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奎松
本書以1927—1937年間中國歷史上重大事件爲線索,敘述近代社會在這段錯綜複雜的特殊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在完成名義上的統一中國後,從實施訓政、實行憲政到強化軍事、國防、教育、經濟基礎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中共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實行農村武裝割據、創立蘇維埃共和國、發展壯大紅軍的艱難歷程。書稿以翔實可信的史料反映這一時期中國歷史舞臺上兩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兩個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曲折交涉,再現了自“九一八”事變後兩黨政策的轉變、中共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國共合作的實現這一清晰的歷史脈絡。
2026年第12本書 楊筆下的1927—1937年,並不是通常所謂安定發展的“黃金十年”,而是兩個政治中心、兩套國家方案同時施工的十年:南京政府忙着統一軍政、建立財政和國防體系,中共則由城市暴動轉向農村割據,試圖另造一種國家。兩邊都聲稱自己代表革命,也都認爲對方最好退出歷史舞臺;遺憾的是,歷史舞臺沒有退票窗口。本書不是簡單的國共勝負簿,而是對國家建設、社會革命與民族危機三者糾纏關係的集中梳理。 熟悉楊其他著作的讀者,會發現本書頗有“楊氏研究成果匯總”的意味。《“中間地帶”的革命》提供中共革命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背景,《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補足國民黨政策的內在邏輯,《西安事變新探》則幾乎構成全書後半部的高潮。 全書較有新意之處,是把“爭奪民主”放回內戰史。胡適等人以及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表明,當時的政治鬥爭並非只有紅軍與國軍彼此開火,還包括知識分子對人權、法治和公開政治空間的爭取。國民黨把訓政解釋爲民主的預科階段,反對者卻懷疑這所預科學校準備一直辦下去,校長尤其沒有退休計劃。楊既揭示國民黨以黨治、軍權壓制異議,也沒有把蔣寫成只會重複“攘外必先安內”的臉譜人物。 書中對蔣備戰活動的敘述尤其值得重視。整頓軍隊、聘請德國顧問、修築防禦工事、成立國防設計機構、發展重工業、改革幣制並經營西南,都說明“暫不全面抗日”不等於“完全沒有備戰”[1]。這些準備後來確實構成持久抗戰的部分基礎。不過,對此也應有所保留:備戰能夠解釋蔣的政策選擇,卻不能自動替白色恐怖、新聞檢查與軍事獨裁銷賬。抗日準備和政治壓制並非互相抵消,而是南京政權的兩張面孔—一張望着日本,一張盯着國內。 最具反諷意味的是,1928—1930年國民黨大規模清共之際,國內卻掀起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熱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近40種,列寧著作14種,僅1929年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新書便近140種。政府可以逮捕組織者,卻很難阻止觀念流通;警察封門,書商換塊招牌繼續營業,順便還借查禁做了一次免費廣告。高華對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研究也指出,白色恐怖並未消除左翼思想的社會影響[2]。這一悖論說明南京政府的統治雖嚴厲,卻遠未嚴密。 王海光認爲,楊的重要貢獻,在於把黨史由“宣教之學”拉回歷史研究[3],此評大體不虛。但本書仍偏重領袖決策、黨際關係與國家建設,普通人在戰爭、徵稅和政治動員中的處境時常退爲背景;作者又較強調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必要性,容易將民主的失約視作現代化過程中不得不付的成本。因此,這部書宜信其史料、細讀其邏輯,卻不必照單全收其結論。 參考文獻: [1] 蘇聖雄:《空間換取時間?——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佈局(1935—193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8期,2020年。 [2] 高華:《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王海光、王奇生等:《直面中國革命》,經濟觀察網,2012年。
