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之下無新事

從古到今，從國內到國際，宏觀經濟的輪迴永遠在重複：通脹—過熱—調控—降溫—通縮—刺激—復甦—再過熱，週期循環往復，矛盾從未變過。 所有爭論：財政該不該發力、貨幣該不該寬鬆、匯率該不該升、投資該不該控、產能該不該去、債務該不該防，幾十年反覆爭論，沒有新問題，只是歷史重演。然，每天太陽都會升起，但每天的天氣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們要帶着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 讀書筆記: 百年宏觀週期不變的五大規律（書內總結） 1. 經濟永遠在通脹與通縮、過熱與蕭條之間來回搖擺 2. 通縮環境下貨幣政策失效，財政政策是主力 3. 經濟過熱通脹時，必須貨幣+財政+產業+土地多政策協同收緊4. 開放經濟下，匯率、資本流動、外部需求直接決定國內宏觀走勢 5. 短期宏觀刺激只能託底，結構問題只能靠改革，靠放水解決不了。 在短缺經濟時代，宏觀調控主要是管供給，控制投資和信貸，防止通脹；但在過剩經濟時代，宏觀調控必須管需求，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和投資，防止通縮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往往和國際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不能只看國內因素，還要看國際因素的影響 1. 宏觀調控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守住經濟增長的底線。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協調配合，不能單打獨鬥3. 短期宏觀調控必須和長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不能只顧眼前 貨幣政策在通縮環境下的侷限性:1. 流動性陷阱的問題 2.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3. 通縮預期的自我強化 積極財政政策是克服通縮最有效的手段。 流動性過剩帶來的四大後果:1. 資產價格上漲：房價、股市輪番走牛2. 實體經濟投資過熱、結構失衡3. 通脹壓力持續攀升4. 宏觀調控陷入被動。治理思路:1. 用貨幣政策對沖：提準、加息、發行央票對沖外匯佔款2. 用結構性調控：限制過熱行業信貸和投資3. 長期根本解法：提高居民消費、降低過高儲蓄、完善資本市場分流多餘資金。 通脹形成的兩層傳導邏輯:1. 上游：國際大宗商品漲價+國內投資需求暴漲2. 下游：成本向消費品傳導，食品、日用品價格跟進。經濟過熱+通脹並存時，不能單靠市場自發調節，必須貨幣、財政、產業、土地、信貸多政策協同。 匯率穩→出口穩→投資和就業穩；匯率大幅波動→外貿動盪→國內產能、投資、物價全部跟着波動；在開放經濟下，匯率政策本身就是宏觀調控的重要一環，不能孤立只看國內通脹和增長。 2003-2007年 兩大政策的分工:1. 貨幣政策：管總量 調節貨幣供應量、信貸規模、利率水位，負責降溫總需求、抑制通脹和資產泡沫。2. 財政政策：管結構 壓減低效基建投資、優化支出結構、向民生、三農、短板領域傾斜，不搞大水漫灌式刺激。 當時政策搭配的痛點 1. 貨幣收緊容易誤傷中小企業，大企業、國企仍能輕鬆拿到貸款；2. 地方政府投資衝動始終壓不住，土地財政+招商引資驅動，天然有擴投資、上項目的動機；3. 貨幣管得了資金總量，管不了資金流向，錢多依然容易往地產、資產領域扎堆。 2003—2007這幾年，正式成型了中國成熟的宏觀調控框架：逆週期調節+貨幣財政雙配合+產業政策結構性調控+匯率政策外部平衡，這套框架後續十幾年一直沿用至今。 此前2003—2007年一直防過熱、防通脹，2008年下半年形勢瞬間反轉：外需斷崖崩塌、經濟快速下行、通縮風險捲土重來，宏觀調控從從緊防通脹立刻切換爲全力穩增長、擴內需、防衰退。 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不能任由經濟自由下行，必須用強力擴張性財政+極度寬鬆貨幣政策託底經濟，於是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刺激，也就是市場說的四萬億。核心投向：鐵路、公路、機場、電網、水利、保障性住房、農村基建等短板領域。2009—2010年，刺激政策見效，經濟快速V型復甦，但隨之帶來兩個新問題：通脹快速反彈 + 資產價格暴漲 + 產能過剩加劇。 通脹反彈的三大成因:1. 國內大規模投資拉動原材料、工業品需求暴漲2. 全球量化寬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反彈，輸入性通脹抬頭3. 貨幣信貸投放過多，流動性再次過剩，錢多追逐商品與資產。 宏觀調控永遠的兩難：救市容易退市難。每次都卡在何時退出、收緊多猛的博弈裏。 降息、降準、發國債、搞基建，只能熨平短期經濟週期波動；解決不了消費不足、產能過剩、地方債務、產業低端這些長期結構性問題。想治本，必須靠深層次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社保改革、產業升級改革。 政策範式新變化:1. 財政不再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施策、民生短板、產業升2. 貨幣不再簡單寬鬆收緊，強調穩健中性、精準滴灌、避免大水漫灌3. 從行政一刀切調控，轉向市場化、法治化調控4. 把防金融風險、穩債務、控地產泡沫放到和穩增長同等重要位置。 延伸補充: 疫情後十年 經濟變化情況 這次不一樣，全球通脹的邏輯變了。 過去通脹多由投資過熱拉動大宗商品再傳導至消費品；2021—2023年則主要由三股力量疊加：供應鏈斷裂（港口、芯片、運費）、美西方等財政直接給居民發錢（需求瞬間爆發）、地緣衝突推高能源糧食價格。結果是全球通脹創40年新高，各國央行被迫暴力加息，但加狠了怕衰退，加慢了壓不住，進退兩難。 中國的新困局不是 過熱 而是 通縮邊緣 ，且老藥方失靈。 降息降準釋放的錢在銀行空轉，企業和居民不願借錢（不敢擴產、不敢買房）；基建刺激受制於地方債務高企和傳統項目飽和；消費刺激只能託底，因爲居民收入預期差、預防性儲蓄高企。 核心循環是：房價下跌→資產縮水→不敢消費→企業賣不動→降薪裁員→收入再下降——典型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過去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地產、投資）同時乏力，新能源等新產業體量尚不足以補位。 百年不變的五大規律依然成立（尤其通縮下貨幣政策失效，財政必須主力），但全球週期不同步、債務天花板、收入預期崩塌構成了新困局。未來不是簡單重複 刺激—過熱—收緊 的老劇本，而需要在低增長、高債務、弱信心的夾縫中，靠深層次改革（收入分配、社保、民營經濟信心）來破局。 增長才是硬道理。

