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基：中國鄉村振興諸問題

去年考研，一志願沒上線，調劑到了農業經濟管理專業，關於這個專業我是二丈和尚摸不着頭腦，我一個連地都不會種的人，現在要去研究農業經濟，我很懷疑自己的能力。當然第一個學期進校後，發現自己完全沒必要有這份擔心，因爲不止身邊的同學都不會種地，連師兄師姐也不會種地，甚至導師也不會種地😂😂…現在明白了，研究農業經濟，會不會種地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運用經管科學思維，結合實際，分析和歸納當下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最終以學術論文的形式給出解決思路。但是，重點來了，在我周圍，包括我本人，讀這個專業大多隻是爲了有個學上，對農業問題認識的程度，就像城裏長大的孩子去思考農村的問題一樣，層次和水平可想而知，而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內容，基本都是寫論文的方法論以及經濟管理學理論。反觀自身，我就是缺乏特別對中國農業農村現實情況的認識，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發展、農村的各類現實問題以及農民的所思所想，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在這個動機下，我便翻開了這本書，到現在看完回想感觸，真的是一本好書，完全符合我的預期。 本書作者賀雪峯教授長期從事農村調查，自1996年以來，先後在全國二十餘省市做農村調查，這本書便是他總結多年來調研成果，對近年來中國農村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特別接地氣，對我這種對農村實際不瞭解的孩子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文中尤其是關於中國土地承包制對於穩定國家經濟社會穩定的歷史性作用、中國農村的地域以及內部階層分化、關於解決土地細碎化和村莊活力不足的思路等，讓我茅塞頓開、醍醐灌頂！ 另外，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農村禮金來往方面，突然激發了我的靈感，然後去找數據跑，目前跑了兩篇論文的數據，都已通過並開始着手寫，希望到時候能順利通過，再次感謝賀雪峯老師的啓發🙏

乾貨滿滿，有點燒腦，非口號黨，非程序猿。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我們之所以關注三農問題，不僅因爲中國有着長久的農業基因與農業國傳統，更因爲三農問題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面對農民的苦難、農村的貧窮、農業發展的種種問題，我們怎麼可能扭過頭去、置之不理？ 面對當下現狀，作者指出的破局之道始終緊扣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優勢。他主張通過“三權分置”重構村社集體，將退出土地經營權的農戶納入集體收益分配體系，既保障農民退路，又激活村莊內生組織能力。針對資本下鄉的亂象，他提出“適度規模經營”應優先由“中堅農民”承接，這些留守農村的青壯年通過流轉土地形成一定的經營規模，農業收入不低於進城務工，成爲穩定農業生產的核心力量。在養老困局中，作者嘗試分析“互助養老”的可行性，以村莊熟人社會爲基礎的互助養老，能以極低的成本實現高質量養老，破解“久病牀前無孝子”的倫理困境……這些都不失爲解決問題的好方法，需要儘量盡力推動落地實踐。 作者常強調一個概念，農村是現代化的“穩定器”，這“穩定器”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詞語，其本質是農民用苦難築起的支撐。長久以來，這些在土地上紮根的人，自認爲自己是“最卑下的人”，他們承受着現代化進程中最沉重的分量，他們用一輩子守護土地，卻在城市化浪潮裏成了邊緣人；他們把子孫送進城市高樓，自己卻守着空蕩蕩的村莊，日復一日等待着親人的電話……他們是土地的孩子，是糧食的母親，是撐起這個國家，卻總被遺忘的根基。他們揹負着世世代代的苦難，卻依然年復一年地播種希望與未來。

