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資本與投資

2025年8月讀完（年計劃100本中的第26本），五星推薦。 作者丁昶（chang，第三聲），1980年生人，復旦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33歲就通過個人努力，實現財富自由。用他自己在微信公衆號裏凡爾賽的話說就是“一個33歲就實現財富、智商和精力三重自由而無事可用的靈魂”。 每個大師都有自己獨特致富哲學。索羅斯（反身性）、巴菲特（價值投資）、彼得·林奇（微觀獵手）、西蒙斯（量化交易），他們的成功路徑各異。索羅斯​​：用​​反身性理論​​狙擊市場漏洞，靠​​宏觀對沖​​在危機中暴富；巴菲特​​：靠​​保險浮存金​​槓桿，​​長期持有​​護城河企業滾雪球；彼得·林奇​​：靠​​草根調研​​和生活洞察從日常消費中掘金十倍股，​​分散止盈​​抓牛股；西蒙斯​​：用​​數學算法​​高頻套利，​​量化捕獵​​穩賺概率錢。而丁昶發明了“地效飛行器”策略。 地效飛行器的外形類似於飛機，但是不像普通飛機那樣在高空飛行，而是貼近地面或水面飛行。因爲存在一種“地面效應”的流體力學現象，所以地效飛行器可以享受到遠遠高於普通飛機的升力。相比於普通飛機，地效飛行器的能耗小（比同噸位飛機省油30%-50%）、隱蔽性高（通過地球曲率遮擋避開雷達探測）、成本低，機翼短而腹艙大，看上去樣子很奇怪。蘇聯曾經造過一種極其巨大的地效飛行器，人稱裏海怪物（設計時速550公里/小時）。 A股歷史上因IPO管制形成的獨特“殼價值”現象​​，他​​洞察到這與​​“地效飛行器”很相似，存在巨大獲利空間​​。通過持續持有全市場市值最小的一籃子股票（如30、50或100只），定期輪換（賣出上漲脫離最小市值的，買入新進入最小市值的），始終“緊貼市值地板飛行”，充分利用“殼價值”支撐和低估值小盤股的高彈性。該策略在​​2008年至2016年（特別是2013年IPO暫停後）期間表現極其出色​​，​​最高跑贏滬深300指數約30倍​​。這一業績遠超同期絕大多數基金和個股。也因此，他33歲就財富自由了。 當年滿大街都是炒殼的散戶，但只有丁昶系統性地追問：“爲什麼垃圾股總跌不破某個價位？”這種把市場異象轉化爲可驗證命題的能力非常珍貴。他通過觀察全市場​​市值分佈曲線​​，發現小市值股票存在“​​斷崖式分佈下限​​”（如10-15億市值附近數量激增），暗示存在“市值地板”。市值分佈統計需大樣本（大數定理支撐穩定性），但核心是識別分佈異常背後的制度含義。他通過跟蹤歷史借殼案例（如順豐借殼鼎泰新材），發現：重組前公司市值多處於市場最低區間；重組公告後市值飆升數倍；證明最小市值組合天然蘊含高重組期權價值。 當然，後來註冊制改革，2019年科創板試點註冊制就像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此後創業板、北交所跟進，全市場註冊制在2023年落地，新股供給從涓涓細流變成滔滔江河，殼的稀缺性被徹底打破。退市新規也是殺手鐧。以前退市標準模糊，現在財務造假直接退、市值連續20天低於3億也退，2023年強制退市公司多達43家，比前十年總和還多。這就摧毀了“爛公司保殼”的基礎邏輯。這導致特殊時期的造成“地效飛行器”策略盈利模式也不復存在了。 這本書視野廣闊，洞察深刻，作者博古通今，把中外大事件融會貫通，讓人非常佩服。時間上，他回溯兩個“40年”週期（1940-1980凱恩斯主義高稅收高福利期，1980-2020新自由主義放松管制期），強調公平與效率鐘擺的擺動規律。空間上，他考察了地緣政治（美蘇/中美博弈、鑄幣稅爭奪）、文明興衰（蒙古打通東西方抹平技術代差、明朝鎖國的歷史邏輯）等多個維度，指出美國依賴“打強心針”維持繁榮背後的風險（透支未來信用）。 他是優秀的投資者，也是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任何“神化”的理論或人物。有人說，“模仿是最真誠的恭維”。作爲普通人，模仿是學習的起點，也是高效且必要的方式。但是，盲目模仿、忽視自身條件與時代背景的匹配性，是許多人失敗的根源​​。學我者生，似我者死。 最重要的是：認識你自己。我是誰？我有什麼？我能做什麼？在“我擅長的”和“時代需要的”之間，找到那個​​最適合我的發力點，與時代共振​​。如此，我們才能實現財富自由，認知自由。

看完《買入銀行股》又把這本書看了一遍。 是否可以配置資源，是市場和賭場的本質區別之一。市場交易形成價格信號，所形成的價格只能造成盈虧而不能引導生產和消費，那就是賭場。 🤦‍♀️🤦‍♀️🤦‍♀️在某些領域，資本市場無法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是不是完全不可替代？？？），價格信號失去了效果，極端的價格分化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給英偉達同樣的市值，能不能再造一個英偉達？？尖端技術買不來，成熟產業鏈買不來，品牌信任度買不來…… 最重要的是市場，其次是技術。李錄的觀點是重要的是大市場，要融入大市場，丁昶的觀點是退而求其次自己的市場也蠻好。 👀👀美聯儲相信資本市場配置資源，親自下場加強了干預，“只許漲不許跌”，認爲只要把資產價格拉的足夠高，最終引發增量融資和投資，從而推動GDP和就業。內部是選票和養老金，外部是中美競爭。 巴菲特篤信美國國運，這是他的思想鋼印。思想鋼印不是理性分析的結果。🎁🎁🎁不要央行放水，不要政府讓利（別借那麼多債務，給我加稅），只要物競天擇，篤信美國必勝。 巴菲特選股的核心是🎁🎁“複利”，資產端跟着通脹，負債端與通脹無關。 他不是看不懂科技股，是不看好科技股（1998-2002年間，標普上漲伯克希爾下跌，標普下跌伯克希爾上漲。） 看空邏輯的三個風險提示：1、美國（名義）gdp加速增長；2、企業盈利佔GDP比重明顯上升，佔比從5.6%提升到8.7%（經濟體的產出分爲：勞動、資本和政府，如果企業多了，那就是勞動和政府少了；但同時政府開支擴大了，錢從國債來。）；3、🤷‍♂️🤷‍♂️利率大幅下降並長期維持在歷史低位。2008年美國基準0.25%十年期2%；疫情期間基礎0.25%十年期0.6%；降低利率可以提高資產價格，可實際上技術水平沒有改善？