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坎：如何破解“卡脖子”難題

看完了。好書啊，跟近代史的閱讀體驗有一拼，一定要安利給所有人，不能我一人心裏不痛快（不是）[奸笑]不痛快直接拉低了我的閱讀速度，中間兒還得看點帥哥緩解一下[旺柴] 原來卡脖子第一人是小荷，卡的小英的脖子[捂臉]然後“修昔底德陷阱”代代相傳。學國際政治這些人很有東西啊，比學歷史的還猛呢，歷史很容易出沒有戰鬥力的腐儒，但國際政治確實沒有一個好人（不是） 1）如果說一戰奠定了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那麼二戰則確立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戰後，美國成爲最大受益國。 2）對於中國在海外其他國家的投資活動，美國也常常插手干涉。烏克蘭馬達西奇公司因瀕臨破產，中國公司欲參與收購。2019年8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博爾頓出面阻止中資企業收購，推動烏克蘭反壟斷委員會否決收購案。 3）如果不計銀行利潤，那麼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只有22億美元左右，與美國非銀行企業的平均利潤——63億美元相比，約是其1/3。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企業“大”是大了，但是“強”卻未必，特別是科技型製造公司在榜單中還不多，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4）DIN標準涵蓋了機械、化工、汽車、服務業等所有產業門類，超過3萬項，是“德國製造”的基礎。引進德國設備、零部件和工藝，卻不能造出原裝（德國製造）產品的質量。“德國製造”已經成爲“中國製造”的重要參照物。 5）2010年以後，全球機牀行業的龍頭地位長期被日本、德國、韓國、美國所佔據，我國機牀企業無一在列。 而我國工業機牀行業因爲起步較晚，一直面臨落後、模仿、追趕的困境，因急於求成，始終沒有建立一種自給自足、技術原創、持續發展的工業體系，又受到巴黎統籌委員會和北約嚴格且體系性、多層級、脈輪似的限制。因此，從戰略佈局上，我國必須心平氣和地去研究事物的根本，腳踏實地地聚焦基礎研究，在“863”“973”項目佈局上向基礎研究進一步傾斜。 6）回顧過去數十年，美國在重要領域的技術突破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如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劃、星球大戰計劃、先進技術計劃、國家競爭力計劃、國家納米計劃、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國家量子信息科學戰略計劃等。在最近數十年裏，美國政府持續投入了鉅額資金和人力、物力。僅針對2011年的國家納米計劃，就安排了400多億美元的持續性國家投入。對於我國來講，真正意義上較爲系統的頂層設計始於2015年，而從產業發展的基本邏輯出發，想要培育先發優勢一般需要提前20年佈局。從經費投入上看，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十三五”期間，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增長了1倍，2019年達到1336億元，佔全社會研發支出的比例突破6%。但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 7）美伊金融戰是美國通過其在全球金融領域的規則主導權對敵對國“卡脖子”的經典案例。在長達40多年的金融戰中，美國對伊朗先後實施了封鎖伊朗相關人員財產、禁止美國主體與伊朗進行貿易或投資、對伊朗能源部門制裁、對伊朗非能源部門制裁以及對伊朗金融業制裁等全面經濟制裁戰略，而這些金融制裁也使伊朗國內的經濟發展遭受重創。究其根本原因，伊朗的國內經濟過於依賴石油，而國際石油的定價和交易恰恰要通過美元，因此，美國對伊朗的一系列金融制裁將其排除在以美元爲基礎的國際金融交易和支付體系之外能夠正中其要害，達到美國“卡脖子”的目的。 8）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搶奪國際數字市場、主導數字貿易規則等方面着手，搶佔發展先機和謀求壟斷權。