中國鄉村研究中心的書閱讀了不少了，賀雪峯的書也讀過幾本，總體給人感覺就是，都是論文集改成的書籍，重複內容太多，反覆囉嗦是最大的缺點，讀來挺浪費時間的。 總體感覺： 對農村農民分類挺準確，半工半農家庭是主流，全部進城和全部留村是少數，留村中又有有能力和無能力的，有能力的又有青壯年和稍微年長有餘力的，這部分中農是鄉村振興可以依靠的中堅力量，他們要麼有需求，要麼有熱心。 對農村的分類也還挺好，中西部和沿海是經濟劃分，南北方是村莊結構劃分，小宗族和大家族。 對農村政策的解讀，我覺得增減掛鉤這個理解還不夠透徹，雖然沒有產生新的財富，但是轉移財富本身也是經濟手段一種。況且很多地方並非是簡單的拆房復耕趕農民進城，大部分還是集約用土地，建立農民聚居點和小高層，部分保持了農民生產生活原貌。通過減少每戶的宅基地形成新的建設指標。 關於農村的治理能力，的確是每個時期治理能力不同，現階段由於農民不需要繳納稅費，村集體的作用可有可無，如何再造村集體，作者參考國營農場的方式，建議將經營權上交村集體統一發包，將承包權虛置而不確權，這樣農民不種地可將經營權退還給村集體獲取租賃費，由村集體統一招標，這樣解決了無法大規模經營耕種的問題，又讓村集體有了處置權和資源。 關於鄉村文化建設，互助養老倒是一種可行思路，但是可持續發展性存疑。如何移風易俗，用好老百姓空餘時間是當務之急。 還有關於扶貧開發和低保系統的闡釋讓人眼前一亮，過去在基層參與扶貧，對這個問題倒是思考不多。

這是賀雪峯教授的有一本著作，關注的是是鄉村振興戰略問題。可以說這本著作是緊跟時代脈搏、直面當下現實問題、關注未來農村發展走向，這是一個學者的良知，也是一個學者的擔當。一如既往的遵循賀雪峯教授提倡的“田野的調查、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這本著作關注當下農村的社會結構、鄉村建設、土地制度、鄉村治理、基層組織建設等諸多農村現實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思考並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毛主席說過，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還要解決完成任務的辦法，這就是橋和河的關係：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沒有橋或船，我們就不能過河。學者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給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書中的很多觀點我深表贊同，比如關於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關於當前農村社會的失序和文化失調問題，關於當前農村土地碎片化影響土地集約節約利用和適度規模經營等問題，當前農村基層政權在社會治理出現的民主有餘而專制不足導致基層政權治理效能低下農民組織不起來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當前，隨着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遷，農民價值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傳統文化價值的缺失和市場經濟帶來的價值觀的深刻變化，嚴重衝突了農村社會結構，“集體觀念”幾乎瓦解，“個人主義”抬頭，這些都是當前農村社會面臨的問題，也因爲這些變化，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極大挑戰。

在田野盡頭，沒有繁榮的草長鶯飛，蔥翠的大樹，在田野盡頭，只有破舊的磚房，有飽經生活風霜的生命;在田野盡頭，有他們這樣一羣人。    讓我怎樣稱呼他們?農村留守老人?高齡農民工? 亦或是莊家老漢?不，我不想用這樣冰冷的名字呼他們，我多想叫着他們帶着泥土氣的暱稱，扶着他們的手，走近他們的生活……      他們從小生活在故鄉的青山綠水中，純潔的靈魂在田野裏抽穗拔節。在山野的風中，他們奔跑着，憧憬着。風從祖輩指間吹過，吹在了他們肩上。爲了生計，爲了土地，他們抗起鋤頭，在田野盡頭紮下了根。於是，習慣了喫苦的身軀，七十骨齡了仍然奔波於二月寒霜八月熱浪之中。他們不知道幾時真正退休，死亡的腳步伴着身體的勞累悄無聲息靠近，現代老人的享福不曾降下半分。這一次，他們將生命榨乾最後的價值。      他們背起幾十斤重的藥水桶，小心翼翼地行走，可是卻在“年輕人”疑惑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原材料和生產品的差距。他們把一生的辛酸都奉獻給了土地，給了那些農作物啊，卻不得不看清“種田是收益率最低的行業”這一事實。     是，他們大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不能從事腦力活動；是，他們大多白髮蒼範，體弱骨脆，不能應聘體力工作。