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五十年

《在華五十年》是司徒雷登晚年用英文寫就的回憶錄，1954年由蘭登書屋出版。他生於杭州，父母都是美國傳教士，童年和大部分成年時光都在中國度過，先後擔任傳教士、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這本書記錄的，正是他在中國長達五十年的個人經歷。 全書大致按時間線索展開。開篇講述他的出生背景和童年記憶，以及後來赴美求學的經歷。1904年他重返中國，參與創辦杭州育英書院，1919年出任燕京大學首任校長，隨後詳細敘述了建校募款、延攬名師、創建哈佛燕京學社的過程。抗戰期間，北平淪陷後他拒絕與日軍合作，被囚禁三年零八個月，書中也記錄了那段歲月以及燕大師生的抗日活動。1946年，他受馬歇爾推薦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參與國共調停，親歷了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的過程，最終離開中國返回美國。晚年他半身不遂，1962年在華盛頓去世，而他的骨灰直到2008年才歸葬杭州，安放在父母墓旁。 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是作者作爲基督徒所秉持的“文明無國界”理念，他試圖在燕大推行博雅教育，在外交場合也努力調和矛盾。同時，他以親歷者身份見證了從辛亥革命、北洋混戰、抗戰到國共內戰乃至冷戰初期的重大事件，書中收錄了大量信函、會議記錄和政策文件，爲研究燕京大學校史、美國對華政策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提供了珍貴的一手材料。 關於這本書的評價，學界和讀者看法不一。正面來看，許多人肯定他將一所普通的教會學校辦成與北大、清華齊名的現代大學，奠定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範例。他那三重身份——外國人、教育家、外交官——也使回憶錄提供了不同於中西方主流敘事的獨特視角，尤其對1945到1949年間國共衝突的記錄具有補充價值。書中籌款時的窘迫、保護師生的細節、戰後重建的艱辛，常被人稱爲近乎殉道者的付出。 整體而言，《在華五十年》既是個人回憶錄，也是一部近代史資料集。它讓讀者看到燕京大學在戰亂中艱難成長的細節，對於理解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極有價值；同時將官方文件與私人日記並置，爲研究中美關係打開了新的側面。透過一個“生於中國、葬於中國”的美國人之眼，它提醒我們超越政治標籤去審視複雜的人與時代。當然，作爲當事人的自述，難免帶有辯護與美化的成分，最好與官方檔案、他人回憶相互印證。若以“同情之理解”的心態去讀，這本書能帶給讀者對近代中國更多維度的體認。

別了，司徒雷登？ 小時候，讀了課文，一直以爲司徒先生是“壞人”。長大了，才慢慢明白，這個世上，很少有簡單的好壞，大多不過是不同的角度和立場。 後來才知道，司徒生於華夏，大半生在華夏度過，本是一位教育家，是燕京大學的締造者。只是，他的故事和燕京大學的故事，逐漸消逝在風中。 而我，想知道，風中曾經有過怎樣的故事。 1919年，司徒先生出任燕京大學校長，並且立即進行改革，不惜重金聘請顧頡剛、錢穆、容庚、吳文藻、周作人等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在他擔任校長之後十餘年的時間裏，燕京大學發展成爲當時華夏學術水平最高的大學。雖然燕大最終於1952年在華夏高校的院系調整中被撤銷，部分院系併入北大，校舍由北大接收；可是它對華夏教育的現代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與引導作用，產生了深遠影響。” 對這樣一個人，是否可以輕易說再見？ 他爲燕京大學傾注了半生心血。“燕京大學從誕生到發展壯大所需的一切開銷，都是司徒先生及其同伴在（華夏與USA）籌集來的。籌款的過程非常艱辛，被司徒先生本人自嘲爲“高級乞討”。 他甚至跑到軍閥孫傳芳那裏。 孫問：“你們外國人爲什麼要來華夏做教育？” 司徒先生回答：“文明是不分國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過各國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進相互的瞭解。