必須客觀承認，在數字經濟領域，我國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差距，而以美國爲主的發達經濟體不斷以國家安全爲由，對我國數字經濟高新技術產業進行封鎖、規制。主要方式有：設置實體清單，限制數字科技技術出口，並將技術出口制裁從行政法令上升至法律層面等。比如，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並出臺《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相關行業和領域外資准入。2018年特朗普政府簽署並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這一法案識別並審查與美國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關鍵技術。日本和歐盟均效仿該法案提高相關行業、領域的技術准入和出口門檻。採取上述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建設網絡強國，搶佔數字經濟時代的制高點，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導權、制導權。 9）保障數據主權和國家安全已經達成世界共識，但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工程師們保留對互聯網無國界的願景，美國政府逐漸明確了維護並控制互聯網的立場，1998年美國政府將互聯網管理權從科研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移交至美國商務部。這標誌着“互聯網無國界的烏托邦”並不存在，尤其是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主權越來越成爲各國積極角力的領域。

卡脖子確實是個要命的事兒，但其根本還是大國競爭必不可少的對抗環節。我認爲避開“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一廂情願。未雨綢繆，準備充分，該打就打，纔是王道

想找這樣一本全面分析全球範圍內“卡脖子”難題的書很久了。 我認爲，本書與很多單純分析當前國際政治、經濟貿易、技術等衝突的書最大的差異，是在於本書從分析千百年前的文明與國家衝突開始，暨意識到國家間的戰略衝突實際上就是各類核心資源的爭奪。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核心資源從土地、水源、人口、資本，逐步增加到石油等基礎能源、規模工業化能力、關鍵科學技術直至當今的網絡與數字經濟、宇宙空間等資源。 末尾處，對各領域的建議以及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比較客觀的剖析，我認爲可以讓我們在保持愛國情懷的基礎上也可以多很多理性思考。值得反覆閱讀的一本書。

“大國的坎”是什麼？就是各種各樣的“卡脖子”。誰來卡，就是衆所周知的所謂以“美西方”統稱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國面臨被卡脖子的，按大類分有幾十項，如果再往下分，僅技術類按技術束或產業鏈細分，那就多了去了，另外還有各類基礎設施、規則、制度。對我國實施卡脖子的有居於壟斷地位的跨國企業，也有國家。中國發展要轉型升級，要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就只能直面各種各樣的“卡脖子”，與這些先發國家競爭。有沒有破解之道？有是有，但需要時間。所以，中國人要認認真真做好自己的事。 大國崛起，何其難也！崛起之路，不僅需要勇氣和艱苦奮鬥，還需要理性、定力和智慧。

很優秀的一本書，提出很多明確的建議，尤其是最後一張章，和剛開完的兩會導向相當一致。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發展科技，重組的科技部重任在肩啊！ ★MLCC（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突破卡脖子困境： 1、基礎研究領域：突破關鍵材料技術、提升設備儀器配套能力、健全產業配套體系、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2、應用研究領域：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構建產學研聯合創新體系。 3、產業化創新領域：培育優質企業、強化產業鏈深層次合作、提升智能化水平。 