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果麥經典）

我在前面已談到，長沙臨時大學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學奉教育部之命聯合而成的。這三所大學就是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大學的校長成立校務委員會，教職員全部轉到臨時大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長沙復課，註冊學生有從原來三個大學來的約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從其他大學轉來的二百二十名借讀生。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圖書雖然有限，閱覽室卻經常座無虛席。但是民國二十七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後，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飛機把長沙作爲轟炸目標之一。在長沙久留是很危險的，結果臨時大學在第一學期結束後，經政府覈准於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遷往昆明。 從長沙西遷昆明是分爲兩批進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名左右男生和少數教授，他們組織了一個徒步旅行團，從湖南長沙穿越多山的貴州省一直步行到雲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約合一千一百六十哩，耗時兩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約有八百人，從長沙搭被炸得瘡痍滿目的粵漢路火車到廣州，由廣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到海防，然後又從海防搭鎮越鐵路到達昆明。他們由火車轉輪船，再由輪船轉火車，全程約耗十至十四天，視候車候船的時日長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學生則留在長沙，參加了各種戰時機構。 搬到昆明以後，“長沙臨時大學”即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因爲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適的房子容納這許多新客，聯大當局決定把文學院和法商學院設在雲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聯大開課時，四個學院的學生總數約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間，文學院和法商學院由蒙自遷回昆明，因爲當地各中學均已遷往鄉間，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間問題已不如過去那麼嚴重。這時適值聯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師範學院，真是“雙喜臨門”。五院二十六系的學生人數也增至二千人。 二十八年九月間，聯大規模再度擴充，學生人數已達三千人。聯大過去十個月來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剛好容納新增的學生。抗戰結束時，我們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職員以及三千學生。多數學生是從淪陷區來的。他們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線才能到達自由區，途中受盡艱難險阻，有的甚至在到達大後方以前就喪失了性命。 中國人與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沒有什麼糾紛，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基督教與以兵艦做靠山的商業行爲結了夥，因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個宣揚愛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爲侵略者的工具了。 慢慢地人們產生了一種印象，認爲如來佛是騎着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說是決定一生榮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啓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只有以啓發理想爲主，培養興趣爲輔時，興趣才能成爲教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上正因爲她有偉大的吸收能力，中國才能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歷經滄桑而屹立不墜。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能夠不隨時吸收外國因素而可維繫不墜。我想這是不必歷史家來證明的。西方各國文化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和相互影響，彰彰在人耳目，無庸爭辯 中國人只想把外國因素吸收進來充實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他們絕不肯放棄自己的思想體系而完全向外國投降。 中國人憑藉容忍的美德，對於無法吸收的任何思想體系都有巧妙的應付辦法。他們先吸收一部分，讓餘留的部分與本國產物和平共存。因此億萬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納了外國的思想文化，成爲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處，互不干擾。 中國之學人，以儒立身、以道處世，近年以來加上了一項以科學處事。美國本年六月份《幸福》雜誌，以幽默的口氣，謂臺灣有人對美國人說，臺灣的建設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問什麼叫鬼子，則笑謂洋鬼子。 中國卻一直不斷地在吸收外國東西，有時候經過審慎選擇，有時候則不分皁白，亂學一氣——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築、思想、風俗習慣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過程多半是不自覺的，很像一棵樹通過樹根從土壤吸收養分。吸收養分是成長中樹木的本能，否則它就不會再長大。 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事實上也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卻不肯等她。西潮衝激着她的東海岸，氾濫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並且很快瀰漫到黃河流域。雖然她最近鬧了一場嚴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喫一點比較重要的食物。 到了一九〇二年，胃口最佳的學生已爲時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爲新生的一代的口頭禪。他們革命的對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識上的各種傳統觀念和制度，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在這班青年人看起來不過是舊日文化的骸骨，毫無值得迷戀之處。他們如飢如渴地追求西方觀念，想藉此抵消傳統的各種影響。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北京的學生運動，北大教授所強調的科學和現代民主觀念，以及胡適教授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自覺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開端，這種努力在過去只限於工業和政治方面。這次自覺的努力比較更接近中國文化的中心，同時中國文化史也隨之轉入新頁。因爲中國正想藉此追上世界潮流。中國文化把羅盤指向西方以後，逐漸調整航線，以期適應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後五十年內，它在保持本身特點的同時，亦必將駛進世界未來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進。 我們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強，我國的文化亦將愈見豐富。