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厲以寧等
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我國開啓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新徵程。實現共同富裕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必須堅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其中關於就業、住房、教育、醫療、收入、養老等方面的宏觀規劃,關乎共同富裕的目標,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本書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作序,黃奇帆領銜解讀,厲以寧、劉世錦、蔡昉等經濟學家執筆,闡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重點任務、實現路徑和戰略舉措,幫助讀者全面準確理解共同富裕,明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把握新發展機遇。
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 1.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質前提。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義也不大。當下的中國儘管已經實現了全面小康,我們也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人均GDP達1.13萬美元,但與北歐發達國家的平均5.6萬美元、美國的6.4萬美元相比,差距依然較大。我們仍要聚精會神搞建設,把蛋糕繼續做大。如果不繼續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來分去,那麼蛋糕就會越分越小,最後不會共同富裕,只會共同貧窮。所以,不要一說共同富裕,就整天想着分蛋糕的事,卻把做蛋糕的事忘記了。 2.共同富裕不是把三大差別(區域差別、城鄉差別和行業差別)歸零。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仍然存在起點不平等或過程不公平等導致結果不平等的情況。一方面,由於自然稟賦、個人努力、外在條件等起點不平等的因素複雜作用導致的收入差別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於行業改革不到位,行業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行業差別仍然存在。區域差別如用不同區域人均GDP的差異來衡量,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人均GDP倍數控制在2倍以內比較合理;城鄉差別如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來衡量,也應當控制在2倍以內;全社會基尼係數控制在0.3—0.4之間比較合理。 3.造成東西部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這三大差距的主要矛盾在生產力的源頭上,是直接影響生產力發展的技術、資本和管理以及要素配置、競爭政策等因素不到位、不匹配、不健全造成的。 4.農民工在城市賺取的報酬收入大多會寄回家,而家裏收到這筆錢也大多會存到當地銀行。銀行獲得這些存款之後,最後會集中起來放貸給當地的城市去使用,實質上還是城市拿了農村的資金去使用,資金要素進一步割裂,最後造成金融資源產生的財富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夠分享到農村。 5.共同富裕只可能在合理確定消費與積累之間的比例的條件下得以實現,只可能通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先富幫助後富的方式逐步實現。 6.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同富裕的第一種含義是指:儘管有先富後富之分,但所有勞動者與過去相比,收入都提高了,都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第二種含義是指: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即使是按勞分配的收入、靠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得到的收入,也不至於差距過大。但個人收入差距的偏大如果來自機會的不均等,或者來自現行政策所允許的非勞動收入部分(包括僱工經營收入、股息收入、股票升值收入、債券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就不能被認爲是合理差距。 7.市場對收入調節作用的影響面是有限的,因爲一些低收入者之所以難以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並非由於自己不努力或不願學習技術、文化,而是由於每個人的起點不同、環境不同,機遇也不同,既然市場不可能向每一個參與市場競爭的人提供同等的機會,那麼市場也就不可能普遍地縮小人們收入之間的差距。 8.政府之所以應對個人非勞動收入中超過一定數額的部分徵稅,是因爲這些非勞動收入歸根結底由勞動者創造。政府之所以應對個人勞動收入中超過一定數額的部分徵稅,是因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的勞動收入並非唯一取決於個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資源狀況、生產條件、價格水平的不同也會使個人的勞動收入產生差距。 9.如果低收入地區缺少一種可以導致內部資金積累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運行機制,缺少一種可以提高資金利用率和合理組合生產要素的運行機制,那麼來自政府的補助款項或優惠政策往往只被用來解決眼前的困難,卻不足以使地區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不足以使低收入地區真正走向富裕。 10.一國的貧困線有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兩種。前者將生存必需的營養和物資折算成收入的水平,在此以下的人口規模,用“絕對貧困率”表示(發展中國家主要採用這一指標);後者指的是全體國民的中位數收入水平,同樣,在此水平以下的用“相對貧困率”表示(發達國家主要採用這個指標)。 11.“隱性政府債”根本就不是政府債。政府債和政府融資化所形成的債不同,這裏有嚴格的法律界定。前者是國家認可同意的,而地方融資債是融資平臺公司債。儘管中央發文要求各級政府儘快自行解決“隱性政府債”的問題,即地方政府或投資平臺等借款,但是有許多不屬於政府債的數字,財政查不到。 12.傳統集體經濟內部管理過於依賴村幹部的權威和高度集中化的模式,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以及監督和約束機制缺位,造成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當前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地位,爲使其成爲真正的市場主體奠定了法律基礎。 