4、應用場景創新：支持重點行業市場應用、提升質量品牌效益、加速創新型產品應用推廣。 5、政策創新：加強標準化工作、優化市場環境、加強公共平臺建設（分析評價平臺、科技服務平臺、創新創業孵化平臺）。 6、機制保障：加強產業統籌協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優化產業發展環境、深化國際交流合作。 ★卡脖子=國家壟斷 1、資源壟斷：能源、礦產、材料、自然資源。 2、科技壟斷：科教、研發、專利、工藝、人才。 3、規則壟斷：產業分工、標準制定、金融體系等方面的規則。 4、交通壟斷：重要的進出口交通運輸路線。 5、平臺壟斷：關鍵數據的生成和管理的網絡交互平臺。 ★卡脖子的破解之道 1、自主替代：內部市場、自主創新。 2、國際替代：尋找外部替代、創新外部交流、建立外部聯盟。 3、交換制衡：建立反制體系，實現交換博弈。 4、奪取控制：先加入、再貢獻，漸進式地參與，條件成熟時再謀求主導。

這本書裏得出一個結論：面對疫情嚴重的考驗，面對未有之大變局，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加快科技創新的需求，這本書裏得出一個結論：真正的投資就認清“卡脖子”雙方的意願，兩個國家往往存在着彼此認知的不對稱性和目標的衝突。

本書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技術、能源、規則、數字經濟等領域“卡脖子”問題進行了全面梳理和闡述，並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卡脖子”問題的本質是國家壟斷，涉及科技壟斷、資源壟斷、規則壟斷和平臺壟斷，打破國家壟斷需要短期的務實之道與長遠的戰略之道，分析“卡脖子”的短板環節，建立關鍵環節的多供應替代與備份，消除獨供環節，從“反壟斷”逐步積累到“防壟斷”。同時，依靠國際國內雙循環戰略，不斷夯實全球資源控制力、創新能力（科技交流+多元化思維+多元化人才吸引力，學習模式與領先模式）、轉化能力（市場經濟體系：產業與資本體系）、國際聯盟能力（共識與規則制定）和執行保障能力等，最終實現壟斷突圍。

國家之間競爭主要的“卡脖子”手段涵蓋產業的各個環節，既包括技術環節，也包括戰略資源、交通要道和國際規則等環節。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短期內超越，中國也不會放棄自身的高質量發展。中國應在地緣、經濟、科技、金融等多個領域制定系統應對的組合拳。後浪超越前浪的經驗彰顯，以工業爲基礎的一個國家硬實力的強大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支撐。主要發達國家成長爲世界強國無一不是靠着製造業的強大。例如，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這使得19世紀成爲當之無愧的“英國世紀”。美國在建國之初就提出了“工業立國”的思想，1890年工業產值成爲世界第一後，美國正式成爲工業第一的世界強國。1870—1913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的比重上升到15.7%，居世界第二位，成爲公認的世界強國。日本作爲後起之秀，通過“趕超”戰略，大力發展工業，終於躋身世界強國之林。這四個在不同歷史階段成爲世界強國的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發展本土強大的工業纔是國家富強的根基。 從歷史的視角來看，中美博弈本質上是又一次前浪對後浪的遏制。130年來，美國始終不能容忍超越。根據統計規律，美國往往會在第二經濟大國的經濟總量接近本國70%時，通過制度戰、貿易戰、金融戰等多種形式，誘導第二經濟大國進入經濟衰退週期，使其喪失競爭優勢，從而保持美國的絕對領先地位。從“冷戰”時期的“巴統”到現在的《瓦森納協定》，西方國家對高技術出口的控制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在不斷加強，其本質是維護國家的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通過管制出口與限制進口、強化高技術公司併購審查、阻斷學術交流與合作等方式，試圖切斷中國高新技術源頭，阻礙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卡脖子”的根本目的。美國對中國“卡脖子”是全方位、多層面開展的系統性行爲，既有行政命令，也有法案與法律；既有直接的出口管制，也有從科技源頭上的阻斷；既有美國自身的行動，也有與盟國的共同行動。