中國的現代化工作愈廣泛徹底，則與中國國民生活結着不解緣的貧困和疾病兩大禍患亦將隨之逐漸消滅。在這一方面，我認爲現代化運動和西化運動，即使並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爲現代化運動旅始於西化，而且已經毫無間斷地向前邁進。中國無法取此而舍彼。 中國思想集中於倫理關係的發展上。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只是因爲它們有時可以作爲行爲的準則。《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着手，然後才能致知。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爲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於知識方面的。討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從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因爲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離開此目標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我一度鼓吹髮展理智，結果徒勞無功，原因不言而喻。這些古希臘人物和他們的學說對中國有什麼用？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裏，自然科學的價值只是因爲它們能夠產生實際的用途。古希臘哲學家離現代自然科學太遠了，他們還有些什麼實際用途呢？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用途是欣賞的，但是對爲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卻不願領教。中國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學以致用”。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爲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產物。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於直接的實際用途。我們不像古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討；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別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不過較諸古希臘時代更進步而已。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爲導向的明燈。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滯不進，就是因爲我們太重實際。 中國人的生活就是一種樂天知命的生活。中國哲學的目標是安定。求進步？算了吧——進步勢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討。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只是因爲她根本無意於此。 道德家觀察大自然的目的在於發現有利倫理道德的自然法則。科學家觀察大自然則是爲了發現自然法則，滿足知識上的興趣，也就是爲知識而求知識。中國所吸收的現代科學已經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籬，近代中國學人正深入各處探求真理。他們的思想愈來愈大膽，像一隻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揚帆前進搜尋祕密的寶藏。這種知識上的解放已經使年輕的一代對某些傳統觀念採取了批評的態度，對道德、政治和社會習俗予以嚴厲的檢討，其影響至爲深遠。年紀較大的一代憂慮寧靜的道德樂團將被致滅。惋嘆太平盛世漸成過去，年輕的一代則爲建築新的知識之宮而竟日忙碌。 世界各國的文化奠基於不同的宇宙觀。中國人所想的是一個道德的宇宙，並以此爲基礎而發展了他們的文化。古希臘人所想的是一個理智的宇宙，也以此爲基礎發展了他們的文化。今日歐洲人的道德觀念導源於基督教教義——一個上帝所啓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國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則所啓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天國，中國人卻只想建立一個和平安定的王國。 有人說過，基督教思想是天國的或神國的，中國思想是爲人世的，古希臘思想是不爲人世的，換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導人類發現自然法則的就是這種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則是現代科學的基礎。有了現代科學，然後纔有現代發明。這種不爲人世的思想在科學上應用的結果，如果說未爲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定，至少也已爲世界帶來繁榮。 道德宇宙不可能產生理智宇宙的果實，理智宇宙也不可能產生道德宇宙的果實。科學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園成長，在基督教教條或中國的道德觀念之下，不可能產生任何科學。 科學的發展有賴於人們全力以赴，需要對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夢寐以求的熱忱；並且有賴於不屈不撓無休無止的思維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無論身心，均須不辭勞瘁，愈挫愈奮。換一句話說，科學是人的整個靈魂從事知識活動的結果。僅憑玩票的態度，或者偶爾探討大自然的奧祕，或者意態闌珊，不求甚解，絕不可能使人類榮獲科學的桂冠。 一片新的知識園地將與新的道德觀念同時建立起來，以供新中國富於創造能力天才的發展。我們將在儒家知識系統的本幹上移接西方的科學知識。儒家的知識系統從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發，而以人與人的關係爲歸趨；西方的科學知識系統也同樣從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發，但以事物本身之間的相互關係爲歸趨，發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與理智宇宙將和在西方一樣在中國平行並存，一個保持安定，一個促成進步。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覓得中庸之道。 大自然是中國的國師。她的道德觀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築於大自然之上。中國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隨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詩人的責任是追隨自然；科學家的責任則是控制自然。中國年輕一代在西方文明影響之下，已開始轉變——從詩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賞轉變到科學的自然研究。中國此後將不單憑感覺和常識的觀察來了解自然，而且要憑理智的與科學的探討來了解自然。中國將會更真切地認識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國家臻於富強，使人民改善生活。 這許多特性湊合在一起時，英國的民主政治才成爲可能。因爲民主不是抽象的東西，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進國家的所有特長。翻開英國的憲政史，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偏執、迫害、腐敗和殘忍的史實。許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經爲民主犧牲。英國實行民主的經驗的確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恢復過去的光榮，但是我們的文化卻始終在走下坡。因爲環境已經改變了。唐代文化賴以滋長的肥沃土壤，已經被歷代禍亂的浪潮沖刷殆盡，但是我們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滅亡的覆轍，轉向在藝術、科學、軍事、政治、衛生、財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現代文明國家如美國等學習，我們或許會發現唐代的光榮將有重臨的一日。