13.老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從何而來?這包括收入、財產、公共服務、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五大因素。 14.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追求生產增長,解決人的生存所需(喫飽穿暖),可以視爲促進了人的發展。但隨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物質財富生產與分配對人的自身發展的偏離就會越來越大,或者說物質的發展遠快於人自身的發展,更不要說所有人的全面發展。在實現我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要防止的最大公共風險就在於物質財富發展中
瞭解共同富裕,有三本書可以作爲學習基礎,依次閱讀。第一本是新晉上財校長劉元春教授的《讀懂共同富裕》,瞭解共同富裕可能的頂層架構;第二本是在共同富裕先行實驗區浙江實地考察及擁有中西社會和經濟學比對研究強悍積澱的鄭永年教授的《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瞭解共同富裕的經濟學及社會學理論基礎和可能的中國方案;第三本是本書,多路徑迭代對於共同富裕的認識。其中邢自強、蔡昉、湯敏、朱克力等老師的思考值得精讀。
這是一本燒腦殼的書,讀起來非常喫力非常慢,需要我們結合實際喫透書中許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論述,非常之“新”。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我國開啓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新徵程。實現共同富裕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必須堅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其中關於就業、住房、教育、醫療、收入、養老等方面的宏觀規劃,關乎共同富裕的目標,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本書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作序,黃奇帆領銜解讀,厲以寧、劉世錦、蔡昉等經濟學家執筆,闡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重點任務、實現路徑和戰略舉措,幫助讀者全面準確理解共同富裕,明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把握新發展機遇。【2022.03.13《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NO:009】
我還是推薦吧,說不定以後讀書多了能更有感想🤔 看了下大家的評論,大多數有此感悟。 就是講了高瞻遠矚的目標 講了目前的困難和挑戰 但是具體如何實現這long long way 沒有明確的答案 感覺國家的大政方針也在摸着石頭過河 浙江先共同富裕試點也許是一個看得見的趨勢。近來,AI技術革命在浙江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也是看得到的前進。 總之,希望還是多讀書。多思考。瞭解國家何以富強。
一本好書!像是在跟我過去經歷的一切對話
有點高大空了。看到作者的名頭都很大,但對經濟和金融的理解真的有點膚淺,至少我覺得他們沒有讀懂《資本論》,只是讀了一大堆美國人的經濟學,然後試圖把美國的經驗教條強加在我們自己的發展之路上。感覺他們的觀點都沒有抓住主要矛盾,病因與療效就無從談起了。 共同富裕,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當然是對的,無論是共產主義理想,還是古代智者的大同社會的期待,亦或西方社會烏托邦的夢想,都是共同富裕的註腳。 在當下,要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目標,還是要立足當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瞎喊口號,沒啥作用。我認爲如果一個人拋開自己的私利和立場,站在中國億萬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標上考慮問題,這方法就是明擺着的,路徑是也是明擺着的。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足矣分析清楚,真不需要一幫天天繞着美國經濟學家屁股轉的經濟學家們鼓譟。 1,把現在走偏了的“地租經濟和磚頭經濟”引導到實體經濟,讓就業者真的有“業”就。這需要推出房產稅,把沉澱在房地產中的資本慢慢釋放出來,並引導流向實體和服務企業;對民衆放開金融管制,別讓現有金融機構過度壟斷,讓金融能夠通過多種管道惠及科技企業、民生服務與普通民衆。 2,用直接稅替代掉間接稅,實現真正削峯填谷,讓基尼係數有序回落,再造四億中產階層。針對一億以上的鉅富階層通過個人利得稅和遺產稅等直接稅收,引導他們把資本不要潤出國外,真正投入到科技創新和國計民生事業上。 3,堵住鉅富階層的資金外流的漏洞,同時創造吸引外資入境的政策與產業環境。資本的邏輯和價值規律是真理,按照資本邏輯辦。 4,拋棄美國經濟學家的那條路徑,創立自己的經濟金融路徑。美國經濟學家的路只是爲美元、華爾街以及美國利益服務,與我們何益?況且,美國經濟學家們的路能救美國嗎? 5,立刻、馬上把“主體性”教育放在教育的重中之重,以王陽明的心學爲藍本,以馬克思主義爲載體,讓國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站立起來,不是跪舔西方,以西方爲金科玉律,以西方馬首是瞻……
引:儘快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切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爲實現共同富裕創造關鍵性條件。
從宏觀角度解釋什麼是共同富裕,是理論基礎。對於公共政策的解讀並不能簡單理解爲喊口號,仔細揣摩內容,就會發現其中奧妙。毛主席說過“當着我們正確地指出在全體上,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決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其實對於社會發展問題也是同理,必須要着眼大局,制定戰略,有了方向和目標,纔好努力進步。引用書中幾段話來概括一下內容。 戰略重心由實現全面小康走向促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要有充分估計,辦好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三新、一高、改開、共富、科強 共同富裕的高品質社會,匹配的是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形態 所有的問題,都是發展的問題,生產力提高了,解決好分配問題,解決好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問題。總而言之,發展的問題需要靠發展來解決,我們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理應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爲己也是爲人,共同富裕需要共同奮鬥,人類命運終究是一個共同體。