科技繁榮可能更取決與學術、科技、市場規模和語言等。🤣🤣🤣較高利率加重政府國債利息負擔，巴菲特是支持的。 巴菲特指標（上市公司總市值與GDP的比率來判斷股市整體高估還是低估）不好用，哈哈。 巴菲特說不關心政府政策，怎麼可能？🎁🎁🎁美聯儲對市場的干預程度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如果有股神，那就是美聯儲。如果打不過，就加入他。模仿是最好的恭維。 憑什麼贏？🎁🎁🎁賽道、槓桿、高頻。 槓桿之反身性：👀👀契約型基金是沒有反身性的，客戶認購基金份額只能以淨值作價。以華夏基金爲例，基金公司本身的價值增長遠超全市場最優秀的基金的業績增長。專注分級基金溢價套利的資金，收益率在2-3倍之間。微盤股策略炒殼之風，溢價收購優質資產。 賽道之中國：與1985年比，1994年日元大幅升值，人民幣大幅貶值，交叉換算後日元兌人民幣升值7倍多，加上中國政局穩定，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是大勢所趨。 弗裏德曼《美國貨幣史》過去100年美國基礎貨幣一直保持穩定上升趨勢，一戰和二戰是兩次跳升階段，國運建立在兩次大戰基礎上。伯南克認爲宏觀經濟學聖盃（大蕭條）就是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有了貨幣主義資本主義就可以千秋萬代。伯南克認爲由央行出面，凱恩斯認爲由財政出面。 覆蓋大部分人口的養老金賬戶體系，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制度建設成果之一，🎁🎁🎁西方經濟活動中，大約一半產值都是由政府產生的（醫療和教育）。 現代政府對企業沒有所有權，但卻能夠與企業主👀👀👀分享支配權。 現代政府是所有企業的合夥人，🤷‍♂️🤷‍♂️參股比例等於企業所得稅稅率。 當全局投資成爲資本市場主流時，🤞🤞🤞利益相關方資本主義自然取代股東資本主義，成爲新的發展方向。 在一個長期政治穩定的經濟體中，無風險利率應該大約等於他的名義GDP增長。在古代經濟體中年化增長率可以忽略不計，那麼利率應該爲零。 ✔✔🤣🤣微觀上的社會契約無論怎麼設計，都不可能逃脫宏觀規律。 非債，非權，非賭……低能問題控制得當，社會成員對於貧富差距忍受能力可以大大提高。

《文明、資本與投資》是一本具有宏大視野和深刻洞見的書籍，它打破了傳統財經類書籍的侷限，將投資與文明、資本的發展緊密聯繫起來，爲讀者呈現了一個立體、多元的視角。作者丁昶憑藉其豐富的投資經驗和紮實的學術背景，穿梭於古今中外，從重商主義和東印度公司的興衰，到華爾街的百年變遷，再到羅馬帝國的興衰歷程，用一個個鮮活的歷史案例，揭示了資本市場的本質規律和投資的深層邏輯。書中對金融投資、資本經濟、社會文明三大板塊的深入剖析，讓我對投資有了全新的認識。金融投資部分，作者不僅分享了巴菲特、索羅斯等投資大師的理念和策略，還結合自身多年的實操經驗，闡述了投資風格的形成與演變過程。在資本經濟篇章，丁昶詳細解讀了華爾街的崛起、美國經濟主導下的世界經濟發展脈絡，以及所得稅、文官制度、專利制度等對經濟的深遠影響。社會文明篇則從伊斯蘭金融的非債原則、蒙古源流對東方技術優勢的抹平，到羅馬農業的“產業升級”及其社會後果，展現了文明進程對資本和投資的深刻塑造。 • 投資需具備宏觀視野：書中反覆強調，真正的投資高手必須具備宏觀視野和豐富知識。在紛繁複雜的資本市場中，只有將投資置於更廣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才能洞察其本質和發展趨勢。例如，理解美國股市的長期繁榮，離不開對其貨幣政策、科技創新以及全球經濟地位的綜合考量。這讓我認識到，投資不能侷限於短期的市場波動和個股分析，而應關注宏觀經濟、產業變革等宏觀因素，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 • 歷史是投資的老師：作者通過大量歷史案例，揭示了歷史與投資的密切關係。從古至今，資本的運作和投資的邏輯在不同文明和時代背景下雖有變化，但其核心規律卻一脈相承。如羅馬帝國的農業“產業升級”導致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進而引發社會動盪和對外擴張，這一過程與現代企業追求規模擴張、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的現象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這讓我明白，深入研究歷史，能夠幫助我們汲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避免在投資中重蹈覆轍，同時也能爲我們提供獨特的投資靈感和思路。 • 投資與社會息息相關：書中對伊斯蘭金融的非債原則、羅馬土地集中引發的社會問題等的討論，讓我深刻感受到投資與社會的緊密聯繫。投資不僅關乎個人財富的增減，更與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密切相關。例如，資本的過度集中可能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社會矛盾和衝突。因此，在投資過程中，我們應關注其對社會的影響，秉持社會責任感，追求可持續的投資方式，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 投資是一場認知的修行：閱讀本書讓我意識到，投資不僅是對市場的分析和判斷，更是一場對自我認知的修行。作者提到，很多投資失敗並非因爲缺乏技巧或信息，而是因爲投資者的認知侷限。在面對市場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時，我們需要不斷學習、思考和反思，拓寬自己的認知邊界，提升對投資本質的理解。