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計劃經濟容易偏科。 歷史就是“一旦形成了所謂的歷史，那麼真正的歷史可能就被完全掩藏了。” 《中國近代史》摘要： 清朝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問，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哪一種沒有官吏做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里，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裏。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爲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復中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中華民族的大難關，因爲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爲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爲什麼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爲他們自己不要徹底，大部分因爲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 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佔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爲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爲戰略戰術不如人。 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 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爲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等。這些地方可以分爲兩類：蒙古等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攻了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英、法聯軍直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爲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他們做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人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爲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才能進攻大陸。 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爲高麗可以做敵人陸軍侵略中國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做敵人海軍侵略中國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裏，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佔，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從未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從未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地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末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爲日本一縣。中國當然反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得好，因爲這正是中、俄爭伊犁的時候。中國無法，只好把琉球作爲一個懸案。 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只圖通商和傳教。 戰敗以後而求和，喫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 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爲友，爲聯盟；利害衝突就成爲對敵。 李鴻章雖千方百計地請求他們的援助，他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且愈願意付出代價。同時他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裏，中、日戰爭無論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他們反可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在內。 俄國看見德國佔了便宜，於是調兵船佔旅順、大連。俄國說爲維持華北的勢力均衡，併爲助中國的方便，不能不有旅順、大連，並且還要修南滿鐵路。中國也只好答應。我們費三千萬贖回來的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又奪去了。俄國還說，他是中國唯一的朋友！俄國的外交最陰險：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以後他在東北既有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及大連、旅順，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於是英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及長江流域的優越權利，法國要求租廣州灣及廣東、廣西、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要求福建的優越權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門灣。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國都答應了。這就是所謂瓜分。唯獨美國沒有提出要求，但他運用外交，使各國不完全割據各國所劃定的範圍，使各國承認各國在中國境內都有平等的通商權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 這種瓜分運動就是甲午的敗仗引起來的。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爲什麼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 外國人在中國不但通商佔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 在十九世紀以前，與中華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國，基本勢力不及中國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中國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 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爲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梁啓超是康有爲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清政府，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裏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爲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啓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遭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學說是對的。 武昌起義以後，一個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清政府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政府自己瓦解的。 在上了軌道的國家，政黨的爭權絕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內戰。軍隊是國家的，不是私人的。軍隊總服從政府，不問主政者屬於哪一黨派。但是民國初年，在我們這裏，軍權就是政權。辛亥的秋天，清政府請袁世凱出來主持大政，正因爲當時全國最精的北洋軍隊是忠於袁世凱的。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所以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與這個緣故有關。我們說過，在太平天國以前，中國並沒有私有的軍隊，有之從湘軍起。湘軍的組織和精神傳給了淮軍，淮軍又傳給了北洋軍，以致流毒於民國。不過湘軍和淮軍都隨着他們的領袖盡忠於清政府，所以沒有引起內亂。 野心家知道中國人民鄉族觀念至深，從而利用之，以達到他們的割據企圖。 嚴格說來，歷上古與中古中西各自成一個世界、一個文化系統。自歐亞直接航路發現以後，第三者的阻礙成爲不可能，其介紹亦成爲不必要。自十六世紀到現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東西的融化，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全世界的歐化。 歐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臘，其次是羅馬，最後纔是西歐，愈到後來愈離中國遠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國家有了相當的成熟，歐洲的歷史始入海洋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正與歐洲相反：中國的發展是由北而南的。 中國的史家雖大書特書漢唐在西域的偉業，其實這不是中華民族的正統。中國的政治勢力、文化及人民渡長江而逐漸佔領江南以及閩粵，這一路的發展纔算得我民族事業的正統。 在歐洲歷史未入海洋時期以前，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把提倡海外發展當做政府的大事業。西人來中國者多半爲個人的好奇心、利祿心或宗教熱忱所驅使。他們的事業是私人的事業；他們沒有國家或民族做他們的後盾，就是歐洲中古最著名的東方旅行家——馬可·波羅——並未得到任何歐洲政府的援助。 個人冒險而到海外去奮鬥的，不但可以發大財，且得爲國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實信徒。這種人的運動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們在歷史上發起了、推動了一個不可抑遏的潮流。 凡來通商的無不尊中國爲上國，而以藩屬自居。在藩屬方面，他們進貢以表示他們的恭順；在上國方面，我們許其貿易，並不因爲我們利其貨品或稅收，“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這是雙方條件的交換。因此，倘番邦偶不恭順，我們就“停市”。這是當時中國國際關係的理論。在此理論之上，我們設了各種法規，其中最緊要的是貢有定期，舶有定數。但是久而久之，這個理論及法規都成具文，其結果是貢舶其名，通商其實，甚至外人不到貢期或全不進貢的也來做買賣了。 據西人的記載，中國沿海的居民無不樂與外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儘管要閉關，士大夫儘管倡攘夷，平民能做買賣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統治階級亦無可奈何，即清高者不過罵一句“奸商”或“漢奸”以了之。現代如此，十六世紀早已如此。在中外商業的開闢之過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許多時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這種互助當做狼狽爲奸看，其實君子反自然，商民順自然。中國士大夫對“商”沒有正確觀念，所以中華民族在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之中有時不免自作孽了。我們的傳統觀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 原來澳門面積甚小，與內地的交通僅靠蓮花莖一路，倘有衝突，中國只須抽退工人，斷其接濟，就“制其死命”了。這是中國官吏在十六世紀從經驗得來的一個極省事而又極靈效的“馭夷”祕訣。葡人移居澳門等於把生命財產搬進一個葫蘆裏而讓中國看守葫蘆口。 在十七世紀末及十八世紀初年，外商只能從各口彼此競爭佔點便宜。最初他們側重廈門，後來側重寧波，最後側重廣州。康熙十五年(1676)以後，中外通商實際只有廣州一口，因爲廣州市面較大，官利的貪索亦比較有分寸。 廣州嚐了專利的滋味以後，絕對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英商復想到廈門及寧波的時候，廣州的官吏及商人聯合起來，在北京運動。他們達到了目的，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廣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點。 從十八世紀中葉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於廣州且限於廣州的十三行。 馬氏的外交失敗是由於中西的邦交觀念之不相容。我們抱定“天朝統馭萬國”的觀念，不承認有所謂“國際”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則步步地推演出國際生活及其所需的慣例和公法。馬氏的失敗證明中國絕不願意自動地或和平地放棄這種傳統觀念。因此中國外交史有一大特別：除康熙親政初年外，中外曾無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居上，外國居下；鴉片戰爭以後則反是。 倘若英國的工業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國的工業在十八世紀就能大量地輸入中國，那麼英商無須鴉片來均衡他們與中國的買賣。那麼，中英可以不致有鴉片戰爭，只有通商戰爭。那麼，我民族可以不受鴉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們的農民家庭附屬手工業的崩潰又要提早百年。換言之，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逃避外來的壓迫的，除非我們的現代化也提早百年。