我們的目的就是學習華夏的古文化，並促進新文化的建立。” “感謝你對華夏的好意，但你來找我是爲了什麼？” “我來向你籌集捐款。” 最終，孫居然捐了兩萬美元。 對這樣的司徒先生，真的可以輕易說再見？ 他始終與華夏站在一起。 “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上街遊行，抗議日寇對中國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因拒絕與日方合作而被關押，喫盡了苦頭，直到1945年才獲釋。” 對這樣心與華夏在一起的人，真的可以輕易說再見？ 他對華夏的師生情誼推崇備至。在這本自傳中說：“在我個人的生活體驗中，師生之間的關係是最爲美好的。任何一個教過（華夏）學生的外國人，不管學生的年齡和身份怎樣，都能證明我這種感受的真實性。學生對老師的尊敬，不僅是充滿人性、真誠和熱情的，重要的是你能體會到他的自發性，這是最令人欣慰的。” 看到司徒先生如此認可與推崇我們的師生關係，我深深感動，也有點心酸。這美好的師生關係，是多麼寶貴和值得自豪的傳統！他如此珍惜；而我們自己，珍惜了嗎？ 對這樣的友人，真的可以輕易說再見？ 燕京大學的博雅塔和未名湖，至今仍靜靜地佇立在北大的校園裏，無聲的經歷風雨。而我，想讀一讀司徒先生的這本自傳，品一品那流彩的往事雲煙。

點開此書點評頁面，面對推薦還是不推薦，一時倒心生猶豫起來，這本自傳以司徒雷登的日記爲藍本，且不是出自專業作家之手，在行文中不免散枝太開，顯得拖沓之筆，即便如此，那段特殊時期的個人記錄，註定此書無法歸入“一般”，閱之寡淡無味可有可無之書。 Stuart斯圖爾特，這個具有英國王族血統的姓氏，在一箇中國出生，與這塊土地糾纏半個世紀的西方傳教士身上，被譯成了“司徒”，一個極富中國民族色彩的姓氏。 吾輩的教育，讓我們對這個名字和那個與他的名字相聯繫的時代並不陌生，甚至會在腦海中長期留下這個失敗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夾着尾巴匆匆離開這塊激情洋溢的革命大地的形象。至於司徒雷登爲何許人，他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什麼，對我們來說，除了檄文所涉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又被譯作《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恰好填補了這段我們認知中的空白。 這部回憶錄的引論部分，由胡適所寫，一個幾乎與司徒雷登經歷相仿的文人，從大學校長到特殊時期的駐外大使，所不同的是，大使胡適不辱使命，在最艱難的抗戰時期，爲他的國家爭取到了可貴的援助，幫助在戰爭中苦苦掙扎的國家渡過了最艱難的日子，終於迎來了拒入侵者國門之外的光復勝利；而司徒雷登在接受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他的運氣就沒有胡博士好了，眼睜睜地看着所援助（或幫助的隊友）如日薄西山的落日一點點在這片大地上退去，縱有十八般武藝，也迴天無術，只能平添空嘆息，這是司徒老漢的悲劇命運！ 這是一個褒貶不一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在他身上有太多的元素，一個外國人，一個外國傳教士， 一個歷史轉折期以我爲敵的頭號帝國主義大使。隨便那一樣，就足以讓國人有足夠的空間來表現自己義正詞嚴的政治正確。 五十年在華經歷大致分爲兩個部分，前半生主要在中國創立了符合世界潮流的現代學府——燕京大學，雖然在歷史的變遷中，已經被肢解，空留此名，但在我們最引以爲自豪的清華北大學府中依然留有它的基因。 在華五十年中，司徒雷登的大部分生涯是在燕大度過的，從建校之時的篳路藍縷，到日據時代的身陷囹圄，記錄了一個燕大人的足跡，在他身上有一種超然於國界之外的他鄉即故鄉的境界，熱愛棲身之處的人們，無論是貧窮還是戰亂。倘若他一生就此獻給青年的教育事業，定會獲得頗爲一致的敬意，然而1946年以後介入國共兩黨和平建國的努力，這個“外交上的小學生”的天真願望，終因被無法調和的兩黨矛盾衝突，化爲齏粉，在勝利者的眼中，司徒不免被看作拉偏架而遭受質疑，最終成爲一種失敗主義的代表。非常有趣的是，與他密切相關的那份白皮書，無論他與毛澤東在世界觀和立場上有多少千差萬別，兩人對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本質的看法是驚人的一致，也算是兩個深刻洞悉時事之人的殊路同歸。 