濟貧’，光是分蛋糕的話這個蛋糕馬上就分完了，所以還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較有效的選擇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是一次分配過程中最爲關鍵的。”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有沒有前途，在於是否給年輕人前途。我們必須要健全社會政策，要完善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要給年輕人以機會。” “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不論阻力多大，中國都應堅定信心、堅持理性，繼續站在風口上。換言之，世界越封閉，中國就應越開放。” “中國的經濟一直未獲得獨立地位，它始終呈現爲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即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中層是國家與社會的結合，底層纔是自由的民間資本。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層市場。” “人工智能本來就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產物，但知識似乎扮演着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進步，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因爲沉迷於社交媒體智能手機而日益愚昧化，這更在強化着人類爲技術所取代、所控制的恐懼感。” “在西方，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政治經濟之間的再關聯，也就是說，政治如何再次對經濟行使權力，使經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之間實現再平衡。” “印度的追求，至少是一個區域大國。它的野心並不是就對中國不利。把世界‘兩極化’，纔是對中國最不利的。”

重讀《大變局》，結合一路探討深感震撼： 西方近代以政經分離崛起，科技經濟快速發展，卻在全球化下陷入資本獨大、政經脫鉤、社會撕裂的困局，北歐全民基本收入僅是福利修補，無法根治結構性失衡。 東亞奇蹟源於儒家文化圈“發展是國家責任”的治理傳統，強政府引領、政經合一、培育中產，部分地區效仿西方後漸失動力。近代廢除科舉造成知識與官僚百年斷裂，導致知行不一、思想依附西方。今日中國唯有立足自身文明與實踐，重建文化自信與自主政治想象力，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鄭永年聚焦後疫情世界大變局，立足中國國情，從雙循環、第三次開放、中美關係、規則競爭四大維度，拆解中國如何在外部壓力與內部轉型中，將危機轉化爲機遇，爲國家未來路徑提供清晰分析。 核心觀點 - 第三次開放戰略轉向：中國正進入“第三次開放”階段——第一次解決“捱打”問題，第二次解決“捱餓”問題，第三次核心是贏得規則與話語解釋權，避免“捱罵”。開放不是單向讓步，而是通過高水平開放倒逼內部治理、制度規則現代化，重塑系統透明度與可預期性。 - 雙循環的關鍵定位：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際循環爲支撐，絕非“閉關鎖國”。核心是降低外部戰略依賴，同時激活市場潛力；穩定中等收入羣體是築牢內循環“承重牆”的關鍵，決定經濟結構與社會穩定。 - 中美關係與技術競爭：中美無法徹底脫鉤，但“相對脫鉤”不可避免。高技術領域“以市場換技術”路徑已近終點，需轉向**“市場換規則”**，在數字經濟、新興產業中以規模優勢主導標準制定。 - 兩大陷阱需規避：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羣體預期不穩、消費收縮）與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戰略誤判引發對抗），以確定性對沖外部不確定性。 - 政治想象力與治理：需構建自洽的價值與制度解釋體系，向內講清改革合理性、向外說明發展正當性；治理要優化激勵與容錯機制，讓“想幹事的人”敢作爲、能成事。 價值與讀法 - 價值：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關切，不空談口號，緊扣現實問題給出可落地的路徑，適合理解大變局下中國戰略邏輯與規則競爭本質。 - 讀法：優先讀“第三次開放”“雙循環”“規則競爭”三章；結合自身行業（如科技、外貿）思考如何將規模優勢轉化爲規則與合規能力。 一句話總結 大變局的核心是規則之爭，中國的機遇在於以高質量開放推動內部升級，在雙循環格局中穩住基本盤，通過規則主導權贏得長期發展空間。 袁晉 2026年3月14日

引：學國際關係的都熟知兩句話，第一句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第二句是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但政治學中還有一句話，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把這三句話結合起來，我們可以說，所有戰爭的原因都是來自地方政治。

中美關係來說，結論也是清晰的。 第一，兩國的緊張關係是結構決定的，即中國已經崛起到被美國視爲真實威脅的程度。 第二，美國可以圍堵中國，圍堵也可以對中國產生影響，但遏制不了中國的繼續崛起。 第三，中美兩國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美國遏制不了中國，中國也取代不了美國。 第四，中美兩國的問題是共存問題。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學會和美國的共存，應當是人們思維的起點。

只要中國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用更大力度的開放打造更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就能爲自己創造更多全球化紅利。

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鄭永年先生談到，從開放的目的來看，第一次開放是求生存和解決“捱打”問題，第二次開放是要解決“捱餓”的問題，而第三次開放則是爲了解決“捱罵”的問題，即通過競爭國際規則制定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並且在國際治理過程中扮演一個大國應有的角色。如果“規則”是中國“捱罵”的一個重要根源，那麼我們就要從“規則”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換言之，中國需要通過第三次開放解決“捱罵”的問題，而只有掌握了規則制定權纔會徹底改變被動捱罵的局面。第三次開放會是更深層次的開放，不是僅僅解決傳統上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問題、技術升級和創新問題，而是重在競爭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實際上，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