同時，還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因貪婪、恐懼等情緒影響投資決策，保持理性和冷靜，才能在投資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巴菲特指標（Buffett Indicator）= 一國股票市場總市值 ÷ 該國 GDP（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1. 指標背後的邏輯​​ • 市值代表投資者願意爲一國企業支付的總價，GDP代表企業實際創造的經濟價值。比率越高，說明股票越貴、投資者對未來盈利預期越樂觀。巴菲特認爲這是“衡量任何特定時刻估值水平的最佳單一指標”。 ​​2. 經典經驗區間​​ • 巴菲特本人曾提到：當比率在 ​​70% 左右​​時買股票比較安全，若接近 ​​100%​​ 則需謹慎，而 ​​200% 以上​​無異於“玩火”。其核心意思是：​​比率越低，安全邊際越大​​。 ​​3. 投資決策中的具體用法​​ 指標區間市場估值投資策略 ​​≤ 70%​​被低估逐步建倉，重點挑選高質量企業 ​​70%–100%​​合理偏高保持核心倉位，精選個股，控制槓桿 ​​100%–200%​​明顯高估減倉或觀望，注重防守型資產 ​​> 200%​​泡沫風險嚴控風險，考慮現金或高評級債 ​​4. 在中國市場（A 股）的實戰經驗​​ • 計算 A 股市值/GDP（亦稱“證券化率”），歷史常落在 ​​70%–120%​​ 區間；若跌破 ​​70%​​ 通常是中長期機會，牛市峯值曾逼近 ​​150%​​。 • 常見的分層做法：​​60% 以下建倉、80% 以上謹慎、100% 以上遠離​​。 ​​5. 輔助決策而非絕對信號​​ • 巴菲特本人也強調，市場情緒、企業盈利質量、利率環境等都會影響結果。指出，高比率時要警惕情緒化衝動，提醒投資者應在能力圈內、以安全邊際爲核心進行操作。 ​​6. 使用建議​​ 1. 把巴菲特指標當作“溫度計”，判斷市場整體貴賤，而不是精確的買賣點。 2. 與企業基本面、行業景氣度、宏觀數據結合使用，形成多維驗證。 3. 在指標低位時逐步佈局，在高位時提高現金比例或對沖，保持紀律，避免情緒化交易。 4. 將指標視爲長期資產配置的參考，而非短線擇時工具。 ​​總結​​ 巴菲特指標提供了一個簡單卻覆蓋宏觀與市場整體估值的參考框架：​​比率越低，買入資產的安全墊越厚；比率越高，風險越大​​。投資者可以據此調節倉位和風險偏好，但必須結合企業質地、估值安全邊際及市場情緒等多因素綜合決策，才能真正做到“用大概率思維做大概率正確的事”。

《文明、資本與投資》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拒絕提供簡單的投資答案，轉而致力於重塑投資者的認知格局。作者丁昶憑藉其深厚的金融背景，將巴菲特、索羅斯等傳奇人物置於美國國運、貨幣演變的歷史長河中剖析，揭示其成功背後深刻的時代與文明邏輯。本書的視野極爲宏闊，從羅馬興衰到“官山海”政策，旨在爲讀者搭建一個跨越金融、經濟與文明史的“投資大視野”。對於尋求理解市場底層規律，而不僅僅是幾個代碼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次顛覆性的思維訓練。【2025.12.22《文明、資本與投資》NO:60】

每一部經典都活在兩個時間裏。一個是它誕生的那個世界——那裏有手工作坊的叮噹聲，有帆船載着金銀穿越大洋，有初生的紙幣在商人的賬本上沙沙作響。另一個則是它被後人捧起的那一刻，我們用自己的困惑去叩問，用自己的焦慮去解讀，試圖在泛黃的字句中找到今天的答案。 丁昶在《文明、資本與投資》中就做了這樣的事。他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十八世紀的蘇格蘭請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投資世界。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引用，而是一場跨越兩百多年的對話。在這場對話中，斯密被追問，被質疑，也被重新理解。我們不禁要問：這位經濟學之父的思想，在今天還能照亮什麼？而那些被作者修正甚至否定的部分，又暴露了怎樣的時代鴻溝？ 丁昶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有意思的註腳。復旦大學數學系出身，又去愛丁堡唸了金融工程，是國內第一批CFA持證人。他在海通證券、興業全球基金那些地方待過，既做過研究，也管過錢。這樣一個在數字和市場中浸泡多年的人，忽然回過頭去讀斯密，他看到的和我們這些學院裏的讀者肯定不一樣。他帶着一個困惑走進斯密的世界：爲什麼今天的市場越來越讓人看不懂？短期波動像海浪一樣拍打着每一個投資者的神經，算法交易以毫秒爲單位吞吐着財富，加密資產在爭議中野蠻生長。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一個十八世紀蘇格蘭學者的著作，還能告訴我們什麼？ 斯密用制針工廠的故事開啓了他的鉅著：一個人抽鐵絲，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斷，一個人削尖。十個人分工協作，一天造出四萬八千枚針，而若各自爲戰，每人未必能造出二十枚。這是分工的魔力，也是斯密最著名的比喻。作者完整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但他沒有在此停步。他輕輕推了一下：如果沒有人買這些針呢？如果市場不夠大，這四萬八千枚針就會變成四萬八千枚無人問津的鐵絲。分工的效率，原來需要市場的消化來成全。這一推，恰如其分。斯密本人也會點頭。他同樣說過，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作者不過是把這個註腳大聲唸了出來。在今天的全球產能過剩面前，這個補充顯得格外沉重。那些被我們讚美的效率，那些被我們追求的增長，如果找不到足夠的市場來承接，最終只會變成倉庫裏積壓的庫存，變成企業報表上刺眼的數字。 斯密用了大量篇幅批判重商主義：那種認爲國家財富就是堆滿金庫的執念。作者認同斯密的結論，卻覺得他的論證隔了一層。於是他另舉一例：地理大發現之後，美洲的金銀如潮水般湧入歐洲，物價上漲了三倍。