該書記錄了餘永定先生幾十年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歷程。從中既可以知悉中國經濟從1990年至2019年的整個過程，亦可以看到餘老師的研究思路跟學養。能全然讀懂這本書之於經濟學可以稱得上是登堂入室，有資格對當下中國經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餘老師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在於不囿於成見，不被經濟學的門戶所框，且勇於承認過往的認知偏見跟由此造成的形勢誤判。餘是八十年代末的海歸派，同國內絕大多數國內經濟學家一樣學的都是弗裏德曼貨幣主義的那套，因而早期也是用貨幣數量論來分析經濟。這派把所有的物價上漲現象都歸結爲貨幣問題，全副身心都放在控制貨幣數量跟防範通貨膨脹上。可貴的是餘很早就發現了謬誤，並且與之劃清界限，算是實現了實事求是的自我革命。 同時，餘把供給側跟需求管理結合的特別好，沒有搞二元對立。當下的中國經濟急需要提振需求。

本書記錄了作者自1990年開始，對中國宏觀經濟的逐年分析。 雖說都是一些過去的事情，但這本書好就好在這裏，因爲過去的事情纔是可以驗證的事情，過去的觀點纔是經過檢驗的觀點。 本書可以相當於一本範例集，給一些學了宏觀經濟理論，但卻不知如何應用這些理論來分析現實經濟情況的人，以示例。

書名和內容一樣，很值得去覆盤一下，就像看歷史，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之下，看看以往那些數據和歷史資料事件反而更能理解現在的情況，本來想買一本來看看，結果發現二手書都賣到168以上，只能在微信讀書反覆聽一下了😀

這本書的代序我讀了四五遍後，再讀後面的章節，作者很坦誠地回顧過去中國二十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當時的預判和事後的反思，特別是數據背後的邏輯和相關理論的論述，受益匪淺。更加全面理解了不少現象，比如2008年四萬億導致的深遠影響，地方城投以及影子銀行的產生擴張；中國經濟增長連續下滑進入新常態的原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和目標；還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不同經濟危機應對的主次。