看完紙版的兩本《晚清最後十八年》再來看《中國近代史》剛剛好。《晚清》講的是歷史事件，《近代史》在綜合歷史事件上再加以評價反思，再得出結論，個人尤其喜歡近代史，很多觀點跟我不謀而合。真心覺得，歷史是需要反思的，不是說我們無論對錯都要反省，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進而提升自己。結合百年之中國，願我們國家民族越來越團結一致、繁榮昌盛且國泰民安！ 以下摘抄原文我很喜歡的幾段話，也是以便我自己時常翻看容易些： 1. 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着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 2. 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纔是民族的致命傷。 3.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4. 徒然恢復中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中華民族的大難關，因爲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 5. 嚴格說來，民衆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礙之一。 6. 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爲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他們做帝國主義者的傀儡。 7. 我們現在以爲他們的事業不夠，可是我們如知道他們的困難，我們也不批評他們了。 8. 無疑地，經過三十餘年的革命，我們的民族意識大有進步。無疑地，這民族意識是我們應付世界大變局的必需利器。

一下午閃完了… 首先書友說成書原因後我搜了一下這本書的誕生背景，本書是包含在藝文研究會組織出版的"藝文叢書"系列。藝文研究會是經蔣介石撥款成立的，汪精衛領導的，陳公博和陶希聖負責運作的。也就是，這本書就是國民黨文宣組織的作品。即，要符合當時國民黨的"自主理論""反對共產黨"，造成輿論，可戰可和，還有就是全面西化，工業化。 其次，這本根本不是史學作品，最早蔣廷黻報告而成。所以在書裏，根本沒有什麼引用史料，也沒有名詞註釋，也就是說讀來特別通俗的原因。 最後，本書把洋務運動的失敗歸咎於現代化的不徹底、沒有全盤西化，而不是揭示士紳地主階級傾向維護自身統治而非革新的階級本質、資本主義勾結官僚資本共同壟斷經濟遏制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弱勢，其實看412武漢與南京經濟鬥爭，武漢慘敗就能看出原因。 本書，沒有看見外國資本和中國統治階級的勾結共同蠶食腐朽着中國政治和經濟，同時用大量篇幅論述沒有政治侵略屬性的資本"投資"並非帝國主義，認爲在那種官員與外國財團勾結謀私的情況下要"正確"看待並利用"有利"的外資。 這就是爲賣國當買辦背書，賣國有理。

