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關山奪路：作爲“非勝利者”的見證》 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從《昨天的雲》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到《怒目少年》的“流亡青春的成長與幻滅”，第三部《關山奪路》進一步將敘事退向更深處——在國共內戰的大遷徙與大潰敗中，一個“被時代推着走”的普通青年，如何在輾轉六千餘公里、歷經生死的流亡中經歷恐懼、僥倖、認清，以及最終的逃離。 這裏沒有英雄史詩，當然也非勝利者敘事，只有一個歷經半個世紀浮沉的見證者，以冷靜剋制的態度將往事娓娓道來，使我們得以從部分視角觸摸到那段歲月的脈搏和靈魂。 《關山奪路》從一場幾乎無法及時做出反應的遷徙展開：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天津陷落……繼而——成爲戰俘、徒步南撤、輾轉上海、倉惶赴臺……戰爭中的遷徙，讓少年徹底成爲一個“無根之人”，戰爭用最快的速度切斷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讓人像風中的紙片，落在哪裏、掉進誰手裏，都不由自己，而下一秒是否還能活着，更不由自己。《昨天的雲》裏，他是離家奔出五里路不敢回頭的少年，不過七年，到了《關山奪路》，青年走過的每一處都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短短几年間，青年王鼎鈞穿越六千里土地，也被迫越過無數次生死邊緣。讀時我常常忘記，經歷過如此種種，至1949，作者也不過24歲，然而讀到他當時心態卻感到已如遲暮老人。年僅二十餘歲的他，已歷經故鄉淪陷、政權更迭、生死流離，這些都足以使他迅速失去青春的憧憬和激情。時代的巨輪將個人的夢想碾成碎片，而倖存者只能以過來人的遲暮眼光，提前審視起自己的“墓誌銘”。 在上一本《怒目少年》的評論中，我寫到：“時代需要他站隊，然而他卻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其實無法百分之百認同任何一種身份。儘管幸或不幸地，這種身份上的無根感與流離感，也許成了他後來的文學生命源頭。” 在《關山奪路》中，一步步被形勢推着，這種身份角色的切換則更令人唏噓。過去也讀過不少流亡學生回憶錄，它們大多爲了求學，以學生的身份遷徙各地，最終大多在西南後方彙集，即便炮火硝煙不斷，卻尚有幾年“安心”讀書的好時光。而王鼎鈞，最初是敗落地主家的長子，離開家鄉時是熱血青年學生，後來被迫從軍成爲國軍憲兵與軍需官，最後在內戰即將塵埃落定時淪爲戰俘和流亡者。而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謀遠慮的編劇，也難以寫出的偶然與命運交織——但這又只是千千萬萬個普通個體的縮影。 後世的影視文學作品或許會給其中一些身份編織上浪漫情節，然而，作爲在親歷者的書寫中，我看到的只有倦意和僥倖，以及“苟活”必需的清醒。這也補充了我在上一本寫到的，一代知識青年在那時以及之後的兩岸政治漩渦中的共同命運：沒有任何地方真正屬於他們，也沒有任何陣營能讓他們完全安心，他們唯一能忠誠的，只有自己的判斷與良知。這與某種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無關，作爲被迫裹挾入漩渦的流亡者，他們看見的是人而非主義。 他寫—— “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其實關於1949年的這一段歷史，我們讀過太多宏大敘事，也讀過許多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在關鍵時刻的選擇，以及他們之後命運各異的人生，我也常常做出虛妄的假設：某人在那一刻，重新選擇離開/留下，此後人生際遇又會有如何改變？是得以幸運順遂，還是被添上更多遺憾或者悲烈？