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讀這本書，源於一次現場聆聽馬曉河老師的課，講的是新冠疫情即將進入第三個年頭，國際國內宏經濟形勢。課上馬老師提到了這本書。該書內容很紮實，通過大量經濟數據和國外或成功或失敗的案例，分析了我國所處的中高收入階段的現實狀況，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向高收入階段攀升，提出中肯全面且比較務實的建議。 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無疑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各方都有所轉變，付出努力，承受改革代價。近年來，中央政府的政策舉措正是在朝這個方向努力邁進——“放管服”簡政放權，減稅降費，“大衆創業、萬衆創新”，“中國製造2025”，遏制資本無序擴張，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等等。其他社會部門、普通民衆都應該積極參與到這個跨越和攀升的歷史進程中，攜手走向高質量現代化之路。

對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部分寫的很好，對中國的借鑑性很高。

吾輩當自強！摘抄些許筆記： 1）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既有規模因素，也有結構變動因素。但長期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結構變動獲得。經濟發展在不同收入階段有不同結構變動特點。世界各國在從低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只有極少數國家順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結構成功轉型。1978年以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依靠計劃經濟制度和重化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推動結構強制轉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引入市場經濟，選擇投資帶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導的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發展連續跨越兩個大臺階。目前，中國已經十分臨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下一步能否實現成功跨越和攀升？本書認爲，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較大可能性，也面臨諸多困境，只有重新選擇發展方式，用改革開放推進結構轉型，纔有希望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2）在這個重點研究課題中，我承擔了第二章“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的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容。在完成此項課題任務的過程中，中國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階段期間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制度結構變動等問題，引發了我的極大興趣。 3）這是本書研究和回答的一個重點問題，是中國的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關係將如何演變。簡單地說，1978年以前，中國的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是依靠計劃經濟制度，超越經濟發展階段，選擇了重化工業優先發展，推動結構強制轉型，實現了“貧困式”增長。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引入市場經濟制度，選擇投資帶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導的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發展連續跨越兩個臺階，邁向比較富裕的中高收入階段。在中低收入階段和中高收入階段，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制度結構實現了矯正式和深度化轉型，這種轉型有力地支持了經濟增長。目前，中國已經處於中高收入階段的最後區域，十分臨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此時恰恰是結構轉型高風險區，也是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筆者以爲，這個時期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較大的可能性，也面臨諸多風險和困境。只有重新選擇新的發展方式，用新的改革開放推進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向高一級轉型，中國纔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穩定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爲此，今後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必須要有重大突破，經濟增長要有新動能支撐和基礎性制度供給。 4）本書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紹本書頻繁應用的兩個重要概念，是後面章節的基礎理論準備。主要討論了結構、結構轉型、中等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陷阱等概念內涵，以及結構轉型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係。第二章分別介紹了日本、韓國實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實踐。第三章分析了巴西、阿根廷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第四章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的背景性研究，爲改革開放後的路徑選擇和策略推出做了鋪墊。第五章和第六章介紹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制度，改變發展方式，推動結構轉型，促進經濟發展的重大變化的情況，並對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主要特點和結構深度轉型與經濟增長的變動關係做了深入性解析。第七章對中國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進行討論。在分析討論了國內外學界對中國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和看法後，筆者提出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區域的認識，並給出了判斷依據。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別從國際環境變化和國內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等方面，研究和揭示了中國在臨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區域，面臨的重大風險和挑戰。第十一章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探討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可能性。本書最後一章，討論中國通往發達經濟體的路徑選擇問題，提出了實現中等跨越向高收入國家攀升的新發展方式，以及在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方面向高收入國家轉型的方向與政策措施。 5）結構轉型既代表事物發生結構變化的過程，也代表着結構變化的結果。比如經過38年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的城鄉人口構成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同1978年相比，2018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7.9%上升到59.58%，農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0.42%。[2] 相對1978年，2018年的城鄉人口構成是變化了的動態結構。我們能夠從上述靜態結構和動態結構分析中獲知很多信息。 6）一個是發達國家集團，處於世界經濟中心，另一個是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經濟外圍。從整體上講，中心國家集團組織和主導了這個體系，並使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而處於外圍的國家以原料生產和自然資源同“中心”產生交換聯繫。