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提岀，人類社會發展共分爲6個經濟成長階段：一是傳統社會，其特徵是不存在現代科學技術，生產主要依靠手工勞動，農業居於首要地位，消費水平很低，存在等級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二是爲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即從傳統社會向起飛階段過渡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世界市場的擴大成爲經濟成長的推動力。三是起飛階段。根據羅斯托的解釋，起飛就是突破經濟的傳統停滯狀態。實現起飛需要3個條件：①較高的積累率，即積累佔國民收入的10%以上；②要有起飛的主導部門；③建立能保證起飛的制度，例如建立使私有財產有保障的制度；建立能代替私人資本進行鉅額投資的政府機構等。羅斯托認爲，一國只要具備了上述3個條件，經濟就可實現起飛，一旦起飛，經濟也就可以自動持續增長了。羅斯托用經濟發展階段論來解釋公共支出增長的原因。他們認爲，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佔有較高的比重，公共部門爲經濟發展提供社會基礎設施，如道路、運輸系統、環境衛生系統、法律與秩序、健康與教育以及其他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等。這些投資，對處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的國家進入“起飛”階段，以至於進入發展的中期階段是不可少的。在經濟發展的中期，政府投資還應繼續進行，但這時政府投資只是對私人投資的補充。無論是在發展的早期還是在發展的中期，都存在市場缺陷，這阻礙着經濟的發展。彌補市場缺陷，需要加強政府幹預。在整個經濟發展進程中，GDP中總投資的比重是上升的，但政府投資佔GDP的比重會趨於下降。而羅斯托認爲，一旦經濟達到成熟階段，公共支出將從基礎設施支出轉向不斷增加對教育、保健與福利服務的支出，而且這方面的支出增長將大大超過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長，也會快於GDP的增長速度。 凱恩斯有句名言，“長期內我們都死了”。凱恩斯主義者相信大蕭條是總需求的崩潰造成的，赫伯特·胡佛總統和後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應該推動大規模財政赤字——借錢消費以對抗蕭條。奧地利學派則完全不同意，他們認爲1929年的經濟崩潰源自之前美聯儲一手策劃的“繁榮”。根據他們的觀點，胡佛和羅斯福實施錯誤的干預主義政策，人爲地拖延大蕭條長達10年以上。奧地利學派反駁凱恩斯主義的赤字理論，指出胡佛和羅斯福當政時期創造了和平年代財政赤字的最高記錄。與此同時，經濟恢復的過程卻是史上最緩慢、最痛苦的。凱恩斯主義者則反駁說盡管赤字如此巨大，但“顯然”政府的借債與消費還不夠，不然失業率不會長期居高不下。 如果按流派來劃分的話，本書作者餘老是一個典型的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的特點是相信自由市場是有缺陷的。他相信宏觀政策總體上是有效的，當然，宏觀政策有效有很多內在原因，例如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市場上各有關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與不完全等，也許解決這次通縮問題上還是依賴着凱恩斯主義。 從本書餘老的觀點來看，他基本上不太關注長期問題，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短期上了。他的主要訴求就是怎麼通過恰當的宏觀政策來消除產出缺口，尤其是消除負向產出缺口。他的觀點是，潛在增速究竟是多少很難判斷，但不能僅僅因爲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製造業產能過剩就認爲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已經明顯下降了。事實上，應該通過通脹指標的變動來輔助判斷當前的產出缺口究竟是爲正還是爲負。例如，他認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正負推出的財正四萬億刺激本身沒有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恰恰在於中國正負過早地退出了政策刺激。餘老認爲，如果短期的失衡遲遲得不到糾正的話，就會產生很多長期問題。一個典型例子是，一些人在短期內失業了，但由於當前技術進步很快，一旦失業時間足夠長，想重新找到工作的困難度會越來越大。這就意味着短期失衡導致了長期結構性問題。餘老覺得，只要增長足夠快，短期債務問題沒那麼重要。中國正負應該爲每年的GDP增長定一個稍高一點的具體目標。他認爲GDP增速目標是一個有效的指揮棒，可以協調正負各個部門朝着這個目標共同努力。 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一定要有獨立的貨幣正策。獨立的貨幣正策指的是什麼？首先，一國的利率水平應該是自由浮動的，且由國內市場供求來決定。其次，一國的匯率水平應該是自由浮動的，且由該國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因爲中國是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夠完善。