金銀確實多了，但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得富足，錢不值錢了。這個例子指向重商主義的軟肋，簡潔而有力。只是作者把這個論證說得比斯密本人更決絕，彷彿一擊致命。這種簡潔化，讓道理更清晰，卻也略去了斯密論證中的層層鋪墊。方向正確，但語氣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一個追求效率、喜歡結論的時代。 斯密曾建議禁止發行面額低於五英鎊的紙幣。理由是：面額越小，流通越廣，持有者越多，一旦銀行無法兌現，受騙的人就越多。作者準確捕捉了斯密的擔憂：紙幣的價值，根植於兌換的承諾，面額越小，承諾的根基就越脆弱，越容易被濫發。這一處的轉述，無可挑剔。 斯密對荷蘭的儲金銀行讚賞有加。那是一種用少量黃金支撐大量貨幣流通的制度，像一座精巧的建築，用最少的材料撐起最大的空間。作者用了一個斯密從未用過的詞：“貨幣乘數”。這是後人的概念，但指向的是斯密已經看見的現象。銀行可以用一筆黃金，通過反覆借貸，創造出數倍於黃金本身的信用貨幣。這個概念的時代化，是一種善意的手術：用今天的術語翻譯昨天的智慧，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它沒有違背斯密的精神，只是換了一種語言。 這是作者走得最遠的一步。他提出了一個“不對稱函數”：當金屬貨幣極度匱乏時，重商主義的積累是有道理的；只有當貨幣足夠充裕時，自由放任才能發揮作用。他用中國歷史上銅錢短缺的困境與歐洲大航海後的通脹經驗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個分階段的圖景。斯密本人沒有這樣說過。他看到了通脹，卻沒有同樣重視通縮；他批判重商主義，卻沒有追問重商主義在什麼條件下曾是“對的”。作者的這一補充，是對斯密框架的擴展——用更長的歷史、更廣的地域，補上了斯密沒有畫出的另一半曲線。 如果僅看這些修正，有人會以爲作者在否定斯密。但細讀之下會發現，作者真正做的，是在斯密的框架之外補充那些斯密不曾看見、或看見了卻未深究的維度。 斯密用制針工廠告訴我們分工可以創造奇蹟。作者補充：奇蹟需要市場來接收。這不是否定，而是加上一個約束條件：分工的繁榮並非自動實現，它需要足夠大的市場來消化它生產的每一枚“針”。斯密批判重商主義，彷彿它是一種永遠的錯誤。作者卻說：在金屬貨幣匱乏的年代，適度積累曾是必要的。這不是爲重商主義翻案，而是把斯密的普遍論斷拉回到歷史情境中，每一種政策都有它的季節，過了那個季節，就成了枷鎖。斯密警告了貨幣過多的危險。作者補充：貨幣過少同樣危險。這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斯密理論中尚未對稱的那一半。作者說，斯密過分聚焦於分工與市場，卻忽視了金融資本、國家債務與財富分配。這不是批評斯密不夠聰明，而是指出：斯密活在一個金融尚不復雜的時代，他不可能預見二十一世紀的影子銀行、全球資本流動和債務危機。 所以，作者對斯密的“否定”，其實是一種謹慎的修補。他把斯密的理論放在更長的歷史週期、更復雜的金融現實中，小心翼翼地標出它的邊界，然後在邊界之外，添上自己的磚瓦。 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用斯密來解釋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如果我們試圖把《國富論》當作一本操作手冊，用它來指導今天的投資決策或貨幣政策，那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斯密沒有見過影子銀行，沒有見過量化寬鬆，沒有見過算法交易。他的世界裏有的是手工作坊和帆船，沒有互聯網和衍生品。十八世紀的經濟學模型，直接套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市場上，就像用一張舊地圖去尋找新大陸——方向或許對，細節必然錯。 但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因爲它的答案永遠正確，而是因爲它提出的問題仍然有效。斯密留下的東西，不是教條，而是三個經得起時間沖刷的洞察：分工的效率依賴於市場的廣度；價格信號可以協調千萬人的經濟活動；競爭能夠約束貪婪，把自私變成利他。這些洞察，仍然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石。更重要的是，斯密提供了一種參照。當我們站在今天回望十八世紀，可以清晰地看到：從分工到金融，從商品生產到資本流動，從自由放任到宏觀調控——這兩百年間，什麼變了，什麼沒變。這種對照，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它讓我們明白，今天市場的複雜性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從斯密那個簡單的起點一步步演化而來。沒有這個起點，我們就無法理解演化的路徑。 博爾赫斯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經典不是一本書具有某種優點的作品，而是一本書能夠被世世代代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閱讀的作品。”《國富論》正是這樣的書。每一代人都帶着自己的問題去讀它，也都在它那裏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回到《文明、資本與投資》，我們終於可以看清作者在做什麼。他不是在寫一本經濟學史教材，不是在複述斯密說了什麼。他在做一件更大膽的事：把斯密當作一個對話者，用今天的資本現實去追問，也用斯密的邏輯去檢驗今天的市場。他用一種“文明—資本—投資”的三位一體框架，試圖打通投資學、歷史學與制度經濟學。全書分爲三部分：金融投資篇，以巴菲特、索羅斯爲切口，說明微觀投資邏輯必須與制度—文明週期對接；資本經濟篇，追溯東印度公司、金本位到大蕭條，揭示制度與資本的共同演化；社會文明篇，從蒙古帝國到羅馬興衰，論證文明形態對資本與投資模式的根本約束。 