他們“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鋤歸"般辛苦勞作，午夜醒來，淚眼中家裏的屋頂破舊不堪，但願明天他們看病不會因捨不得錢而拒絕住院。       可是，在他們日益佝僂的身體上，我也看到了他們的自立自強。記得一位記者問一個年過八旬的娭毑：“年老後爲什麼不找子女贍養？”，老奶奶脫口而出：靠自己！那一刻，我差點落下淚來，爲他們自己捍衛的尊嚴。      記起他們曾經俗氣而親切的語調：“滴自己的汗，喫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幹，靠人靠失靠祖宗，不算真好漢！”“活人還能用尿憋死?”“不想出汗，休想喫飯!”“粗飯養人，粗活益身。”他們仍舊勤勞而堅強。告別暮夜的年華，又將開啓朝氣的五更天。       雖然,他們還在爲不多的收入而苦惱；雖然,還是要曉看天色暮看星光；雖然還有很多政策不夠多完善...…雖然有好多個"雖然"，但是，只有一個“但是”就夠了，已經有好多視線轉向他們，他們的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有保障。       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照亮了田野的盡頭，照亮了他們的生活。

這本書我很認同這三個觀點，一是深知當今不存在抽象而統一的鄉村，不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在當前絕大多數農村，產業興旺顯然不可能是發展鄉村工業，而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等新業態也只有十分有限的發展空間，甚至適度規模經營與經濟作物種植也只可能是農業中的小規模現象。這就意味着，農村產業的發展必須腳踏實地，不可好高騖遠。二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大多數的農村和農民首先要解決的仍然是基本保障問題，是雪中送炭的問題。也就是說，姿態要放低，不要總想着一下子把農民的財富提上來，而是要先把保障工作做好。不要盯着總體數據，而要把數據分拆來看。三是現行農業政策爲農民集體保留土地所有權，對於農民來講，當前農業收入和農村收入，重要的並非致富，而在於保底。農民致富的主戰場在城市，而爲農民提供基本保障或進城失敗退路的則是農村。正因爲有了“保底”、有了“退路”，中國纔沒有像亞洲、拉美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出現城市貧民窟現象。農民在城市打工如果不如意，他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這一政策優勢是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的。總之，沒有繁縟艱深的理論推演，也沒有太多數據表格，而是始終如一地聚焦真現象、真問題，明瞭剴切，發人深省。

原本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看完這本書，總算對國家的三農問題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此書的一大亮點是觀點鮮明、語言通俗、講求層次和邏輯，可讀性比較強。很多分析、判斷和結論都能自圓其說、擲地有聲，具有一定說服力。 沒有太多官話，用邏輯娓娓道來，知識性和思考性都很強。推薦

總的來說，本書描述的農村現象和問題比較有啓發性，但對作者的解決方案尚存疑慮，作者反對農民獲得比較完整的集體土地權利，主張給村集體賦權，從而解決農地細碎化的問題，並建立集體有能力調節動員各個成員的機制，將農民組織起來對接國家資源，使得日益空心化的農村能夠保持生產生活秩序的長期穩定。 這種權力和利益重新集中於村集體的機制不會導致新的不理性嗎？至少從目前看來，鄉村建設和改革的方向依然是賦予農民更加寬鬆穩定的土地權利，對村集體的權責加以規範，當然也沒有走向完全私有化自由市場化的方向，採取比較中庸的政策導向。 以下是各個討論主題的收穫 村莊社會結構差異 從村莊內血緣共同體考察，北方：相互獨立的血緣小親族集團；南方：宗族；中部：原子化程度高，缺乏以血緣爲基礎的結構性力量。 從經濟分層考察，東部：村莊工業化使一部分農戶因辦廠或經營變得更加富裕，村莊中出現了收入遠高於普通村民的富人羣體。中西部：也有能人致富，但一般是在城市中完成的，村莊內部均質化，基本爲以代際分工爲基礎的半耕半工的家計模式。