總之，都少有讀過這樣一個雙重身份——既是國軍中下層士兵，又是一個終生保持文人意識的個體，講述亂世漂泊求生的曲折艱險，以及小人物在兩大歷史洪流夾縫中頑強求存的命運悲歡。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爲千千萬萬個有過相似經歷，卻沒有能力或沒有機會發聲的個體，寫下一段不應被遺忘的人生經歷。 至於“最關鍵”的——他究竟是什麼立場？ 個人暫且認爲，親歷了國共兩軍的所作所爲後，王鼎鈞對雙方的意識形態都保持清醒的懷疑與警惕。 如果說要進一步解釋的話——基於湊合着也算艱難讀完的繁體豎排的爾雅出版社原版（大陸出版時，相關部門刪除了書中許多有關政黨的評論），我認爲，出於個人遭遇和立場，一方面，他雖然也質疑國民黨軍隊中對個體的粗暴壓制，但這種身處內部的批判更多關注的是官僚的腐敗和失能等方面；另一方面，王鼎鈞一直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動員機制的警惕非常強，這種意識雖然建立在戰爭、俘虜、改造和宣傳這些他自身的經歷，但也難免會有一種敘述慣性，這種批判更多關注一些原則性的東西，例如意識形態和控制等方面，似乎傾向於描述政治對人的吞噬，而對共產黨在部分人羣中爲何具備吸納能力與合法性的深層原因則並不過多着墨。 不過，這也無需過多苛責，沒有人能具備全知視角，要獲得一幅“完整拼圖”，則是我作爲讀者要廣泛閱讀並進行選擇的工作了。 除此之外，在這本書中，我們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他講述的具體細節——那些勝利者的神話之外由無數具體的人與事構成的現實底色，那是意識形態的帷幕背後，原本湮沒無聞卻決定了歷史走向的細節和人心。回憶錄不同於史論，貴在以小見大、以實帶虛。以勝負論英雄的眼光歷史書寫太過輕浮，與其動輒發議論下結論，讓敘事流於空洞，不如儘量減少抽象評判，用具體的細節來說話。 例如，王鼎鈞記述作爲新兵離校開赴前線時的一幕：公路上一位被軍車驚倒的老樵夫趴倒在塵土中，車上一羣新兵竟鬨然大笑。對此，他冷靜地寫道： “我們還是一個‘準兵’，這老樵夫的痛癢已無關我們的痛癢，成爲我們的開心果。以後國府調兵遣將，軍人和民衆始終各有各的喜怒哀樂，彼此很難產生同感。” 素描一樣剋制的文字，寥寥數語，毫無誇張修飾，軍民之間早已失去共情的殘酷現實卻足以被洞見，政權成敗終是與人心向背息息相關的——這比直白的批判更具力量。 不過，即便多年後回憶起來感到羞慚，卻依然是知識分子式的“自省”。他寫戰爭中的“底層百姓”，觀察位置始終在受教育者與媒體工作者的視角，他可以同情，卻難以與他們“共處”，這也是大多數與作者的出身階級與政治立場相似者通常具備的侷限。 他們也許懂得人情世故，也會評價倫理與命運，卻少有真正深入到勞作現場，以此爲基礎來思考經濟結構、階級組織如何運作。至於對底層的“理解”，則往往通過傳統教育所授“道德”來呈現，而不是從他們的生計邏輯和利益結構出發。 同樣令我震撼的細節，還有一處，在上海吳淞口，王鼎鈞帶着老父一同踏上流亡之路—— “此時已是夕陽西下，父親問我：​‘往哪裏走？有路嗎？​’我說，​‘沒有路也得走。​’父親連忙用麪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他提起米袋，環顧四壁，掉下一滴眼淚，好大一滴淚，只有一滴。我心頭震動，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家國之痛，炎涼之憾。” 這裏， 來自老父的這一大滴淚，使我想起齊邦媛在《巨流河》裏反覆描繪，從東北再也渡不過的巨流河流徙到臺南那“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的啞口海，被尊稱爲“鐵老”的父親齊世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每每淚流不止。 他們都是“望鄉臺上的鬼魂”，凝望故土卻再無歸處。 其實我們常讀到特定時期、特殊背景下的作家筆下這種幽魂般的孤寂，而這正是特定歷史背景的寫作者難以擺脫的宿命。