厲以寧老師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關於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論、民營經濟發展的理論創見爲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指引前路。他提出了企業改革主線論的主張,認爲價格改革主線論的缺陷是沒有認清當時中國經濟的非均衡主要是第二類非均衡,即企業沒有充分活力情況下的非均衡。他在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認爲股份制的性質取決於投資者的性質,因而股份制與公有制可以相容。他的這一系列理論與政策主張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被社會譽爲“厲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厲以寧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成爲近年來一個熱詞。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三次分配”,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1992年,厲以寧在《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響收入分配的三種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又做了進一步闡釋。他表示,收入不應只有市場、生產要素進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強調節、引導慈善事業的“三次分配”,通過“三次分配”可解決收入分配難題。 厲以寧教授千古。
給予:一般 並沒有講出更深層次的,停留在淺顯。 2026-8-29日,二刷: 一、所想所思 這本書把共同富裕診斷爲經濟問題,貧富分化導致消費不足、階層固化,經濟陷入低效均衡。但我合上書後追問的是,如果這只是一個"做大再分好"的技術問題,爲什麼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一個社會真正解決過它。也許不是因爲方法不夠好,而是"分好"本身不是在分配環節能完成的事。 二、一句話精髓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通過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形成橄欖型收入結構,讓多數人達到中等富裕水平。 三、內容全景 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爲: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作者們認爲,貧富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不足、階層固化,使經濟陷入低效率均衡,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單純的道義訴求,而是必須通過高質量發展做大蛋糕、通過三次分配分好蛋糕,在動態平衡中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本書按五個篇章展開。 第一篇從宏觀層面論述共同富裕的戰略定位,提出"兩高三均衡"框架,即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區域發展、城鄉發展、收入分配相對均衡。 第二篇聚焦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的關係,討論資本市場、金融風險、數字經濟、新型集體經濟等如何賦能共同富裕。 第三篇深入收入分配領域,系統分析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協調配套機制,以及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提升民衆收入能力的具體措施。 第四篇探討市場主體尤其是企業的責任,討論民營經濟在共同富裕中的角色。 第五篇將共同富裕上升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高度,提出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 關鍵概念: 第一,三次分配。初次分配由市場主導,講效率兼顧公平;再分配由政府主導,講公平兼顧效率;三次分配通過慈善公益,講自願講道德。三者協調配套構成基礎性制度安排。 第二,橄欖型分配結構。即中間大、兩頭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羣體占人口大多數,高收入和低收入羣體佔少數,是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的基礎。 第三,三大差別。指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行業差別。縮小三大差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第四,城鄉二元體制。城鄉之間在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基礎性生產要素的流動循環上存在制度性脫節,是造成城鄉差距的根本因素。 第五,農村"三塊地"改革。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依法有序流轉,目的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資本性收入是資本本身增值或處置帶來的收益(如買賣差價),財產性收入是憑藉財產權利獲得的經常性回報(如租金、利息、股息)。】 書中一個重要判斷是"中國農民97%的年收入來自勞動收入,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 第六,人本邏輯。相對於以物質增長爲中心的"物本邏輯"而言,強調以人的發展爲中心,把人的發展作爲出發點和落腳點,形成"人的發展—物質發展—人的發展"的螺旋上升邏輯。 第七,先富帶動後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通過示範、幫扶和制度安排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非同步富裕。 獨特視角: 本書區別於同類政策解讀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從經濟學邏輯出發論證共同富裕的必要性,而非僅從道德或政治角度。