（東部農村又可分爲蘇南、浙江、珠三角模式，浙江模式的社會結構與此最一致） 從經濟發展模式考察：人口流入型的、已經完成工業化的、以沿海發達地區爲主的城市化了的農村；人口流出的、農業型的、以中西部地區爲主的傳統農村。 鄉村振興 目前，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有些觀點簡單地將沿海發達地區鄉村、具有特殊區位優勢或旅遊資源而實現三產融合發展的鄉村，當成大多數中西部普通農村振興的標杆。但是，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工業化是不可複製的，三產融合的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也只能在極少數農村實踐。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缺少發展農業以外產業的條件。 賀雪峯認爲，在全國形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當下，農民致富的主陣地在城市，而鄉村振興重點不是也無法把農村打造得比城市更好，更不是爲城裏人提供滿足“鄉愁”的“田園牧歌”，是要在越來越多農民進城、農村日益空心化的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維持農村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爲無力或不願進城的農民、進城失敗的農民、進城農民家中老人子女等羣體，提供比城市底層（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無力爲大規模城市居民提供高質量兜底保障）更安定、自足的退路和家園，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穩定器和蓄水池。 只有當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達到了較高水平，進城農民都能夠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收入、社會保障，中國纔有條件進入逆城市化的階段，使農村成爲療愈城市人的“鄉愁”場所。 在農村日益空心化的今天，僅靠村莊內生力量難以維持生產生活的正常秩序。近年來國家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投入了大量資源，爲保障性的鄉村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些資源不應該用在有優勢條件而率先發展起來的個別農村，也不應該用於打造難以複製或違背規律的示範樣本。 鄉村的生產生活秩序中，當前很突出也難以解決的是文化問題，包括消費不合理（人情太重、房車攀比、賭博），閒暇無意義（低俗文化），道德問題（老年人對養老消極預期甚至自殺）等問題。 鄉村振興的主體與村莊組織再造 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但不是個體農戶，而是組織起來的農民集體。 當前，國家向鄉村轉移了大量資源，這些資源要麼直接分散發給個體農戶，要麼由上級部門進行“項目制”統一建設。鄉村振興（按賀雪峯的概念即在日益空心化的鄉村進行保障性建設，維持其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的物質基礎顯著豐富。但是由於我國農村地區廣大，各地差異也很大，統一的項目往往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村實際，分散的資源更造成一家一戶“不好辦、辦不好”公共事務。 鄉村振興要有資源，需要有能力的主體對接好、用好資源，即具有統一行動的能力和表達偏好、意願的能力。當前鄉村振興的資源比較豐富，但主體還不夠有力，需要再造村社集體，把農民組織起來。 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共同行動，村社集體應當有能力“算平衡賬”，即能夠和每個成員結算收支往來或者說權力責任，由此形成集體和成員間緊密的利益聯繫，集體纔能有效發動成員共同利用資源。這種算平衡賬的能力，可以依託土地集體所有制來建構，農民的利益和土地緊密聯結，目前農民手中的土地權利比較完整，集體應從中收取一部分來進行協調和分配，即所謂“確權不確地”或農地經營權不可由農戶私人轉讓，這樣也可以一舉兩得地解決小農生產條件下農地細碎化的問題。 如果要使集體能夠組織農民表達對資源的偏好和意願，還需要集體建立起資源和農民利益相關聯的機制。