其核心是遏制中國高技術發展，保持美國在技術領域的絕對領先優勢。中國對美國最根本的反制措施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主要的“卡脖子”領域實現自主可控。 1、工業母機是製造機器和機械的機器，主要有車牀、銑牀、刨牀、鑽牀、鏜牀、磨牀、制齒機等，簡稱爲工業機牀。它是工業生產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整個工業體系中處於基石的地位。作爲工業製造產業鏈最核心的環節，工業母機的技術水平決定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製造能力，甚至是國家之間的綜合競爭力。目前我國機牀行業核心“卡脖子”產品在於高檔數控機牀，如五軸五聯動加工中心，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的特點，工件一次裝夾就可完成五面體的加工。在覈心零部件方面，如高強度的銑刀、鏜刀、金剛鑽頭也制約着我國機牀行業的應用，特別是加工具有超高強度的板材、管材及複雜構件等。高精度微米絲桿和高精度微米導軌是機牀加工精度的核心保障，將直接影響機牀加工產品的精度和品質。在數控軟件方面，儘管國內也有很多企業正在自行研發，但是在穩定性、兼容性和實用性等方面，還是與國外先進的機牀製造廠商有一定差距。原因在於材料科學、工藝、規劃上的距離使國產機牀的絲槓、導軌、伺服電機、力矩電機、電主軸、編碼器等首要功能部件大部分還要依賴國外產品。 2、集成電路是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的核心，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集成電路產業鏈可細劃分爲材料、設備、設計、製造、封測等五大環節，集成電路核心技術仍然被“卡脖子”，尤其在EDA工具、關鍵集成電路設備與材料、先進製程與特色工藝等領域。在覈心架構知識產權方面，我國高度依賴海外公司的知識產權（IP）授權。主流 IC設計商基本採用海外 IP授權，終端主要依賴 ARM授權。設計基礎差，芯片架構依靠的海外授權和EDA軟件被海外廠商壟斷。EDA是電子設計自動化的簡稱，是集成電路設計必需也是最重要的軟件工具。芯片設計中的IP核（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通常指應用在系統芯片（SoC）中且具有特定功能的可複用（Reusable）的電路模塊，具有標準性和可交易性。通過產業化驗證的IP電路模塊可以被系統設計工程師直接植入芯片。IP大體上可以分爲軟核、硬核和固核三種。芯片製造可分爲硅片製造、場效應管制作（前道工序，FEOL）、佈線（後道工序，BEOL）和封測四個環節。其中，前道工序及後道工序使用設備價值量最高，從歷史數據看，佔比接近80%。在半導體制作流程中需要用到大量設備，如硅片製造過程需要長晶爐、切割、CMP、清洗等設備；前端工藝（場效應管的製作）需要CVD、PVD、塗膠器、光刻機、顯影機、蝕刻機、CMP、離子注入設備，後道工藝（佈線）與前道工藝設備相似；封測環節需要用到單晶圓熱處理系統、晶圓探針、研磨機、切割機、芯片焊接機以及終測設備等。前端工藝和後端工序由於“製作難度較高+需重複多次”，設備價值量在整個工藝流程中最大。美國是集成電路設備領域的霸主。我國整體上國產化水平不足20%，光刻、刻蝕等關鍵設備與海外差距大。ASML的光刻機成爲美國卡脖子的手段與工具。中國是否能獨立製造光刻機，特別是什麼時間能生產低納米級的光刻機呢？ASML的光刻機成爲美國卡脖子的手段與工具。中國是否能獨立製造光刻機，特別是什麼時間能生產低納米級的光刻機呢？ 3、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MLCC）。信息技術產業是關係國民經濟安全和發展的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產業，也是世界主要國家高度重視、全力佈局的競爭高地。電子元器件是支撐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基石，也是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關鍵。電子元器件按電信號特徵可分爲主動元件與被動元件：主動元件是一種具有增益，或是依靠電流方向的電子零件；被動元件無法對電信號進行放大、振盪、運算等處理和執行，僅具備響應功能且無須外加激勵單元。