終於又看完一本。這本歷史書詳細的介紹了從寧漢合流到全面抗日這段時期,中華大地上各政治派別的關係演化,精彩紛呈又耐人尋味,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汪精衛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爲耐人尋味,本是在孫總理的一力栽培下成長起來的,從他行爲的表象看來,似乎是挺革命的,但深入分析會發現他有幾個特點:見風使舵、爲己私利,動輒罷職出走。寧漢分流時,積極聯共,意圖依靠共產國際壯大自己與蔣介石相抗衡,後來被蔣方和唐生智擠壓,很快轉變立場;寧漢合流後,處處彰顯自己,妄自以元老自居託大,當自己政治主張實現不了時,學蔣介石離職,能威脅到誰呢?我想這不只是他政治立場不堅定、政治能力差的表現,而且更是他實際人品的見證,這比起蔣委員長來不知差了多少!所以後來他投敵叛國還美其名曰曲線救國,真是不知其臭幾何了! 二是關於蔣介石,蔣介石擺弄政治權術還是有一套的,借力打力、分化瓦解,以打擊汪精衛。以剿滅紅軍爲藉口派國民黨中央軍進駐南方各省。拉攏張學良以收攏東北軍,看似高明但實際上難以達到效果,根本上在於人心不服!加之他爲了實現他所謂的統一,對日本侵華之舉一再妥協退讓,東北淪陷、華北危機,他都沒有振臂高呼!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社會各界也有一些人認可,畢竟我們貧弱,戰則必危!但是,他既能看到日本必然後勁不足,就應當全力一戰!在天下大義面前,老百姓且不含糊,爲什麼一國元首如此畏首畏尾?我認爲,主要是因爲他心胸不夠寬廣、格局不夠大造成的!他把國家統一等同了個人權力的統一,把民族的興亡等同了個人榮辱,導致個人私慾至上的結果。不過,好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後,他能順應民意(不管被動還是主動)尋求共同抗日,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是關於共產黨的發展。我黨成立之初,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幹了一些大事,工農暴動、北伐革命等等,處處可見我黨活躍的身影,但畢竟還不成熟!沒有自己的武裝,過分信任共產國際,一些人盲目信賴國民黨,導致我黨出現了很大的危機。後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等,使黨遭受了巨大損失!我黨反思教訓,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最後走上井岡山,又在蔣介石的圍剿下走上長征之路,可以說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我黨積極響應抗日,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政治上的成熟可見一斑。我們樂意見到中華民族團結禦侮,更樂意看到一個繁榮強盛的國度!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從此以後,中華民族團結如一人打敗侵略者,成了最大的心願意志!
西安事變這個過程比較詳細,在這個大背景下,對於西路軍的覆滅就比較好理解了。
《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是一部學術質量紮實、史觀嚴謹的民國史權威著作。比以往所學習的黨建教程有更多的獨家細節性史料內容,更加客觀、詳實、全面地再現了1927年至1937年的民國曆史。
整體而言詳略得當,特別是楊奎松有研究的地方都儘可能寫清楚,史料豐富,一些覺得不重要的地方就寫的比較簡明
讀完《中國近代通史》,心中感慨萬千。距離那些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其實還不足百年。 我的祖輩都生活在河北華北平原,那片土地歷經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輪番洗禮。抗戰年月,日軍四處掃蕩,據點遍佈鄉野,普通百姓要躲避轟炸、提防抓壯丁,還要忍受饑荒困苦;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大規模兵團作戰接踵而至,徵糧、逃難成爲常態,老百姓就這樣夾在戰火之中艱難求生。無數家庭在亂世裏骨肉離散,孩童夭折,血脈就此中斷。 我的爺爺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代人在顛沛流離的動盪歲月裏苦苦支撐,能夠保全自身、守護家人,平安活下來把血脈延續至今,實屬不易。 讀懂國家宏大的歷史,再回望自己的家族過往,才深深懂得:我們如今安穩平和的生活,追根溯源,正是那一代先輩,在黨的帶領下於遍地烽火之中奮力抗爭換來的。史書上一場場宏大的戰役,一行行冰冷的傷亡數字,落到人間,便是無數普通家庭的悲歡與生死。不忘過往,才更懂得當下生活的珍貴。
南方戰場的形勢轉換,較南方戰場還要曲折一些。南京中央討逆軍第2軍團5月中首先攻下馬牧集、歸德、寧陵和民權等地。 看看這段話,凸顯出不嚴謹,沒有認真對待與校覈,由此可以推斷其中有多少是憑個人主觀在說話?可信度不夠,猶如傳說,神話,誤人子弟。
1927-1937年,共產黨人生死存亡的艱難歲月,堅決抗日-中華民族的人間正道,開創輝煌,走向未來。
還是給個一般的評價吧。作者是堅定的認爲蔣介石是抗日的,所以對其抗日主張多有強調。我個人感覺他很多描述有陰陽怪氣之調。
1927-1937 開場是國民黨分共,國共以及國民黨內部開始內戰; 結束則是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國共經過十年內戰又走向了合作。 讀這本書還是需要對民國時期的人物事件有一個大致的瞭解,否則不斷出現的人物太多,會讓人摸不着頭腦。 十年內戰,各方勢力在日本侵華的壓力下終於暫時走在了一起,真的不容易。 此前,我們對西安事變的轉折意義可能評價太高,西安事變應當說是一個導火索,真正使國共迅速走到一起的還是盧溝橋事變。 楊奎松先生是近現代史大家,其著作值得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