想了想還是推薦。很適合我這種小白建立近代史的主線，他一直在追問一個問題，中國爲什麼沒有及時完成近代化，主線很清晰。最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我：不要只用忠奸、愛國賣國來理解近代史。林則徐不是完美英雄，琦善也不是純粹奸臣。鴉片戰爭不是幾個好人壞人的故事，而是一個傳統帝國面對近代世界體系衝擊時，認知、制度、軍事和外交全面落後的結果。 下面說說我讀得不舒服的地方： 1.作者過於強調清朝不懂近代國際秩序。鴉片戰爭既有中英貿易制度衝突、外交觀念衝突，也有英國維護鴉片戰爭利益和帝國擴張的因素，清政府的閉塞和誤判加劇了失敗，說英國剛開始主要是爲了通商利益把戰爭主要責任推給清政府，我覺得不是很合理，淡化了鴉片貿易和帝國主義侵略性。 2.作者批評林則徐，說他不懂世界大勢，不懂英國實力，不懂近代外交和軍事差距。但我還是覺得他是傳統體制內最優秀的一類官員，只是沒有超出傳統帝國應對近代世界的上限。我覺得作者近代化史觀太強，對清朝人物的評價有時過於“是否懂現代”這一單一標準。 3.好像只要清政府開放通商，戰爭就可以避免。即使清朝更開放，中英之間權利不平等、鴉片利益、條約要求、司法管轄權等等問題，仍然可能引發衝突。 我再去讀讀《天朝的崩潰》，希望有更深的理解。

這本書有兩三句經典語錄： 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國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游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 當我看到這些句子時，我感覺很興奮，因爲初中做歷史卷子時看到過這些話，對它們印象深刻，我立刻就辨別出它們了。 這本講述近代史的書，看法和論據還是相當新奇的。因爲只憑借我們初中課本教材的學習，會覺得這本書的觀點太不可理喻了。作者竟然認爲琦善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一代外交總長、林則徐有名無實。 林則徐是“剿夷”派的代表，他來到廣州強制禁菸，但他也是高度認爲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俯視西方各國，禁菸的過程中也完全不瞭解西方的外交方式，以古代對付邊疆民族的方式，如火炮製對付西方國家。 而這隻會激化雙方的矛盾。在禁菸的過程中，林則徐漸漸瞭解西方先進的工業科技，並吸納。但他處於清朝整個的文化環境，爲了保全自己的名譽，他沒有公開地提倡學習、改革。因此，有作者在文中一直慨嘆的：中國晚了20年，若使咸豐、光緒的改革提前20年置於道光，中國官員能早早意識到世界格局的變化，處於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林則徐沒有盡到義務，他沉默了。 而相對的，一直被我們冤枉的琦善，同樣是清朝的高級官宣，“撫夷”派的代表。他放下身子，深入西方生活中體味對方的科技、軍事，知道中國遠落後於西方，絕對打不了對方。因此，主張割地、賠款，（遠低於戰敗後的割香港、九龍，2000萬銀兩，開放五個城市）。 此外，琦善還以平等、尊重的外交方式同西方國家交往，相對於同時代的衆大臣是巨大的進步，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儘管琦善才是我認爲的“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太懦弱了，他不相信中國還有希望，因此完全不追求自強。使國家晚了整整20年！ 具體的侮辱西方代表的內容我就不具體記了，中國太傲慢無禮了，傲慢的我不想去留意回憶，是我們的恥辱。 顯然，中國的官場文化及政府的決策是很值得體味學習的。文化的強弱體現的是我們民族、國家的強弱。 我以爲現代的我們、新中國的我們中國人，也同清朝的民衆沒什麼大的差距，他們有的缺點，我們還有。正如李光耀經歷中國網民對他的質疑，他認爲，中國正承擔世界未來的重要角色，而中國民衆顯然還沒有做好成熟的世界公民的準備。“這顯示出嶄露頭角的是一股未成熟的力量。” 後續再補

