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1901-1912）

應該值得看一看的，清晰瞭解這個歷史

內憂外患，鬥爭艱難，變法圖強。

總算對孫中山革命的前前後後有所瞭解了！

清末民初（1901-1912年）是近代中國歷史轉變的關鍵時期。辛亥革命爲主線。

清末民初，中國政治舞臺上主要存在着三股重要的社會政治勢力，清政府、立憲派和革命派。他們各自設計了不同的社會政治方案，開展了既互有歧異又相互關聯的社會政治運動：新政、立憲和革命。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陷於絕境、立憲運動走進死衚衕時，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此起彼伏，各地人民羣衆的反清鬥爭風起雲湧，最終促成辛亥革命迎來高潮，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建立了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從此宣告結束。 但是臨時政府建立後，很快便面臨內外交困的尷尬局面。外交方面，列強始終不予承認其合法政府地位；內政方面，財政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革命方面，清政府仍控制着北部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時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時，北洋系軍事首領袁世凱內以革命黨聲勢逼清廷退位，外借清廷餘力壓革命黨讓步，乘機在“南北和談”中爲自己撈足政治資本，最終使得中華民國政權落入袁世凱之手，中國逐漸墮入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代。

來自一位完成近代史作業的理科生的奮力掙扎！ 一些淺思關於個人迷茫放諸家國曆史視角尋求新解答 ——讀《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憲和辛亥革命（1901-1912）》有感 淺就時間線論述，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韜、鄭觀應、康有爲等人就先後提出過立憲，但立憲真正爲中國官僚、士紳等廣泛關注還是在20世紀初。“採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梁氏疾呼“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他強調中國的君權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憲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爲限之道"。而爲限制君權與官權，就必明民權。故憲法與民權不可相離。然而實行立憲須“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 觀庚子事變以後，民變事件的迭起，曾經激化的社會矛盾並沒有因此事變的結束而趨向和緩，人民羣衆的自發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整個社會仍然動盪不安，但他的重要意義便在於民智的開化。而之於個人這種動盪也是具有成長意義的，不懼怕迷茫與改變，當作人生進程中的經驗智慧開化，意義的獲取代價是成長鎮痛，而其價值長遠來看是增益無窮的。 當義和團無法阻擋八國聯軍進攻時，朝廷喪失了抵抗的信心。一面下令痛剿義和團，義和團實爲肇禍之源，慈禧太后還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多次下詔罪己，卻表示願意爲庚子事變承擔責任，並號召各級政府官員直言進諫，希望他們羣策羣力。另一方面，表示要振作圖強的決心，以慈禧太后爲首的清政府在危難之中意識到，除了改弦更張，已是別無出路。這種矛盾的狀態，其實才最可怕，而無論個人還是國家，我們都要敢於去承認錯誤，承認了便是歷史性的，反之只會被錯誤套牢。尚有未來在，個人應該朝前看，一切壞的並沒有那麼壞，保有積極的心態衝消負面影響。而國家，是對後人未來的影響，負責任的明主，不會輕佻地放棄，而是審慎地決斷，盡力地力挽狂瀾。 關於新政變法，有西方列強，有“英、日勸行新政”之說。有地方紳民，“士民與政府書，意行新政”。有駐外使臣，“人心內靖，則強敵外屈，爲益尤大。”有地方督撫大臣，”宣示整頓內政切實辦法，使各國鹹知我有發憤自強之望，力除積弊之心。”有樞臣，最終促成新政上諭的頒佈正是由於軍機大臣榮祿和戶部尚書鹿傳霖的“贊成”，諭旨的文稿爲榮祿的幕僚樊增祥的手筆。在這些多方勢力的促動之下，清廷的新政改革才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1901年新政變法開始，而且爲新政變法作了大致的方向性的規定。羣衆有時是麻木的，但從歷史的大進程上來看，羣衆常常也是雪亮，不可阻擋的是變革向好的腳步。焦慮與網抑雲，只是大數據的施害，當放棄顯得更加輕鬆，這種言論便如病毒般滋長，因爲毫無成本的藉口得來全不費功夫。然而令放棄者傷心的是，放棄比直面更加痛苦，進化的意義便在於此，痛苦在篩選着國力人力。淘汰的終局——猶如閉關埋頭的清政府，發展的真相——猶如變革智識中的新中國。 