這是一個層層遞進的視野——從市場微觀，到制度中觀，再到文明宏觀。在每一層，他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那些看似獨立的價格波動，那些看似隨機的市場情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更宏大的力量所塑造？ 他舉過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例子——鹽業專營。宋代的鹽稅一度佔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聽起來很重，但作者說，這其實是古代財政負擔最輕的選擇。如果提高田賦，農民會撂荒土地，糧食減產，財政基礎反而削弱。鹽業產業鏈短、技術門檻低，即使管理低效，它對整體商業生態的傷害也最小。所以，“犧牲鹽業，保護其他產業”，是歷史實踐下的次優解。 這個例子讓我想起很多當下的事情。我們今天討論資源民族主義，討論戰略性礦產的專營，討論產業鏈安全與市場效率的權衡——這些問題，原來在幾百年前的鹽稅制度裏，就已經有了一種粗糙的原型。作者把這種“大視野”方法應用到當代，得出一個有意思的結論：在保留戰略控制的同時，可以引入寡頭競爭與強化監管，以減輕專營帶來的結構性低效。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而是一種思考方式。它提醒我們：那些看似純粹的經濟問題，其實從來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它們背後，是制度的安排，是文明的積澱，是歷史的回聲。 當然，任何一種視野都有它的邊界。作者的框架以歷史案例和制度比較爲主，充滿了敘事的力量，卻也缺少計量模型的驗證。他對文明週期的強調，讓人擔心是否低估了技術突變的力量——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加密資產，這些新事物正在以斯密無法想象的速度改寫資本與制度的關係。但或許，這正是任何經典都需要被反覆對話的原因：沒有一種理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釋世界，每一次對話都是在爲舊框架注入新的生命力。 每一部經典都是時間的容器。它既屬於誕生它的那個時代，也屬於每一個重新打開它的人。丁昶打開《國富論》的時候，帶着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市場爲什麼越來越讓人看不懂？資本爲什麼越來越難以駕馭？他在斯密的字句間尋找答案，找到了一些，也發現了一些斯密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沒有因此拋棄斯密，而是把斯密的框架當作起點，然後走得更遠。 他曾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斯密的理論像一張舊地圖，標錯了高程，卻指出了山脈的大致走向。我們可以藉助它發現今天的“未知區域”，然後修正航向。這張地圖的價值，不在於它標註了每一個山峯的精確高度，而在於它讓我們知道自己站在哪裏，要去哪裏。 這或許就是經典的真正意義。它不是讓我們跪在它面前頂禮膜拜，而是讓我們站在它的肩膀上，看得更遠。它也不是給我們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而是教會我們一種提問的方式，一種思考的方法。 在這個信息爆炸、觀點紛雜的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樣的定力。當我們被短期的波動裹挾，當我們被紛繁的噪音淹沒，當我們越來越看不懂這個瘋狂的世界——也許，我們應該像丁昶那樣，暫時停下腳步，翻開一本舊書，聽聽兩百多年前那個蘇格蘭人的聲音。不是因爲他比我們更聰明，而是因爲他活在更簡單的時代，能讓我們看清那些被複雜表象遮蔽的本質。也不是因爲他能給我們所有答案，而是因爲他留下的那些問題，至今仍在迴響。 最終，這場跨時代的對話留給我們的，不是一套現成的答案，而是一種方法：面對複雜的資本世界，我們需要更長的歷史視野，更廣的文明座標，才能在喧囂的短期波動中，辨認出那些真正重要的長期力量。這或許就是舊地圖對於新航程的意義——它不能告訴我們每一座暗礁的位置，卻能讓我們不至於在茫茫大海上忘記方向。

愛因斯坦曾說：“你無法在製造問題的同一思維層次上解決這個問題。”從本書書名即可看出，作者試圖從更高視角，對資本與投資進行審視，確實也幫我們廓清了不少迷霧。 是否可以配置資源，是市場與賭場的本質區別之一。市場交易可以造成盈虧，賭場博彩也會造成盈虧。僅就這一點來說，兩者是相同的。但是市場交易形成的價格信號，可以引導生產與消費。賭場就沒有這個功能。反過來說，假如有一個市場，它所形成的價格只能給投資者造成盈虧，而不能爲實體經濟提供指引，那麼這個市場也就跟賭場沒什麼區別了。 所以，一個健康運行的市場，應當給好東西高價，從而讓好東西變得更多；應當給壞東西低價，從而讓壞東西變得更少。前半句是現象，後半句是結果。最終形成一個優勝劣汰的動態機制。如果只有前半句“區別定價”，沒有後半句“優勝劣汰”，那就不能算是一個健康的市場，只能算是一個病態的市場。 在自由市場上，價格分化是正常的，但是極端分化是不正常的。爲什麼呢？因爲市場有一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通過價格信號影響資源配置。它通常體現爲兩條規律：第一，需求與價格反向變化；第二，供給與價格同向變化。 總結起來，當今全球資本市場的特徵就是三個層次的極端分化：美國股市與其他國家股市極端分化，科技股與其他行業股極端分化，少數科技巨頭股與其他科技公司股極端分化。 金融市場的異常必須用實體經濟的特徵來解釋，然後又發現經濟現象反映出更加根本的社會問題。從金融而經濟，從經濟而社會，這是一個遞進關係。那麼這種方法論是否可以任意運用，放之四海而皆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市場表現，絕大多數都是隨機漫步。只有重大的金融現象纔可以準確對應基本面原因。同樣也只有重大的經濟現象纔可以準確對應社會原因。這個方法論必須在兩個“重大”的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否則便是濫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一旦出現了滿足兩個“重大”的異常現象，投資者必須要有足夠的警覺。

