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雲：回憶錄四部曲之一

《澄澈池泊裏的昨日雲影》《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是我在2025年下半年的閱讀中，幾乎滿足了我目前爲止對“將個體生命的印跡鐫刻於大歷史的側影之中”一類書籍全部期待的一套書。 鼎公於近古稀之年動筆，將此回憶錄視作自己“最後一本書”，發願要“爲生平所見情義立傳”。而 《昨天的雲》，作爲四部曲的第一卷，記述着他在1942年離開家鄉前的少年時代，這裏有童年、有家人、有宗族，也有再也回不去的故鄉。當歷盡滄桑浮沉的老者重新以少年的目光打量二十世紀初，與其說是在書寫“歷史”，不如說是，歷史洪流外側的那幾汪清淺池水——其中倒映的，是往昔家園的光影、少年心性的形塑、以及一位文人在時代夾縫中逐漸生成的精神骨架。 就個人而言，我很喜歡讀這一類回首看百年往事的作品，以順暢明晰的文字超越自我書寫，既有還原時代視角的忠實記錄，也有以長者之思爲重新審視記憶並賦予更深遠歷史意味的註解。畢竟—— 昨日的雲雖已飄散，但那些曾在風中顛沛的生命，並未真正遠去。 《昨天的雲》裏最動人的，是一個少年如何在時代的縫隙裏被迫成長。 ——這句話，當我在鍵盤上敲出來時感到熟悉，恍惚了幾秒，想到了去年重讀童書《草房子》時也寫下過類似的句子。但這裏註定是不同的，因爲那個不可忽視的限定詞——“時代”。 但孩子們的對童年的體驗總有相似。儘管，王鼎鈞的童年並算不上浪漫：他出身於一個“由盛轉衰”的士紳家庭：祖輩富庶，父輩清貧，家道不斷滑落。曾經象徵體面的“天棚石榴樹，肥狗胖丫頭”漸次消失，耕作的牲畜從騾馬降爲黃牛，終至賣掉最後一頭驢。然而，正是在殘破舊家的庭院和私塾，他汲取了精神養分——在舊屋的天井邊玩耍，在私塾裏學詩書，從鄉賢長者的言傳身教和母親的智慧與信仰中、在家鄉的集市、祠堂、田野之間理解“天下”的質地。 我在初讀時尚且以輕鬆語調戲謔——是不是名人們寫回憶錄都要從少說祖上三代一一數來，然而在讀完兩冊《怒目少年》與《關山奪路》後，我再回頭看，便不能不嚴肅認識到，在這大時代的縫隙中，他被徹底鍛造的價值觀與人格，不僅來自親歷顛沛而習得的堅韌與清醒，也來自傳統家教與仁愛信仰的烙印。 另一方面，在族人興辦的鄉學裏，王鼎鈞遇到了啓蒙恩師“大老師”。這位新學教師在作文課上嚴斥堆砌辭藻的花腔，要求筆端簡潔明晰，將少年王鼎鈞文章中那些矯飾華麗的句子一筆勾銷，直截了當地改寫成大白話。可以想見，這段經歷爲他日後的寫作首先奠定了一種求真務實的基調，而我們如今讀到的鼎公於語言上的節制與誠懇，正是少年時代潛移默化的結果。 然而，這種衰敗中的耕讀生活也並不持久。動盪亂世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沒有人能真正獨善其身。當家鄉日漸淪陷，家中父母篤定選擇了讓他出走，即便明知外界兇險，仍要把孩子推出家門，因爲留下去只會更危險。 於是，揹負着父母“你走吧，不要回頭看”的囑託，少年一口氣奔出五里路，回望時——故鄉蘭陵已消失在天際 。 我在這一冊最後一句中頓時明瞭爲何回憶錄第一本名爲《昨天的雲》：家庭的庇護和故土的安穩都成爲昨日雲煙，只剩下少年獨自走向未知的前路。 在《一百個人的十年》書評的評論區中，和一位書友討論到這套書，書友形容其爲“如釅茶利口也如清泉潺潺”——我非常認同這個評價。這本書的敘述文字確有一種冷靜且潔淨的美，看似尋常，卻極難模仿。這種“乾淨”同時也是道義層面上的，有一種文人應有的體面，且少有煽情與情緒表演，更不見刻意製造苦難與悲情的姿態。這種語言姿態，正如上文所說，一方面來自少年時代受私塾與鄉賢影響的教徒式的誠實，另一方面，我想則來自戰亂歲月的內在訓練——經歷過真正的恐懼的人，往往難以說出激烈的話。這種冷靜、質樸又維持熨帖溫度的文人氣質，既可見傳統士大夫的涵養與悲憫，又不乏現代知識分子的敏銳和開闊。 