正因肩負着替逝去年代發聲的責任，他們的筆纔沒有被異鄉的孤獨吞噬，反而在孤絕中迸發出更強烈的歷史擔當感——他們一生的漂泊無定終需化作字裏行間的見證，否則那些苦難與教訓將淹沒於塵埃。 從這個角度，一如《文學江湖》，一如《巨流河》，或余光中、王文興、陳映真、劉大任、白先勇、琦君和朱天心等諸多戰後外省一代及二代作家的作品，既是其個人記憶的告別，也是代無數同時代人向歷史盡責的一次莊嚴記錄。 正如王鼎鈞《寫在<關山奪路>之後》中說—— “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這種“見證者的使命感”雖貫穿整個四部曲，但到了第三部顯得特別清晰。二十世紀中國的內戰歷史，長期以來在不同陣營的敘述中被各自塗抹上厚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王鼎鈞所做的，正是試圖還原出一些被主流話語忽略或掩蓋的真相——儘管如前文所分析的，他不一定客觀。不過，他並非爲某一方作證，而是作爲“非勝利者”，爲那些被時代拖着走、被戰爭拔掉根的人作證——也是作爲這一代人中，極少數願意、也能夠留下證詞的人。 最後，就個人來說， 這本書裏關於作者生平，我最好奇的，好奇到當時夜以繼日推進閱讀進度也要先弄清楚的，就是在已知人生軌跡大概的情況下——他作爲一個在天津陷落時成爲解放軍戰俘的普通國軍後勤軍需上尉，是如何踏上最後一艘離港的甲板，僥倖逃過此後大陸的政治清洗的。 “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這是我的最後關頭。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我轉危爲安，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我歷盡生死禍福。” 幾度陷入絕境，偏又有“絕處逢生”，天時地利人和恰恰好就到位了。更甚，因戰亂淪陷以不同身份流浪各地的家人，除了早逝的母親，在彼此毫無音訊的情況下，居然也齊齊從各種渠道在不同時間登上了駛向同一方向的大船，最終在基隆碼頭團聚。真如我前面所說，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謀遠慮的編劇，也難以寫出的偶然與命運交織。 從《怒目少年》到《關山奪路》，兩部中間隔了十三年，而鼎公回憶有關這部鋒利作品的創作過程，如此寫到—— “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爲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纔是你的，你纔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出版了回憶錄四部曲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同時也是作家兼鼎公好友的隱地也因此評價，寫《關山奪路》使用了他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這“一輩子的自由”，也許可以這樣理解： 他走過六千里路，丟失故鄉，也丟失身份，最終抵達一個可以暫時停下的地方。 而這真正的“歸鄉”非臺灣、非紐約，甚至也不是臨沂蘭陵的故鄉——而是回到自己，回到寫作，回到見證的使命。

讀《關山奪路》——何以爲人? “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作者是抗戰勝利後的流亡學生，盼來抗戰勝利但有家難回，加之學業前路不定和思鄉思親之情縈繞，便被虛假的招兵宣傳所騙加入了國軍憲兵隊伍，此後開啓長達三年六千七百公里的流亡兵旅。他隨軍輾轉南京，上海，瀋陽，天津等地，親歷遼瀋，平津兩大戰役，迎着內戰的血雨腥風和人間苦難，用自身生命蹚出一條求生之路。 二十一歲的作者被招兵之策無情欺騙，隨後在流亡和當兵途中，經歷兵營的殘酷與冷血。因爲國軍軍隊性質，不得不面對羣衆的仇恨和憤怒，上級兵官的欺凌，孤苦無依的痛苦，戰場上的生命之虞。