書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講述明朝對外政策（鎖國），以及禁止海上貿易，應該以當時當地的角度去觀察，所謂的上帝視角。 明朝初期（明太祖、明成祖年間），一直是以北方元朝爲勁敵，其他都是以“元”牽扯出來的；禁止海上貿易也是爲了防止“貨物”運送到“北元”。 書中觀點： 1、一個健康運行的市場，應當給好東西高價，從而讓好東西變得更多；應當給壞東西低價，從而讓壞東西變得更少。前半句是現象，後半句是結果。最終形成一個優勝劣汰的動態機制。如果只有前半句“區別定價”，沒有後半句“優勝劣汰”，那就不能算是一個健康的市場，只能算是一個病態的市場。 2、一個行業如果沒有門檻，新增資金能夠輕易地湧入其中形成產能，那麼它就很有可能成爲寬鬆貨幣政策的犧牲品。（現階段就有很多企業關閉，主要是這個原因；所以各行各業需要提升自我的護城河） 3、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退出金本位。這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徹底破壞了所謂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法理基礎。 4、可是在紙幣時代，物價變動不居，10年前的財務數據本身可能就是一種誤導。所以巴菲特拋棄了導師的教誨，改爲關注上市公司的定價能力，即上市公司隨着物價上漲提高產品價格的能力，並將這種能力稱爲企業的“護城河”。 5、俗話說，心急喫不了熱豆腐。培育科技進步需要解決很多問題，其中能夠靠砸錢來解決的只是一小部分。事實上，過分的資產泡沫有可能分散創業者和技術人員的注意力，使他們心猿意馬、心有旁騖，甚至拖累科技進步。有些公司本來幹得挺好，上市暴富之後，竟沉迷於資本運作，玩弄財技，反而荒廢了主業。 6、2001年，巴菲特與華爾街之間史詩般的戰役接近尾聲。他在《財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勝利檄文”。文章指出，可以用總市值與GDP之間的比率來判斷股市的整體估值是過高還是過低，並且將這一比率稱爲判斷股市的“最佳單一指標”。 7、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時，該國的資產變得更有吸引力，從而吸引更多海外資金進入該國。而資金流入將進一步推動該國貨幣升值，於是邏輯回到原點，形成閉環。簡單地說，就是升值之後更升值，貶值之後更貶值。 8、因此，分紅的效果是陽光普照，對股票只有一個除權的效果。而回購則是定向地消滅了全體股東中相對最不看好的那一部分，所以回購具有強烈的向上扭曲股價的效果。我覺得，相比於複雜得嚇人的數學模型，這個簡潔的邏輯更有說服力。 9、J.P.摩根曾經有一句名言：黃金是唯一的貨幣，其他的都只是信用。 10、事實上，中國歷史悠悠幾千年，外來思想能夠撼動、取代本土思想的，唯有清末一次而已，所以李鴻章稱之爲“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丁昶寫《文明、資本與投資》，一開頭就扔下一句扎心話：現在的市場“病了”，而且病了很久。 他說的不是哪天大跌、哪個板塊殺估值，而是整個全球資本市場失去了最起碼的資源配置功能——少數美國科技巨頭飛天，傳統行業、非美市場、普通藍籌一攤死水；好公司不擴產，差公司不倒閉，價格信號不再指揮實體，只在賭場裏自娛自樂。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不跟你聊MACD和PEG，而是把你從顯微鏡前拽起來，拉到千年尺度的文明史裏，重新回答一個問題：錢到底在替誰幹活？ 全書分金融投資、資本經濟、社會文明三塊，邏輯一層層往下沉：金融現象背後是經濟制度，制度背後是文明底色。在“金融投資篇”，作者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投向巴菲特。大衆把老巴供成神，丁昶卻說得很直白：巴菲特模式能跑出來，靠的是美國國運、紙幣時代長期降息、以及冷戰結束後單極全球化這三樣東西疊在一起。低利率+長和平+美股TINA（沒有其他替代品），才讓“買好公司拿一輩子”成了真理。一旦利率見底、單極秩序鬆動、科技巨頭本身變成收租地主，傳統價值投資就會從“真理”退化成“某段歷史的局部經驗”。 索羅斯的反身性也一樣，不是玄學，是建立在強制信披、會計準則、法治可執行這些現代制度之上的——制度撤了，反身性就成了韭菜互割的藉口。 往下沉到“資本經濟篇”，作者講清楚一件事：現代資本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累進所得稅、文官體系、專利制度、脫離金本位的信用紙幣，這四樣“發明”湊齊，資本主義纔沒按馬克思預言的那樣爆炸，而是把階級矛盾、技術激勵和貨幣擴張縫在了一起。 股份公司、東印度公司、華爾街，都是這套制度的產物。他有個比喻特別毒：利率是文明的脈搏。長端利率四十年下行，不是美聯儲一個人搞出來的，是工業文明成熟、投資機會變少、人口變老、政權追求穩定必然留下的病根。 零利率時代，所有用“歷史平均PE”算出來的估值都是刻舟求劍。 再往底子上看“社會文明篇”，管仲官山海、羅馬靠行省輸血、蒙古用貿易和騎兵控盤、伊斯蘭金融禁息——你會發現，今天美國用科技平臺收全球稅、用美元收鑄幣稅、用航母收保護費，和當年羅馬讓行省養羅馬、明朝用鹽鐵養邊軍，骨架是一樣的：文明要續命，就得有“核心圈”抽血“邊緣圈”的管道；管道堵了，王朝就換人。 這本書幾乎每一頁都在映今天的事。 第一，全球資本市場那場“病”，不但沒好，還擴散成結構性分裂。