有幸，能一本一本的讀到大師的作品，一部緩緩敘述的中國近代史，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塊土地，他告訴我們千年百年來，千百年間我們坐擁何種文明底蘊，也坦誠道出我們的缺憾與不足，更指明我們應當奔赴的前路。文學不朽，精神長存，大師風骨萬古長存。

南渡北歸知道這位北大歷史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蔣夢麟（1886年－1964年），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曾參加科舉考試並中秀才，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並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蔣夢麟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祕書長，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49年去臺灣，1964年在臺北病逝。蔣夢麟一生致力於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長期間，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羣治，以補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張上，蔣夢麟認爲教育的長遠之計在於“取中國之國粹，調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標準，立問題”，以培養“科學之精神”、“社會之自覺”爲目標。主要著作包括自傳體作品《西潮》、《新潮》、《談學問》、《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

生於1886年，所以他的童年是傳統家庭、私塾、人情社會、科舉、小農經濟、傳統婚姻習俗。它們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字材料，而是他的切身經歷。然後晚清結束了，五四運動來了，民國來了，數不清的戰爭來了，現代化來了，新中國成立了。他的中青年見證了中華文明最近三千年經歷的最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以傳統秩序爲主體的社會，被猛烈地推入了現代世界，或者至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都經歷了強烈的精神衝擊，觀念轉變幅度之大，用“思維重構”來形容也不爲過。那一代知識分子，看到的也不僅僅是東西方軍事和技術力量的代差式鴻溝，也意識到了機器背後的科學，科學背後的教育制度、思維方式，還有現代工業背後的法律、經濟和政治制度。傳統的中國社會並沒有被西學擊潰和替代，反而在無數人的思考中嘗試和西方文明融合，作者看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中國的結合和成長，看到的是中國人不再是晚清的傳統國人，也沒有變成基督教文明下的西方人，而是融合成了同時兼顧傳統和現代思維的新中國人。所以書名《西潮》是如此的恰當，潮水來襲，吞沒沙灘，但又會吐回沙灘，重塑沙灘，反反覆覆，但沙灘始終還在，依然還可以作爲整個民族的文化基石。西潮帶來了西化，卻沒有帶來中國的西方化。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談到了儒家思想中“善”和“平衡”在西方文明中的缺失，而今天我們也逐漸看到了這些缺失對西方文明發展造成的弊端。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問題，但在文化融合和平衡的藝術中，的確有兼顧左右的考量，很多人也看到了全盤西化的不良後果。中華文明長存至今，沒有斷絕，恐怕也與此不無關係。作者接受美國現代教育、參與新文化運動、主持現代大學，又親歷民國政治和抗戰，但他沒有把傳統社會簡單地作爲現代化必須清除的反面來書寫，他將這些中華傳統看成爲新中國人必不可缺的部分，是西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作者的一生證明，一個文明的現代化未必意味着它必須先殺死自己的過去。

《西潮》是北大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的一部自傳，講了他出生，求學，出國深造，工作的人生歷程，表達了他對教育，政治以及中國未來發展的一些看法，有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很有現實意義。 蔣校長在文中談到教育問題的時候說到“教育如果不能啓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只有以啓發理想爲主，培養興趣爲輔時，興趣才能成爲教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看看我們今天的教育，有的時候是不是也有點捨本逐末？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帶領北大師生和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一起南遷，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中，在敵機的轟炸中努力求學，物資短缺，交通閉塞這些困難都沒有減緩學生們求知的腳步，時至今日西南聯大傳承的精神都令我們感到由衷的敬佩。 蔣校長在談到中國近代史西方對古老中國是影響時也說到“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南方的門戶，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和洋貨。但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學的種子，終於轉變了中國人對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國曾經抵抗、掙扎，但是最後還是吸收了西方文化，與一千幾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過程如出一轍。”他希望將來中國能夠克服自身的問題，倡導民主和科學，走向民族富強，並在國際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給世界帶來和平！今天的中國已經如蔣校長所期望的那樣，正在朝着民族復興的道路不斷前進！