這同樣體現在這本書的敘事選擇上：以日常小事填充人物的微光，而少以宏論高喊時代的口號。宏大敘事或高高在上的歷史評說被具體的人與事取代，碎片化的生活場景已足以折射出歷史的影子。例如，爲本書格外添上齊魯大地獨特地域氣息的，是文中反覆出現的對家鄉風物的描繪：蘭陵美酒馥郁醇香、不易揮發，上世紀博覽會上曾獲大獎；煎餅攤上鐵鏊子烙出的煎餅薄如紙、脆如酥，噴香誘人......這些故鄉美食與民俗細節，看似瑣碎，卻營造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即便是我這樣對這些北方生活化場景感到陌生的南方人，也可以在腦海中逐漸建構起一幅20世紀三四十年代山東鄉村社會的立體畫卷。再如寫到鄉村的勞動場景：壯漢們光着上身在打高粱葉，豪放地唱着葷段子試圖傳到女工那邊，引得孩童亦步亦趨，既羞赧又神往。如此富有畫面感的片段俯拾皆是，普通人的生活及世態被細膩地呈現，當一幕幕有溫度的往事在時光中閃爍，之後的山河破碎、世事變遷，才能激盪起更深遠的迴響。 除了鄉村教育與農事四季，日軍暴行與游擊隊割據等宏觀情景也同樣以少年的眼光呈現。例如，當蘭陵陷入戰亂，土匪、國軍、八路軍各支游擊隊錯綜盤踞時，作者透過少年視角觀察到各種荒誕與矛盾：土匪搖身一變成了“抗日自衛隊”，國民黨游擊隊消極避戰卻好喫懶做，共產黨游擊隊幫農民推磨挑水、教唱歌，鄉間甚至流傳出順口溜總結各方特徵——“日本鬼子抱窩，國民黨喫喝，八路軍唱歌”。歷史洪流對個體生活的衝擊和滲透，便經由這種看似不經意間將個人記憶的線索與時代事件並置的交織敘事凸顯。 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些回憶並不僅僅屬於王鼎鈞個人，更是20世紀動盪圖景下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記憶：抗日烽火、內戰離亂……文人的生存命運在那樣的大時代中往往身不由己，顛沛流離乃人生常態。而《昨天的雲》之後的人生軌跡—— 1949年隨時代洪流赴臺，此後又遠走異鄉定居美國，這種跨越兩岸三地的流亡人生，同樣也是20世紀華語知識分子共同命運的縮影。 但不同於許多被時代激怒或被單一意識形態操縱的知識分子，他的選擇始終如一：以筆爲生，保持良知，記錄真相，把寫作視爲安身立命之本。 因此，在他的回憶錄第一冊中，他筆下描繪的衆多人物，無論是貧寒善良的佃農、臨危不懼的縣長，還是隱忍持家的母親、仗義傳道的義士——這些都不是會出現在歷史教科書裏的名字，卻有不亞於英雄史詩的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輝。他深知自己或許是某些往事與人物的最後見證者，因此懷着強烈的歷史見證意識與使命感去記錄那些斷簡殘篇。 其中尤其使我爲之震撼繼而靜默的，是《插柳學詩》一章中以濃重筆觸刻下的“瘋爺”——一位舊時代遺風的鄉紳，在時代錯位中被誣爲漢奸，又湮沒無聞。王鼎鈞不無感慨地發問： “瘋爺的詩自己不留底稿，他寫給我看，是有意還是偶然呢？吾鄉沒有人收集他的詩，今日天地之間，有誰能夠爲瘋爺的感情和心血作證？除了我，誰還能記下這斷簡殘篇？” 當時初讀這一段時，便清晰地意識到，個人回憶錄不僅僅是記錄着以唯一個體的眼光打量、經歷和感懷的時代，更是爲那些記述主體之外的、不見於正史、易爲人遺忘的個體存證，爲時代洪流中無名者的情感與命運留下最後的註腳。而這實在是一種超越私密記憶的宏大情懷，更是一種極爲端正的書寫姿態和歷史意識——不是在自我書寫中沉湎過去，而是藉由對自身經歷的書寫，完成一場與歷史、與衆生的對話。 和此前讀過的諸多回憶錄一樣，這也引起了我對記憶書寫及個人與時代關係的思考。 “一本回憶錄是一片昨天的雲，使片雲再現，就是這本書的情義所在。” 藉由文字之手，將飄散的舊日雲影重新凝聚於眼前，是這本書最動人的用意之一。然而，記憶如何化爲文字？個人經歷如何拿捏於宏大歷史之間？