（個人理解這種機制應該對利益關聯的方式有一定限制，不然可能容易出現珠三角農村那樣村莊集體地租收入都用於村民分紅而不用於公共事業的情況） 村幹部 影響村幹部專職化程度的變量：地方能夠提供的工資水平，村莊事務繁雜程度，地方和國家基層治理思路及體制機制 影響村幹部任職意願：收入或其他收益，工作量和自由度，對務工等其他工作的態度 村幹部的穩定性：某地區農村是否存在某類羣體，其對村幹部職位的期待與當地村幹部職位的特點相符。 村級管理 賀雪峯對一些地區村級管理中實行的“政社分離”、四套班子、四議兩公開等複雜制度持消極態度，認爲複雜制度雖然能遏止權力尋租，但容易造成複雜利益主體的無序鬥爭（尤其是當前中國處在快速發展變遷、利益集中複雜的階段），導致村莊事務決策、落實效率低下，制度運行成本過高而治理效果不理想。如此，只能採用不正式、不規範乃至私人性的非正式制度對規範、清晰、複雜但運轉不暢乃至無效運轉的正式制度進行簡化。“制度需要在複雜和簡約之間、制衡和效率之間達到平衡，這個平衡點與制度運轉的時代和環境有關。” 周其仁則大力支持“政社分離”，反對村莊各項事務權力集中於村委的“政社合一”，但他理想的“政社分離”是經濟權（主要指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徹底私有化，與賀雪峯所說不同權力主體掌握但經濟權仍然集中決策、集中行使的了“政社分離”不一樣。 複雜制度除了分化組織外，也包括規範流程。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仍是傳統農村（雖然相比於人民公社時期乃至土地承包初期有一些變化，比如空心化、“中堅農民”和家庭負擔不重的老年人羣體成爲重要建設性力量），村莊社會仍然是鄉土性很強的禮俗社會，事務不規則（重複性差、專業性可分性差）、發生頻度低、利益密度低，且不同地區農村情況差異很大，用自上而下的統一制度規範進行治理，成本高昂，還很可能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導致嚴重的形式主義、資源浪費以及村幹部主動性主體性的喪失。 精準扶貧 賀雪峯認爲，扶貧應當是中觀的、開發式的工作，在宏觀經濟發展但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國家給予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發展政策上的扶持幫助，使得客觀上缺乏發展環境的地區和羣體享有平等發展、擺脫貧困的機會。 而微觀層面上的困難羣體中，有些人即使有了發展環境，也還有其他的客觀因素限制其參與到經濟活動中，或者是不願參與經濟活動，或者是參與經濟活動失敗了，這部分人羣應該由國家無條件提供託底式社會保障。這種保障的水平不能太高，只能是所謂的最低生活保障，否則會容易出現大量有條件勞動而不勞動、依賴國家福利爲生的“懶漢”。 但是，在精準扶貧的政策背景下，因爲要全域全員消滅貧困，所以低保戶等社會保障羣體的保障線設得和參加經濟活動且有一定收益的脫貧線一樣高，這種政策的混淆背離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託底本質，本來經過規範化而幹部羣衆普遍認可的低保扶助，在與扶貧混淆後造成了治理混亂和社會矛盾。 賀雪峯認爲，除了最低社會保障、扶貧不應混淆以外，二者也不應該和其他社會救助政策比如大病救助或子女上學等混淆重疊。如果低保戶和貧困戶優先享受大病救助、子女上學優惠，那麼，另一部分人因疾病、子女上學遭遇一定困難，但客觀上有勞動能力而收入比低保線或貧困線高，因此沒有優先享受醫療教育救助，他們的生活水平綜合下來可能還不如低保戶貧困戶，這就會導致價值觀的扭曲。 有道理但感覺很奇怪，不知道怎麼設計出完全不重疊、不混淆的理想機制。 徵地制度 當前《土地管理法》有減少政府徵地範圍，由農民出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來彌補用地缺口的修改傾向。這樣修改的理由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國有土地不能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現行徵地制度不夠健全，導致社會矛盾突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夠合理，土地資源要素利用率不夠高。 賀雪峯認爲，現在的徵地實踐中，存在的衝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博弈，這種衝突是可控的，且正是通過沖突，土地增值收益得到了比較合理的分配，實現了“地利共享”。