《中國近代史》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史是滿含屈辱與血淚的抗爭史！ “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與強敵”，道盡了近代中國的困境！ 19世紀前中西無邦交。經濟自給自足的“天朝上國”認爲西洋是不知廉恥的外夷！ 18世紀末，英國派馬戛爾尼大使爲促進中英友誼來華，試圖改變中國苛刻的通商制度，但最終發現和平交涉的路不通。 英國發現鴉片買賣能攫取中國更多的白銀，而道光則派林則徐赴廣州禁菸，鴉片戰爭勢所難免。 直隸總督琦善審查中外強弱、權衡利害輕重之後。明白當時中國的戰鬥力遠不及英國，主張撫夷。但中英雙方皆一意主戰。清廷戰敗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 鴉片戰爭的失敗，根由是落伍，但軍事的失敗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在失敗後還不力圖改革。不改革使中國現代化進程再延遲了20年。林則徐雖然明白應該以夷制夷、以夷器治夷器，但他看重自己的清譽勝於國事，不肯公開提倡改革。 《南京條約》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清廷和民衆卻認爲失敗是因爲沒有讓林則徐來一場硬仗。於是剿夷派又抬頭。直至英法聯軍進攻廣東，攻大沽口，清廷又被迫簽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之後洪秀全企圖建立新王朝，進行民間自救，最終以失敗告終。因爲洪秀全的志向不在建立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立新朝代。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中國舊式的民間運動不能救國救民。 曾國藩領導的士大夫運動救了清政府，但清政府並不能救中國。曾國藩一方面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守舊，恢復中國固有美德，這是對中國近代史的大貢獻。 中國近代史上一共有四次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的方案。 一、恭親王奕訢及文祥領導的內外合作、以求自強運動。恭親王奕訢及文祥定方針：以夷器夷法制夷，實力不夠前，謹守條約，以免戰爭，因爲自強非短期能實現。 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諸人也有着同樣的認識與教訓。李鴻章寫給恭親王及文祥的信中有這麼一句話：“欲學習外國利器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至此中國開展了一步一步向前進的自強事業。清廷聘請外國軍官訓新軍，創新水師，江南機器製造局，船政學校，派學生赴美留學，成立北洋海軍等。 但中國要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化不可。而曾國藩、李鴻章等著人不徹底，不能救國救民。他們不徹底的原因是因爲他們自己就不徹底，時代也不容許他們徹底，士大夫階級與民衆皆守舊。 甲午戰爭的失敗，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奕訢、文祥，本想一面避戰，以圖自強，但是時人不允許。時人對自強事業多方掣肘，對邦交好輕舉妄動而誤國。 二、康有爲輔助光緒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2次救國救民的運動。 甲午戰爭的失敗，引發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 李鴻章領導的自強運動僅限於物質方面，而康有爲旨在變更政治制度，改君主立憲，以其民主精神及維新事業得以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比自強運動更西洋化、現代化。但最後以西太后囚禁光緒帝，康有爲出逃，戊戌六君子被被殺，宣告新政失敗。制度變革雖失敗，卻點燃了思想啓蒙的火種。 三、拳匪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3個救國救民的方案。朝廷中也有很多頑固分子是愛國的，他們想借助義和團扶清滅洋。1899年5月25日，西太后向各國同時宣戰，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佔天津，逼近北平。清廷被迫簽訂《辛丑條約》。拳匪運動是反對西洋化的、近代化的。拳匪運動與第1個、第2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開歷史的倒車也註定了它的失敗。 四、孫中山總理提出的民族復興方案是第4個救國救民的方案。孫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兼顧方方面面，因爲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一月之內十三省相繼獨立，清政府滅亡。打倒了清政府，就掃除了民族復興的障礙。但在建設新國家時，要面對民主內在的障礙。民國初年，軍權就是政權，大大小小的軍閥割據中國15年。1926年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貫徹孫總理的遺教，這是中華民國曆史上的大分水界，跨時代的史實。 孫先生的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成爲引領國家上軌道的方法。全國在向近代化的大道上邁進，中華民族走在復興之路。 中國近代的4次探索，印證了唯有順應時代潮流、立足民族根本的道路才能救國救民！

《中國近代史》 第一次拜讀蔣先生的作品，簡明易懂。中國近代歷史是屈辱的，列強在完成工業革命後，都想掠奪、瓜分中國，獲得利益，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使我們國土喪失，使積貧積弱的中國人民深受火熱之中，滿清政府閉關自守，愚昧、無知、落後、自大最後導致兵戎相見。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看近代史回顧，使我深深覺得故步自封，死路一條，只能捱打，任人宰割。開放、發展、強大才能擁有自尊。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捱打，歷史不可忘記。開放、發展纔是壯大之路，合作共贏纔是強國之路。