對於如何閱讀歷史，如何看待歷史人物，想借多有爭議的司徒先生這裏的一隅之地，稍稍展開一下。 陳衡哲在《西洋史》導論中提到：歷史家的態度，是要求瞭解一切過去和現在的現象的。他可以對過去提出批評和責咎，但要明白那時羣衆的心理，給他們以相當的同情，這便是研究歷史的正當態度。 陳寅恪也有過類似的提法：對歷史“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錢穆有“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之說。 也就是說，我們閱讀歷史對以往反思評說，需要站在以往歷史的境遇中，持慈悲之心面對歷史的當事人。這或許就是閱讀此書所需的條件，正如胡適在引論中所說，根據書中所附資料，“我們可以明確馬歇爾任務的目標，至少可以部分了解司徒大使的使命。根據後續發生的事情，我們也可以明白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多麼困難，而且是先天因素決定了其不可實現的命運。明白了這些，我們纔可以對司徒博士的敘述報以同情和欣賞的態度。” 我所閱讀的這本由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出版(ISBN:978-7-5473-0460-0)的紙質書中，附有彌足珍貴的一些歷史文件，即使司徒先生所言之事都與事實不相符合，僅憑此書所列的這幾份文件，足可一窺當時之情狀。 這些文件分別是： 《馬歇爾將軍使團在華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 《伯恩斯坦國務卿的備忘錄》（1945年12月9日）， 《杜魯門總統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1945年12月15日）； 《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1946年1月31日）【《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憲法草案案》】； 《杜魯門總統關於美國政策的聲明》（1946年12月）； 《總統特別代表（馬歇爾）的個人聲明》（1947年1月7日） 這些資料客觀地展現了1945年到白皮書發表之前的各方博弈，這些歷史史料確實值得一看。 從通過閱讀，瞭解過往，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在這段不同的歷史聲音中，交際甚廣的司徒雷登，根據自己私人交往經歷，留下了很多社會名人在他眼中獨特的一面。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對那段歷史的瞭解，與司徒雷登相比是不是擁有更多國籍上的優勢呢？作爲一個歷史轉折中的親歷者記錄者，他所發出的不一樣的聲音，是不是也是一種歷史的聲音呢？ 如果你習慣於一種思維，一種聲音，讀再多的書，如同讀一本書，常以習慣的方式對人事下判斷，我不推薦你閱讀此書，讀之徒增煩惱。 最後附記一則關於白皮書：司徒雷登在書中寫道：“17頁的內容表，5頁的大事年表，400頁的敘述和641頁的附錄組成了這本書。敘述和附錄當然是書的主體，敘述部分提供了一個單方面說明，對1844到1949年6月的美中關係的文件或文件節選，以及解釋的擴展性的介紹又給說明增加了分量。”這份有關中美關係史的文件，滿滿的乾貨引起了我的好奇，網上一查，僅在老夫子舊書網上驚鴻一瞥，看一眼已被買家收購的原版書的品貌，已是最大的書緣啦！

司徒雷登的《50 Years in China》，語氣平鋪直敘情節波瀾不驚。他經歷的這5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波詭雲譎、硝煙瀰漫、炮火連天的50年。這50年見證了朝代替換、政權更迭、外敵入侵、內戰不斷、屍山血海、民生凋敝。但他仍保持着心平如鏡不渲染不煽情，這要歸咎於根植於他內心的宗教信仰、傳教士家庭背景、多年的教育訓練和修行。 他的存在本身就有極大的歷史價值。一個人能活幾個50年？有幾個美國人能在中國生活50年？關鍵的問題是：一個所謂的“壞人”裝了幾十年的好人還會是壞人嗎，遑論他創立的燕京大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啓迪民智，培養了大批院士和傑出人才？