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前提是不能讓其大起大落。要防止利率與匯率超調，就必須搭配以適當的資本賬戶管制。異常的短期資本流動會對不夠完善的金融市場產生很大擾動。 餘老認爲，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不應該大量借錢給M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他認爲，中國長期持續的經常賬戶順差是一個很大的失衡。過去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再疊加央行對匯率升值速度的限制，導致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大量的外匯儲備既是一種扭曲，也是一種資源浪費。如何消除上述扭曲呢？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匯率自由浮動。匯率變動既會通過改變進出口來直接影響賬戶餘額，也會通過改變國內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的相對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消除國內居民、企業與政府部門存在的一些結構性失衡。 從企業部門看，過去兩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增速在零附近徘徊，而國有控股投資增速維持在10%上下波動。2014年開始，房地產投資衰退，波及到鋼鐵、石化、有色金屬、建材等一大批傳統支柱產業，這些產業下游需求的衰退引起了產能過剩，伴隨產能過剩一方面帶來工業品價格下跌，企業營業收入減少，沒有實力也沒有市場去擴大再生產，嚴重影響居民就業，最終影響預期收入與消費。另一方面，企業還款能力下降，減少了債券與貸款的融資額，不得不借新還舊、甚至變賣資產，進而進一步導致投資的衰退，形成惡性循環。金融機構也會因爲擔保品價格下跌、企業現金流狀況不佳導致提高風險貼水、追加擔保品或者惜貸，從而進一步惡化企業經營狀況。金融機構本身由於存款利率的剛性，房企還款困難而自身難保。所以貨幣政策發力，無論是降準還是降1年期LPR，都是在降低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讓金融機構好過一點。但由於預期轉弱，貨幣政策效果有限，中國“雙順差”貨幣政策的無效性，貨幣政策的放鬆，利息率的下調並未達到刺激實體經濟的預期效果，大量資金在金融機構內部空轉，新增加的資金僅僅流入了證券交易所而未流入實體部門，今年Z央對貨幣政策比較剋制。拋開一些技術細節不談，貨幣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爲銀行“惜貸”和企業“惜借”。而銀行和企業行爲的這種變化又同體制改革、不良債權處理、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和對宏觀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期有關。此外，通縮情況下，價格下跌又導致名義負債額不變，而實際本息增加，進一步加重企業還款負擔。由於我國中央政府部門的槓桿率總水平並不算很高，故通過讓地方與中央在事權和財權方面的對稱性提高來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例如，今年二會提出財政預算中決定中央財政發行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以及近期央行官宣可以在二級市場自由買賣國債，放開國債自由買賣的同時，央行對於地方債的輸血通道也在悄悄打開。另外繼續給地方政府發行再融資特別債的額度，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債務成本。 按照餘老的看法，我國實際已經陷入了“產能過剩-投資需求減少-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陷入了資產負債表的收縮週期，那麼目前最有效的手段，通過財政來刺激經濟，擴張性財政政策， 從政府決定開始實施公共工程建設到工程真正全面展開，再到形成最終投資需求並使GDP的增長速度得以加快，是需要花費相當一段時間的。希望一蹴而就、立見功效是不現實的。餘老還提出，與其通過浪費來刺激經濟，還不如通過 ‘用直升飛機撒錢’的辦法來刺激經濟（這一點好像老M一直在用）。除了繼續執行過去已有的一些的財政政策之外，重點應該轉向刺激經濟，讓經濟有儘可能高的增長速度，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增加財政開支，爲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目標應該是刺激投資。支持基礎設施投資，創造“擠入”效應，帶動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投資。他強調稱，目前最緊迫的問題就是保證經濟增長，發展纔是硬道理。他認爲，應先保住增長，由此產生的問題可以留待以後解決。太陽之下無新事，以史爲鑑！也許這個世界就是個韭菜局，既然“長期之內都是死”，那麼在死之前，至少也要做個清醒的《隨時漫步的傻瓜》。 20240509xw