這種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是世界範圍的資本積累。[4] 錢納裏、魯賓遜和塞爾奎因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中，用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對各國經濟增長研究的結果表明，勞動和資本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需求和貿易變化可以像要素供給變化一樣影響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增長會引起需求、貿易、生產和要素使用結構的全面變化。 7）在我們的社會系統裏，包含着許許多多的結構，有宏觀結構、微觀結構，有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體制結構，也有區域結構、人口結構、資源要素結構，還有材料結構、技術結構、文化結構、思維結構等，這些結構的分析邏輯和觀察方法不盡相同。本文的重點將放在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體制結構方面，以及爲了探索這三種結構所要涉及的區域結構、人口結構、技術結構和資源要素結構等方面。 8）一般而言，經濟增長來自於兩種力量。一種是在經濟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帶來了增長。比如某一經濟體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投資、消費和淨出口等需求所佔比例保持不變，但三大需求規模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長了，由此帶來了經濟增長。另一種是結構變動帶來了經濟增長，這是指經濟增長是以結構變化爲動力取得的。比如，從1990年到2015年，在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中低等收入國家的最終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77.4%下降到76.5%，投資佔比由24.72%上升到27.23%；中高收入國家的最終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69.5%下降到66.6%，投資佔比由29.26%上升到31.59%；而同期內，高收入國家的最終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75.6%上升到77.6%，投資佔比由24.64%下降到20.38%。[7] 該組數據表明，過去25年裏，中低等和中高收入國家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下降，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上升；而高收入國家則相反，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在持續上升。在經濟實際運行中，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既有規模因素，也有結構變動因素，但長期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結構變動獲得。 9）經濟結構轉換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有着極其深刻的影響。錢納裏把經濟發展按照結構轉型劃分爲三個階段：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階段。在初級產品生產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是主要特徵，這從需求方面制約了製造業，使其無法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在產業結構中佔統治地位的初級產品生產活動是農業，其增長速度緩慢，可供交易的商品量也有限。在所有附加值中農業具有很高比重，使得這一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比較慢。該階段供給方面的突出特點是資本積累低速或中速增長，勞動力加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極爲緩慢。在工業化階段，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快於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的重心由初級產品生產向製造業生產轉移，製造業對增長的貢獻高於初級產品的貢獻。本階段供給方面的特點是資本積累的貢獻一直較高，勞動力從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向製造業部門轉移，全要素生產率的較快增長同製造業能力的提升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到了發達經濟階段，在需求方面，製成品的收入彈性開始減少，製成品在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勞動就業中的比例都下降了。在供給方面，要素投入的綜合貢獻減少了。資本增長的速度較慢，資本貢獻減少，人口增長的速度也減緩了。 10）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也證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經濟結構，也有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從表1—1 可以看出，2018年低收入類型的國家消費率最高，農業比重最高，而服務業比重最低，但經濟增長率還高於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類型國家經濟增長率最高，投資率高於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類型國家，投資率最高，消費率最低，工業比重最高。高收入類型國家投資率最低，農業比重最低，而服務業比重最高。如果將一國經濟發展分爲不同階段，從低收入階段到中等收入階段（包括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階段）再到高收入階段，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動轉型，經濟增長率也會出現一些有規律的變化。 11）鑑於結構轉型的範疇十分廣泛，我們不得不在本書中做出下述界定。本書的結構轉型包括三層含義，第一層是經濟結構轉型，主要探索經濟結構的轉型如何將國家從低收入階段推進到中等收入階段，進而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第二層是社會結構轉型，主要圍繞經濟結構轉型，研究城市化、社會階層結構、公共服務結構的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三層是體制結構轉型，重點研究行政管理體制、市場經濟制度、產權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2）第二節 中等收入陷阱如上所述，一國經濟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收入（GNI）水平爲標準，將一國經濟發展劃分爲三個階段：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其中把中等收入階段又分爲中低等收入階段、中高等收入階段。[10] 按照該劃分標準，世界銀行把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分爲四種類型：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見表1—2）​。 13）通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經濟體一旦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在向高收入階段邁進中，有以下特徵需要關注。一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支持經濟增長的原有經濟政策和制度難以保證經濟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經濟增長對由技術、政治和社會綜合因素構成的發展方式與在低收入階段不一樣了，要求更復雜、體制機制條件更高。因爲，此時的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轉向更高層級，技術自主創新方面的要求重於學習模仿，而技術自主創新要求又有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和高質量的制度安排，由此市民化社會必須跟進，中產階層要相應成長有效等，這些都使得原有的增長機制難以適應。二是在增長動力轉換方面，由於經濟發展的綜合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經濟體在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成本比較競爭優勢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同時，產業結構高級化所需要的技術創新，又無法與發達的高收入國家競爭。