這裏應該引用語錄：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同理，一個“衆口交贊”的“好人”做了一系列的壞事還是好人嗎？無需邏輯和常識，用腳指頭想就可以得出結論。 讀到最後幾屏腦子閃現一個念頭，換位思考崔大使如何寫《Ten Years in USA》？書名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別不了的司徒雷登 ！》 ——讀《在華五十年》的撕裂與和解 1949年，毛澤東以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爲這位美國駐華大使的離場貼上政治標籤。從此，“司徒雷登”四字在中國語境中凝固爲美帝國主義的象徵，成了教科書裏批判的靶子。然而，當翻開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個更復雜的形象浮現出來：一個生於杭州、葬於杭州的美國人，一個創辦燕京大學的教育家，一個被日本囚禁四年的戰俘，一個在國共漩渦中掙扎的調停者，一個臨終前仍渴望“魂歸燕園”的異鄉人。 司徒雷登的撕裂性在於，他既是政治符號，也是血肉之軀。他的前半生屬於中國教育史——募款建校、延攬大師、推動中西學術交流，將燕京大學打造成與清華、北大齊名的學術殿堂；後半生卻因大使身份捲入國共內戰，成爲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最終被歷史洪流裹挾至對立面。這種身份的割裂，恰如他在書中自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陰都是在中國度過的……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式美國男孩。” 司徒雷登最動人的篇章，莫過於他對燕京大學的經營。1919年接手時，燕大僅有“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他卻以近乎乞討的姿態奔走於中美政商名流間，最終在北平西郊建起中西合璧的“燕園”——未名湖與博雅塔至今仍是北大的地標。他打破教會學校的桎梏，延聘周作人、馮友蘭、冰心等學者，創立哈佛燕京學社，使燕大成爲學術自由的高地。至1952年院系調整前，燕大培養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名工程院院士，更孕育了中國近代新聞業的半壁江山。 這種成就背後，是司徒雷登近乎殉道者的付出。妻子艾琳病逝後，他每日清晨去墓前靜坐；日軍佔領北平期間，他因保護師生被囚禁三年零八個月，出獄次日便着手重建燕大。他在回憶錄中自嘲“像乞丐一樣籌款”，卻將個人生活過得清貧如修士。這種對教育的赤誠，與其說是傳教士的使命感，不如說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切認同。他曾以儒家“大同”理念詮釋基督教精神，甚至用杭州方言佈道，試圖彌閤中西鴻溝。 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爲美國駐華大使，這是他命運的轉折點。馬歇爾看中他的“中國通”身份，卻未料及他的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書中記錄了調停國共內戰的挫敗：他既痛斥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軍官貪污成風，士兵不知爲何而戰”，又對共產黨的紀律性暗生欽佩；他試圖推動民主改革，卻發現自己不過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棋子。 這段經歷暴露了司徒雷登的天真。他以爲能以教育家的純粹介入政治，卻低估了意識形態的鴻溝。書中矛盾重重：一面批判蔣介石“缺乏革命理想”，一面又爲其辯護；一面承認共產黨“深得民心”，一面堅守反共立場。這種撕裂，最終讓他成爲中美博弈的犧牲品。1949年離開中國時，他帶着周恩來贈送的明代花瓶，遺囑中卻要求將其歸還——這一細節，恰似他對中國愛恨交織的隱喻。 司徒雷登的遺願是葬於燕園妻子墓旁，但這一願望因政治阻撓遲至2008年才以“杭州安葬”妥協實現。反對者稱他是“毛主席點名批判的人”，支持者則疾呼：“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這種爭議，折射出歷史敘事的弔詭：我們能否將一個人的政治角色與人文貢獻剝離評價？ 