黃奇帆明確提出"共同富裕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爲貧富分化導致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內需不足、經濟循環不暢,所以共同富裕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個獨特視角是"源頭治理優於二次分配",主張在生產力源頭縮小三大差別,而非等差距拉大後再靠二次分配調節,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思維在分配領域的延伸。此外,劉尚希提出的"人本邏輯"以消費基準替代收入基準來理解共同富裕,提供了不同於傳統福利經濟學的方法論路徑。 重要金句: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 這句話是全書立論的基礎,每一次重讀都提醒我共同富裕不是政策口號而是制度承諾。 "共同富裕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 這句話翻轉了我對財富分配問題的理解框架,它把公平從道義領域拉回到了經濟運行的必然性中。 "如果不繼續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來分去,那麼蛋糕就會越分越小,最後不會共同富裕,只會共同貧窮。" 這句話用最樸素的語言道出了增長與分配的辯證關係,拒絕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中國農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97%的年收入來自勞動收入,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 這句話以一個具體數字揭示了城鄉差距的結構性根源,比任何抽象論述都更有力量。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 六個字劃清了共同富裕與平均主義的界限,也承認了不平等在特定階段的客觀存在。 四、批判性審視 本書的說服力在於,它把共同富裕從一個政治表述變成了一個可操作的經濟學命題。黃奇帆對三大差別的具體分析,從滴灌農業到光伏發電再到金融業利潤佔比,提供了大量數據和案例,使論證有據可查。三位一體的分配框架也提供了清晰的制度抓手。但問題不在於這些措施是否合理,而在於它們是否足以達到目標。 必須質疑核心論點:本書相信,在保持市場經濟基本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政府調節分配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個信念站得住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一段尖銳的論述:"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意思是說,分配問題的根子在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如果生產條件的佔有本身是不平等的,那麼無論政府怎麼調節再分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分配格局。本書其實觸及了這個問題:它承認"資本收益率遠大於經濟增長率"會導致兩極分化,也承認金融業、互聯網平臺的壟斷租金,但它的解決方案是"反壟斷""稅收調節""三次分配",這些都是在分配環節做文章,而不是在生產條件的佔有方式上做文章。這就形成了一個核心張力:診斷指向了生產方式本身,但處方停留在分配領域。 本書的侷限之一,是對"先富帶動後富"的歷史經驗缺乏批判性審視。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先富羣體已經形成,但"帶動後富"的機制是否真的有效?書中引用了鄧小平"如果我們的改革與發展不能最終走向共同富裕,那就失敗了"的警告,但並沒有深入分析爲什麼在部分地區先富羣體並沒有自動帶動後富。第二個侷限是,它把共同富裕的主體設定爲"國家"和"政策",對普通人在這個過程中的主體性着墨不多。"共同富裕是共同奮鬥出來的"這句話反覆出現,但"奮鬥"的具體內涵、勞動者如何參與決策、如何在微觀層面保障勞動權益,較少展開。 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除了上述《哥達綱領批判》的對照,還可以回到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異化勞動的論述。書中提出的"人本邏輯"和"物本邏輯"的區分,與馬克思關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的異化批判有深層呼應。馬克思在《手稿》中寫道:"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這正是物本邏輯的極端表現。但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不是"做大蛋糕並分好",而是通過改變生產關係來消除異化的根源。本書借用了"人本邏輯"的語言,卻迴避了"改變生產關係"這個維度,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對話。 與其他作品的對話:本書與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皮凱蒂用數據證明資本主義內在的不平等趨勢,但開出的藥方是全球累進資本稅,這在我國語境下幾乎不可操作。本書則提供了中國版本的解決方案,即通過公有制爲主體、政府強幹預、分階段推進來實現共同富裕。但皮凱蒂的核心發現,當資本回報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時,財富自動向持有資本的人集中,在本書中只是被提及,沒有被正面回應。如果這一規律在中國也是常態,那麼單靠再分配能否真正逆轉財富集中趨勢,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五、對我個人的啓迪 認知層面,這本書改變了我對"公平"與"效率"關係的理解。以前我傾向於把公平和效率看作一對零和關係,要公平就得犧牲效率,要效率就得容忍不公平。這本書讓我看到,貧富差距過大本身就會損害效率,因爲消費不足、內需萎靡、階層固化都會拖累經濟增長。換句話說,公平不是效率的敵人,而是效率的長期前提。這個視角讓我重新審視了很多社會爭論,比如"先富是否必然帶動後富"這個命題,我過去認爲這是一個道德問題,現在意識到它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先富羣體沒有帶動後富,不是因爲道德缺失,而是因爲經濟機制出了問題。 方法論層面,我從書裏帶走了一個具體的方法:在分析任何問題時,先追問"這個問題的源頭在哪裏",而不是直接跳到"怎麼分配"或"怎麼補救"。書中反覆強調"要從生產力的源頭上縮小三大差別,而不是在生產力環節上造成巨大差別後靠二次分配去調節",這個原則的適用範圍遠超經濟政策本身。比如在遇到一個反覆出現的矛盾時,我過去習慣從末端去調解,現在我會先回溯:這個矛盾最初是怎麼產生的?它的結構性根源是什麼?如果源頭上的條件沒有改變,末端調節只能治標。這個方法可以直接用在我日常的判斷和決策中,無論是理解一個社會議題,還是評估一個組織或項目的長期可行性,先找到"生產條件"層面的問題,比在"分配"層面爭論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