重重磨難的疊加，鮮活地刻畫了一個普通人在時代的無限掙扎，一個人用血與肉鑄成的真實故事。 這本書以一個普通士兵的視角記錄了國共內戰。從瞭解歷史的角度出發，閱讀此書有相當的收穫，可以清晰看到時代亂局下普通人的艱辛流離，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如水上浮萍一般左搖右晃沒有紮根之處，亂世凡人的命運在戰爭浪潮中被推來蕩去無法捉摸。本書中也可見得戰爭本身的慘烈及它給普通人帶來的血腥與苦難。但我認爲，不如把時代的翻覆和江山的易手暫且擱置一邊，不急於從主義和政治的立場判斷，代入一個沒有定語的“具體的人”的真情實感和愛恨情仇，放下全局視角體驗生命面對未知的波折，則所獲更甚! 作者完全以“人”的角度出發，以人性和人情講述“關山奪路”。寫此書時，作者已經古稀之年，可是他剋制了自己七十多歲的大徹大悟和雲開月明，不在書中灌注人生老來的思緒，不去覆蓋年輕時的真實體驗，選擇尊重二十四歲年輕的自己，將彼時的經歷和體驗流露，以一種重走來時路的決絕的心態完成此書。合上書籍想到此處，令人不禁佩服與感動，這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一個普通人怎樣被戰爭捲進去？他怎麼喫飯、睡覺、行軍、害怕、思念家人、面對死亡，又怎樣努力活下來？對於置身其中的具體的人而言，歷史從來不是幾行簡潔的文字，而是故鄉、親人、飢餓、恐懼、離別，以及漫長而未知的明天。 尊重一個具體的人，就是尊重歷史本身。尊重他的所思所想，允許他擁有自己的表達，無論他的屬性和立場如何。歷史不僅屬於那些改變時代的人，也屬於那些在時代中努力活下來的人。

如果你只能接受一種意識、只能聽見一種聲音，如果你認爲歷史只有一部正史、生活只有一個答案，請不要打開這本書，你不適合讀它。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佔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峯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臺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裏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這些年，咱們中國一再分成兩半，日本軍一半，抗日軍一半；國民黨一半，共產黨一半；專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傳統一半，西化一半；農業社會一半，商業社會一半：由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這一半。有人只看見一半，我親眼看見兩半，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作者等了一輩子來寫這本書，國民黨之於臺灣原居民、之於隨遷的普通民衆從來不是最優解，當然如果有選擇的話，沒有人會選擇戰爭。但是戰爭，不管是我們的國家，還是歐洲、美洲、非洲，戰爭是推動這個世界翻滾向前的邪惡力量，而時代的一粒沙落在個體身上就是一座山。我特別認同作者說的“我們都是弱者”，也在作者年輕時山中疾行從軍的路上反思“你能推開一座山，但山外有山，你能推開連綿不斷的羣山嗎”。如果每一個當下都是戰火紛飛的當下，你沒有後見之明，又怎麼能確定自己選擇了能夠勝利的一方呢，那選錯的一方就該死嗎。歷史長河中有太多成王敗寇，唯有勝利者才能書寫歷史，但個體，不管是成王者還是敗寇者，個體只是塵埃。 在這本回憶錄裏，作爲個體的作者用一己之受想行識，寫一個特殊時代、塵埃般的衆生，他們曾經存在，如同我們現在正在存在一樣，看不見他們，就看不見我們自己，看見他們，也即是看見我們自己。奧地利有茨維格，他渴望歐洲一統、渴望歐盟不再有國界，但他一廂情願的努力被戰爭打碎，後來他寫《昨日的世界》，寫一戰二戰對歐洲的摧殘和破壞，也寫戰後奧地利人民的艱難日常，甫一結筆，便飲槍自殺。