關於變革的根本宗旨，強調主張作爲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綱常倫理是不可變更的，而作爲制度層面的“治法”是可變的，即可以因時制宜地調整統治政策。再次，關於變革的基本方式，堅持走一條穩健的變法道路。放諸個人，發展中，業已不可阻擋的一種趨勢形成所謂個人特性，這種特性的分析往往與國家也是一般複雜，常常多因素加以思考就會讓人有心力交瘁之感。這往往也是個人策略制定的前提，而非可有可無。人生策略類型可能有的人是屬於早早確立發展路線並在途中不停的修正，這是極爲幸運的；而有的人尚處於迷茫時期，外界契機起主導作用，然而核心一定是會趨於形成，這是成長變革中的道的確立，我們（迷茫的青年們）要善於積極思考並不畏邁步。 關於預備立憲與官制改革的挫折，新政改革是一項整體性的結構變革。也許在新政啓動之初，清政府試圖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將改革限制在傳統體制之內，但是當新政改革到了一定階段，勢必要考慮進行體制本身的改革。預備立憲就是政治體制變革的嘗試，是清末新政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權力重新配置的過程，預備立憲中有關中央與地方官制的改革、諮議局與資政院的開辦、地方自治的推行等舉措，都相應地引發了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這又直接制約了改革的進程，乃至影響到清王朝的前途與命運。就像我們迷茫便是各種矛盾衝突的集合，而打破之法在於整體性思維的結構變革，而初期往往同樣我們也會無效探索，思維本身在於碰撞，新與舊的更替，優與劣的競逐，依託於實踐，而非全然的迷茫並試圖從死水中激盪出新的人生體悟。 立憲派在各省諮議局兩屆常年會上的議政活動，是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地方民主政治的初步嘗試。這個時期立憲思潮的高漲還與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立憲思潮最能打動清政府的恰是立憲可以消弭革命的主張。立憲團體，積極參與諮議局和資政院的組建及議政活動，並連續多次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國會請願運動，將立憲運動推向高潮。但是，朝廷並沒有完全按照立憲派的意願行事，其遲緩拖延的態度與借立憲之名而行集權之實的舉措，與立憲派的憲政改革理念頗有差距，“皇族內閣”的出臺終於使立憲運動陷於絕境。請願運動的失敗，暴露了清王朝專制統治的真面目，使廣大人民羣衆，尤其是立憲派人士逐漸捨棄對政府的幻想，最終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果錯誤的朝廷在指揮就像是我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我們高漲的青年熱情，打算嘗試的雀躍姿態，常常被扼止，這是一場我所少有承認的零和博弈，消弭的不是熱情便是人性之惡。虛妄地企圖無所割捨地在人生這場運動中大獲全勝，熱情將更加快速地退卻，惟有意識到這真面目，不再人云亦云內卷躺平，內心纔可以去平靜地更好地生長。 清廷推出皇族內閣，新內閣的出臺，就其形式而言，在中國憲政史上可謂破天荒，本可大書特書，然而由於該內閣人員配置的極端不合理，充分反映了清廷集權皇族的用意，顯然與憲政精神背道而馳，因而使其民主性意義大打折扣，並進一步使全國人民，尤其是立憲派對清廷預備立憲的前途失去信心 ——皇族內閣與立憲的絕路。 帝國憲政實進會、政學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等政黨應運而生。另一方面，清末立憲政黨的建立，爲民初政黨建設和政黨政治運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組織基礎，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當然，清末立憲政黨的種種弊端及其艱難生存的境況，其實也預示了政黨及政黨政治在近代中國尷尬的歷史命運 ——立憲政黨曇花一現。 可以看出這也曾努力過的集體，終於還是轟塌了，然而歷史長河有足夠的耐心，接受着撫平着這震痛，留待後人尋味。而這後驗性的智慧獲取，便是歷史、經驗的意義，跨越代際穿透時空。我們的耐心便是相信只要一切向好有所進步，便是當下最好的狀態。用之對抗外界紛紛擾擾的洪流，迷茫階段的至暗時刻，大概便需要一些宏大歷史觀的釋然。 家國曆史的邁步中，彷彿早已給了我們迷茫的青年們一些相見恨晚的“進化“路徑：接受動盪，承認錯誤，直面痛苦，確立核心，精益思維，認清一些實情，釋然一些結果。淺見，感謝閱讀。

配合《劍橋中華民國史》 會查漏補缺， 多一層角度考量， 兩本書一種更側重宏觀敘事，情感敘述豐富，但對自身問題分析不足。 一種是從當時的清末民初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局部問題爲切入點剖析革命失敗原因，和革命問題，對列強侵略展現片面。

晚清，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命已至此，無可奈何。

像是幾個專題和在一起的學術文章，沒有根據核心人物和事件串起來敘事，所以讀了半天，有些人莫名其妙的跳出來，有些人突然就沒下文了

最後一節所揭示出來的生活方式再次被老百姓大面積採用要到將近一百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初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