在王鼎鈞筆下，我們看到個體與時代並非對立的兩個層面，而是交織在一起：大時代構成了個人際遇的舞臺，而無數個體的命運又匯成了時代浪潮的底色。 雖然作爲回憶錄第一部，書中主要還原的是少年在抗戰初期的懵懂無知，但也並不迴避諸如“那時，我就應該想到，階級鬥爭完全是可能的”的成年筆觸。於是作爲讀者，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一種隱形的雙重視角——因此得以同時感受歷史進行時的微觀體驗和歷史反思時的宏觀洞見。 或者說，這整一套回憶錄，作者都遊刃有餘地徜徉於個人與時代的邊界處。 一方面，有孩童之眼，忠實記錄着當時所見所感的斑駁圖景；另一方面，也有長者之思，審慎地爲這些記憶定調、註解，賦予其更深遠的歷史意味。 真切生動的真實記憶之上，更有厚重的思想維度。 其次，王鼎鈞深諳記憶的選擇性與文學加工之間的平衡。他在開篇就謙遜地聲明： “我並不是寫歷史。歷史如江河，我的書只是江河外側的池泊。池泊和江河之間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調節......” 這便預先定義了這部回憶錄的性質：它並非對歷史洪流的全知全述，而只是旁逸出的幾汪清淺池水——盛載的雖是個人記憶的碎片，卻也折射出江河般的時代波光。在這裏，宏觀敘事被有意識地留白，只有那些對個人而言銘刻於心的細節與片段被擷取，讓涓滴般的記憶自然而然地匯入時代背景，以期既忠實於自身記憶及其歷史意義，又不因試圖在事後重繪歷史走向而逾越歷史記錄者的角色邊界。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第一本《昨天的雲》出版於1992年。 這個耐人尋味的時間節點，除了是海峽兩岸關係較好的時期，還是恰在91年臺灣結束白色恐怖後一年。雖然這時作者已在美國定居多年，但要發表近現代史作品，仍不得不考慮華語地區的接受度。考慮到需收集整理大量資料，以及寫作編輯等工作，出版於92年的《昨天的雲》，創作應主要還是在戒嚴期間，因此，可以微妙察覺到，作者對許多敏感事件採取了緘默或一筆帶過的方式。之後局勢緩和，續作《怒目少年》開始補敘前書未盡之言，以期還原歷史原貌。而到了第三部《關山奪路》，我找來繁體原版閱讀，提及一些事件見聞語言則更加直白大膽。 見微知著—— 關於回憶錄/傳記創作，個人記憶並非真空中獨白，其書寫往往深受時代語境制約。 因此，作者需要在真相與安全之間權衡，在真誠記錄與自我審查之間尋求最大程度的真實性。 一路讀來，尤其到了第四部《文學江湖》，我們可以看到王鼎鈞的選擇是先保存史料於心、隱忍待時，後終以四卷鉅著將全部經歷傾吐紙上。這便不僅僅是其在動盪前半生中鍛煉出來的謹慎的人生智慧，也同樣彰顯了一位記憶書寫者對歷史的責任感。除此之外，還有記憶書寫所面臨的普遍挑戰，即，受制於記憶本身的模糊與遺忘，早年經歷往往難以還原完整。 我看到過有讀者對此發出感嘆，“人生的記憶，越早忘記的越多”。昨天在讀的韓國女作家崔恩榮，在《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也寫到這樣的憂慮—— “如果不做記錄，我擔心每天都一模一樣的日子最後結成了一團疙瘩，突然就消失了。” 別說鼎公在寫作本書已逾花甲，二十多歲的年紀，我也常感到若不時時刻刻地留心整理記錄，記憶也會像自動打結的耳機線一樣糾纏成糟心的線團，事後試圖直接插入連接，也是接觸不良似的，聲音模糊而畫面遙遠。因此，正如我寫在高中日記本里的，“趁一切還記得的時候”，要一直一直地寫下去——即使我的回憶只有對自己而言的價值——誰知道呢？ 就像讀完《昨天的雲》，以及之後三本回憶錄，我最強烈的感受是——雲已散，池泊仍明亮。 正因有人在不斷地誠實寫作以重現“昨天的雲”，使那些逝去的雲煙化作雋永的文字，後人才得以循着這些文字的指引，窺見漂浮在整個世紀上空的陰影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