因此，經濟增長夾在“低”和“高”之間徘徊不前。三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此時前期發展中的矛盾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新的矛盾又在疊加，經濟進一步發展面臨的系統性風險達到臨界點，原有增長機制已經無法應對這種變化。 14）中等收入陷阱”與結構轉型是一種什麼關係？這是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如前所述，結構轉型在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都會發生，但“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發生在經濟發展的中等收入階段。它是對中等收入階段的區間特徵性描述，離開此階段，​“中等收入陷阱”將無從談起。這裏中等收入階段既包括了中低收入階段，也包括了中高收入階段。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實質上又是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結構轉型問題。比如，從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過程中，在需求側表現爲，在臨近高收入階段門檻時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提高，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在供給側表現爲，支撐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爲主轉向以服務業爲主，製造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轉向以資本技術型產業爲主。這些轉變也伴隨着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帶來了市民化社會的形成，中產階層迅速成長帶來了橄欖型社會的形成，這幾方面的變化又要求體制變革，體制變革又引起了政治結構的轉變。因此，一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會遇到不同於以往的矛盾衝突，也面臨着新的結構轉型。如果轉型成功將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否則將徘徊不前。 15）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香港等是國際公認的實現了成功跨越的國家和地區。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賓、泰國、南非等國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徘徊，其原因就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和體制變革，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體制結構未能適應向高收入社會邁進的要求。在這兩章中我們將以日本、韓國爲成功案例，並以巴西、阿根廷爲徘徊案例，來討論它們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在向高收入水平邁進過程中三大結構是如何變動的。 16）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實現順利轉型，一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其中有四個重要原因。一是發展方式選擇合理，產業結構梯次轉換基本順利，逐漸實現了高端化；二是需求結構實現了從投資率上升到消費率上升的轉換；三是社會結構實現了成功轉型，橄欖型社會形成，市民化社會建立，中產階層人羣佔社會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過70%；四是政治體制結構轉型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會邁進。 17）日本的現代工業部門不是從本土漸進培育成長起來的，而是在明治政府推行的“殖產興業”政策支持下，學習引進歐美技術，自上而下培植起來的產物。日本現代經濟增長是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即紡織業起步的，主要標誌是以動力織機替代手工織機，由此推動了紡織業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 18）埃德蒙·菲爾普斯提出，問題的重點是發展出口產業不足以將中國的工資水平拉高到與西方發達國家同等的水平，如果想要達到發達國家同等水平，中國的技術水平也應達到同等水平，甚至需要達到更高的技術水平。他指出，中國國有企業不乏高技術人才，但這些人才缺乏商業判斷力；在私營部門，擁有很多具有豐富企業管理經驗和良好商業判斷力的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技術和商業運營的人才不匹配，是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 19）一個經濟體即使邁上高收入臺階，如果發展方式不改變，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體制結構沒有實現轉型，最終還是會從高收入臺階上重新滑落下來。因此，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上高收入臺階，並在高收入臺階上持續前行，必須改變發展方式，推進主要結構向更高一級轉型。 20）所謂發展方式，就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路徑、一種要素組合方法。它涉及勞動、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配置、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體制選擇安排等。發展方式的選擇，既要尊重經濟發展階段的內生需要，也要從比較優勢的角度考慮各種要素資源的稀缺性和可獲得性；同時還必須考慮需求市場和供給市場的動態均衡。側重於供給和需求任何一側的單向增長，並不是一種理性的發展方式選擇。從需求側分析，在國際市場需求阻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需求增長的重點要適時轉向國內。解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既要重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和長期作用，更要重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終極帶動作用。當然，這種發展方式選擇並不意味着忽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供給側的結構轉型和質量效益提高決定了社會需求滿足程度。供給側的重點是要解決傳統產業改造滯後、新興產業成長緩慢、優質和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最終讓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的中高端產業在經濟增長中起主導作用。概括而言，今後爲實現中等跨越，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理性選擇就是實行內需導向、消費引領、供給創新的發展方式。 21）在從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選擇新的發展方式，需要實現五個方面的結構轉型。一是推動需求結構轉型，實現從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向內需導向、消費引領的結構轉換；二是推動供給結構轉型，實現由以工業爲主向服務業爲主轉變，工業內部結構由中低端製造爲主向中高端製造爲主轉變；三是調整要素配置結構，實現由粗放型資源配置方式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節約型方式轉化；四是促進社會結構轉型，實現人口結構向市民化社會轉型，人羣結構向以中等收入羣體爲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轉化；五是推進體制結構轉型，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由有政府幹預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向有法治約束、企業有完全交換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調整社會管理與治理的關係，支持政府由縱向管理結構向扁平化社會治理結構轉型，推進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創新，建立公平透明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爲實現中等跨越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創造基礎性制度供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