太陽之下無新事。2023年以來經濟運行越來越大的通縮壓力與1998年-2002年、2012年-2016年遇到的本質沒有什麼區別，都要經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去庫存，第二個階段是去過剩產能，第三個階段是處理不良債權，第四個階段是發現新的增長引擎，這是最困難和最重要的。2002年啓動了房地產以及出口，同時激活了內外部需求，2016年爲互聯網，本次新的增長引擎大概率爲“新三樣”。但個人覺得此次通縮與前兩次之間出現了新的特點，即本次結構性問題更爲突出——由重勞動稅、輕資產稅，重補貼企業、輕補貼居民等財稅結構不合理引發的巨大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影響了普通居民的積極性（躺平思潮）；極高的房價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年輕一代不婚不育，總人口建國後歷史性地下降，潛在增速中樞進一步下沉不可避免；一些非市場因素也讓企業及居民失去了未來增長的信心。雖說太陽之下無新事，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解釋不應該着眼於以上結構性變量，但此次要挽回居民及企業部門的信心，則不可避免地將會涉及以上三大結構性改革，這意味着此次的經濟復甦也許會較以往的週期（4年）更爲漫長。

驚喜地發現微讀收錄了餘老師的新書，衝！ 餘老師談到： 在整理自己橫跨20多年的宏觀經濟文章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當前學界所爭論的大部分重要宏觀經濟問題，在20多年前就已經爭論過了。在宏觀經濟領域真是“已行的事，後必再行。陽光之下，並無新事”。 年輕一代學者在技術分析層面早已超過我們這一代人。但他們並未親身經歷兩個（更不要說三個）以上的經濟“週期”，如果他們能夠通過了解我們的思想歷程，感受到什麼是“陽光之下，並無新事”，或許就可以不必再次回到原點，不犯或少犯我們這些過來人所犯的錯誤。 這正是本書的意義。

《太陽之下無新事》一書的主要觀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循環性與重複性 歷史循環論：書中強調歷史事件和現象往往以相似的形式反覆出現，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演變存在規律和週期性，如權力的爭奪、戰爭的爆發、社會的變革等在不同時期都會發生。 人性不變：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的基本情感、慾望和行爲模式在本質上保持相似，這使得歷史呈現出重複性的特點。 對“新”的重新審視 新的相對性：作者認爲所謂的“新事物”往往只是舊事物的新形式或新組合，真正的全新事物並不存在。新事物的出現是文化價值關係變化的結果，而非對真理或本質的揭示。 新與傳統的關聯：新事物通常在與傳統文化和價值的關係中顯現出來，依賴於文化運作的方式，纔有可能被納入社會認可的歷史記憶中。 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係 環境的重要性：一些版本的書強調環境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20世紀主流的經濟增長觀念忽視了大自然的存在，而真正的環境意識在20世紀70年代後才逐漸凸顯。 環境史觀：通過環境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歷史，揭示了被忽略的歷史細節和人類行爲背後的環境動因。 宏觀經濟領域的反思 長期與短期因素：在宏觀經濟領域，書中指出長期因素不能用來解釋短期經濟表現，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關注短期變化，而非僅僅依賴對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推算。 政策實踐的教訓：反思過去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如通貨膨脹並非單純的貨幣現象，財政刺激計劃的退出時機等，強調理論與實踐需要不斷調整和修正。 對現代社會的批判與反思 消費主義與社交媒體：書中批判現代社會中消費主義和社交媒體等現象，指出人們在追求物質享受和虛擬認同的過程中，忽視了內心的真正需求，導致精神上的空虛。 文化的平庸與創新：強調文化的原創性是特殊努力的結果，而平庸才是人類存在的常態，提醒人們關注文化價值轉化中的經濟邏輯。 這些核心觀點共同構成了《太陽之下無新事》一書的豐富內涵，引導讀者重新思考歷史、文化、環境以及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

如果看完不知道最終觀點的。可以用餘老先生自己在五道口金融會議上的講話來總結。居民儲蓄=投資+順差，我們沒必要依靠借錢發錢去拉動消費，這纔是陷阱，而是要趁着現在的低物價去建設符合未來6大發展方向的基建，不要陷入基建投資過剩的桎梏，不要以市場短期回報的要求套用到公共設施建設中，要讓公共基建發揮它應有的作用，讓勞動人民有更多勞動的機會來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