被動元件應用範圍極廣。幾乎所有涉及電子產品的領域都能看到被動元件，下游應用領域涵蓋消費電子、汽車電子、LED照明、智能家居等。RCL元件，即電容、電阻、電感等。電容的主要功能是旁路、去耦、濾波和儲能，產值佔到被動元器件總體的66%，其中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MLCC）佔比93%；電阻普遍用於分壓、分流，濾波和阻抗匹配，產值佔比約9%；電感的主要用途是濾波、穩流和抗電磁干擾，產值佔比約14%。MLCC是最常用的被動元器件之一，被稱爲“電子工業的大米”。MLCC行業集中度高，日系廠商獨佔鰲頭。MLCC產業鏈涵蓋上游陶瓷粉體、電極金屬，中游電容器及下游消費電子、工業等諸多領域，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包裝材料、設備折舊及人工成本。電介質陶瓷粉體等材料技術、介質薄層化技術、陶瓷粉料和金屬電極的共燒技術被譽爲MLCC行業最核心的三大技術，也是制約我國電子元器件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 4、微球，一般指尺寸在納米到微米級的球形粒子，由於具有獨特的小尺寸效應、表面效應、生物相容性等特性，被廣泛應用到工業生產中，是諸多新興產業、戰新產業發展的共性基礎材料，具有重要戰略性意義。作爲極爲重要的緩釋載體，微球可包載一種或多種藥物，實現持續數週到數月的緩慢釋放。與傳統注射劑相比，微球製劑具有治療週期給藥劑量少、藥物釋放速度可控、體內藥物濃度波動小、藥物暴露導致的副作用少、患者順應性好等諸多優點，爲當下製劑創新的焦點賽道。微球與磁性材料聚合可製備磁性微球，作爲靶向釋藥系統載體，在外加磁場的作用下將藥物定向至靶區，提高治療精準度。進一步與抗體結合，可製備免疫磁性微球，用於神經母細胞、淋巴瘤、白血病、骨髓瘤等疾病的治療。在光電領域微球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光電領域微球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礎原料和生產設備的瓶頸。 5、玉米、大豆、蔬菜、豬種、白羽肉雞祖代雞等。技術“卡脖子”的風險不僅來自工業，也包括農業。技術“卡脖子”的風險不僅來自工業，也包括農業。玉米方面的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性狀，目前大部分轉基因性狀都是歐美企業的，如果要使用這些轉基因性狀，就要支付高昂的知識產權費用。進口占比高的還有“菜種”。在“蔬菜之都”山東壽光，菠菜、綠菜花、胡蘿蔔等“洋種子”市場佔有率達到6成以上；彩椒、大紅果番茄在8成以上；綠萼長茄達9成以上。此外，花卉種子的對外依賴性也須注意。我國本土豬種市場佔有率從90%暴跌到只有2%，來自國外的豬種幾乎完全佔領了中國市場，大量本土豬種已經滅絕或瀕臨滅絕。約佔我國肉雞產量一半的白羽肉雞，種源一直從國外進口，核心種源明顯存在“卡脖子”技術瓶頸。6、資源“卡脖子”與交通“卡脖子”。戰略資源的組成要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科技的進步以及科技引導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某一時代佔據重要地位的戰略資源可能在之後的時代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當今世界，被廣泛認同的“有形”戰略資源主要包含能源與礦產資源。而判斷一種資源是否爲戰略資源則主要根據它們在全球範圍內的應用廣泛性、重要性以及短時間內的難以替代性等。人們對於已經在世界上應用了數百年乃至更久的石油、煤炭、鐵、銅等戰略資源的重要性已經有較多瞭解，對於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纔開始廣泛應用於民用設備生產的稀土等金屬資源則知之甚少，稀土有“工業維生素”的美稱，尤其是其在製作半導體的核心超導材料中的應用以及難以替代性，使得稀土資源在當下不斷走向“數字化”的時代顯得尤爲重要。與之相對的是，鋰和鈷均爲製造鋰電池的核心原材料。結合儲備的“先天優勢”和產能產量的“後天實力”綜合來看，可以發現當今在全球能源礦產戰略資源領域話語權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包括：俄羅斯（石油、天然氣），中東（石油），中國（煤炭、稀土），美國（石油、煤炭、天然氣），巴西（鐵），澳大利亞（鐵、鋰），智利（銅）等。