美股七巨頭加上AI算力鏈喫下大部分流動性，歐洲、日本、新興市場靠匯率和財政補丁吊着，A股經歷完銀行、紅利、小微盤的風格亂戰，開始重估“安全溢價”。 丁昶說的極端分化——美國/非美分化、科技/非科技分化、巨頭/非巨頭分化——正是我們今天盯盤看到的模樣。 它提醒我們：別把美股的AI牛當成全人類的生產率牛，那可能只是美元信用週期尾部的資產荒，是資本在“沒別的東西可買”時抱團TINA。 第二，舊全球化死了，資本邏輯從“效率優先”切到“安全優先”。今天大家聊的不是哪裏人工便宜，而是誰有晶圓廠、誰有電網、誰有稀土、誰不會被凍結資產。 這和書裏“資本追逐制度窪地”的判斷完全對得上——只不過窪地標準變了，從“成本低”變成“不被斷供”。所以中國資產的重估，不是簡單看復甦斜率，而是看它能不能在半導體、大模型、軍工、電網、儲能這些“新文明底層件”裏自己長出自主體。銀行股、紅利、央國企被重新定價，表面是股息，底子是市場在給“秩序穩定性”付錢。 第三，投資方法論必須降維。作者反覆講，別用工業時代的DCF去套數字文明，別用和平時期的夏普比率去套陣營對抗時期。今天普通人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把2013—2021年那套“核心資產+長期持有+相信國運單向上行”直接搬過來。文明換擋期，均值迴歸會變慢、風格撕裂會變長、黑天鵝會變成灰犀牛。活得下來的不是猜準拐點的人，而是像他說的“站得更高”的人：一眼能看到AI算力對應工業革命時的鐵路，綠電對應當年的煤炭，中東主權資本東移對應當年荷蘭錢流向英國。 丁昶把“投資”從賺錢技術，還原成了文明診斷學。大多數人虧錢，不是因爲不懂財報，是因爲把某一文明階段的資本形態當成了永恆自然法。2000年之前信銀行地產，2010年之後信互聯網平臺，2023年之後信AI算力——每一代人都覺得自己找到了終極答案，每一代人都在下一輪文明摩擦裏被洗一遍。 這本書給我們最實用的一條：做配置時先問三句話——我這筆錢押注的是哪種文明延續？它依賴的制度錨會不會被地緣砸掉？如果利率、美元、供應鏈任一環重排，它還在不在牌桌上？答得出來，買銀行、買黃金、買算力、買國債都成立；答不出來，買啥都是賭大小。 文明不終局，資本不眠，投資這件事到最後拼的不是手速，是你肯不肯把K線放回兩千年裏看一眼。丁昶沒給我們代碼，但給了把尺子：當市場又開始講“這次不一樣”的時候，先翻翻羅馬和鹽鐵——韻腳一直都在。 摘自微信公衆號“成爲空氣的讀書筆記”。

作爲一名投資者，作者視野如此之開闊 3月第2本，2023年第4本，自學編程以來第268本，3月31日讀完，《文明、資本與投資》。 這本書視野跨度非常大，不管是中國先秦、戰國以及漢朝，還是羅馬帝國，跨度非常大。 視野非常開闊，不管是軍事政治、經濟、金融還是商業，可以看得出來，作者讀了很多的書。 作者是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這個院系是我一直想要考的，但是無奈智商不夠，沒有考上。作爲一個數學系的學生，能夠有這麼寬闊的視野，真的是挺厲害的，佩服佩服。 我不知道作者寫的東西能否直接應用到投資上，但是，我聽說作者的投資做得很不錯。或許，這個就是投資的更底層的東西吧。雖然不能反映在投資策略或方法上，但是這層底蘊能夠讓他的投資更加遊刃有餘。 第49頁。對巴菲特指標的拆解還是挺有意思的，這是我第1次讀到這樣的解釋。 如果“巴菲特指標”能夠用於判斷股市估值，那麼總市值與 GDP之間應當存在比較穩定的比例關係。這個比率可能不是一個精確的數值，而是一個區間。估值向上超出這個區間，則下跌的可能性增加；估值向下跌破這個區間，則上漲的可能性增加。 所謂總市值與GDP之間存在穩定的比例關係，這個命題可以分解成以下3個子命題： A:上市公司總市值與全體企業總估值之間的比率穩定； B:全體企業總估值與全體企業淨利潤總額之間的比率穩定； C:全體企業淨利潤總額與GDP之間的比率穩定。 很顯然，以上三個子命題中的比率（以下分別簡稱A值、B值、 C值）連乘起來，就等於“巴菲特指標”。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在合理情況下，上述三個比率都是穩定的，則“巴菲特指標”自然也應該是穩定的。 第56頁。這是一種把古代或者近代的財富，翻譯到現在的非常好的做法——通過個人財富與人均GDP做比較。 巴菲特30歲時，已經坐擁千萬美元身家。1960年的1000萬美元是什麼概念呢？當年美國的人均GDP不過3000美元，而現在是 6.5萬美元。這樣換算過來，當年的1000萬美元至少相當於今天的 2億美元。 第63頁。這段的“浮沉東南亞”寫的真好，但由於內容太多，只能分享前幾段了。 我們在回顧1992年英鎊狙擊戰的時候，需要從《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說起。那麼在回顧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應該從哪裏說起呢？我覺得至少要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改革說起。 但是爲了敘述完整，我們還是從1985年“廣場協議”說起吧。 1985年，美、日、英、法、德五國在紐約時代廣場飯店簽訂協議，共同干預外匯市場，史稱“廣場協議”。雖然協議的內容是由五國共同擬定的，但是執行內容的任務主要落在德、日兩國，尤其是日本。 在議定“廣場協議”的過程中，美國對日本的態度非常強硬，基本上是擺出一副不由分說、老子教訓兒子的態度，而日本方面也並不十分抗拒。因爲日本國內市場狹小，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對美國的關稅武器十分忌憚，至於政治、軍事上受制於人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一開始，日方談判的指導思想就是息事寧人，最終全盤服從美方意見並不奇怪。 “廣場協議”簽訂後3年的時間，日元從1美元兌換25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客觀地說，這次匯率調整的方向以及幅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日元確實應該升值，升值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左右也是公允的，並不存在匯率泡沫。 