我也看過《西線無戰事》，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它太狹隘，怎能填滿生活”。我也讀託翁的《戰爭與和平》，哪個時代的戰爭不是草臺班子搭臺唱戲，你方登罷我方登場，被摧毀的只有個體。而於個體而言，活着纔有生活，生活沒有那麼多宏大敘事，生活是一日一日的蜿蜒，是柴米油鹽，是瑣碎疊着瑣碎。白先勇老師寫《臺北人》，寫盡了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後各個社會階層每一個小人物的心酸悲苦，怎麼不去噴這本書呢，白老師還是國民黨高階軍官的孩子呢。或許是因爲王老這本《關山奪路》是自傳體裁？是因爲非虛構在某種意義某種角度代表了一種真實，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看到這樣一份真？ 但是如果，如果你願意放下成見去讀這本書，那麼你將會看到歷史的另一幅面孔、衆生的不同答案。當下即是歷史，人生必然百態，如若能有人寫我們的時代，能有人閱讀我們的故事，爲我們曾經存在盡力描摹或者蓋棺定論，你願意怎樣生活？你會不會有更多慈悲，對自己對他人？你會不會更包容，看過去看當下看未來？ 我想，答案是會的。 ～～～～～~~~~~~~~~~~~~~~~~~~~ 因爲這本書的書評，開始有噴子噴我不愛國。我想說，讀書讓人明智明禮，如果不能，如果越讀越狹隘，符合自己認知的就擁躉，不符合自己認知的就噴，還請不要讀書了吧。也請噴子們用腦子想一想，如果這本書有問題，那麼你不會有機會看到它。沒有一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縱然國家這個概念也是別人教給我的概念，也請你在罵別人之前，想想你腦子裏這一套罵人的標準是誰教會你的，人人都要跟你一套標準嗎，地球要按照你的標準轉動嗎？ 我愛自己的國也愛自己的家，只是歷史秋風掃落葉般席捲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你想讓每一片葉子都唱一樣的歌麼，不會的，唯一相同的歌是“我們都會死的”，每一片葉子都會凋零。還請嘴下留德，不要隨意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別人，你沒那麼高貴。 ……………………………………………………………… 最近在讀《悲慘世界》，看到一段話，引在最後，“我們只是一個事後的見證人，原野中的一個過客，一個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許是一個把表面現象看作實際情況的人；對一般錯綜複雜、神妙莫測的事物，從科學觀點考慮問題，我們沒有發言權，我們沒有軍事上的經驗和戰略上的才幹，不能成爲一家之言；在我們看來，在滑鐵盧，那兩個將領被一連串偶然事故所支配。至於命運，這神祕的被告，我們和人民（這天真率直的評判者）一樣，對它作出我們的判決。”

【不肯折斷的蘆葦】 ——讀王鼎鈞《關山奪路》有感 《關山奪路》是王鼎鈞先生“回憶錄四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我認爲最出色、最有價值的一部。 被譽爲“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王鼎鈞先生，在書中細緻深情地記錄了他在解放戰爭時期，輾轉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流離坎坷，呈現了火焰山似的動盪年代裏，一代衆生的因果糾結、生死起落，包含關山萬里，血淚青春，家國天下。 這一路生死流轉，兵荒馬亂，危機、衝突、命運各自跌宕糾纏，滾滾如煙，驚心動魄，可在作者筆下，卻如此脈絡清晰，酣暢淋漓，讀來有如章回小說，令人不忍釋卷，而又感喟良久。 除了文學的求美、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解，《關山奪路》最難能可貴、最打動人心的地方，當屬王鼎鈞先生面對個人遭遇、歷史苦難的積極態度與人生境界。 