這些國家因此也擁有對他國實施資源“卡脖子”的實力。作爲全球“工業之母”的石油及其“近親”天然氣，則順其自然地被大量擁有它們的國家用作地緣政治博弈中對競爭對手“卡脖子”的利器。中東危機與石油美元，俄歐博弈下的烏克蘭：小國的悲哀，作爲世界頭號天然氣出口國，手握歐洲能源命脈的俄羅斯，自2006年以來頻繁對供應烏克蘭的天然氣進行“斷氣”，以達到對歐盟戰略警示和威脅的目的。戰略通道、戰略要地應該算是“卡脖子”的最早起源。在當今的國際貿易路線中，相比陸路和航空，海路航運仍然是運力最大、成本最低的方式，海路方式運輸的商品佔全球貿易的80%以上。世界上主要的海運航線有八條：北大西洋航線，亞歐航線（即蘇伊士運河航線），·好望角航線，北太平洋航線，巴拿馬運河航線，·南太平洋航線，南大西洋航線，北冰洋航線。其中北大西洋航線、亞歐航線、好望角航線和北太平洋航線這4條航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航線。北大西洋航線是世界最繁忙的海上運輸路線，好望角航線是石油運量最大的航線，被稱爲西方國家的“海上生命線”。而這8條航線中，具有“卡脖子”地位的要道有英吉利海峽、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博斯普魯斯海峽、霍爾木茲海峽、丹麥海峽、聖勞倫斯海道、直布羅陀海峽和曼德海峽等10處。海峽、運河、入海口、重要港口、島嶼、基地，以及陸地上的山口、河流、公路、鐵路和運輸管道等各種交通通道和關鍵點，不但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更具有巨大的軍事價值和戰略價值。 7、規則“卡脖子”。不同於以往的全球霸權，美國更傾向於通過主導設立全球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規則與秩序，並結合自身在國際貨幣支付和清算體系中的壟斷優勢，通過金融制裁的方式對挑戰國進行“卡脖子”。此外，除了運用傳統的“硬實力”對競爭對手的發展加以限制，美國及其盟友還發展出了龐大的、覆蓋多個領域的跨國非政府組織（NGO）網絡，並通過這些組織發展、傳播美歐的“軟實力”。通過對跨國NGO網絡的構建、影響和操控，美國得以在“軟實力”層面進一步對競爭對手“卡脖子”。美國特色：金融控制與長臂管轄，美國看到了通過戰爭方式遏制競爭對手崛起的巨大成本和風險。因此，在登上全球霸主的寶座後，美國極力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並致力於設計一種低成本、低風險、高效率的方式來維持它對世界的影響力。美國在二戰結束後通過創建並控制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核心國際政府間組織實現了自身對世界金融經濟的低成本控制。美國在戰後先後通過綁定美元黃金和美元石油發展出來的美元霸權使得其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佔有絕對優勢。除美元的統治地位外，美國還壟斷了全球的支付清算系統。在這些支付清算系統中，至關重要的有兩個：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和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其中，SWIFT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報文交換服務機構，總部設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在其網絡中連接了1.1萬家金融機構客戶，覆蓋了幾乎所有的全球貨幣的電子報文交換，是跨境貨幣能夠順利支付清算的核心前提。CHIPS是總部設立在紐約的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統，它已成爲全球最大的國際美元清算支付網絡，承擔了全球逾95%的銀行間同業美元清算和全球超90%的外匯交易清算。美國對其他國家或主體實施金融制裁的方式主要包括四種：凍結或沒收被制裁方在美金融資產、取消或大幅限制被制裁方在國際市場中的債權和股權融資、切斷被制裁方的美元清算渠道、禁止其他非美金融機構與被制裁方進行交易。美國還可以通過認定其他國家或地區爲“匯率操縱國”的方式，對該國貨幣匯率進行施壓並迫使其對美元升值，降低該國對美貿易順差，並同時降低該國在國際貿易出口市場中的競爭力，直到美國認爲該國對美的經濟威脅消除爲止。