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知遠主編
《東方歷史評論》第3輯選取了十五位中國傑出青年曆史學人,希望從他們的訪談和代表作裏找尋這個時代的“志氣”。如果說民國時代的歷史學者面對的挑戰,是讓史學擺脫經學附庸的地位,成爲近代的歷史學,那麼我們今天的挑戰則是擺脫階級和革命史觀的敘事,創造一個更新的,同時也還原一個曾經的歷史學。
回到2013年,當時的青年學者可謂「百花齊放」,不同出身的學者(編輯甚至給草根 / 民科作者以位置),不同在專業研究的學者不抱功利的目的,讀者則可以通過他們的成果(書中的代表短文可以管中窺豹)來了解多元的世界和歷史問題。如果現在重訪這些作者,他們會認爲「這個世界更好了嗎」?
看目錄大多是陌生人,內容卻出乎意料地好。照例摘抄一段: “不只是共產主義革命從法國大革命開創的革命傳統中得到靈感,法西斯主義同樣如此。無疑會令很多共產主義者惱怒的是,孚雷把法西斯主義也界定爲一種‘政治革命、革命激情’。雖然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具體目標不同,彼此仇恨——儘管也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都試圖改造世界、實現人的再生,都堅信擔負某種歷史使命和歷史必然性,都毫不猶豫地用暴力貫徹其政治意志。”
採訪模式單一,可以學習到的是很多好的治學方法。
很受啓發,特別是在研究視野上的突破!
這本書是以許知遠爲主的採訪記者對70後、80後歷史學者的採訪記錄以及學者們的一篇歷史研究文章組成。因爲是採訪和歷史短文,所以信息是碎片化的,但這些碎片化的知識非常專業,很好地填補了我們歷史知識上的空白和疏漏。
看到書名時,不知爲何聯想到張鳴的作品,本以爲會是一本鍼砭時弊的歷史評論集,作爲讀物倒是合適。翻開書才發現並非如此——書中主要內容是對新生代歷史學家的深度訪談,再附上這些學者發表的相關文章。鑑於我不習慣隨意放棄已打開的書,便囫圇吞棗般瀏覽了一遍,另一個讓我堅持讀完的原因,或許是主編許知遠的名字。 令我印象深刻的觀點有三處: 其一是陳遠提出的“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他指出,西方人從宗教信仰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中國人則從歷史經驗中尋求智慧與認同。這種對比頗具啓發性,將歷史提升到民族集體意識的核心層面。 其二是昝濤關於土耳其民族主義的文章。文中提到凱末爾時代的歷史學家爲構建民族主體性,宣稱“人類最早誕生於中亞,而中亞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甚至提出“土耳其人將偉大文明傳播至全球,中國文明的基礎亦由土耳其人奠定”。其論述邏輯荒誕卻典型:聲稱中國最早的居民分爲兩支,一支是本地土著,另一支是來自中亞的“高貴階層”,作爲“文明創造者與戰士”統治中原;更荒謬的是,認爲中國歷史上持續遭受的侵略“皆源自土耳其人”,且“甘肅數百萬現代中國人仍保留純粹土耳其血統”。最搞笑的是他們認爲“伏羲出生在中國甘肅。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進入到此地,並定居下來。”從而暗示伏羲是土耳其人。這種牽強附會的民族主義敘事,令人聯想到韓國某些“發明全世界”的論調,以及近日某網紅在蒙古被灌輸“蒙古人發明了牛仔褲和象棋”的鬧劇。 其三是丁三筆下滇緬公路的修築史。二十餘萬各族勞工在極度匱乏的物質條件下,以血肉之軀替代機械,僅用九個多月便鑿通這條抗戰生命線,讓仰光港的物資得以經昆明輸入內地。今日回望這段歷史,不禁感慨:任何時代的偉大史詩,底色終究是人民的血汗與脊樑。 其餘內容大多未能引發共鳴,唯崇明的《革命的終結——論孚雷的革命研究》另闢蹊徑。文章通過對法國史學家孚雷理論的剖析,抽象化地解構了革命的歷史意義與侷限性。雖然其立論艱深、行文晦澀,卻讓我對“革命”這一概念有了更立體的認知。
第6代歷史學人,比較熟悉看過著作的有唐小兵、昝濤、張宏傑。從本書中論文看對李裏峯、馬建標、馮筱才的研究比較感興趣。
本書的形式是訪談+論述,即大致瞭解作者的履歷和研究背景後,再閱讀其作品。訪談中會問及不同學者同一個問題,諸如“談談你心目中的理想的歷史寫作”,用一本書或一段話概況我們生活的這個歷史時期等等。由這些問題可窺探不同學者的關注點和治學風格。就內容而言,對於書中研究革命、土改、戰後韓國、五四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土耳其民族主義、滇緬公路修築的幾位學者尤其感興趣。此外,“一個曹操,各自表述”和“明末清初傳教活動中的耶穌形象”也頗有意思。
每一位學者主攻的方向都不一樣,雖然有些問題我不太感興趣,但是能拓寬一點知識面也挺好的。(《二戰一代的歷史學家》所涉及的人物幾乎都不認識,[裂開]。) 有兩篇文章觸動較大,準備打印存稿。
這裏面的歷史學家都是比較年輕的,他們的觀點有些我看起來挺有意思的。 不過大部分還是糾結於一些比較小的東西,那這種碎片化的東西並不是我所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