T：20240412 對於近代史的瞭解真的少之又少，與這本書的相遇是在去了南京旅遊後，就是有種迫切的想法想去看看近代史，就開始翻閱了這本書。猶記得學生時代看到的近代史，那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被世界各國列強瓜分、割地賠款，簽訂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在蔣先生的筆觸下，對近代史有了更多的瞭解。 中西大變局的起始—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蔣先生書中說在此之前西方是沒有將海外發展當作政府的大事業，在此之後國家的富強以及靈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業的成敗。在紀錄片《大國崛起》中，就看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靠着航海和海外事業興衰更替，只要誰在航海上佔領優勢，國家就變得很強大和富有，十五世紀後歐洲列強靠着航海事業迅猛發展，而彼時的中國卻發展變得緩慢，依然保持的政治觀念，以天朝自居，“一統無外，萬邦來朝”。 英國一開始本想用軟的方式來與中國通商，好好與中國說話行不通，那就開啓了硬的方式—武力的方式。以輸入鴉片爲起，讓中國大量白銀流出，正如《國富論》提到的貿易順逆差，出口大於進口是順差，出口小於進口是逆差，在兩國貨幣幣值不變的情況下，逆差國的財富便會流入順差國，英國藉此賺的盆滿鉢滿。還有中西的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更爲可惜的是在鴉片戰爭失敗後，我們還並沒有力圖改革，那纔是民族的硬傷。其實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敗後不懂得反思，還繼續固步自封的話，這纔是最可怕的。 跟隨者作者的筆伐，看到了中國近代史中所呈現出來許多歷史人物，以奕忻、文祥、曾、左、李等諸疆吏大臣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自強救亡運動；甲午以後，康有爲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拳匪運動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是近代史上第四個救國救民的方案。面對着內憂外患的中國，他們力圖改革，奮發圖強，望民族得以復興。 閱讀了這本書之後，在學生時代接觸到歷史中極其誇讚林則徐是民族英雄，而琦善被怒罵爲賣國賊。通過最後附錄關於琦善一些敘述當中，就發現他在他那個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是先進的是破時局的，可惜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的先進理論思想是佔少數，而不被他人所理解，被怒罵爲賣國賊，而是他根據當下清廷局勢下選擇和議。蔣老師對琦善的評價更爲客觀與公正：“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爲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 最後的感受莫過於我對康熙這位皇帝更想了解，文中說到了：因此中國外交史有一大特別：除康熙親政初年外，中外曾無平等邦交的日子。可見康熙皇帝是比較開明的態度，在軍備上不遺餘力，在外交上則不爲過甚。還有對他好奇和喜歡的是，在《書簡閱中國》就是講到了曹寅與康熙皇帝之間事情，康熙每次閱曹寅的奏書都會畫上一朵小紅花，因爲曹寅的媽媽是康熙的保姆，所以康熙和皇帝兩個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也纔會有專屬於曹寅的一朵小紅花。再結合這本書，就不由自主的更加喜歡這位康熙皇帝了。

19世紀的中國所處危局是真正意義上的千年未有之變局。屢戰屢敗的挫折喚醒了一部分中國人，以奕忻、文祥、曾、左、李等諸疆吏大臣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自強救亡運動，曾造成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但總的結果上失敗了。蔣先生評價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政治家。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圖以積極的方法應付之，用他的原話來說: “我們現在以爲他們的事業不夠，可是我們如知道他們的困難，我們也不批評他們了。時人多怪他們以夷化夏，多方反對。加以事權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沒有整個的計劃，事業的成敗要靠主辦者個人的勢力。”

近代中國的屈辱的歷史，不僅有租界，同時還有一些不平等的條約，比如鴉片戰爭之後的《南京條約》。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禁菸運動讓當時的外國勢力有一定的懼憚，但是由於當時的清政府的不作爲和當時社會的黑暗，當時的鴉片已經荼毒了中國大部分人的精神以及當時政府的無所作爲，依然是無法挽救中國的近代史，從而當時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在《南京條約》中除了割地賠款還有商業貿易以及港口，讓中國的領土完整權以及貿易和其他的權利都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讓中國人民也都感到了憤怒，同時也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的愛國心。這雖然是一種弊端和不平等，但也激起了中華民族的意識的開始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