《在華五十年》的價值，恰在於提供了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視角。書中既有對國民黨的尖銳批判，也有對共產主義的本能牴觸；既有傳教士的西方本位，也有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告白。司徒雷登的複雜，正是近代中國與西方碰撞的縮影。他的失敗，與其說是個人侷限，不如說是時代巨輪下理想主義者的必然命運。 ☆☆☆☆☆：何以“別不了”？ 毛澤東的“別了”，試圖將司徒雷登定格爲政治符號；但歷史的長河中，他的教育遺產、文化融合實踐乃至未竟的遺願，卻讓中國人始終“別不了”他。燕園塔影依舊，西湖墓草萋萋，司徒雷登的故事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評價，終需在時間的沉澱中剝離標籤，迴歸人性的真實與複雜。 正如他在書中所寫：“我的靈魂與這個偉大的國家及其人民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或許比任何政治判決更持久。

我想，80後的一代人早已被高中時那篇《別了，司徒雷登》乾乾淨淨的洗了腦，司徒雷登的形象在我們腦中早已被定格爲“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於是，看完本書後我再次翻出了這篇曾經要求背誦段落的課文，說實話，對比起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種種經歷以及爲中國作出的貢獻，這篇課文現在看來確實很狹隘，近乎於潑婦罵街。我心裏很不是滋味，但在政治宣傳面前個人的感受永遠是最微不足道的。 司徒雷登一手創建的燕京大學被世界譽爲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當年，燕京大學奔往大後方和敵後根據地的學子，全部是由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決路費，甚至還要親自設宴餞行，希望燕京大學的學生無論是到大後方還是到敵後根據地，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到橋樑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北平淪陷後，司徒雷登變相地被日本人軟禁了三年多，並拒絕日本人對燕京大學的資助。政治的歸政治，感情的歸感情，司徒雷登先生對中國的感情及其爲這份感情所付出的一切，不應該被中國人選擇性失憶。在解放戰爭時期，身爲雙重角色和情感的他一旦涉足政治，就得爲自己所屬的政治團體服務，所謂“人處政治，身不由己”，司徒雷登先生身處這種政治鬥爭、國家利益、情感傾向等多方面的撕裂當中，其精神痛苦不言而喻。就在他彌留之際，他還想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將骨灰葬在燕園，這無疑流露出的是對中國、對燕京大學的一種深深不捨，這是能裝的出來的嗎？可有人認爲凡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就應該永世不得翻身。中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面對人家的“湧泉”之恩，我們“滴水”回報也沒有。直到1986年中央才勉強同意可以將骨灰葬在杭州。司徒雷登，中國欠你一句“對不起”。

提起“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會想他曾經是中美關係史上的風雲人物。其實與司徒雷登在華的漫漫50年曆程比，“大使”經歷不過是其中短短兩年。 19世紀70年代，一個美國傳教士帶着他的妻子遠渡重洋，在中國的杭州落腳，這個人便是司徒雷登的父親。1876年，司徒雷登年在出生杭州，11歲被送回美國上學，借住在親戚家。受父母影響，司徒雷登及其兩個弟弟在美國讀完大學後，都先後來到中國當了傳教士。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那裏任教，他在那裏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爲一名教育工作者。1915年他回美國時，當時的總統威爾遜在白宮召見了他，向他了解中國及中日關係等情況。