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的覺醒：從財富原點再出發

全新的財富理論，將財富劃分爲三大類：農業生態財富、工業硬財富和軟財富，分析各類財富特點：農業生態財富的源泉受制於地球表層生態環境、動植物生長規律、人們的生理需求等約束，其增長前景是有限的；同時認爲工業硬財富源泉因爲受到地球非生態資源和人們的需求限制，其增長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識產品、信息產品、文化產品、金融產品及服務爲代表的軟財富增長空間是無限的。在農業生態財富和工業硬財富的領域，無視供給和需求約束，盲目擴張生產必然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環境不可持續等問題，只有大力發展軟財富，增加新供給，才能不斷優化供給結構、創造新需求，引導經濟進入供給、就業、需求、創新互相促進、不斷優化的良性循環。

有一些想當然的論述！財富是一種權，可以調用這個世界資源的權！而不管什麼樣子的財富，最終都要落到實體世界！沒有實體世界支持的一定坍塌！

供給側的覺醒：從財富原點再出發 滕泰 141個筆記 ◆ 引言 供給側改革，從財富原點出發 >> ，面對忽略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潛力、供給結構、供給效率，忽視要素貢獻、要素報酬與財富公平分配等誤區，我們不得不從供給側回到財富的原點，致力於圍繞五大財富源泉開展相關研究探索。 >> 從經濟學思想史的角度看，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中就從勞動的供給質量和勞動力的供給數量角度分析了制度和社會分工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之後，熊彼特以“創新理論”解釋經濟增長過程，認爲生產技術的革新是驅動經濟螺旋式發展的核心力量，認爲技術和制度的破壞性創新（Detruptive innovation）纔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庫茲涅茨則更多地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經濟增長，並將經濟長期增長要素歸納爲人口增長、生產效率提升、經濟結構升級、社會結構轉變等。上述理論無一例外地從“供給”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並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上述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現：20世紀80年代的制度改革開啓了中國經濟的“斯密增長”模式主導的時代，而20世紀90年代以後持續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投入換來了“庫茲涅茨增長”爲特徵，兼具“熊彼特增長”的時期 >>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逐步適應與改革中，宏觀管理的思路更多是計劃性的，以各種規劃、計劃、產業政策作爲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接替了政府的計劃之手，順理成章地成爲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第一次系統的需求管理政策始於1993年到1996年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適度從緊”。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中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期，宏觀總需求之手頻繁出擊，然而非但沒有熨平週期，反而放大了中國經濟的顛簸；不但沒有拉長週期，反而使經濟週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每一輪“油門”踩下後，都遺留下大量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腳“剎車”踩下去，都造成高利貸氾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股市暴跌。進一步講，每當經濟政策着眼於總需求和短週期管理，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的忽視。 >> 新供給主義認爲，農業生態財富的源泉受制於地球表層生態環境、動植物生長規律、人們的生理需求等約束，其增長前景是有限的；同時認爲工業硬財富源泉因爲受到地球非生態資源和人們的需求限制，其增長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識產品、信息產品、文化產品、金融產品及服務爲代表的軟財富增長空間是無限的。在農業生態財富和工業硬財富的領域，無視供給和需求約束，盲目擴張生產必然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環境不可持續等問題，只有大力發展軟財富，增加新供給，才能不斷優化供給結構、創造新需求，引導經濟進入供給、就業、需求、創新互相促進、不斷優化的良性循環。 未來的新供給和新需求在什麼地方？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他的社會服務業。爲什麼是軟財富？這五大軟產業的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辦教育也好，拍電影也好，雖消耗很少的地球資源，但是主要的財富源泉是人類的思維和人類的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財富領域在美國經濟中佔79%，而在中國只佔49%，差30個百分點，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 對那些硬財富的製造業怎麼辦？要通過轉型升級，在傳統硬財富製造業上培育更多的軟價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更新供給結構，大力發展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金融產業及其他社會服務業等軟財富行業，同時在傳統硬財富製造業上培育更多的軟價值。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喫着農民種的糧食，而幾乎全世界的農業都是被補貼的對象一樣，未來的硬財富製造業的價值也必將走向同樣的命運—全美國的人都開着底特律的汽車，而且汽車裝潢、汽車金融、汽車廣告、汽車4S店都掙錢，只有造汽車的底特律經濟一片蕭條。那些真正賺錢的汽車製造商，比如奔馳，他們認爲自己賣的不是汽車而是藝術品，只是碰巧它會跑；最有前景的汽車製造商特斯拉賣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環保和時尚。 >> 從長期來看，需求端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並不是財富真正的源泉，它們僅僅是價值實現的條件，供給側的創造財富的能力，纔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管理五大財富源泉纔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未來中國“庫茲涅茨增長模式”仍然能夠延續，但應該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長”，並通過深化制度改革，重啓“斯密增長”，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湧流，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 第2章 如何戰勝經濟週期 >> 如何戰勝經濟週期爲了熨平經濟週期，維持經濟的持續均衡增長，各國紛紛出臺各種各樣的反週期政策，有的從需求側發力，有的則從供給側着手。 >> 週期的本質：需求側vs．供給側馬克思和凱恩斯都曾在社會總需求的週期性變化中尋找週期的原因。馬克思認爲資本家擴大再生產的衝動、工人需求能力不足會造成周期性的商品供給過剩，並形成經濟危機。凱恩斯則把經濟週期性波動歸因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流動性偏好、資本邊際效益遞減等三大社會心理問題所造成的消費不足、投資不足及社會總需求不足。 >> 馬克思認爲，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會堅持擴大再生產，而工人在被剝奪剩餘價值的過程中逐漸貧困。最終，產品越來越多，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卻沒有能力購買，結果產品相對供給過剩。這一理論從財富分配的角度解釋了社會總需求階段性不足的必然規律。當財富分配機制有利於提高大部分人口的需求滿足程度時，社會總需求上升，財富和經濟處於上升週期；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體系只能提高少部分人口的需求滿足程度、更多人口的購買力需求下降時，則社會總需求不足、產品相對過剩，經濟的下降週期必然來臨。 >> 在財富沒有向全社會擴散以前，尤其是在以中產階級爲主體的“紡錘形”社會財富結構形成以前，財富結構和財富分配體制的確是造成早期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本質原因。事實上，儘管西方國家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但是它們在培育中產階級、建立完善福利制度、向富人徵稅並向窮人轉移支付等方面，的確採納了馬克思的主張。 >> 新供給長週期長週期理論始於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人們甚至把五六十年的經濟週期稱爲“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康德拉季耶夫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產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週期非常有規律，基本上每過五六十年就有一個長週期：前面三四十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後面二三十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事實上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本質上是由於技術和制度變革引起的供給長週期。 >> 從影響新供給長週期的原因來看，技術革命週期與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最接近。比如：第一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787年到1842年；第二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842年到1897年；第三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898年到1946年；第四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946年到1990年，主要是指電子、通信、化工技術的發展，除了1990年開始的這一輪新的經濟長週期所能持續的時間還沒有得到驗證之外，基本上前四次技術革命週期都對應着一個五六十年的經濟長週期。 >> 這樣看來，熊彼特等人提出的“以技術創新解釋世界經濟長波”的理論就比較有道理了。關鍵問題是：爲什麼這種長週期恰恰是五六十年一次呢？這種五六十年一次的長週期究竟是一種歷史的宿命，還是時間上的巧合？每一次技術革命的成果都需要一定時間在社會上進行推廣。技術革命成果推廣的過程就是財富創造能力提高的過程，往往對應着向上的週期。當一種技術革命的成果在大部分國家基本推廣完畢後，各國財富創造效率的提高就會放緩，這時候如果沒有新的財富創造手段出現，往往就會出現較長時間的財富緩慢增長。 >> 階段，財富創造效率的提高、放緩的過程就對應着供給成熟和老化的階段。如果技術革命成果的推廣和擴散時間就是經濟和財富長週期，那麼，每一次技術革命成果的所需要的推廣時間是不是均等的呢？爲什麼一定是五六十年呢？ >> 具體地分析，技術革命成果的傳播時間主要取決於幾個主要因素：技術革命本身的量能大小，制度決定的技術傳播速度，地理和人口深度、跨度、梯度。 >> 生態財富時代，週期性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實際上是環境承載人口能力達到臨界點的表現。每一次環境臨界點出現，就會迫使一部分人口到更艱難的環境中去拓展生存的空間。在中國、在印度、在北非、在中東、在歐洲，人們逐漸從最適宜種植的地區向遠離河流湖泊的山地、森林拓展。由於拓荒速度始終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每隔一段時期，一個社會就會要麼爆發內戰、要麼對外發動戰爭，然後就是人口死亡、瘟疫傳播，從而使人口與土地之間重新達到平衡。 >> 在黃河流域，西漢時代開墾的荒地達8億畝，唐代則超過14億畝。到唐朝，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逐漸開發完畢。明清時期則進一步向嶺南、西南、西北等地區拓展。新中國成立之後，主要是在嚴寒的東北和西北的草原地區進行了大面積的耕地拓展。目前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已不足兩畝。就算在西北地區完全沒有灌溉條件、乾旱少雨的黃土高坡深山中，也有人維持着低質量的生存。更由於農業歷史較長，土地開墾過度，目前中國的森林覆蓋率不足22%。而農業社會歷史較短的歐洲森林覆蓋率則達到30%以上。 >> 技術革命週期新技術提高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能力，豐富了財富創造手段和財富形態。每一次技術創新都帶來一波財富增長的高潮，而當這種技術的財富效應遞減，則又會使財富增長顯著放緩。 >> 硬財富革命以後的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對應着一個財富長週期。第一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787年到1842年，主要是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革命。從1787年到1816年，紡織業革命的財富效應，從英國本土逐步擴展到歐洲早期工業國，再到美國、南美洲、印度、中國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1816年以後，第一次技術革命的財富效應開始遞減。 >> 第二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842年到1897年。以蒸汽機、鋼鐵和鐵路技術的傳播和使用爲標誌，深埋在地球深處的鐵礦石、煤炭成爲人類財富和效用來源的重要構成部分。當蒸汽機、鋼鐵完成了對海上運輸工具的改造，又在美國、德國等國家鋪上了縱橫全國的鐵路之後，這次技術革命的財富拓展效應開始遞減。第三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898年到1946年。以電氣、化學、汽車工業的發展爲標誌，煤炭、蒸汽、石油等產生的熱能被轉換成電力、動力成爲人類效用和財富新的源泉；人類的日常用品更多來自石油、煤炭、鋼鐵等。人類從非生命世界所得到的效用和財富總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生態財富總量。第四次技術革命發生在1946年到1990年，主要是指電子、通信、化工技術的發展。第四次技術革命是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延續，對微觀粒子運動特徵的深入利用是這一次技術革命的本質。對電磁波、光能、各種有色金屬的效用特徵進行發掘，以及半導體技術、化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財富形態進一步擺脫了原始的生物需求，向更高層次的需求結構演化。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農產品佔富國財富的比例已經降低到10%以下—這在幾百年前的生態財富時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第五次技術革命從1990年開始，主要包括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新材料（納米）技術、生命基因技術、空間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等。目前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已經產業化，併成爲人類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後幾種技術革命逐步形成人類財富的主流形式，全球纔可能真正擺脫經濟衰退，開始新的上升週期。 >> 在以中產階級爲主體的紡錘形財富結構形成之前，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受到重視。比如，計劃經濟國家在建立初期，都曾經因爲徹底消滅了產品相對過剩的週期性危機而驅動財富穩步增長。在中產階級成爲消費主體之後，凱恩斯主義的調控政策得到更多重視。“二戰”後，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因爲採用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而從一定程度上熨平了週期，支持了財富繁榮增長。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發展到一定規模以後，總需求管理的重點就是貨幣管理。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後，貨幣主義思想大行其道。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在應對經濟週期性波動中一直是美聯儲在唱主角。 >> 在這種反週期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的階段。 >>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由於長期執行凱恩斯主義政策，人爲地擴大需求，忽視了決定財富創造能力的供給因素，造成西方國家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稅收負擔上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遭遇石油危機、壟斷力量抑制競爭等現象，結果導致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滯脹”局面。1980年，美國通脹率達到13.5%，而實際的GDP爲-0.2%。美國的傳統供給學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 >> 傳統供給學派認爲財富增長取決於勞動力、資源和資本的供給和有效投入，主張鼓勵儲蓄和投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消除不利於生產要素供給的因素。供給學派主張大幅度減稅，大量削減社會支出，停辦非必需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計劃，降低津貼和補助金額。 >> 20世紀80年代初起，以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爲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採納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併成功走出“滯脹”的泥潭。撒切爾政府將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變爲私營企業；減少各種稅收，減少企業壓力；取消了物價管制委員會，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將以前的國有福利性質的公寓式大樓進行了出售。 >> 新供給主義週期理論看懂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只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會自發地實現，而是因爲相對供給過剩、“供給老化”“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等原因，隨時可能中斷。一旦上述原因造成“供給不能自動創造自身等量的需求”，整個宏觀經濟就會偏離均衡，經濟增長速度也會放慢，甚至出現長期經濟下行。 >> 爲了讓宏觀經濟恢復均衡，讓經濟增長回到潛在經濟增長水平，各經濟學派分別從所有制和收入公平分配、刺激總需求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改革主張，而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經歷過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和近二十年的總需求管理之後，只有依靠新供給主義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改革，才能讓中國經濟重新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均衡狀態，並恢復增長的活力。與馬克思把經濟衰退的原因歸於私有制和市場本身或凱恩斯主義把經濟衰退的原因歸因於需求不足不同，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經濟週期性衰退的原因在於供給結構老化。因此新供給主義戰勝經濟衰退的有效辦法既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產業政策，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而是“更新供給結構、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結構調整和經濟改革措施。 >>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技術和產業的演進、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供給與需求循環往復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週期波動的主要力量。從供給端和供給結構變化出發，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可以劃分爲四個階段：（1）新供給形成階段：當新供給隨着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供給和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週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2）供給擴張階段：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給開發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不斷提高。（3）供給成熟階段：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湧向新供給領域，則供給數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趨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增速回落。（4）供給老化階段：過剩供給短期難以消化，過剩產業資本沉澱不能退出；老化供給不能創造新的需求，造成總需求持續下降；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整體將陷入蕭條期。 >> 源：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在沒有計劃手段或行政干預的自由市場條件下，在新供給形成階段，供給能夠創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在供給擴張階段，1個單位的有效供給，能夠創造n個單位的有效需求；而在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供給創造需求的效率逐漸降低，直到供給老化階段1個單位的有效供給只能創造1/n個有效需求。在新供給形成階段和供給擴張階段，新供給不但能夠自動創造需求，而且所有產品銷售收入最終都會變爲要素報酬，而資本、勞動和資源等要素報酬要麼轉化爲消費，要麼形成儲蓄並轉化爲投資，形成新的需求。 >> 然而，一旦一種產業的生產技術普及到一定程度，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形成產能和產量過剩，不但原投入的生產要素報酬不能及時回收，而且大量生產要素無法充分就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過程就會中斷。如果一個經濟體中大部分行業處於新供給形成和供給擴張階段，這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提高，整體運行趨勢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較多行業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這個經濟體的活力就會下降，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降低，整體運行趨勢就會向下。 >>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任何一項社會主流技術和主流產業，早晚都會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無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抑或是通過計劃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週期和供給老化問題。同樣，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有太多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的產業，那麼無論是刺激需求還是五年計劃，都無法改變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反之，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吸收部分過剩產能，但長期可能反而進一步鼓勵了過剩產能擴張，可能加劇供需矛盾，阻礙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並且削弱經濟的自我循環能力。而五年計劃或經濟史上的產業政策，除了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之外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在實踐中，真正有效應對經濟增速下降的辦法是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儘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爲了刺激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是通過“放鬆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復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供給與需求動態均衡的打破屬於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技術擴散和產業生命週期密不可分。生產過剩是相對的，階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隨着資源逐步向新產業領域配置而消解。當宏觀經濟從供給到需求的傳導過程遇到阻礙時，既不應當用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如產業政策去徹底破壞市場機制，也不應當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人爲擴大舊產業和舊經濟的總需求，而應當通過“放開新產業供給約束、減少新經濟供給抑制”的方式，爲市場釋放新供給創造條件，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最終通過經濟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調整，讓經濟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恢復“供給與需求的自動平衡機制和最終均衡狀態”。 >> 從人口與勞動、資本與金融、資源與產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入手提高“發動機”的運轉效率，才能開啓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週期！ ◆ 第二篇 供給側的財富源泉 >> 財富增長的三個歷史規律財富革命出現在人口價值受到懷疑時在公元1500年以前的農業生態財富時代，每增加一個勞動人口，世界就多一份農業產出。所以從公元元年到公元1500年，亞歐大陸的GDP隨着它們的人口增長而穩步增長，並且人均GDP也穩步增長。這表明，在農牧業生態財富時代，人口增加是財富增加的主要源泉。 >> 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貧困陷阱”和資本儲蓄“雙缺口”階段，消費品不足、資本不足、儲蓄不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人口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億迅速增長到8億，絕大部分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嗎？