老輩人說，最有人生味道、最具生命力的時刻，正是人困頓的時候。在這本書裏，我們又一次深切體會到，在命運的無情裹挾之下，人是這樣的渺小、脆弱與無助，如同茫茫天地間一片浮萍落葉，飄搖無定，微不足道。 但王鼎鈞卻能夠在此間迸發強大的能量走過崎嶇、邁過坎坷，以不屈不折的生命態度，正視人世間的種種磨難變故。 對於無從把握的命運，他說，“不信書，信運氣，我是歹命，當命運打盹的時候，我就絕處逢生。” 比如在天津被解放軍俘虜時，一顆手榴彈滾到他的大腿跟前停住，他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結果那顆手榴彈冷冷地停在那兒沒有爆炸。 原來那時候用土法制造的手榴彈，平均每四顆有一顆啞火，對此他樂觀地說“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 諸如此類化險爲夷的境遇，他總會說，“地獄裏也會有天使。” 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不止一次地在行文中用“受傷的蘆葦”來形容自己和他那一代人的命運： “壓傷的蘆葦自己不肯折斷，將殘的燈火那是自己熄滅。” 在動盪歷史的疾風勁吹下，雖只能不由自主隨之俯仰，但蘆葦有自己的倔強與堅韌。正如思想家帕斯卡爾那句名言： 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 王鼎鈞篤信，人在壓抑之下，憂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進。於是當左眼被感染差點瞎掉時，他還要在候診室裏閉上眼睛背誦唐詩；在最爲窮苦無望的時候，他還要在竹林裏“如存錢一般”大聲唸書…… 這一切，源於他“一向正視痛苦，反芻痛苦”，源於他所說的“我認爲人生在一場大霧之中，四顧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腳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長”。 也源於父親的無聲教誨——在他的記憶中，“父親沒有說過一句‘想當年’，他幾乎沒有嘆過一口氣……很多老人後悔他當年做過的好事，父親從未說過一句‘悔不該’”。 於是，即便遭遇國事家事雙重摺磨，縱然前路茫茫身不由己，王鼎鈞依然能夠慨然向前，能夠不恨也不悔，能夠在歷盡千劫百難之後，留下這麼一段話： 那是我們受苦的日子。爲什麼受苦？因爲戰爭。戰爭是什麼？是離別，是勞碌，是疾病，是飢餓，是欺騙，是毆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戰爭又是什麼？是忍耐，是鍛鍊，是擔當，是覺悟，是熱情，是理想。 中國人百年來經歷了太多鉅變與動盪，既能直面歷史細心爬梳，又能隱忍剋制徐徐下筆，非有超強的心靈不能爲也。 不難發現，同樣是深情，同樣書寫大歷史中個人命運的離亂，相比許多紀實作品，《關山奪路》更具有一種難得的鎮定與從容，不矜不伐，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平心靜氣，卻有着史詩般的壯闊與觸及靈魂的力量。 人們常說“文學表現人生”，而王鼎鈞先生則進一步提出，“文學應表現精彩的人生。” 對他而言，那一段顛沛流離、出生入死的經歷，無疑坎坷痛苦，不堪回首，但他並沒有如揭傷疤一般，將其寫成控訴與吶喊，把讀者當成訴苦伸冤的對象。 “因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詩人，但詩人未必一定要寫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 所以在《關山奪路》裏，我們不僅聽到了喊叫，更聽到了歌唱；不僅看見了血淚、聞到了血腥，也看到了血淚染成的杜鵑花；不僅目睹山河破碎，更記住了風雨飄搖中，那一根不肯折斷的蘆葦。 不肯折斷的蘆葦，既有思想，又見風骨，此乃讀書爲文的可貴態度，更是處世爲人之難得境界。 寫於廣州