那時候，美國基督教會決定將幾所教會大學合併成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舉爲校長，1919年1月他赴京上任。司徒雷登說：“爲了尋找校址，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從籌資金、建校舍、聘名師、招學生開始，司徒雷登在中國創辦了世界知名的“燕京大學”。如今美麗的燕園還在，只是早已更名爲北京大學。從1919年到1952年，燕京大學培養的人才數不勝數，陳寅恪、鄭振鐸、錢玄同、費孝通、顧頡剛、張友漁、埃德加·斯諾等一衆名師留下的印記，是燕京大學的榮耀，也是司徒雷登的榮耀。 從傳教士到教育家再到外交家，司徒雷登大半生時間都是在中國度過的。1962年9月，86歲的司徒雷登在美國去世。他在遺囑中寫道，“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爲鄰……”希望自己能魂歸中國。《在華五十年》是司徒雷登的回憶錄。閱讀這本書，對我們更多的瞭解司徒雷登其人以及他經歷的那段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雖然司徒雷登只擔任了3年的外交官，但是因爲其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緣故，他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中國人視作“美帝國主義”的代名詞。這對他來講是不公平的。從血統上說，司徒雷登是純粹的美國人，可是在司徒雷登本人看來，他卻是一箇中國人，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中國度過的，親歷了這個古老民族嬗變的痛楚，他早已融入這個民族之中。

這個老頭的故事，即使不是和中國有關，他的生平也應該被中國人知道。他和非洲的李文斯頓、阿拉伯的勞倫斯（目前我只知道這三個人），是每個時代都需要都稀缺的人才。他在中國長大，後來回到中國教授的是希臘語課程。現代西方文化的根基都在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中，而他又主動加持了中文！這樣的人，很少能讓一個普通人在他身邊人中找到對照。除非，自己成爲他。他前半生創辦燕京大學，70歲以後成爲美國駐中國大使，74歲暈倒在火車車廂廁所裏，離開大使職務。他一輩子好像真的是爲了中國而生，我從他上任駐華大使開始，暗暗寄希望於他做更多改變歷史軌跡的事情，多麼貪心。當你改變不了大局和頹勢的時候，他作爲一個美國人，用他的前任說過的話說“坐在一個豪華包廂裏看歷史劇。”其中包含無力、自己的渺小還有歷史劇中幼年低級的殘暴。從司徒雷登這個角度看近代史，現在看分析評價還是非常冷靜理智客觀的。最優解可能司徒雷登沒有想到，因爲他也沒有走出失敗的陰影，我一點點可以面對墜落墜落再墜落的失重感。史實不會朝着好的一面發展，也不是朝着壞的，吸取前人自大自狂的毛病，感謝司徒雷登。

我8歲失去慈愛的母親，繼母很暴虐，鄰居阿姨的弟弟“小文”目睹過我被打，後來跟我父親說讓我放學後去他工作的新華書店幫忙（9歲的小女孩能幫什麼忙呢），對我而言放學後可以在那裏待到爸爸下班再回家，讓我避過了很多毒打。更重要的是養成了我終生受益的愛閱讀習慣……初中畢業儘管成績優異但我想盡早工作去上技校，他又無言買了《約翰克里斯朵夫》送我，在扉頁上就題寫着這句話“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那還是80年代，我完全不知這句話的出處。但由此被激勵發奮學習，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上大學遠離傷害改變命運。很多年以後，第一次知道這句話是燕京大學校訓，禁不住號啕大哭！……那一刻才意識到被親人遺棄的殘破青少年時期，一直有陌生人溫潤的護佑，而我當時在自己的掙扎裏，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孤僻沉默的人，很多年裏說話不超過十句，卻默默推動了我人生的向好轉折。 斯人已逝，餘溫綿長，而我竟然從未有機會對他說感恩，唯做一個像他那樣的陌生人。 一再讀這本司徒雷登的傳記，更真切地理解了勞改犯“小文”叔叔溫潤的沉默。 也彷彿重回那些書架後安靜讀書的美好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