結果是對的，邏輯是湊字數的，就是本國生產外國消費得經濟循環將要打破，要建立內循環，所以要從供給端提高生產函數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與以往的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有所不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經驗得出方向性結論。創新的理論，還要在未來的實踐中不斷完善。         正如作者所說：“理論是抽象的，而現實則是豐富多彩的。 的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偉大改革實踐，並不是由任何經濟理論或改革理論推動的，而是億萬中國人從貧困走向溫飽、邁向小康的長期奮鬥過程。在這個偉大的實踐過程中，國外的經濟學者們大部分都在主觀想象和推測中試着解釋中國的經濟現實；而中國的很多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卻往往試圖從外國人的眼睛中找到我們怎麼辦的答案—顯然，這兩種嘗試最終不會成功。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以前是靠我們自己，以後也必須靠中國人自己。”         改革和創新，永遠在路上。對於國家，企業，個人，都是這句話。

本書很好的說明了中國過去的發展和歷史中出現的問題。綜合全球各國的發展，理論與再走的結合，創造性的提出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從供給側解決問題，不再盲目相信國外的理論，自信相信中國的問題需要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清晰解釋了供給側的深層次含義。 不同意書中把食品漲價解釋爲非全局性通脹非濫發貨幣引起的觀點。

有些啓發，但是有些東西似乎也是顯而易見的？從供給側分析社會經濟發展是不錯的方向，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也很對。總體看來給中國經濟開出了對的藥方。

供給爲服務需求，需求需要供給，互爲因果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