《關山奪路》以王鼎鈞1945至1949年的經歷爲軸，勾勒出國共內戰期間小人物的生存圖景。作爲流亡學生，他被迫捲入國軍，輾轉東北、天津等地，目睹國軍潰敗、百姓流離，甚至淪爲戰俘，最終在時代夾縫中倉皇赴臺。書中既有個體命運的顛沛——從憲兵到戰俘，從逃亡者到見證者——也有對歷史細節的冷峻記錄：拉鋸戰中的“雙面村長”、土改運動的精密組織、民衆對國共態度的微妙轉變，均以親歷者視角還原了被宏大敘事遮蔽的真實。 王鼎鈞以清醒的旁觀者姿態剖析國共成敗的深層邏輯。他揭露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痼疾：軍紀渙散、通貨膨脹、官僚主義；同時客觀呈現共產黨的組織高效與羣衆動員能力，如土改中“引苦串苦”的細緻操作，對比國民黨“抓壯丁”的粗暴失民心。書中更以荒誕細節（如鄉公所雙面領袖像）揭示普通民衆的生存智慧——在暴政與變革間搖擺求生，最終倒向能提供秩序的一方。 作爲回憶錄，《關山奪路》兼具文學性、史實性與哲學深度。王鼎鈞摒棄煽情與控訴，以剋制的筆觸將憤怒與苦難“蒸餾昇華”，既保有散文家的詩意（如“受傷的蘆葦”之喻），又踐行新聞人的求真：他耗時十年考證史料，甚至藉助大陸《文史資料》補全記憶，使個人敘事與歷史脈絡嚴絲合縫。這種“求美、求真、求解”的寫作，既超越意識形態桎梏，亦爲亂世衆生留下一部血肉豐滿的“非官方史”。 王鼎鈞以“倖存者”與“記錄者”的雙重身份，完成了對20世紀中國集體創傷的個體詮釋。他既不美化國民黨，亦不妖魔化共產黨，而是以冷眼洞悉人性與制度的複雜互動。其文字兼具悲憫與銳利，如學者王奇生所言，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在歷史認可的高度上爲時代立傳。作爲跨越抗戰、內戰與白色恐怖的“一代中國人眼睛”，他的回憶錄不僅是個人史詩，更成爲解碼現代中國轉型的密鑰。

我有個私人的偏執準則，時間不可浪費，8分以下的書籍和電影幾乎不看，但本書有9分多，卻讓我覺得過譽了。不是王老寫得不好，而是我們民族這麼沉痛的悲哀，這麼厚重的題材，這麼多的仁人志士，這麼多的飄散零落，應該有很多本足以流傳千年並進入人類文明寶庫的深厚作品來記錄，來闡述。然而，八十多年過去了，以我有限的閱讀量，以我的鄙薄認知，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文壇，都沒有足夠優秀的作品來承載這段歷史。首先我們應該尋找真相，其次我們應該秉筆直書，最後我們應該思考，怎樣避免這樣的痛苦再度降臨，這種兄弟鬩牆的紛爭，太過痛苦。在這紛亂的世界，大部分人只有立場而不見真相，讀到很多地方，很想一書胸臆，但三思之後，只能痛苦的想到，我的這些話語只能帶來爭吵，而不是對於歷史的求知和求真，更不會有心平氣和的辯論，種種戾氣讓人卻步，這可能就是傳說中成年人不爭吧。王老在書中和後記裏反覆提及，關於這段歷史的書，只有《血紅雪白》和他自己的這本書可讀，我想了又想，這不是王老的自負，而是我們的巨大悲哀！ 我又想，本書的評分如此之高，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我們太需要關於這段歷史的好書了，二是其中蘊含的真摯情感。既然只有立場不見真相，那我就來關注每一個個人們的命運吧，而這也是我每每讀史的時候最感到痛苦的地方，亂世人不如盛世狗啊！在命運這個棋盤上，我們每個人都是被大人物調動的棋子，稍有不慎，命運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整個家族、家庭的命運從此就改變了，而大人物在成爲大人物之前，也同樣的被命運和時代這雙手所顛簸，在戰爭時代，一切都是概率事件！作者輾轉從陝西經南京、上海赴東北，又從秦皇島顛沛流離到上海，機緣巧合之下逃到臺灣，他已經是那個時代少數的佼佼者了，但他能操縱自己的命運嗎？即便是那些比他位高權重的人，也無法操縱自己的命運，更何況廣大的老百姓了。準備好兩套接待班子，準備好兩套教材兩幅畫像，爲了主義爭來打去，每種主義都說的是爲民衆謀幸福，真正面對民衆的時候怎麼是另外一副面孔？