學者著書立說，傳播着精神思想及歷史見聞……好喜歡，希望多有這樣的書發行出來。生而有涯，書和愛無涯也～～

一部關於蔣夢麟先生的自傳、回憶錄……一段關於知識分子放眼看中國、放眼看世界，尋求自己和民族出路的歷程……那是理想與希望、意志與信仰、自強與進取，它們互相交匯，互相融合，不能分離。

一個時代的親力者，觀察着，對於那個時代獨一無二的見解和想法。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論是非對錯，最終都將在輪下碾過。我們作爲後世的觀察着，透過作者的眼睛和文字，精神上和意識上去感受一個時代的變遷。世界的歷史必然是血淋淋的，不光我們中國，任何國家的繁榮穩定都是經歷無數的戰爭和衝突之後才能達成意識的統一，之後再去潛心發展。以今天的眼光看過去，就像未來者以未來的視角看如今。我們能做的一方面是認真瞭解那個時代的真實狀況，另一方面則是以古爲鑑，更好的把握當下的時代紅利，爲時代的發展輸入屬於自我的人生價值。

最近在廣播CGTN聽到西潮的英文版。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先用英文寫成，再譯回中文。蔣夢麟用西方人的邏輯和幽默感，把中國大歷史講得清晰透徹，被評價爲“像坐在篝火旁聽一位睿智長者講故事”。它不僅是個人的奮鬥史，更被視爲一部微觀的中國近代轉型史。 聽完英文再來看一下一下中文對照，發現翻譯其實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果然只有這種精通中英的大家才能把兩種文字運用的恰如其分，這種娓娓道來的傳記小說，是我的心頭好！👍

《西潮》這本書也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聽到的。遂有了念頭去閱覽這本書，最開始微信讀書上並未上架該書，倘若叫我購置紙質書本，一方面在於現階段廣義上是寄居旅外，有諸些不便，另一方面已購置許多書記，囊中羞澀了。在中國，過年類似於候鳥的一次遷徙，回家過春節成爲了中國一次大的人口短暫的遷徙運動，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回到了闊別許久的老家，正巧微信讀書上架了本書，當然這也是後話了。 我的家鄉是一個山村，目之所及皆是青山綠水，耳濡目染遍及鄉土人情。回到了老家的恬適生活以及與和兒時好友短暫相見，與心中所思所念之人的相談，與親朋好友的寒暄，這都更讓我無法靜下心來使用微信讀書閱讀了。凡人重果，菩薩畏因，如是而已!世間之巧在於偶然機會聽到本書而又發展爲偶然得到該書。 得到本書也是自己獨自一人的時候。於是乎，就花費了近半星期將本書閱讀完。正如作者自序中所提，《西潮》可以看做是作者的自傳。其中主要講述從清末到新中國統一這100餘年的歷史見聞，只是以作者的視角看待這100餘年的諸多變化和改變。其中從民國時期對日本文化的嚮往到後來探索西方的文化。前文都在描述清政府的過往以及留給後人的教訓，最後一部則是作者獨具視角的談及中日文化的對比以及留給讀者的一些思考。 於中日文化之對比:日本最早文化吸引起源於中國，然日本學習到的並非正統。舉例來說，中國之於“忠、恕”而日本吸收於忠，然影響深遠的“恕”則未提及。中國文人在於包容，心懷若谷，而日本雖學到了“忠”，卻有些睚眥必報，基因充滿着“賭徒”性質。再如，日本自唐朝吸引的佛教文化，中國人對待佛在於庇佑和心靈的慰藉；而日本文化在於對佛的要求，它把佛當成一個個體一般。 其次，《西潮》本書透露的觀點在於中國當時是被迫於西化。民國時期中國人由日本文化苦苦求索，最終追根溯源到西方的文化。在比較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些對比:西文化重理，不那麼追求實用價值，而在於探索；中國文化，可以說是大部分中國人深受中庸之道的影響，注重道德與實用，萬事都要在道德的基準上進行評判，要趨於常理，但這也往往會使得作繭自縛。 人生就是不斷地在失去，也在不斷地得到。失去伴隨着感傷，隨着時間的沉澱。混濁，最終甚至遮蔽了時間的流動。得到夾雜着欣喜，享受着自己付出努力和愛之後，反饋回來的更多的愛和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