對比美伊金融戰和美俄金融戰可以看出，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金融制裁策略和方式幾乎如出一轍，但俄羅斯通過利用自身經濟體量，以及美國與其歐洲盟友間的利益隔閡，成功地將美俄金融戰拖入拉鋸戰，並伺機突破。俄羅斯的應對方式也爲我國如何應對與美國潛在的金融戰提供了些許啓示。美國得以通過金融控制和“長臂管轄”對全球其他國家乃至個人實施威力無比的制裁的基礎，是其在二戰以來精心設計的以聯合國爲核心的全球政治體系、以美元爲基礎的全球貨幣體系和以世界銀行、IMF、WTO爲核心的全球多邊經貿體系。通過對這些體系中規則的設立、裁判以及執行施加影響，美國可以在全球政治和經貿等多個領域施加控制，將其霸權的勢力範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爲當代跨國社會組織和團體的主要載體，NGO已經將其原始的基於公益目的的職能，慢慢拓展到了參與更廣泛的國際政治議題的制定和執行層面。而美國作爲全球最積極發展和支持跨國NGO的國家，早已通過立法開展對NGO的系統性資助來影響並控制跨國NGO網絡，並利用它們向對手國民衆推廣美國的價值觀，甚至煽動“顏色革命”來破壞對手國國內的政權穩定，來輔助美國其他“卡脖子”策略的有效執行。 8、數字經濟時代的“卡脖子”。有別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數字經濟主要生產要素爲數據，不僅包括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興技術，也包括由此衍生出的第三產業。數據的無消耗性、邊際成本爲零，使得傳統經濟學理論對資源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定義無法完全適用於數字經濟。數據作爲基本生產要素，必然帶來海量信息數據，無窮盡、無實體、無疆界的大數據與有限、有形、有範圍的管制形成天然矛盾。數字經濟由平臺、數據和底層算法等融合而成，技術、標準、規則的競爭日益凸顯，同時，平臺競爭常常表現爲整個數字生態系統的競爭。網絡域名和根服務器是網絡空間主權的重要戰略資源和國家主權標誌，掌控網絡域名和根服務器，就可以控制網絡空間的物理基礎及應用發展，並以此爲基礎掌控網絡通信數據源和操控網絡空間“開關”的主導權和話語權。IP即“互聯網協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全球共有13組根服務器（IPv4體系內），其中10組位於美國，2組位於歐洲，1組在日本，中國沒有相關部署。目前進入IPv6加速改造與滲透階段，我國希望在IPv6時代不再出現上述兩個底線問題。在發展IPv6技術上，我國積極參與對話、開展積極有效的工作，最大變化是在我國大陸境內擁有了根服務器，即中國IPv6的主根。軟件和芯片是攻擊我國數字經濟技術發展的“軟”“硬”兩把劍。遭遇封堵或限制的軟件主要涉及各種操作軟件（如桌面操作軟件、雲操作軟件）、數據庫、中間件、編譯器等。相比傳統的關係數據庫，圖數據庫具有更善於處理數據之間的關係、更容易可視化展示和更充分滿足多種實際場景需要的優點。作爲承載數據資源的“容器”並能對外提供查詢和分析能力的工具，圖數據庫也變得越發重要。此對於中間件產品的功能、性能以及穩定性要求極高。在桌面辦公操作系統、關係數據庫與圖數據庫、中間件領域，我國自主可控水平大爲提升。在智能終端操作系統，雖有華爲鴻蒙邁出了關鍵一步，但我國本土公司的操作系統仍有較大差距，在美國等國家實施極端政策的情況下，終端產品的競爭力仍將遭受嚴峻挑戰，期待我國“信創”戰略實施儘快取得積極進展。儘管主權貨幣與非主權貨幣、政府與非政府、管制與市場、資本與主權之間的關係尚未釐清，但在數字貨幣領域，美國早已通過官方和非官方的方式儘可能地搶佔了區塊鏈和數字貨幣先機。伴隨着數字經濟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全球範圍內互聯網行業湧現出一大批行業巨頭，國內有BAT（百度、阿里、騰訊）及字節跳動等企業，國外有GAFA（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等企業，以它們爲代表的互聯網企業主導的平臺經濟利用資本、技術、大數據和全平臺生態逐漸建立起各自領域的壟斷地位。市場競爭在搜索引擎、電子商務、即時通信等不同維度上呈現出“加速競爭”和“固化板結”的反向發展態勢。數字經濟領域壟斷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商品壟斷，其二是技術壟斷，其三是規則壟斷。