第92頁。關於T加零策略的，擴展了我對該策略的認知。 在A股市場，筆者接觸過一些高頻交易的案例。比如說著名的“T+0”策略。衆所周知，A股實行的是“T+1”交割規則，也就是說，賣出股票之後，當天還可以再買入；但是買入股票之後，當天不可以再賣出。 按照這個規則，假如存在一個方法，可以預測未來幾分鐘或幾十分鐘的股票下跌，我們姑且稱之爲“短跌”，那麼你是可以從“短跌”中獲利的。因爲你可以賣出股票，待其短期下跌之後立即買回。 但是假如存在一個方法，可以預測未來幾分鐘或幾十分鐘的股票上漲，我們姑且稱之爲“短漲”，則一般來說你是無法從“短漲”中獲利的。因爲你不能買入股票，等它短期上漲之後立即賣出。 我們把邏輯再演繹一層：“短跌”策略有可能被開發出來，但是隨着資金不斷湧入，這個信號很快就會失效；“短漲”策略也有可能被開發出來，而且因爲一般資金無法加以利用，所以它很可能長期有效。因此對“T+0”策略來說，研究“短跌”的意義不大，關鍵是研究“短漲”，然後再找到從中獲利的辦法。 那麼，從中獲利的方法又是什麼呢？就是要找到一個主動投資者，他願意長期持有一個股票組合。那麼對這個組合中的股票來說，每個交易日，它們都有一次被賣出然後再買回的機會。如果你不去交易，這個機會就浪費掉了。而這個機會，恰恰可以用於捕獲“短漲”。 筆者跟“T+0”策略的淵源還是挺深的。我個人的資金、我管理的信託賬戶，甚至我在境外做的權益互換，都與“T+0”策略團隊相關。據我所知，他們的盈利主要來自“短漲”，而且具體操作手法是依市場情況而隨時變化的，唯一不變的就是需要有人替他們長期持有一個股票組合。當然，我願意持有的未必是“短漲”機會最多的。“T+0”策略團隊也會推薦一些他們喜歡的股票，你買不買，就看兩邊利潤怎麼分成了。 第217頁。關於新的事物的誕生。區塊鏈的誕生之初，也是看不清楚，而且沒有相應的配套制度，但是很多人在炒作，跟股份制公司誕生之初一模一樣。 巴菲特說過，如果你在廚房裏看見一隻蟑螂，那麼就絕對不止這一隻。股份公司制度的幾條基本原則問世之後，立即遭到惡意濫用，像南海公司這樣的絕對不止一家。1720年前後，出現了一場席捲大不列顛的波瀾壯闊的大牛市。許多股票上漲了10倍、 20倍，像英國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這樣的大藍籌，也都走出了翻番行情。南海公司當時還沒有任何業務，只是執行了一個虧本的國債置換計劃，股價居然也上漲了7倍多。然而此後風雲突變，股市又出現了斷崖式的崩盤。在短短的幾個月中，絕大多數股票又都回到了原點。時任皇家造幣局局長的大科學家牛頓，也在南海公司的股票上虧掉了大半身家，並且留下一句名言：“我可以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規律，卻無法預測人類的瘋狂。” 第229頁。關於中國古代的銅幣的。還是挺有意思的。 事實上，西漢五銖錢標準的形成，也經歷過一番類似的摸索。 《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我們知道，外圓內方的銅錢形態最早是秦朝確立的。但是秦代的錢比較重，稱爲“半兩”。秦半兩重達10克以上，價值過大，小額交易極爲不便。所以漢代初年，曾經一度開放民間私鑄，讓市場去自發尋找最合適的貨幣單位。那時候市場上曾經出現過從2克到 4克不等的諸多標準，相互競爭，也造成不少混亂。最後漢武帝出來一錘定音，在秦末漢初幾十年摸索的基礎上，確定了4克左右的五銖錢標準。 秦始皇鑄造的錢，到了清朝還可以流通使用。 漢武帝之前，沒有官方的貨幣鑄造局。他們不知道民衆喜歡用什麼樣的錢，所以漢高祖文景帝都允許民衆自己鑄造錢（只要你有能力讓自己鑄造的錢可以流通使用即可）。後來漢武帝定下了官方標準，五銖錢，纔有了官方貨幣的說法。 中西方的貨幣史的差異還是挺大的。 中國古代的銅幣，歷朝歷代混用。 所以以前看中國歷史，非常不明白的一件事是，中國古代常常發生動亂，但是門閥世家往往能傳承幾十代甚至上百代，爲什麼呢？後來發現，新王朝基本都默認前王朝的土地私有，這是世家得意傳承的原因。但是如果新王朝不認呢？還好有銅幣可以歷代混用這一環。 小小的銅幣，竟然是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一環，想想也挺有意思的。都可以寫本書了。 第253頁。假如利率跟隨GDP增長一直降到0，那麼我們如何做投資呢？什麼是我們投資的錨呢？ 圖13把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名義GDP增速與10年期國債收益率疊加在一起。很明顯，兩者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關性。 這也證明了我們在前文中論證的命題：在一個長期政治穩定的經濟體中，無風險利率就應該大約等同於它的GDP增長率。 第270頁。國運的興衰也與氣候的變遷有很大關係。 現代氣象學對雪山雪線、古樹年輪、沼澤沉積等氣象證據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從12世紀開始，全球氣溫出現普遍的下降，並且一直持續到17世紀，形成了一個小冰期。這可能是解釋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有人甚至試圖把它和太陽黑子的週期性變化聯繫起來，但是直到目前還不能提出比較完滿的理論。 姑且不論全球氣溫的宏觀趨勢到底如何，僅從中國史料的具體記載看，宋代天氣轉寒也是比較明確的。在唐代的長安和洛陽，栽種梅花十分普遍，但是到了宋代，就只有在江南才能看到梅花了，北方則只剩下更加耐寒的杏花。蘇軾有詩詠杏：“關中幸無梅，汝強充鼎和。”王安石則詠梅：“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這些詩句說的都是這個現象。 BY董鵬飛，《基本面量化投資策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