除了這個畫面，還有很多讓我痛讓我哭又讓我感到非常孤寂的情節和故事，那些追求理想卻被辜負的人，那些在飄蕩的洪流中拼命想抓住些什麼併爲周圍的人做些什麼的人，那個殞命的校長，那個倔強的五叔，那幾個帶着學生輾轉的教育者，甚至那個任人唯親的上校爺爺，都讓我感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時代的洪流中，人是滾動的石頭寸草不生；在大人物的歷史中，普通的個體只是構成的數字、淡出的遠景。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說，我們到達集中營的第一天，納粹告訴我們：看到這空氣中的灰塵嗎？這就是你的父母和同族。 這滄海中的一粒塵埃，沒有人關心你的苦與樂。 顧城說：命運不是風，來回吹，命運是大地，走到哪兒你都在命運中。 慘烈的時代裏，裹挾着每個人的悲劇，小人物的信仰是生存和家人。 世界太可怕了，這要多大本領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能夠存活。 “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爲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爲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挫，多麼苦的果報。 我讀書的時候常拿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來搞“自我心理建設”。十多年以後，對這段話的理解已是完全背道。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有的人可以靠命運翻盤，更多時候只是自然與人禍共同之“擇”。 最後提一本書，也是本書中多次提及的張正隆的《雪白血紅》，91年出版，被嚴厲斥責後此書被🈲️。

就算明知果黨的本質，還是無法投奔光明。嘴上說的是無奈啊，矛盾啊，親情啊，搞得跟聾蠅胎似的，其實就是階級屬性決定了屁股坐在哪邊。 哪怕是從身體上已經被解放了，思想上還是不能接受，只想世世代代當不納糧的東林黨，搞衆正盈朝那一套。所謂“耕讀傳家”的“讀書人”，就是壓在勞動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寫的是逃亡，但文字中沒有怨恨或哀號，而是冷靜剋制的敘述，他不是在控訴歷史，而是在與命運對話。他寫親人離散、理想幻滅、求生掙扎，字裏行間卻閃爍着對信仰、文化與語言的堅持。

這本書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1945至1949年的亂世沉浮。作爲國民黨軍中的青年知識分子，他親歷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在天津被俘後穿解放軍軍服徒步膠濟鐵路，最終遠走臺灣。一路之上，他見證勝利的狂歡與潰敗的狼藉，見過權力場的博弈與人性的褶皺，也在意識形態的鴻溝間掙扎求索——既不認同國民黨的腐化，也未全然理解新的信仰，在迷茫中踏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突圍之路。 最動人的，是書中“以小見大”的敘事力量。王鼎鈞不寫將帥運籌，只寫一個流亡學生的日常：擠在爆滿的列車上爲一餐飯奔波，在“拉夫”的恐懼裏躲藏，因形式主義的訓練受盡屈辱，在俘虜營中見證人性微光。他寫接收變“劫收”的荒誕，寫潰軍如蟻的混亂，寫底層民衆在戰火中流離失所，這些細碎的、帶着體溫的細節，刺破了歷史的冰冷符號，讓我們看見大時代下個體的渺小與堅韌。 文字的剋制，是全書最鋒利的鋒芒。沒有煽情的抒情，不見歇斯底里的吶喊，鼎公以平心靜氣的筆觸，將最觸目驚心的往事娓娓道來。他寫逃亡：“我的路是奪出來的，是搶出來的，是從千軍萬馬、死人活人身上踩出來的”，寥寥數語，道盡顛沛的決絕與求生的意志；他寫離別，沒有悲慟的鋪陳，只在字裏行間藏着故土難離的悵然，讓讀者在留白中品出千鈞重量。