商品壟斷和技術壟斷是表象，商品壟斷影響是雙向的，規則壟斷則是話語權的壟斷，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積極倡導建立新時代數字經濟規則和制度，企圖率先建立制度和規則遊戲。一旦大規模的數字經濟生態圈建立完備後，後發國家要想共振齊飛就必須遵守遊戲法則，否則就是落後抑或被判爲“異端”。從產業結構上看，我國數字經濟整體呈現出“中間強，兩頭弱”的特點：以半導體、信息通信技術和智能硬件構成的核心層，以及數字賦能層較弱，這是當前半導體困境的現狀。而以電商與數字金融爲代表的平臺經濟發展強勁，這反映我國在數字經濟的商業應用上，具有應用場景多、市場規模大、創新阻礙小的優勢。 我們總結破解“卡脖子”的四種手段：一是自主替代；二是國際替代；三是交換制衡；四是奪取控制。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術、智能技術、星際大航海、數字新空間是未來尤其是下次產業與科技變革的戰略方向。因此，我們可以以此建立國家隊、企業隊和科研機構團隊，充分發揮各方主動性和創造性，構建產、學、研、資、政的多耦合、可持續創新體系，打破科技的國際壟斷。

這兩年中美關係日趨緊張，“卡脖子”這個詞經常出現在各種新聞，社交媒體中。大多數人知道我們被美國卡脖子，但除了AI芯片和光刻機外，我們對其他方面並不瞭解。 本書中詳細列舉了我國目前受到歐美國家“卡脖子”的多種技術，材料和產品等。讀完不免一驚，原來我們受限制的地方涉及的領域和種類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雖然我堅信只要有足夠的投入，我國最終能實現突破。但客觀的說，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通過喊口號，憑藉幾個公司，幾所院校能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個社會，從政治到經濟，從法律到教育，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才能逐步實現。並且還要一定的國際分工，畢竟像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搞定所有事情。拿光刻機舉例，美國雖然掌握了很多核心技術，但是鏡頭還是要靠德國蔡司提供，光刻膠還是需要日本提供。如果這些都要我們自己解決，達到當前國際先進水平，那資金和時間投入量之大是我們不可想象的。另外，還有關鍵點一點，當我們解決這些難題後，歐美國家通過降價售賣他們的設備或技術，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卡脖子”是強國打擊對手的一種手段，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是不斷上演的。個人覺得，突破“卡脖子”還是需要融入整個全球經濟，不能閉關鎖國，用自己的強項去競爭，讓自己變成整個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樣我們纔能有和別人談判的籌碼。而不能盲目自信，認爲自己能解決所有問題。

這是一本對“卡脖子”問題進行了全方位梳理剖析且給出了不少真知灼見意見的好書。 第一部分關於16次前後取代、大國爭霸的歷史對比分析頗具歷史縱深感。第二部分對於卡脖子具體技術、設備、產品整理，對於我這種沒有什麼專業知識的一般讀者，閱讀起來還是很有點困難的。之後關於針對卡與被卡之間博弈給出的應對之策，也是很有見地的，有些論點也是相當出乎意料的。 作者說，大國容易被卡。其實更準確說是想從追趕者變爲主導者、想從規則遵守者變爲規則制定者的大國，纔會面臨別人要卡。從技術、產品、資源到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地緣、結盟等等。所以，破卡也並非只有技術、資源這一道難題。 “當前，科技成爲“卡脖子”的熱點領域……廣泛而繁雜…其實都是圍繞人類的根本需求，即生命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社會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支撐的底層是能源和材料。把握住人類這兩條根本需求的主線，就可以梳理出人類科技的發展脈絡。”我以爲應該是能源、材料和數據算法。前兩者是已知時代的核心，後者是未來時代的核心。 算法之爭，不僅是技術設備能源人才之爭的總和，還是文化觀價值觀邏輯觀的總和。到了這個層面，卡是徒勞融纔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