如果修改現行《土地管理法》，縮小徵地範圍，更多依靠市場配置集體土地，反而會造成特定地區地價高企且直接歸於個人，這纔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不合理不公平分配，容易引發社會矛盾，也影響土地資源用於公共事業。 但是，即使現行徵地制度下確由利益博弈模式達成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實際上這個“合理”本身就各執一詞），然而政府徵地再賣地的迂迴模式，土地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應當是不如市場化模式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修法仍有必要。至於修法可能導致的部分區位高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問題，或許可以採取稅收調節等配套手段予以解決。 增減掛鉤政策 賀雪峯反對增減掛鉤政策，認爲中央不斷收緊城市建設規劃用地指標 ，推動地方採取增減掛鉤的方式獲取城市建設用地，同時限定特定區域的增減掛鉤指標入市交易，如此才使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售出高價。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市場形式包裝的轉移支付行爲，並不能創造新的社會財富，還讓用地者增加了增減掛鉤指標購買費用，變相增加了全體進城農民的成本。

近年來，關於社會學層面的書讀的不算多，原因很多，好書不算多是其中之一。 但是，賀雪峯的名聲，是十多年前，我在大學就瞭解到了，當時我窩在大學圖書館二樓，層層書架之間，就借閱過他的書，毫不誇張地說，多年過去，我仍然關注農村、瞭解農村，最重要的渠道還是賀雪峯他的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農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置身其中，我也明顯受益。比如說本書農村和農民的分化，農村不在是那個農村，農民也早已身份多樣。 最明顯一個特徵是，鄉土猶在，農村早已荒蕪，年輕力壯者大部分進城，但仍然保留農村戶口，老弱婦孺皆留在農村，少部分人依舊過着土裏刨食的日子。 那麼農村或者鄉土，成爲了老弱者唯一家園，不管城裏是去不了還是不想去；同時，也是年輕人的靠山或者歸宿，年輕時候勇闖天涯，失敗了大不了回家種田。 然而，農村的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多元和棘手。 首先，就是農村的結構。我們印象的農村，是“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詩篇，實際上的農村，沿海地區早已進入深度工業化，富裕程度不亞於三四線城區，但偏遠地區，貧窮、懶惰、刁民……還有很多詞來形容。 以長三角浙江和珠三角東莞兩地農村對比，富裕區域的農村社會結構，同樣複雜。浙江農村家庭作坊式的商業源遠流長，東莞則依靠改革開放紅利遍地都是招商引資的外來資本，造成了兩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 浙江農村，少數富人特別富有，因此貧富差距大，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型；東莞東村，收益都來源地租，貧富差距小，社會結構呈扁平型。浙江富人不斷攀比，導致人情競爭劇烈，而東莞則隨性很多，不搞鋪張浪費，以喜宴爲例，浙江一桌四五千很正常，隨禮也不斷攀升，東莞喜宴則隨性很多，隨禮不拆開不記賬，一般五十、一百意思一下即可。浙江農村幹部競爭激烈，少數富人希望藉此機會和政府打交道，一般不會在村委坐班，只能領取少量誤工補貼，而東莞村幹部呈現出職業化的狀態，有固定工資，也需要坐班，同時造成浙江農村派系競爭激烈，國家政策比較容易落地，而東莞農村則少有派系，但國家政策容易遭到集體利益的抵制。 同時，浙江農村已經原子化，家家戶戶各自奮鬥，而東莞農村則保留了宗族性，所以外來文化更容易被浙江農村接受，東莞農村更難進入，對富裕人羣，浙江農村包容性較高，因爲既帶來了攀比，同時也帶了就業，東莞農村富裕人羣一般早就撤離，搬進了城區。 以上，都是我認爲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在鄉村建設、土地政策、鄉村治理、組織再造還有許多深度的思考，值得我們去了解。 重複一下，農村和農民的問題，遠比我想象得要複雜，但解決好農村農民的問題，又是我們多年的夙願和期盼，也值得我們去思考。本書的探索，不失爲一種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